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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強國論壇文選2009年第8期(總第26期)目錄

老泥頭轉 · 2009-09-03 · 來源:強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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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強國論壇文選2009年第8期(總第26期)目錄

導言:中國工人終于有了自己的節日

一、今日視點
1.1)評論:朝鮮人民已經勝利了
1.2)通鋼事件反思:國企改制是不是從根本上就錯了
1.3)通鋼:大躍進建 “大躍退”賣
1.4)剝掉重慶黑老總的畫皮之后
1.5)每月三元,養老金還是送終金?
1.6)王煉利:國企,你在為誰“減負”?

二、領袖風采
2.1)毛主席的一件小事與鋪天蓋地的UFO
2.2)【憂草時評】毛主席給后人的政治忠告是什么?
2.3)毛澤東為什么不同意出版英共的《毛澤東選集》英譯本?
2.4)為對外開放:毛澤東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戰斗(之二)
2.5)毛澤東晚年(的做法)比現在節約了全民族3/4的生命成本
2.6)毛澤東晚年的一個政治努力

三、歷史記憶
3.1)懷念毛老師的第439條理由——“黨指揮槍”
3.2)中國人在此
3.3)建國六十年,新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回顧
3.4)中國國企制造:新中國的第一款重型越野車且完勝美國同類車的歷史
3.5)向諸位介紹一下深圳商報今天有關二十四史的文章

四、理論探討
4.1)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民武裝的不朽軍魂——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
4.2)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形式
4.3)老生常談法的階級性
4.4)是城鄉差別,還是貧富差別?
4.5)雇傭勞動合同下的勞動者與全民所有下的勞動者 
4.6)應加強對走資集團的研究
4.7)普法:沒有人治的法制(法治)是個什么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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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圖書館分館——★★ 

目 錄

導言:中國工人終于有了自己的節日

一、今日視點

1、評論:朝鮮人民已經勝利了 [ 泛子 ]

2、通鋼:大躍進建 “大躍退”賣 [ 云淡水暖 ]

3、剝掉重慶黑老總的畫皮之后 [ 勤勞的燕子 ]

4、每月三元,養老金還是送終金? [ 支農 ]

5、王煉利:國企,你在為誰“減負”?{轉} [ 紅旗情結 ]

二、領袖風采

1、毛澤東晚年(的做法)比現在節約了全民族3/4的生命成本 [ 老陶同志 ]

2、為對外開放:毛澤東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戰斗(之二) [ 弦斷有誰知 ]

3、【憂草時評】毛主席給后人的政治忠告是什么? [ 汪憂草 ]

三、歷史視野

1、中國人在此 [ 生的偉大活的憋屈 ]

2、建國六十年,新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回顧 [ 窮鄉親 ]  

3、向諸位介紹一下深圳商報今天有關二十四史的文章 [ 數學 ]

四、理論探討

1、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形式 [ 半二十八畫生 ]

2、是城鄉差別,還是貧富差別? [ 庫爽生 ]

3、雇傭勞動合同下的勞動者與全民所有下的勞動者  [ hiri01 ]

4、應加強對走資集團的研究 [ 春天與太陽 ]

5、普法:沒有人治的法制(法治)是個什么東東! [ 悍然 ]

主編:馬門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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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中國工人終于有了自己的節日

   

  公元2009年7月24日,是中國工人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捍衛國有財產、捍衛社會主義的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

  2009年7月24日,成千上萬的吉林通化鋼鐵公司職工在廠區內聚集,反對私營企業河北建龍集團控股通鋼集團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在工人的抗爭中,建龍集團派駐通化鋼鐵公司的總經理陳國君受重傷不治身亡。

  消息傳開,中國的左翼發表文章,盛贊“通鋼的工人階級打響了反對私有化的第一槍”。“中國的工人階級終于以主人翁的姿態,登上了21世紀的政治舞臺”。而右翼的資本家喉舌則在惡毒地咒罵,說通鋼的工人抗爭“其實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日夜追逐自己私利的資本家們的走狗竟然有臉指責工人為私利抗爭,足見資本家的幫閑們邏輯混亂已經到了什么程度。互聯網上的跟帖幾乎一邊倒地為反對國企私有化的通鋼職工叫好,斥責右翼資本家及其代言人無恥讕言。

