私有化的產權改革與中國人的仇富情結

——民眾仇富情結雜議　　

一、中國民眾的仇富情結與北大教授厲以寧的警告　　

   現在，中國民眾的仇富情結又被一些人蠱惑起來。特別是在勞資沖突尖銳激烈的地方，一些資本的代言人總是拿這個民眾的仇富情結說事，替豢養他們的主子辯護，企圖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罪責都歸結到民眾的仇富上。　　

   記得前幾年，北京大學的厲以　寧　教授面對社會上仇富情結的迸發，就利用全國政協這個講壇，而大聲疾呼中國的民眾不要滋長這種情結，要安貧守道；否則，富者恐懼、資本外逃、失業加劇，中國經濟將遭受資本抽逃之苦。　　

   事件的演變進程真的像我們的厲以　寧　教授所警告的那樣可怕嗎？他的中國警告有沒有應驗呢　　

   在當時，外資蜂擁而至般的空前增長，已無情地粉碎了這個北大教授危言聳聽式的的夢囈之言了。假若我們這里的仇富情結真的威脅到了資本的自我增殖，這些跨國企業的實體資本為何還要拼命在中國搶灘登陸呢！只知道替富者代言的厲先生，為何不好好用自己的經濟學頭腦，深刻探究探究這種仇富情結賴以潛滋暗長起來的現實的經濟、政治上的根源呢！　　

   面對人們的這種仇富情結，還有一些論者揀起了被人遺忘已久的老古董，拿中國的傳統文化開刷，說什么現在復燃起來的這種仇富情結，乃是從中國“患均不患貧”這種古之既有的文化基因中遺傳下來的。好一個“患均不患貧”，難道中國的民眾天生就存有這種仇富情結嗎？　　

   面對社會上的這么多富豪，中國民眾真的就有這種天賦“麗質”嗎？真的就患有這種仇富的“紅眼病”嗎？　　

   對于依靠自己的艱辛勞動和聰明才智而合法致富的科學家、創業者，我想中國的民眾是不會患有這種“紅眼病”的。對于憑借自己的誠實勞動而勤勞致富的，我想中國的民眾是不會患有這種“紅眼病”的。對于富貴不忘本、積極用自己的財富濟貧救急、回報社會的那些富而能仁的慈善家，比如美國的比爾·蓋茨、香港的藝人成龍等，我想中國的民眾也不會患有這種“紅眼病”的。　　

   當今的中國民眾究竟在仇什么的“富”呢？從現實層面上看，無非就這兩類人，一是非法暴富者，比如國企巨頭、銀行、企業管理層、各級政府部門中的貪官；二是富而不仁者。　　

二、中國民眾為什么仇富　　

   翻開中國富豪的發跡史，翻開中國貪官的財產清單，又有幾個是清清白白的。香港中文大學的　郎咸平　教授為何要頻頻發文炮擊國內知名企業的老總們，其意就在于暴露和論證他們資本原始積累的非法性和暴富的骯臟途徑。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馬克思的筆下是充滿著血腥味的。而如今它在中國的自我積累卻文明了許多，完全是一種不動刀、不用槍、不流血的和平積累。在資本的原始積累中，“財產即盜竊”，浦魯東的這個論斷在這些中國富豪的發跡史上得到了空前的應驗。郎咸平在《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言中，就一針見血地揭破了當今中國富豪發跡暴富的最大秘密——“在國退民進中買賣雙方自定價格的交易。”2005年1月24日《市場報》刊登的“國企老總一夜賺了4000萬——改制再現管理層暴富神話”一文，也同樣揭破了這個秘密。在中國的企業改制與產權讓渡中，我們的國企老總、個私老板、民營企業家何以能夠把全民性質的國有資產通過這種資本的購并與聯營、產權的讓渡與股份化，而大批大批地偷運到它們的賬戶中和腰包里，這與它們用金錢美色豢養起來的官場代理人的暗中幫助與保駕護航是分不的。例如安徽阜陽七大個私老板的發跡與暴富，就是在王懷中的一手關照和保駕護出來的。（參見2004年中期的宿州電視報關于王懷中一案的報道）阜陽這幾個個私老板的發跡于暴富，只是這種官商勾結、一體致富現象的一個縮影。　　

