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波

正確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必須站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甚至一萬年來輝煌文明的基礎上、必須放眼于世界文明史中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的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才能找到解惑的正確途徑和答案。

一、是無與倫比的上萬年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奠孕育了這么一代無與倫比的政治偉人

對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歷史地位進行正確的定論，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精神源動力進而關系到人類文明的根本走向這樣的大問題。對中華文明來說，“西方”的有意或無意的曲解是次要的，關鍵是我們自己對偉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認識和真實的了解，這才是歷史的悲哀！我們必須透過歷史的層層迷霧使我們對文明的認識盡量向歷史的真本靠攏。中華文明只有“五千年”嗎？中華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嗎？還是讓我們打開人類長河的閘門，仰看中華文明之光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

歷史當然不能重復，也不能“復制”，但歷史就“埋”在我們的腳下，“散落”于民間，“粘貼”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從現今考古史料中，我們可隨便采擷幾個實例以之繩證：我國北京山頂洞人約在公元前2.5萬年前后就進入了農耕文明，其年代遠遠超出其它較早農耕文明（如時間約在公元前1－0.7萬年的西亞“新月形沃土地帶”農耕文明）1.5萬年以上；距今1.2—1.1萬年前的廣西柳州大龍潭和廣東英德青塘圩遺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飾有繩紋，而此時人類的另三大文明還基本處于蒙昧階段；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古文化遺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雛形，比之古埃及、巴比倫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約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約8000年前的骨笛，多為七孔，具備音階結構；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中發現窖穴達88個之多，儲藏粟的總量約10萬余斤之多；中國玉器業的發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獨樹一幟；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已中充分顯示了中華先民紡織業的發達，中國絲織物后來成為古代文明史上橫貫中西最為耀眼的彩帶；江蘇金壇三星村石鉞的出土說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備軍；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奴隸殉葬，反映了制歷權（社會政權）的形成和神權的高度集中；湖南澧縣古城墻的發掘證實我國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墻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現；天文歷法獨領風騷，七日星期制的使用遠遠早于猶太人”、“巴比倫人”2000年；牛河梁遺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規模宏偉，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1）．．．．．．這些偉大的歷史因考古的發現而與被我們當著神話講了幾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機結合起來，使中華近8000年國家文明史的面目顯露端倪。中華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計五千年，中華文明是“一萬年”！偉大的史學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斷代》的作者董立章先生“挺奮進之孤師，付十數年之功力”，通過考古學、古文獻學、考古年代學、古天文學、古氣候學氣象學等的綜合研究，得出了驚人的歷史結論：隨著以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為基礎的華胥氏超級部落聯盟（已具半國家性質）勢力的漸衰，而發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漸東進的伏羲部落，與東夷女媧部落聯盟后形成巨大族團，大規模從山東、江浙西進北進，于公元前5341年統一中原，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中華伏羲奴隸制國家誕生了。它西起關隴，東致大海，南括長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遼，其遼闊版圖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倫所無法企及（2）。壯哉！

從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隸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個奴隸制王朝——商朝的滅亡，莽莽蒼蒼3000年，期間主要經歷了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唐、虞、夏、商等十個朝代，主要大事紀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稱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戰；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亂；公元前2780年統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鯀、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統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統一川陜（3）。就這樣，在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進程中，中華民族猶如人類歷史的火車頭，執人類文明之牛耳呼嘯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紀，已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封建領主制的國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經春秋戰國——人類文明史上最具改革與活力時代文化的大積累，到秦皇漢武——統天下而修法度，外擊強奴內舉經濟，使得強大封建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綜合實力雄渾無比，化解了來自中亞、西亞兇悍蠻族的進攻并將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諸如古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羅馬極早就被游牧蠻族滅亡的命運。此后的中國歷史，無論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時期，還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統一大帝國，中華文明始終以其無可替代的先進性和獨特性，逶迤磅礴至人類發展的近代前夕。完全可以這么說，在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大多數歲月里，中國的綜合國力雄超于世，國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華科技特別是“四大發明”徹底改變了歐洲進而整個人類近代的歷史進程。所以說，不是中華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之首還是之尾的問題，而是中華文明遠遠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發祥以來從未間斷延續至今。正因為有如此偉大的民族和文明，才孕育出如此杰出的人物和思想。這是天人合一，今古相通，相得益彰，時事造就。毛澤東——人類一代天驕，領中華文明之真諦，集中華文化之大成，吸西方文明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之精髓，在人類的二十世紀里橫空出世、天馬行空，猶如黎明的夜空升起了冉冉不落的太陽！