    在通鋼事件中,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工人們終于不再俯首帖耳地為資本家的私利賣命,而是敢于為自己的利益進行最無畏的斗爭。通鋼職工們的斗爭所捍衛的,都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地位和尊嚴,都是中國的國有財產——那是全體人民首先是中國工人的財產。

  中國工人的這場抗爭,其意義絲毫不亞于1886年美國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罷工。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罷工帶領著全世界的工人爭取到了每日8小時的標準工作日,而通鋼工人的抗爭,必將為中國的工人爭得在企業治理重大問題上的真正發言權,為制止中國的掠奪式國有企業私有化發揮決定性的影響!

  在最近20年這個新自由主義橫行的年代中,資本主義的走狗們推行的私有化在全球肆虐。在這樣的年代,通鋼工人對私有化的暴烈抗爭就不僅在全中國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而且具有工人階級反抗私有化的里程碑這樣一種世界意義,這是通鋼的職工們為中國工人階級爭得的光榮。

  基于此,我們應當如實地將7月24日看作一個偉大的日子,它是通鋼的職工以自己的斗爭而為我們創造的一個新的節日,是中國自己的工人節。  

  我們中國其實一直不缺愿意為大眾的利益而犧牲的人。遠的如著名的林祥謙、施洋烈士,近的則是這些年工人抗爭中不斷涌現出來的人物。人們不會忘記,進入21世紀初的遼寧省錦州市附近的楊杖子,帶領這些聚集的下崗職工的人,曾公開手提高音喇叭激昂地向大家宣告:“犧牲我一個,幸福千萬人”。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確信,在今天的中國,保衛國有財產,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保護職工不受剝奪和壓迫,就是在為人民的利益而斗爭。為這樣的使命而犧牲,就是為人民犧牲。我們敬佩那敢于“犧牲我一個,幸福千萬人”的普通工人。他的文化知識可能并不多,但是真正的偉大屬于他。

  請記住這一天吧,7.24——中國工人自己的節日!

  注:本文節選自左大培《中國工人終于有了自己的節日》,并做了少量修改。

今日視點】

評論:朝鮮人民已經勝利了

[ 泛子 ] 于2009-08-02 15:01:46 上帖

  讀了東南雨網友的文章,才知道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將訪朝,并推測朝美有直接會談的可能,但我是不完全同意東南雨網友的文章的,我認為朝美直接會談很好,說明朝鮮人民已經勝利了。

  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我并不認為這是朝方的“秋波”:要知道,潘基文訪朝絕非簡單的事情,很顯然是韓國和美國的意思,因為潘基文是韓國人出面比較好;至于這個結果,倒讓我們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基辛格訪華,兩者這都是美國出于國家利益、全球形勢而作出的選擇;因為,同樣擁有著核武器的朝鮮,無疑與美國擁有同等的世界權利,這就是朝鮮人民勝利的最直接因素。

  其次,我認為朝鮮人民完全可以憑自己的意志、意愿辦事:當前的國際形勢,特別是東北亞的事情,并不復雜,隨著朝鮮核化,本來復雜的問題已經簡單化了,朝鮮已經完全成為了核大國了,朝鮮人民的影響力已經大大增加了,朝鮮人民已經完全不會看任何國家的臉色行事了,包括中國,這就是朝鮮核化的偉大意義。

  最后,朝鮮人民完全可以堅持自己的道路:很顯然,朝鮮人民會和美國建交,但我認為,朝鮮人民不會搞什么“改革開放”,朝鮮人民可以堂堂正正地進入所謂的“聯合國”、“國際社會”,去那里斗爭;直到目前為止,社會主義仍然是世界上最科學的社會制度,現在的朝鮮、古巴、越南正以他們的實踐證明著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可以說,在社會主義的制度里,人民群眾沒有任何的負擔,沒有任何被剝削、被壓迫,朝鮮、古巴、越南的社會保障體制最為完美,人民群眾不必為了什么房子之類的私利而累,相反,中國人在改革中倒真成了房奴、學奴;只是,需要提醒朝鮮同志的一點是,堅持科學的社會主義,需要我們以更廣闊的思維和視野來科學地進程,這是社會主義必須要探索的課題,社會主義雖然有巨大的優越性,但無論極左,還是極右,都是不足取的,朝鮮、古巴、越南的同志一定要吸取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教訓。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朝鮮人民已經勝利了,我們向朝鮮人民表示誠摯的祝賀,同時,希望你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走科學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向朝鮮人民學習!