  可以說，像這種官商一體式的紅頂商人在我們這里也太普遍了，隨處都可以發現它們的身影。依靠它們暗中商定的分贓機制，官商一體化地暴富起來，也成為了中國企業產權改革的一個特色。正是這種缺乏監督和審計的國企產權改革以及國有資產買賣雙方自定價格的灰色交易，為官商一體化地暴富起來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在對國有資產的低價轉讓買賣中，巨額的全民性財產被買賣的雙方——官商秘密地分贓起來，而偷偷裝進自己的腰包。借助這種分贓機制，我們這里的國企改制實則已暗暗演變成一個催生官商一體暴富的產床。這樣的灰色交易往往是，你“合法地”依據產權讓渡協議或股份改制方案，把國有資產以3000萬的低價公開或半公開地轉讓給我，我再暗中把事先商定的500萬酬金回報給你。在這種一來一往中，全民性的國有資產就改姓“私”了。這種官商一體暴富的老把戲，就是現在的官方報紙也不在諱言了。比如，2004年12月10日的《中國新聞周刊》就公開地曝了這種灰色交易、一體暴富的光。據該刊報道：“現實中，不少官員、商人的財富積累，靠的是上不了臺面的手段。一方面官員利用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之機，穿梭于權力與市場之間，大規模地尋租……另一方面則是部分商人利用權力謀取利潤。……國有企業改革更是創造了不少官商暴富的機會。由于缺乏必要的程序約束，在灰幕之后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不少成為內部人交易。”　　

筆者在提出上述觀點后，沒過多久，就被一個媒體曝光出來的案例所證實。下面筆者轉引過來，供各位讀者參考。　　

一個案例的佐證——《糖衣“炮彈”擊倒縣委書記——5年縣處級  黑金3000萬》　　

   據《第一財經日報》10月25日報道四川省樂山市犍為縣原縣委書記被指控受賄1859萬元以及1330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值得重視的是，檢方所指控的田玉飛受賄1859萬元一項，這之中約70%的贓款來源于樂山東能集團董事長王德軍。2002年，犍為縣川犍電力公司國有股轉讓，樂山東能集團董事長王德軍意欲購買，王與時任犍為縣縣委書記田玉飛“密謀”商定，一旦購買成功，將給田玉飛1500萬元。雙方“密謀”后，田玉飛在縣委常委會上，極力促成了將擁有4.6億元凈資產的犍為電力僅作價4000萬元轉讓給東能集團。王德軍如愿收購后，在2002年至2004年9月間，分17次向田玉飛兌現承諾。　　

  像這種依靠權力的尋租和幫助而一夜暴富起來的人，又怎能不使人患“紅眼病”呢？又怎能不使人產生仇富情結呢！　　

  再者，缺乏同情心、缺乏人情味的富而不仁者，也是招致人們產生這種仇富情結的一個深刻根源。現在的不少富豪們，財雖富了，人情味卻少了，對人冷冰冰的。他們依靠自己大把大把的錢財，出入燈紅酒綠之處，游走美腿肥臀之間，冷發妻、尋新歡、包二奶、嫖小姐，整天沉溺于食色的享受之中，而置社會公益事業、別人冷暖疾苦于不顧。這邊朱門酒肉臭，那邊路有凍死骨。在這種富而不仁、富不濟貧的環境中，如果讓杜甫描繪的這種富不濟貧、貧而致死的人間悲劇老是重演出來，人們能不仇富嗎？　　