二、正確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時代的呼喚和歷史的必然

毛澤東已離開我們二十六個年頭了，但人們——包括世界大多數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不僅沒有消減對這位歷史偉人的懷念，而是隨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化越發加深了對偉人的懷念和理解。今天人們來崇尚毛澤東，既不是“懷舊”，也不是“文藝復興”。對中國人民來說，崇尚毛澤東與愛國主義有著歷史的必然的聯系，它喚醒起人們普遍的愛國熱忱，振蕩著人們內心埋藏已久的民族自尊與自豪，尋回似乎早已離出的良知與正義。對世界人民來說，直面帝國主義更加變本加厲的壓榨第三世界人民，尤其以美國為首的邪惡帝國勢力動輒就用戰爭來對付敢于為正義抗爭的弱小國家和民族，用不正當不合理的政治的、經濟的秩序來蒙蔽欺凌第三世界國家，正義清醒的人們何嘗不懷念毛澤東執掌正義、搏擊風浪、為人類正義和第三世界人民撐腰的豪情；何嘗不懷念毛澤東叱咤風云、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如紙老虎的膽略氣派；何嘗不懷念毛澤東縱橫捭闔、又斗爭又團結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邪惡勢力于股掌之中的策略藝術。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和人類的正義來說，世界半個多世紀來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與實際表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真諦的升華、是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和鞏固社會主義成果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無價法寶，是人類良知與正義的試金石。是毛澤東最了解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而又胸懷世界海納百川，還是在長沙求學中華處于最落后黑暗時的青年毛澤東就說以中華為主體的東方文明至少與西方文明各占半壁江山。他吞吐江河、文博海內、氣蓋環宇，不管是民族困厄之時還是昌盛之際始終保持著中華大氣和民族自信。在毛澤東看來，千古一帝的秦皇、武功蓋世的漢武只是略書了歷史的文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中經濟極度繁華的唐宗宋祖不就稍顯了風華；而橫掃亞歐大陸的成吉思汗只不過是一介武夫罷了。而諸如歐洲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中世紀的查理大帝、被近代歐洲所推崇的拿破侖等則更只是匹夫兺勇罷了。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俱往已，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唯我人民！正因為領袖心中裝滿了人民、貫穿著正氣，人民才永懷念，歷史才永遠銘刻。

一二十年來國內外痛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人們極盡詆毀、污蔑之能事，妄圖從各方面來貶曲、抹黑領袖的偉大和思想的光輝。但歷史與現實正反兩方面教育著有良知和正義的人們，結果是無數青年從迷茫中覺醒，無數民族與愛國主義者義憤填膺，無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痛定思痛。他們又一次尋找思想的源泉和精神的動力、又一次從心底迸發出民族的自豪和愛國的激情、又一次堅定了消滅剝削、壓迫、腐敗、邪惡、不公、不正奔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美好未來的信念和決心。他們找到了心中永恒的燈塔——毛澤東！他們找到了取之不盡的精神之源——毛澤東思想！

在上個世紀共產主義運動蓬勃發展、革命領袖后繼勃發之時，資本主義世界土崩瓦解了，社會主義在蘇聯、在中國、在東歐、在東南亞風起云涌；然而，在毛澤東仙逝后的十幾年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大廈在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和修正主義的自孱內耗下轟然倒塌了，而閃耀著毛澤東思想光輝的《九評蘇共》還是句句如芒，赫魯曉夫、哥爾巴喬夫們，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人類的解放史一定會將爾等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現在，從世界范圍來說，雖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迷之時，但資本主義制度殘酷剝削的本質、虛偽的民主自由和打著人權而行其殺戮霸權之實的行徑也正在被全世界人民所重新認識，毛澤東思想正又一次讓拉美、東亞南亞、非洲、歐洲的勞動人民所景仰！人民在覺醒，勞資矛盾在激發，民族主義猛回頭，愛國主義在升華，新老社會主義者更是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大旗英勇前行！如果將第三世界國家比作廣大農村，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國家就是城市，從第三世界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逐步取得勝利，再向帝國主義發起進攻，取得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偉大勝利是完全有可能的！毛澤東思想普遍全球之時，就是共產主義勝利之日！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壓迫愈深，反抗愈烈！我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場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必將在全世界又一次風起云涌，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三、必須正確認識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