  向朝鮮勞動黨中央表示熱烈的祝賀!

  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通鋼:大躍進建 “大躍退”賣

[ 云淡水暖 ] 于2009-08-11 21:51:48 上帖

  通鋼事件以來,恐怕想了解通鋼的企業史的人不在少數,因為“歷史是一面鏡子”,記載通鋼歷史的“通鋼志”是有的,網上的舊書店和吉林圖書館館藏書目中,都有此書的名字,草民試了一下在網上查到比較完整的“通鋼志”,但看來不太可能。但在各媒體的報道中,“通鋼志”多次出現過,比如:

  【趙忠和拿出的《通鋼志》,記載了那個土法煉鐵時代的艱辛…】(《中國新聞周刊》)

  而在通鋼集團公司的官方網站上,查到一篇簡要的《通鋼的發展歷史》,其中記載:

  【通鋼始建于1958年6月,…1958年6月20日,舉行了隆重的開工典禮,第一期工程2座255立方米高爐破土興建。1959年11月6日,2號255立方米高爐建成投產,標志著吉林省鋼鐵工業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62年4月26日,省委決定通鋼停建。…1965年4月,經中央國防工辦和中共中央東北局批準,通鋼作為東北地區“小三線”項目全面恢復生產建設,規模為年產鐵10萬噸、鋼7.2萬噸、鋼材5.4萬噸。…1970年4月8日,廠革委會代表在“全省國民經濟躍進大會”上,主動領受了包打當年全省大會戰提出的生產鋼10萬噸、鐵20萬噸、焦炭30萬噸的任務。…1976年1月3日,省工交辦主持召開了有省冶金局、通鋼及所屬礦山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確定了在“五、五”期間必須建成經過批準的“三、四、五”規模(年產鋼材30萬噸、鋼40萬噸、鐵50萬噸)、礦石200萬噸的綜合生產能力。…1978年生產鋼97233噸、鐵180125噸、鋼材47300噸。…頭頂藍天腳踏荒原,住席棚睡地鋪。人拉肩扛,艱苦奮斗,勤儉建廠,快馬加鞭奮進,全力包打“一、二、三”。】

  《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真敢下筆,在58年大躍進的年代,255立方的高爐,就算是當時中國比較主流的具有工業化水平煉鐵高爐了,怎么會是“土法煉鐵”呢?無知者無畏。根據“255立方米高爐建成投產,標志著吉林省鋼鐵工業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一說,證明吉林省當時的鋼鐵工業規模不大,255立方米高爐是“頭一份”,從通鋼集團官方網站的記載,可以看出這么一個脈絡:通鋼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步步走來的,走的還頗為艱辛,甚至一度被停建,據說當年通鋼的廠址只是一片荒草灘而已。

  通鋼人把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稱為艱難的“創業時期”是有道理的,先是沒有煉鋼和深加工配套的單一煉鐵,很難產生效益,中間被停建了3年,然后在60年代的“三線建設”時期又恢復建設,加建擴建后續工藝,沒有規模也是難以盈利的,這期間應該是投入大,勞動比較艱苦,待遇也比較低的階段。

  到2009年,通鋼已經經歷了50余年的風風雨雨,按照就業的傳統模式,恐怕有的家庭也是從無到有,由少到多地經歷了幾代人,可以算是“通鋼世家”了,要讓通鋼人能夠很快地適應“身份轉換”,在體制上容易,前些年就是一紙紅頭文件的功夫,但是,要通鋼人,特別是把幾代人的身心都投入到通鋼的最廣大工人群眾,一下子認識到自己不過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被雇傭者,認識到自己與通鋼之間的關系,一夜之間從血肉紐帶變為冷冰冰的老板與雇員關系,恐怕難以接受。

