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者按：資改派及其代言人自由派漢奸文人，本來就是反華勢力在體制內的內應，與所謂異議作家互相配合，推動顏色革命。他們怎么會抗議反華活動？所以，當中國代表團退場抗議時，自由派人士自然會紋絲不動。資改派竟然安排這樣的自由派漢奸文人加入代表團，出國參加國際書展，并上演一場反華大戲，也算是千年未有的怪事。

宋魯鄭：法蘭克福書展與新東西方關系

發布: 2009-10-22 作者: 宋魯鄭

一年一度的法蘭克福書展，中國首度成為主賓國，這也是國慶六十周年之后在國外最大規模的一項與中國有關、展示中國國家形象和軟實力的活動。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赴這一全球規模最大、號稱“出版界的奧運會”的書展主持開幕式，足顯中方的重視。當然德國邀請中國做為主賓國，也是對強勁崛起中國的認可，也可以認為這是中國從經濟崛起到文化崛起的一個象征甚至轉折點。面對這一全球最大的文化交流平臺，中國不僅派出了50位作家、數百家出版社和1000多位藝術家的龐大參展隊伍，還有一千多冊書被譯成德語。從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講，中國是盡了自己的責任。

然而，書展卻一波三折。先是大會邀請海外的異議作家參加，后又邀請熱比婭、西藏流亡集團與會，舉行演講和各種宣傳活動。當然從善意的角度理解，德國是把他們都當作中國人和中國的一部分來看待，期待展現甚至推動統一的中國。不過以君子之心度君子或小人在國際舞臺上是行不通的。德國主辦方此舉恐怕是別有用意。

中國的經濟崛起，特別是去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今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這一硬指標和鐵的事實西方無法否認，也不敢象對待沒有真正政治、經濟主權的日本搞什么廣場協議，更不敢象對待弱小的非洲國家一樣搞政治前提條件，但這并不等于西方甘于承認自己全面衰落的開始。于是另辟蹊徑、轉換戰場，要在它們五百年間崛起過程中形成的意識形態大戰中維系自己最后的尊嚴。于是在不得不接納中國的同時，也借邀請這些異議人士、分裂人士達到自己的目的。

西方此舉，一是可以突出自己倡導的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理念等價值觀。二是出面令中國難堪的仍然是中國人自己，它們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價。中國人內斗或制造中國人斗中國人的場景是西方非常樂見的事情。

說到西方的新聞自由，大家還應該記的德國的張丹紅事件，她只不過客觀報道了中國----事后的調查顯示她沒有任何編造或夸大之之詞，就被迫辭職。今年國慶大閱兵，德國國家電視二臺駐華記者在閱兵之后采訪了一位中國中年男性。這名男子面帶微笑，用中文高興地說：“我想看（閱兵隊伍）。”電視里聽到的同聲翻譯竟成了“這是一個恥辱，我想看”。不知道如此新聞自由的德國如何還有什么資格代表西方向中國打這樣的牌？就是美國，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安妮塔鄧恩今年五月由于贊美中國已故領導人毛澤東：她在演講中對學生們說，毛澤東和特蕾莎修女是“永不放棄并堅持用自己的風格改變世界的人的代表”。竟然遇到遭到強烈批評。請問這是不是干涉言論自由？如果鄧恩對中國領導人表示批評，中國進行抗議，算不算干涉言論自由呢？

不過本人還有一問：如果德國邀請美國前任總統布什參加書展，舉行討論會，同時在會場又邀請那位全球知名、得到阿拉伯世界普遍歡迎和支持、向他擲鞋的英雄記者—記者，新聞自由的化身嘛，是否美方會不退席？是否會不抗議？