　
我們今天在政治、思想、理論上的關鍵是要好好總結在資本主義封鎖包圍（冷戰時期）下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而決不是去否定這一社會主義建設處于歷史性的最艱難探索時期而成就巨大的偉大時代。對毛澤東時代的過分貶曲，是造成今天思想低迷、社會紊亂、道德下滑、理想迷失的重要根源。冷戰結束前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充滿艱險，本身就是探索和創新，是在失敗與教訓中前進。隨著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巨人之聲，人類歷史上一個嶄新的人民共和國誕生了。億萬中國人民從三座大山的壓榨與奴役下徹底解放出來，向著民主、自由的大道迅跑。可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甘心的，蔣匪殘幫還未肅完，美國就把戰火燒到了鴨路江邊。有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決策，有偉大思想的武裝，中國人民國際上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打出了軍威、國威、民族尊嚴；國內取得了土改、恢復國民經濟、剿匪鎮反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勝利，醫治好了戰爭的創傷，蕩盡了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工農業生產超過了歷史的最好水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第一次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成為了活生生的現實。從此，中國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走向集體走向人民公社向著社會主義道路邁進。中國從52年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1/15到70年代中期已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1952到1976年，鋼由135萬噸增長到了2046萬噸，煤炭從6600萬噸增長到48300萬噸，水泥從286萬噸增長到4670萬噸，木材從1100萬噸增長到5100萬噸，電力從73億千瓦/小時增長到2031億千瓦/小時，原油從44萬噸變成了8716萬噸（1）。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工業總產值達到3．15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65年增長了172．6%，平均每年增長9．5%。中國還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鐵路機車和海船，成為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1967年爆炸了我國第一枚氫彈，1969年進行了我國首次地下核實驗，1970年第一顆衛星上天和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3年我國第一臺每秒運算百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并于同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雜交水稻，1975年繼美蘇后成功回收返回式衛星。1966到1976十年中，我國的糧食生產平均每年增產近180億斤，即平均增長4．2%。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至40%。我國1952年到1978年的GDP年均遞增6.5%，同期的世界GDP年均增長速度為3%左右。26年間，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快一倍還多，能是今天普遍所說的是“經濟長期停滯”甚至是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嗎？更為人們所勿略的是，這些巨大的成就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和后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其實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政治上進行高壓、經濟上進行封鎖、軍事上進行包圍的情況下取得的，這能不說是社會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奇跡嗎？只要實事求是的辯證的看待這段歷史，我們就沒理由不對我們那段偉大的歲月感到由衷的敬佩，而決不是象今天有些人們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夸大事實的刻意貶曲，這實質上就是好壞不分的否定了黨的輝煌的歷史、新中國輝煌的歷史，這也就從根本上脫離了歷史、脫離了事實求是，也是導致我們今天思想混亂、理想崩潰、道德下滑、邪氣張揚、“西化”成風的重要根源之一。歷史除了有驚人的相似還有驚人的反復：曾幾何時，一種曾被共產黨人所深刻認識被社會主義的人民所唾棄的典型的弱肉強食的剝削制度——資本主義，而如今卻被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人們奉為了“民主法制”的典范和社會制度的圭臬，無怪乎社會主義的報刊雜志輿論教育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左一個“民主”國家右一個“法制”國家，而使無產階級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使廣大勞動人民真正享有了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反倒成了獨裁、專制的“代名字”，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呵！對中國來說，一位誠實的外國學者做出了中肯的評價，“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常恐提及后者便會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4）如果一定要把五、六、七十年代那樣一種社會主義奮發向上，共產主義風格昂揚，中華民族同心同德，干群關系親如一家，社會正氣沖天，歪風邪氣掃地，蔣匪幫膽寒，帝修反心驚的這么一個偉大而特殊的時代貶斥得一無是處，那只能是得來親者痛、仇者快的結局。