  什么是吉林國資委副主任口中的“國有情結”?就是人家為之流血流汗,艱苦奮斗,共同進退所產生的不可磨滅的創業、壯大,系身家性命與之的那份感情。你毫不留情地一刀將其斬斷,還不理會人家的利益訴求,能夠不出事嗎?然而,這一刀對應通鋼建廠時的時代符號“大躍進”,恐怕應該叫“大躍退”,什么“退”?“民進國退”的“退”。

  為什么可以叫做“大躍退”呢?因為“退”得太急,太猛,所以謂之以“躍”,根據報道:

  【2004年,吉林省委、省政府就確定116戶省屬國有企業為改革重點,但截至9月末,只完成了對其中第一批41戶的產權交接,進展艱難。…但改革很快就駛入了快車道。2005年1月,…任吉林省省長,不久他提出,希望國有股比例在競爭性行業中降到20%。當時,國有經濟占吉林全省總資產中比重為80%。…蘇州“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經驗,成為這次吉林國企改制的基本思路:“企業整體改制到位、國有集體資本退出到位、職工身份置換到位、債權債務處理到位、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草民實在是不明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一定要把“國有集體資本退出到位、職工身份置換到位”嗎?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只有一種模式?是“金鐘不敗”之身?那么,最具“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雷曼兄弟、通用汽車、花旗銀行、房利美…等等無數高度私有化、股份化的企業,怎么會倒閉或者要政府出錢撐下去呢?

  一年之內將占全省總資產80%的國企的國有持股比例,急劇降到20%的理據是什么?為什么對“國有”二字如此“深惡痛絕”?相當于在一年之內把一個省經濟軀體中60%的國有“細胞”殺滅。這種幾乎相當于“休克療法”的改制帶來的后果,是不是已經埋下了通鋼悲劇的伏筆?也許正是這種“蘿卜快了不洗泥”的格局,給建龍之類的具有極強投機性的私企以可乘之機,可以用極低的成本,換取最大的利益,換句話說,叫做“賤買”。而“賣方”似乎因為急不可待,幾乎是“投懷送抱”似的舉動了。

  為什么說急不可待?因為通鋼當時并沒有到“活不下去”,急待“救世主”出來救市,比如美國的通用汽車急需政府出手挽救其“現代企業制度”那樣,據報道:

  【記者從通鋼年鑒中拿到的數據顯示,通鋼在2001年至2004年期間盈利狀況一路環比上升,從2001年的8012萬元增長至2004年的8.5億元,漲幅達960.9%之多。而在這個過程中,通鋼顯然是當地政府的納稅大戶。】(《華夏時報》)

  為了“現代企業制度”,居然有以下情況:

  【一位分管機械設備的離休處長…表示:“通鋼的資產被評估為38億元很不合理,在2005年通鋼至少有100億資產。2005年通鋼擁有5臺400立方米高爐,生產設備僅評為900萬元太少了。”,…通鋼的高爐大,省原料,效率高,也維護得好,評估的時候折舊系數達到了70%-75%,而明城鋼鐵(建龍)是小高爐,…是將來要淘汰的產品,折舊系數卻只有35%。…更不合理的是,通鋼在建的新項目也未計算在內。目前已建成在使用的兩個高爐,一個為800立方米,另一個為2670立方米,價值10億元以上。】

  把建龍的高估,把通鋼的低估,一進一出之間,建龍占了多大的便宜?那兩座價值10個億的新高爐,簡直就是白送了。還有報道指出:

  【通鋼集團紀委一位參與當時資產評估的科長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當時通鋼集團的1、2、3號三座高爐到了折舊年限,但由于連年投入大修仍“完整如新”,但在資產清查中這三座仍在煉鋼的高爐的資產都是零。】(《中國新聞周刊》)

  草民參加過高爐大修,如果是達到折舊年限的大修,如果保留結構框架,幾乎就是從里到外包括熱風、料運、控制、冷卻等等系統的重新安裝,如果是擴容大修,那就是推倒重來,這樣的投入在資產評估時居然為零,簡直沒有天理。