當中國代表團在會場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無不以退場表達立場。倒是一位雖不是作家而卻是知名自由派人士的清華大學秦暉鎮定自如的紋絲不動。我對這位秦暉教授也有一問：如果有人邀請你去赴宴，而且你是主角，比如過生日之類，結果你卻發現有你最不喜歡的人在場，還向你表示抗議，請問秦暉先生，你是繼續紋絲不動，還是抗議退席？其實這個道理這同樣適用于德國。中國是德國邀請來的貴賓，就應該給予足夠的禮遇與尊敬。這種一方面笑臉相請，另一方面又竭力敗壞客人胃口之舉是否有違文明西方的待客之道？如果這種行為是西方的傳統，何以G8會議召開的時候，要將抗議者遠遠隔開，甚至動用警力彈壓？為何不讓他們也與會呢？

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直接面對面的遏制和打壓已然無心無力。于是這種曲折的手法便成為首選。西藏、新疆、臺灣都是中國自己的利益，拿中國的利益與中國博弈，成自然是撈一把，敗也自己無損，也是這種思維的體現。至于他們收留的流亡在外的異議人士，這個時候自然也就發揮了用場。制造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國人羞辱中國人的西方自然可以坐岸觀火，火中取栗。這里不由得使人想起世界著名的異議人士索爾仁尼琴。他由于批判蘇聯的制度，而被剝奪國籍、驅逐出境。最后美國收留了他，并且給他“美國名譽公民”稱號。然而，心知肚明的索爾仁尼琴閉門不出，絕不做西方反對自己國家的棋子。在他少有的公開活動中對西方也是嚴詞批評，并且公開聲明西方民主不適合俄羅斯。其實中國也有過自己的索爾仁尼琴。他就是百日維新運動的主將梁啟超。維新失敗后，日本不惜與清政府正面沖突將他護送脫離險境。為此，梁啟超一度寄希望于日本幫助實行中國的革新和復興。但他很快發現日本收留他只是用于對付中國的一個棋子，于是便于放棄了對日本的幻想。無論是中國的“索爾仁尼琴”還是俄國的索爾仁尼琴，何以都無法影響到這些異議人士呢？不過，我倒有一句話送給他們：中國越強大，他們越有用。但當強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就一分不值了。

至于中國，在面對西方的燦爛笑容的時候，還是要保持足夠的戒心和耐心。雙方文化不同、制度不同，而且西方文化歷史上看一向具有擴張性，曾和無數文明產生強烈的沖突。幾年前的“九一一”只不過是最新的一例。以中國現在的實力，并不必急于加入西方價值體系為核心的活動或組織。相反沒有中國的參與，反而是西方自感缺乏代表性了。像中國對G8的冷淡并借全球經濟危機成功成為G20的始創國，不但免去加入時要付出的成本，還更避免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當西方需要中國時，需要中國的參與時，就必須尊重和接受中國的規則。這恐怕是此次法蘭克福書展的一大教訓和收獲。

中法：加深誤會還是增大了解？

發布: 2009-10-23 |  作者: 宋魯鄭

閻連科是當代中國知名的作家。雖然自己來到法國多年，但畢竟是中文系出身，對文學的興趣仍是割舍不下。就是閻連科兩部有爭議、沒有公開出版的作品也曾一閱。所以當鳳凰書店邀請我參加“閻連科巴黎讀者見面會”，一度猶豫之后，還是決定前往。之所以猶豫，還是和自己過去參加過的、包括電視里看到過的、法方組織的幾場類似的活動有關。今年國慶節中國舉行盛大的閱兵式，展現六十年成就。第二天法國電視臺就組織了討論會，題目就是：中國是我們的敵人嗎？從這個明顯帶有冷戰色彩的主題，就可想而知談的都是些什么內容。在法國十年，法國人的套路也算是摸個大概。說白了，不過是對中國的崛起不服氣，甚至恐懼，總想從意識形態方面展現它們的所謂道德優勢，自我麻醉而已。但我之所以最終去了，還是因為對閻連科抱有些許期待。雖然他的部分作品沒有公開發行，但畢竟他的長篇小說《受活》獲得過第3屆老舍文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及第2屆鼎鈞雙年文學獎，他的文學成就還是得到公平的承認。以他的天分和作家對社會、人生的敏銳觀察力和獨特視角，他應該不會僅僅是一個被外界包裝的“異議作家”。