四是必須辯證的歷史的分析毛主席晚年的思想和實踐

　對毛主席認識上的一些誤導并由此形成的過分貶損，實際上就是對黨、對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本身的貶損，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人類解放事業、人類正義的巨大“內損”和“虧耗”。由于國內思想上、理論上的某些偏誤，國際反華反共勢力的鼓噪，加上一些社會輿論（如學校教育，某些報刊雜志）的不正常的渲染，大體形成了對主席的基本社會“共識”：一說主席只會打仗，搞經濟就不行了，解放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等都搞砸了；二說主席只顧搞“階級斗爭”，搞意識形態，如“三反五反”、“反右”、“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而忽視了經濟規律、經濟建設；三說主席閉關鎖國，不搞改革開放；四說主席說了“人多力量大”，整了馬寅初，使中國的人口膨脹；五說主席的晚年獨裁，不講民主等等。這些觀點主要是基于改革開放后我們的思想、理論界部分同志很難于一分為二的看待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艱辛探索，沒有辯證分析主席當時一是基于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熱情空前高漲，“怕泄了六億人民的氣”；二是從向于共產主義陣營“超英趕美”的潮流；三是主席極力探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希期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這樣一種強烈的歷史史命感；四是主席鑒于蘇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極端形為而導致全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危機和從當時全球的戰略形勢出發而高擎起中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做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席之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不能不說是站得高、看得遠的，是符合歷史的正義潮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脫離當時實際的甚至于是“空想”的一些東西——典型的莫過于大煉鋼鐵和辦大食堂等。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勇于承擔責任和開展自我批評的，所以主席后來糾“左”，談到大煉鋼鐵自己是“始作蛹者，其無后夫”，又經他倡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使人民公社比較合符實際地成為了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基層政權形式。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辯證的分析這段歷史，找出其得失，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完全必要的；但不顧歷史的真實或是過度夸大歷史的錯誤的一味否定肯定是不可取的，這樣只會搞亂思想，搞亂陣線，最后就是搞垮黨、國家與民族。放開來說，五十年代的中國不搞集體的人民公社（名稱或者叫別的什么，如蘇聯就叫集體農莊）式的社會主義，又應當搞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呢？主席搞集工農兵學商于一體的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行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探索，也就類似于今天走公司加農戶的集農、工、貿于一體的集團之路。況且主席是那種極善于總結經驗、既高度原則又高度靈活的政治領袖，所以才有后來的連續“糾左”。但鑒于當時國際上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行攻擊和赫魯曉夫之流對中國沒有一步一趨地緊跟其后的社會主義探索進行惡謚，站在歷史高巔的毛澤東審視著這一切，鐵肩擔道義，勇挑起共產主義的重任和人類正義的大旗。

主席與少奇他們主要也就是在這一思想認識上發生了重大分歧：前者是大戰略家，總是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結合當時國際國內的情況來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納入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整個人類正義的歷史使命中來，這勢必要超出中國當時的某些實際；后者則囿限于當時中國的部分現實，從局部、暫時來說有其正確的一面，但從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從整個人類的正義和解放事業來說就有可能帶來極大的風險甚至可能走向其反面。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湯因比都能看到這一點，說主席比我們時代先進了50年。實際上只有10年左右這樣的危險就被應驗了。因為就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說，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鬧革命，就是為了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打了土豪、分了田地，接下來也就肯定要走向集體的不管是人民公社式的還是別的形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歷史的必然。新中國還沒宣告成立時的部分解放區就開始實施互助組式的集體主義，解放后廣大農村進行分田分土后，如果不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的基本改造而就此打止，那也就與二千多年來一次次農民起義過后土地進行重分后沒過多久再出現土地積聚而形成新的地主雇農產生新的兩極分化又有多少區別呢？同樣，如果不進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難道真的象一些人說的這種改造過早了或干脆說是不應該的嗎？），而是繼續堅持搞私營搞個體來刺激經濟（盡管主席當時還說了打倒了資本主義，還可以搞些資本主義），不到幾年后又形成貧富比較明顯的社會階層，被社會主義的正氣剔蕩得比較純正的社會秩序一下子又迅速惡化開來，人們剛剛升華的道德風尚又急速下滑，社會的種種丑惡現象又迷漫開來，那也就真的仰合了一直以來反共反華的一種理論，那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對“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動，是赤色的暴亂，中國新民主主義這場偉大的革命是多余的，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則“完全是一場空想社會主義的大鬧劇”。所以有人干脆說不打倒蔣介石，也就不會有后來的“抗美援朝”，也就不會有后來的經濟封鎖，臺灣、南韓倒向美國，不就都發展起來了嗎？