  大躍進建,“大躍退”賣,如果能賣個好價錢也稍微有點說得過去,怎么能夠賤賣呢?這等于“靚女出嫁”,只有陪嫁,卻沒有聘禮。怪不得私企老板爭先恐后地要“重組”國企,這原本比明偷暗搶來得還要快,有人計算過,建龍老板“致富”的速度,等于包括節假日每天賺一千多萬呢。

剝掉重慶黑老總的畫皮之后

[ 勤勞的燕子 ] 于2009-08-21 17:42:43 上帖

  重慶打黑動了真格的,67名涉黑老總們原形畢露,昔日罩在他們頭上的光環被撤掉后,人們看到的是一張張如此丑陋、猙獰、不堪入目的臉。蒲松齡筆下有一個化做美女的惡鬼形象—《畫皮》,一面是千媚百嬌,一面青面獠牙。黑老總同樣也有兩面,一面是人大代表、企業家,一面是邪惡的黑社會頭目,他們是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畫皮之下的惡鬼。

  重慶黑老總的畫皮被剝掉之后,網上評議頗多,一句話讓人們看到光明與希望,看到真正的共產黨人沒有拋棄人民。可也有人在為薄熙來、王立軍擔著心,有人認為他們也應該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燕子要說,兩位壯士既然選擇了要為中國人民做事,就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們贏得了人們的敬重,但愿好人一生平安,不信神的燕子這里為他們祈禱了。

  重慶黑老總們的畫皮被剝掉了,先富的他們是用最卑鄙的手段搶占了本來是百姓們共有的社會資源,暴富的他們哪里是什么先進生產力,不過是千百年來最無恥、低級的手段,欺行霸市、強買強賣、搶男霸女、殺人越貨、賭博、賣淫,讓他們坐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席位上讓眾人蒙羞。為此,有多少人民利益受到損害?有多少百姓們應有的權利被剝奪?政府內又有多少個“文強”與他們稱兄道弟、狼狽為奸?是非混淆,人妖顛倒。

  昨天燕子寫了骨氣也是生產力,這里又有一個事例,有骨氣的王立軍被黑社會的人出價5百萬買他的命,可英雄真正的價值是無法計算的,因為他保衛了無數人的生命財產。在這個世界上有人為了個人發財損害著大眾的利益,也有人為人民的利益而與惡勢力做堅決的斗爭。英雄穿著的防彈背心是向人們告知黑老總們是怎樣的猖獗?

  剝掉重慶黑老總的畫皮之后,人們不禁要問,全國究竟有多少黑老總還在肆無忌憚地魚肉百姓?黑老總與政府貪腐官員、無良學者之間的利益紐帶怎樣剪斷?文強的現象絕不是孤立的,怎樣清理“文強”們?怎樣才能讓更多的“薄熙來”、“王立軍”走上領導崗位?

  剝掉重慶黑老總畫皮之后,各級人大、政協是否也要做個清理?檢查一下,本系統有多少黑老總也在被打擊的范圍之內?

  剝掉重慶黑老總畫皮之后,人們是否還應該從思想上有個反省,私有化、市場經濟絕非發展經濟的最好路徑,放棄斗爭,斗爭還是客觀地存在。

每月三元,養老金還是送終金?

[ 支農 ] 于2009-08-26 18:14:04 上帖

  一直搞不明白“雷”、“雷倒”的準確含意。當看到某地社保機構發放給農民每人每月三元養老金的消息之時,卻突然明白了。哭笑不得之后,心里就浮現出一個字,“雷”。我真地被雷倒了。

  如果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每人每月三元養老金,也并不怎么雷人。一分多錢一個雞蛋,一角五分錢一只燒雞。三元錢,畢竟還能買二十只燒雞。即使在今天,不屈的網友仍能精打細算,給這三元錢做出合理安排,二元錢買彩票,一元錢買非碘鹽,然后弄幾桶水,天天化鹽水喝。該網友還認為,如此生活,一個月內也不至于脫水而死。三元錢雖然不多,經這么一安排,有投資,有“一個月內不至于脫水而死”的生活保障,竟然也能使生活充滿希望,而且充分體現了增加“人民群眾財產性收入”的政策精神,也算比較人性化了。想來該地社保機構也是做了這樣人性化的預先考慮的。

