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疆獨藏獨深青社的猖獗，看看鄧小平是怎樣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今年我國臺灣西藏新疆的分裂分子活動猖獗，中情局通過美國民主基金會支持的深青社自由化分子也活動猖獗。這些事件不得不使咱們反省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的危害，不能不使咱們回憶起鄧小平理論中有關的述說。

“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大病毒，有許多子病毒。比如當年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提出的三個“對不起”謊言，就包含其中。哪三個呢？

其一曰：我們“對不起少數民族”。

其實咱們的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對不起少數民族。從紅軍時代起，咱們共產黨就一直主張民族平等，不像國民黨那樣搞大漢族主義。解放后，有了條件，更是優待少數民族，努力發展教育和經濟，努力培養少數民族人才，建立起民族大團結的和諧社會。咱們堅定地依靠當地勞動人民，讓他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幸福大道，同時又注意團結與改造上層人士。何來對不起少數民族？

然而，黨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當權派卻自編“對不起”的謊言，給其上層剝削分子道歉安撫，把它們拉進政協人大政府部門，撥巨款修建了幾千座廟宇助長迷信，大力恢復私有剝削制度，扶植熱比亞等分裂分子，支持漢族私商進入少數民族地區販賣偽劣商品。這些都給制造民族矛盾培養分裂分子準備了條件。

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鄧小平設計的改革藍圖明明是【公有制為主·共同富裕】，怎么會施工成“私有制為主·兩極分化”的？那不是給制造民族矛盾創造條件嗎？鄧小平說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甚至“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今年，西藏、新疆分裂主義分子的鬧事，就是明顯的例證。

其二曰：我們“對不起知識分子”。

應該說，解放后咱們黨對知識分子政治狀況的估計是正確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愿意為人民服務的，也給了他們為人民服務和與工農相結合的機會。這些都是為他們好，并不曾對不起他們。即使有一部分知識份子，由于黨內某些人搞形左實右的“反右擴大化”而受了委屈，那也是反右官員們的個人責任，而不是共產黨毛主席的責任。還有一批知識份子在文革中被“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資產階級路線蒙蔽的高干子女紅衛兵毆打侮辱，那也是反右官員們的個人責任，不是共產黨毛主席叫他們干的。

然而，黨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當權派卻自造“共產黨對不起”的借口，給右派文人道歉安撫，把它們拉進政協人大政府部門，比如那個因流氓行為而勞教、揚言要“改造共產黨”的張賢亮也拉進去了。真是風光的很（俺附一張其靚照于文后）。后來這樣的文人進人大政協越來越多。開起兩會來，大家都看到，除了官員，不是老板就是文人。所以有利于私有化的法律很容易提出與通過。它們是打著鄧小平理論旗幟、專門建造違背鄧小平設計的偽劣工程的施工隊。

鄧小平早就指出：像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這些人根本就沒有資格當共產黨員。他反復強調，“我們要對付這些人”。決不能掉以輕心，如果搞不好，“少數人可以破壞我們的大事業”，“對這些所謂‘民主派’的總的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認識清楚，不要天真”。他認為，自由化思潮“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他尖銳指出：在那些煽動和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當中，成名的和帶頭的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

鄧小平還指出：右派“盡管打著擁護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旗號，但其目的并不是真正擁護黨的改革開放政策，也不是真正地要解放思想，而是在于‘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說穿了就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基本政治理念實際上“就是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

鄧小平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總的目的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看看深青社的爪牙們的表演，咱們就不得不佩服鄧小平論斷的正確。

其三曰：我們“對不起民主黨派”。

實際上，民主黨派作為黨派，中國共產黨也從來就沒有對不起它們過。沒有民主黨派，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就不能建立新中國？笑話嘛！然而共產黨浴血戰斗幾十年打了天下，還分給它們座位，讓它們參政議政，對它們有大恩。就是不給它們，也沒什么對不起它們的。誰欠誰啊？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不欠它們的，中國人民更不欠它們的。為了團結它們一起干社會主義，給了待遇，讓它們參政議政，很不錯很仁政了。

然而，黨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當權派就莫名其妙給它們道歉，并以西方貴族參議院為榜樣，增加編制和辦公設施，提升政協職能，使各民主黨派成為了新的官僚機構。本來在社會主義中國，政協與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不一樣，它應是共產黨團結各民主黨派對付革命之敵的統戰機構。它只應促進各民主黨派多搞調查研究，通過政協向黨和政府提供資訊、參政議政。而現在，政協似乎在向代表各民主黨派的超級黨派、向西方參議院靠攏、向立法和監督政府的方面發展，向三權鼎立政治結構方面發展。這樣就造成工商聯這樣原來用于統戰工商資本家的機構的變味，變成資本家集結地，變成資產階級向黨和政府討價還價、要政策、要法律和造輿論的地方了。該處的自由化實際上已成為中國改革變味的一個污染源。

鄧小平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咱們搞無產階級的民主，不同于資產階級。咱們首先是給工人階級以充分的民主權利，以擺脫資本專制；其次是給所有勞動人民充分的民主，以消除官僚主義。咱們不能搞精英治國、剝削階級治國那一套。咱們知道，三權鼎立無非是少數人監督少數人、欺騙勞動人民的鬼把戲。

對照鄧小平理論來看，近年來我國社會出的許多問題，比如上述三個方面，民族、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的事情，都是由于沒有堅持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流毒泛濫而造成的。堅持鄧小平理論，必須聯系實際，撥亂反正，不能文過飾非，不敢正視，不敢自我批評。

鄧小平說過：“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當年黨內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這些錯誤新政，今天所給黨的社會主義改革事業造成的危害，正好反映出鄧小平以上意見的正確性。鄧小平曾經反問過：“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翻身？”作為舊中國走過來的領導人，他很明確那答案是否定的。

鄧小平還說過：“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的特點，就是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怎么能做到“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呢？他指出就是要【公有制為主】，而不是某些領導干部猛力鼓吹與推行的“私有制為主”。

他還指出：“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質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話非常實事求是，非常符合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還提醒大家，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決不是一般的思想矛盾和思想分歧問題，而是主義之爭和道路之爭，“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他告誡全黨：“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么肯定會有動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很多，現在都應該找出來有針對性地好好批判批判。俺覺得，西藏、新疆和各地的動亂不是偶發事件，不能不讓咱們好好反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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