   現在，還有不少改制成民營企業的管理者，為了賺大錢、發大財，對職工的剝削、壓榨，無所不用其極。19世紀野蠻資本主義的死灰又在我們這里的改制企業中復燃起來。有些企業的勞動時間單日長達14、5個小時，減壓、克扣工人工資的技法更是五花八門。夏衍筆下的那個包身工的身影在我們這里的血汗工廠里幾乎隨處可見，比如山西的黑磚窯等。在我國勞動力富余、市場供給過剩的剛性約束中，這些企業的管理者玩起了馬克思產業后備軍理論的把戲，以這些等待就業的勞動大軍的競爭壓力，逼迫在崗人員高強度高負荷高節奏地勞動，以滿足它們賺大錢、發大財的私欲。對于這些敲骨吸髓者的財富積累，又有哪一個不是靠工人的血汗和貧困累積出來的。對于這樣的“富”，人們能不仇視嗎？　　

三、消除仇富情結的可能辦法　　

  要消除這種仇富情結的產生，既不能依靠厲以寧式的呼吁，也不能拿中國的傳統文化開刷。根本的辦法也還是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促進國民財富的公平分配，極大的縮小貧富差距。　　

當前，最要緊的就是立刻叫停這種以私民營化為取向、以私有化為旨歸的國有產權改革，盡快消除那些導致官商一體暴富的非市場因素，也即權力的尋租、交易的暗箱操作與官商的勾結問題。通過對尋租權力、產權交易的嚴密監督，通過對企業改制的陽光操作，讓地方官員的權力無法尋租，讓投機商人無法依靠權力的幫助大發橫財。同時也還要通過嚴密的財產收入審計，把那些在體制轉軌、產權交易中非法偷竊出去的國有資產，再從那些暴富者的小金庫和個人財產帳戶中追討回來，或用來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或用來發展實業、增加就業……　　

  節制資本貪欲，增加勞動報酬比重。誠然，資本、勞動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這是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共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要求。然而，作為一個人民的政府，在資本與勞動的利益調節中，義不容辭地站在弱者的一方，采取各種有效措施節制資本的非法增殖和過度的貪欲，也是極其重要的。我們現在雖然也強調公民和諧社會的構建，強調資本與  勞動的和平共處與互利合作，但我們也不能鴕鳥般地回避或漠視兩者利益上的根本對立，以及殘酷剝削下的尖銳沖突，通鋼事件的爆發就是一個極慘痛的教訓。馬克思通過《資本論》而闡發出來的資本與勞動對立沖突關系上的經典論述，我們決不能漠視，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論，我們雖不再提，但資本的剝削率也必須被我們節制在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限度之內。否則，我們又何以自稱為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維護者、代表者、實現者呢！如果我們老是替富人、資本、企業管理層等小團體的利益考慮，替它們代言、謀利，我們的執政為民還能讓人置信嗎？到底為的是什么樣的“民”，是以資本、企業管理層、個私老板為主體的“富民”，還是以社會大眾為主體的“貧民”？這是一個關乎“為了誰”的大是大非問題，我們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決不能含糊其辭地騎墻在資本與勞動的利益沖突之中。　　

  另外，我們這里的富豪們，其道德情操、人生觀、價值觀，也還需要我們的黨和政府代表廣大人民，按照創建公民和諧社會的發展要求，很好地引導和改造一下。要盡快促成他們從原來富而不仁的歧途上，向富而能仁的方向上逐步發展過來。要引導、激勵他們向中外著名的慈善家陳嘉庚、邵逸夫、成龍、比爾·蓋茨等人學習，發財不忘本，回報社會獻愛心。正如《六韜三略》中所告誡的那樣，“惠施于民，必無憂財。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生其眾則敗。”這說明只有富而能仁，貧富才能和諧相處。　　

   所以，要消除當今中國仇富情結的滋長，就必須采取經濟、政治上的種種措施，重塑財富的正當性，重塑富者迷失的心性，重塑財富的分配格局，要讓富者充滿慈善心。只有像古代的仁人君子那樣，取財有道又充滿愛心，也即富而能仁、惠施于眾，資本與勞動、貧與富之間的對立情結才能化解，公民和諧社會的建設才有堅實的根基。　　

  面對中國民眾的仇富情結，我們的政府不應再怪窮人們的紅眼病了，而要多思一些阻止國企產權私有化改革、節制資本貪欲，促進富而能仁的辦法來。　　

　2005年3月25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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