  然而,一張彩票獲得回報的可能性畢竟太小,中獎的概率幾近于零。“不至于脫水而死”的期限也就一個月,且網友的這個結論也不一定可靠,或者僅靠鹽水,一個人并不能支撐一個月,即使不是因為脫水吧。一個人只要知道自己將要死了,是什么原因導致的,也許并不需要做深入細致的分析了。況且,不管是誰,最初領取養老金的時候,都不會希望只活一個月。這每月三元的養老金,顯然是不能養老的,所以不如稱之為“送終金”為妥。“每月三元”的說法也非常不妥。我相信,沒有哪個人能依靠三元錢生活一個月。所以,名義上是“每月三元”,實際上,如果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話,任何人一輩子也就只能領取這總額為三元的養老金了。對他們來說,自領取養老金開始,不可能活到第二個月。

  去年,社保部門稱社保基金存在巨大缺口,所以有專家“汪”地一聲跳出來建議,要將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提高到65歲,結果被痛罵一頓,然后就不聲不響了。其實這是社保部門與專家的失策。學習該地的做法,社保基金還能有什么缺口?全國13億人,人人領取養老金,也不過40億就結了,一勞永逸,不僅有社保覆蓋了所有群體,覆蓋率環比上升N個百分點之類的大文章可做,而且不管從多大年齡開始領取,均能保證一個月后全都了賬,豈不爽快?智慧來自基層,信然!如果早采這一“良”策,社保基金真地是不差錢呢。

  國人有很多陋習,比如,老人即將辭世了,孩子們往往提前準備壽材、壽衣等,并且守在即將離去的老人身邊,這被稱之為“送終”。傳統意義上的送終,不過是等待老人的“終”,并無“送”的意義。至于終與不終,多半由老人的身體健康狀況決定。孩子們的送終,其真實含意并不是在“送”,而是在“留”,希望老人不要“終”。而每月三元的所謂“養老金”,卻明顯有“送”的意思了,并且帶有強制性,讓領取該項款項的老人沒有選擇,不得不“終”。這種送終方式可以稱為現代意義上的送終。

  有關部門的領導們有時出國考察學習,不知道這現代意義上的送終方式,是否是向歐美等發達國家學習來的?我感覺,像這種高效、節約、帶有明顯創新性的送終方式,一直受“愚忠愚孝”等封建糟粕影響的國人,是很難想出來的。常聽人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沒想到這出過國的和尚也能把經念得這么好。看來公費出國考察學習的錢也沒有白花啊。

王煉利:國企,你在為誰“減負”?

[ 紅旗情結 ] 于2009-08-28 12:34:01 上帖

  王煉利發表于 2009-08-27 14:24:06   

  聲明:文中所有原始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本人據此進行計算,并對其計算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中國統計摘要(2009)》(以下簡稱《摘要》,下同)于2009年6月出版。其中登載的一組數據令我愕然!

  《摘要》根據2008年1~11月快報數據,統計出2008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虧損企業戶數為6589家,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企業戶數的10.2%;虧損金額3199億,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總金額的65.6%,相當于該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利潤總額(未扣除虧損)的29%!【注】

  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虧損金額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總金額的65.6%,其主營業務收入只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29.9%。

  2003年和2004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虧損金額都在600億以上。2005到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虧損金額依次是1026億、1176億、749億。后兩年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部虧損金額的52%、44%。

  對此,我已經無話可說!

  為了國企“扭虧”,國有工業企業三千萬職工下崗、轉崗、內退、提前退。。。。。。,作出了巨大的付出;到2008年,虧損最厲害的還是國企和國有控股企業!轉變機制“抓大放小”,到頭來在2008年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大型工業企業虧損額占45%,虧損戶數占0.85%;中型工業企業虧損額占30%,虧損戶數占11%!要知道,中國的大中型企業至今還是以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為主!