說的也是，一個國家如果只講發揮這樣的“潛力”來經濟暴富，不管通過什么手段，如燒殺、搶掠（日本近代發跡史），不平等的政治經濟交貿（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交貿），不正當的販運（如英國向中國販運鴉片、西方殖民者販運黑奴等）等等發跡，那就只能搞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法則來得痛快！來得干脆！而資本主義就是這種法則最為典型的社會類型。從這樣的角度說來，馬克思主義沒有了意義，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沒有了意義。難怪今天的人們為了“致富”不擇手段：貪污腐化者、制假販假者、哄蒙拐騙者、燒殺搶掠者推波助瀾；難怪一些人能打著“深化改革”的幌子以各種形式“化公為私”抑或仰仗高深”的“理論”使國有財產“股”而為已富之堂皇．．．．．．但令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向往者們發抖的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幽靈”一百五十年前在歐洲大地上徘徊，從此國際悲歌響徹五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著埋葬資本主義這個萬惡之源的罪惡制度而不懈斗爭。這是人類正義的呼聲，是馬克思主義獻給人類的永恒篇章！

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特別是黨的領袖忘記了這一點，就會忘黨忘國，這應該不是聳人聽聞。蘇聯、東歐九十年代初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奔潰，說一千，道一萬，其實質就在這里。十分可憂的是，我們今天社會的一部分思想、理論、宣傳、教育對此不盡不以為然，反而對之加以“嘰諷”之能事，總是要想方設法來論證說明強調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是正如“西方”有意中傷社會主義所說的是社會主義體制僵化、經濟停滯、政治上專制不民主、思想上高度集中沒有自由等等，且如此混淆是非、顛倒乾坤、本末倒置的“道理”在社會主義的廣大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年中已成為了人人皆知的基本“政治常識”，可足見二十年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西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何等的成功！如此下去，必然是黨之大不幸、國之大不幸、中華民族之大不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大不幸、人類解放事業之大不幸也！說主席閉關鎖國，那更不值一駁。試想，是誰 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得到廣大非洲兄第（可一些人說主席不應該援非）那樣廣泛的支持而“用轎子把我們抬進聯合國”，不久中日建交，從而打破冷戰格局，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從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幾個國家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幾個國家，為今天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可以這么說，改革開放是冷戰結束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席是打破冷戰的導演和設計師。

關于人口問題，一些人一談起就埋怨主席，這是極無道理的。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時只有幾千萬，只是到了清康煕年間，實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賦”，而田土卻按人頭分的寵絡漢人政策，才使中國的人口迅猛發展，從此，無論是內憂外患，中國的人口到抗日戰爭時已是四萬萬五千萬，到新中國成立時已近五億。主席不久就意識到了人口的問題，提出了“人口也應有計劃的生產”的著名論斷。同時針對國外反華勢力想利用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在中國的人口問題上大作文章而幽默自信的說了“人多力量大”的話語，是很輕松的要化人口壓力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力量，體現了其高超的政治駕馭能力。同時由于國際上反共反華浪潮的興起也導致了國內對馬寅初人口論的批判。事實上，中國七十年代初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這早實施計劃生育的國家。

說主席晚年獨裁，不講民主的問題，也必須用二句話來講。如果是把前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說得一無是處，那分析起來最好的理由就莫過于是主席獨斷專行，不講民主是也；如果還講講那個時代是億萬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時代、是社會正氣絕對地壓倒歪風邪氣的時代、是勇于向全世界一切邪惡英勇斗爭英雄輩出的時代、是億萬中國人民面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封鎖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和祖國開始走向繁榮昌盛的輝煌時代，那么，主席晚年的這些“失誤”應該說是有其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探索過程中的必然性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前趨性”與現實性的暫時矛盾。縱觀人類有史以來的風云人物，毛澤東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諸方面理論與實踐于一身，且各方面都有如此深厚之功底和成就，屈指數來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瞰來者了。毛澤東是無與倫比的中華文明和近代西方先進文明共同鑄造成的人類曠世奇才，是中華民族永恒的驕傲！是全人類永恒的驕傲！

（1）（2）（3）（見《三皇五帝史斷代》，董立章著，暨南大學出版社，第33頁、372、378頁。 ）
（4）（轉引自《書刊報文萃》1999年2月26日第15期《旁觀毛澤東時代》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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