在這里，還是要多說幾句活動的主辦方、座落在巴黎市中心的鳳凰書店。這是由法中友協主席貝熱龍先生1964年創辦的，專門營銷來自世界各地的中文書籍。考慮到當時中法尚未建交，中國仍然被排斥在世界視野之外，貝熱龍先生之舉實有開天辟地的預見性和創見性。中法建交后，更成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中國著名的作家巴金、王蒙都曾在此舉行過讀者見面會。不過令人想不到的是，八十年代初，一批極右冀人士對之發動了暴力攻擊，不僅光天化日之下闖進之后打砸搶，還使用燃燒彈燒毀了這家書店。書店的核心梅蓮女士受到重傷，并成為她今年英年早逝的誘因。很難使人想象這種極端排外的事件居然發生在人權立國的法國，而且就發生在距巴黎市政府不遠的繁華地帶。其實法國令人想不到的事還有很多，搞民主搞了上百年，到第四共和國的時候（1945至1958），居然到了發生蔓延全國的軍事政變、前去鎮壓的軍事力量紛紛倒戈的地步。

見面會在鳳凰書店的二樓，三十人左右，以法國讀者居多。閻連科簡單的介紹了一下自己的作品，就開放提問。果不其然，三分之一左右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文學問題。法國讀者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他的幾本書是否能夠在國內出版。我想這位讀者能夠冒雨（當天下雨）來到會場，自然對閻連科的作品十分了解，此問題恐怕是明知故問了。當他得到閻連科明確的回答后，滿意的笑了，其他觀眾也滿意的笑了。然后能感覺到會場上彌漫的法國人的那種優越感。閻連科先生的回答自然不錯，只可惜不夠完整，他應該說他的部分作品不被公之于眾的的同時，其它作品還獲得國內的大獎。這些他在國內很重視的榮譽，何以到了法國就不愿意提了呢？其他的政治問題還有他是否參加了德國法蘭克福書展。這次法蘭克福書展，德國一方面邀請中國做為主賓國，另一方面卻又邀請流亡的異議人士、疆獨、藏獨代表與會，令中國難堪。這種陽一手、陰一手的做法卻在歐洲得到廣泛關注（可參看本人文章《法蘭克福書展與新東西方關系》）。提問之人顯然也是心知肚明，不過是要通過閻連科之口再爽一次罷了。

就是與閻連科作品有關的問題，也同樣帶有這樣的色彩。一個讀者問“面子”問題。閻連科的回答卻是很出乎人的意料的，他在講面子和尊嚴的關系時，居然把奧運會和國慶六十周年閱兵聯系起來。認為是為了面子而失去了尊嚴，并認為這是西方對奧運會多有批評的原因。我是在法國觀看的北京奧運會，到現在都沒有看到一個對北京奧運會持批評態度的法國人。就是一向挑剔的法國媒體也少有的表現正面。而且認為達到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至于奧委會來身更是用“無與倫比”來贊美。可以說中國把西方的奧運會揮灑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既有面子，更有尊嚴。閻連科先生何以就有此結論呢？而且以我的觀察，現場法國讀者的反應似乎并不認同他的說法。

還有一個問題和他反映河南愛滋病村的小說有關。不過這位讀者是這樣問的：我也想去那個地方，但沒能進去。閻連科的回答堪稱“錦上添花”：“因為你的臉太不中國了”。會場自然是得意的笑聲一片。我也深知法國人很會體會這種“惡之花”般的快感。閻連科先生還覺味道不夠，繼續補充：他們（病人）并不知道我是作家，如果知道了，我也去不了。

