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漢族在歷史上是個農耕民族。因此，來自他們實踐的語言文字，往往和“農”有關、是由對“農”的觀察而來。比如，農民種莊稼，免不了和蟲打交道，因此，由“蟲”組成的詞匯，就顯得特別豐富，不僅為無數的中國人喜愛，而且被運用得得心應手。

    這里略舉幾例，看看中國人的“蟲詞”的豐富性與運用之精妙。如：糊涂蟲。比喻那些不明事理的人；應聲蟲。比喻那些胸無主張，隨聲附和他人的人；害人蟲。比喻損人利己、干盡壞事的人；可憐蟲。比喻懦弱愚昧的可憐人。懶人，被稱做懶蟲；坐享其成，不勞而獲地去貪污、和侵占國家、集體財產者被稱為蛀蟲，等。此外，還有“象條蟲”、“象條龍”的說法。總之，各種人、各種行為、狀態的人，都可以拿蟲來比喻。不僅“可以拿蟲來比喻”，而且，離開“蟲”，你想不出更好的詞匯去形容他，簡直是非蟲莫屬了。

    農耕社會生產實踐中提煉出來的這種“蟲詞”的多樣性、豐富性，決定了其運用的廣泛性和針對性。上到達官貴人，下到平民百姓，幾乎無不運用過這些“蟲詞”予人，或被人家把這種“蟲詞”用到自己身上。不信你想想：晚上輔導自己的孩子做數學題作業，結果孩子老是聽不懂，你因想看電視而沒有了耐心，隨口而出“糊涂蟲”，罵了孩子。再想想過去，自己不也被老師和父母說過糊涂蟲嗎。至于“應聲蟲”，那體會就更多了。單位（機關）開大會，領導在會上做報告，老奶奶的裹腳布似的，聽眾巴不得散會，結果，報告者話音剛落，那個會議主持人，就1、2、3、4，甲、乙、丙、丁地說了一通“重大意義”、“重要精神”等，講個沒完，那些巴不得散會的人，心里忍不住在罵一句：應聲蟲。我想，除非你一輩子沒有參加大會，凡參加過大會的，一定有過這種經歷。當然，上面說的“糊涂蟲”、“應聲蟲”，只是一般的運用，但這種“一般”運用，也是有區別的：對你的長輩，你不能用這些詞兒，否則，變成有失體統；對你的上級，也不能公開用，最多只能在心里嘀咕，否則，就是自找倒霉。這還是特色社會主義時代。如果時間倒回皇帝老二統治時期，誰敢講皇帝是糊涂蟲？中國歷史上出現過許多的昏君，其在位的時候都被吹捧成“明君”，甚至連放的屁都是香的，大臣們對皇帝的屁話，回應的都是“是”、“喳”等。對這些應聲蟲，不僅史書上有明確的記載，而且電視的皇帝戲里，都有活靈活現的鏡頭。好在封建社會沒有電視、廣播，如果有電視、廣播，那些大臣還不知要圍繞皇帝的屁話，寫出多少吹捧皇帝的“應聲”文章來，那不把今天的史學家累死？總之，再糟糕的皇帝，當朝的史學家是不能寫他的糊涂事的。就是司馬遷那么偉大的歷史學家都做不到。在封建社會是這樣，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對復辟稱帝的袁世凱，他周圍的那些人，也沒有誰敢說他是糊涂蟲。按道理，他倒行逆施，逆潮流而動，又和日本搞了賣國的21條。糊涂得不能再糊涂。楊度，就是后來加入共產黨的楊度，還為他的復辟寫了《君憲救國論》，胡說“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于亡國而已……故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為袁世凱做皇帝制造輿論。還好，那時寫文章的人，還不懂腦筋急轉彎，如果遇上今天練成腦筋急轉彎功的筆桿子，把袁世凱的稱帝，寫成“中國特色的三民主義”，把袁世凱的21條，寫成“加速溶入國際板塊”和“與先進的日本經濟接軌”也未可知。他如果那樣干了，有可能把孫中山那個大炮也忽悠過去，讓孫中山的身后背上糊涂蟲的黑鍋。當然啦，袁世凱如果思想解放一點，不過分看重那身龍袍和皇帝二字，就掛個總統名，甚至總統名都不掛，讓某個臣下做掛名總統，只需把軍隊拿在手上，自己躲在后面說了算，待遇難道比皇帝少了嗎？地主階級的利益難道不維護得更好嗎？世間沒有后悔藥，如果有后悔藥，我想，袁世凱也會這樣做的。那袁世凱的下場和歷史對他的評價，又是另一回事了。就這一點看，袁世凱自己對自己也辦了糊涂事。結果，不僅楊度寫了反動文章，既成了糊涂蟲又成了袁世凱的應聲蟲，而袁世凱只做了83天所謂的皇帝，就在全國人民的一遍反對聲中倒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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