類似的閻氏“錦上添花”還有不少。一位讀者詢問作家對社會的改變。他出口就是：再偉大的作家如魯迅，都比不過毛澤東、斯大林和希特勒一句話。我還記得今年德國一個廣告把毛澤東、斯大林和希特勒并列，引起中國抗議。原來閻連科先生也有德國之風啊。令人尊敬的倒是那位中國翻譯，僅以“政治家”一語帶過。他還是有中國人最起碼的自愛和自尊的。但閻連科先生顯然并不滿足，再次將三人并列，這位翻譯無奈之下只好翻譯出來。閻連科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毛澤東的影響巨大而正面。我攻讀博士的巴黎十大，進門之處就貼著廣告：上寫反對帝國主義。署名是：法國毛派共產黨、意大利毛派共產黨、土耳其毛派共產黨，并附有網址和郵件聯系方式。這還是歐洲，還是民間和學術單位， 美國則于今年五月更發生白宮高官在向學生講話時直接贊美毛澤東，把他與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特里莎修女并列。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紀念圖書館就陳列著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二十世紀十位偉大政治人物的塑像（但沒有他把毛澤東并列在一起的希特勒的塑像）。可是身為中國人、身為中國人的精英知識階層的閻連科卻何以將毛澤東與斯大林和希特勒并列呢？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歷史觀？

閻連科先生的“狹隘”還表現在他對自己創作的一個評述上：我很慶幸出生在河南。河南是中國的中心。我家鄉所在的市又是河南的中心，我家鄉所在的縣又是這個市的中心。我所在的村是這個縣的中心，出生我的院子又是我們村的中心。其實，他只要再加一句話就完整了：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他突然表現出來的民粹令人大出意外。在地球村的時代，普通人都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視野，何以一個作家仍然有如此濃厚的民粹思維呢？

閻連科先生應該知道，他之所以有足夠的財力來到法國，之所以有這么多法國讀者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甚至冒雨來參加這個活動，完全是和中國的發展與崛起分不開的。中國如果現在是清朝，是中華民國，他會有面子嗎？他會有尊嚴嗎？他會有法國讀者和粉絲嗎？二十年代的時候，美國大學討論的題目是“是否應該肢解中國”，雖然法國媒體還殘存冷戰思維，但也只能是把中國當做勢均力敵的未來的敵人而不是肢解的對象。這是一種什么變化？閻連科先生還應該知道，法國人受媒體的誤導對中國存在太多誤解，他應該告訴法國人一個完整的中國，一個有問題也有進步的中國。然而，在他的作品里，在讀者見面會上，他告訴的仍然是法國媒體的翻版，請問這是對讀者負責嗎？還有，他應該明白，在當代戰爭已經不太可能做為國家競爭的選項時，其他手段：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將越來越成為首選和主要的方式的情況下，面對這些讀者的問題，他體會不出后面的國家較量嗎？做為作家，做為中國人，他是不是應該捫心自問呢？

至于這些法國讀者，你們對中國文化有興趣，這是很值的贊許和肯定。這應該也是法國包容并蓄民族特點的一個表現。然而，如果你們仍然從西方優越論來看待中國，恐怕是有時代錯誤之感的。難道你們不知道自已的模式已經走不通了嗎？2007年法國總理已經公開宣布政府已經破產。今年1至7月份，法國財政收入僅1200億歐元，赤字卻已高達1030億歐元，透支幾乎是一倍。就是你們的政治，現任總統由于認為被政治陷害而控告前任總理、面對回扣金額高達五億美元的軍售腐敗案，國防部以國家機密為由拒不公開檔案，所有嫌疑人不得不無罪釋放。就是在今天，總統薩科奇不顧反對執意要讓他的年僅23歲、尚是一位大三學生的兒子擔任巴黎西部拉德方斯商業區----歐洲最大的商業區----公共管理機構(EPAD)主席嗎？而這位總統為給他兒子的前程鋪路，先把擔任公共機構主管的限制年齡從70歲縮短到65歲，再借此反對拉德方斯商業區管理機構滿任主席帕特里克·德維吉昂留任。一個政治和經濟表現如此的國家還有什么資格對他人指手劃腳呢？

我相信，再過十年至多二十年，閻連科這樣的作家在西方再這樣表現的話，已經不會再被接受。西方討論的話題也不會再是中國是否是敵人，而是怎樣才能成為中國的朋友。當西方不得不平視甚至仰視中國的時候，閻連科式的作家還會再有嗎？即使用，在西方還會有市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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