  在改革開放的頭十一年即1978年到1988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每年也都發生虧損,每年的虧損額相當于其利潤總額(未扣除虧損)的4%~8%,絕對值在每年幾十億。1989年,國企虧損額一躍而上,達到180億,相當于利潤總額(未扣除虧損)的20%,從此便不可收拾,1990年到1992年每年虧損300多億,

  1993年到1994年每年虧損400多億,1996年到1998年,虧損額逐年是791億、831億、1151億,相當于利潤總額(未扣除虧損)的66%、66%、84%。特別是1998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扣除虧損后的利潤總額下跌到改革開放以來最低點——213.7億,只相當于1978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42%、1979年到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年平均利潤總額的32%!

  挽救國企的大下崗從1996年啟動,占工業企業職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制造業職工首當其沖。而國有單位的制造業職工,更付出了重大代價。1995年到2007年,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的工資總額從占國有單位工資總額的29%,降到了占僅7%;職工從占30%,降到了占8%。1995年到2007年,18年來國有企業制造業職工減少了85%,減少的絕對值是2822萬。

  如果說,減少國有工業企業職工(1995年制造業職工占工業企業職工82%)是為了減輕國家負擔,減少“全民”負擔;先“殺出一條血路”,然后再回報社會、回報為國企“減負”作出犧牲的人們,這個代價,人民可以承受。但是,如今十八年過去了,國企和國有控股企業竟然在一年里就堂而皇之虧損出3199億,按照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計算,就是1092萬的職工工資總和!按照全國總工會第六次職工調查得來的2007年職工平均工資16395.48元計算,那是1951萬職工的工資總和!

  2008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虧損又創歷史新高了,這次又用什么方法來對付?再來一次大下崗嗎?還是采取鴕鳥政策藏著掖著?

  2006年3月,國家統計局公交統計司負責人就

  “國家統計局公布2005年我國國有企業虧損額達到1026億元”的媒體報道給予“澄清”。認為“這種說法與事實嚴重不符。”不符在哪里?不符在“1026億元”是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合計的虧損額,而不單單是全部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額,更不是全部國有企業的虧損額。這個“澄清”說明了什么?一說明了全部國有企業的虧損額肯定要超過1026億;二說明“1026億元”中有的屬于國有工業企業虧損的,有的屬于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虧損的,這里,恰恰最需要澄清的問題沒有“澄清”——全部的國有工業企業虧損了多少?而且,即使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虧損占多,那國有股份基本上也要達到51%以上才能實現控股,主要虧的還是國有資產呀!

  有趣的是當時(2006年)國資委宣傳局有關負責人也出來解釋,說是“我國國有企業數目眾多,有一些國有企業因為經營不善等原因出現虧損,屬正常現象”,但是近兩年“大部分國企實現了盈利。盈虧相抵后,國有企業仍然是盈利的”。筆者需要問的是,哪一年,所有國有企業盈虧相抵后是虧的?沒有哇!最不濟的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還有利潤總額213.7億元呢!盈虧相抵后仍然虧的行業倒是有,2006年,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中的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就凈虧了417.89億!

  有關部門如此這般教訓了不懂統計規則的媒體記者,也真管事,媒體再也不敢對工業企業盈虧問題自我發揮了。所以這幾年也就沒有人知道工業企業虧多少、怎么虧。所謂“不明真相”,“人民群眾”這才真的是“不明真相”呢!

  當然,官員不希望國企虧,要避諱。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苦衷。然而更不希望國企虧的是普通國民。普通國民也許不知道什么更深奧的道理,但是對于“國企是屬于全民”的理念,對于“國企贏利對全民有利”的道理,已經深深鐫刻在心底,這是國家六十年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灌輸的結果,灌輸得卓有成效!

  我也是從小被這些理念這些道理灌輸的,所以我執著地希望國企多多盈利。不過,對于國企盈利以后能對為國家貢獻了幾十年的國民“回報”些什么、回報多少,這不是光靠“希望”能得到的。

  想從國企贏利中“分利”得到回報,首先要知道國企盈利了多少——但絕大多數人不會知道;其次,要知道這些贏利中有多少被別人“分利”了——這絕大多數人也不會知道,這些都不知道,你還想“分利”圖回報?

  我知道從1998年到2008年,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在盈虧相抵后是5.2萬億,當然,如要計算純利潤還需扣去相應稅金。

  我知道在2006年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虧損的1175.75億中,虧損金額可觀的都不是需要“關停并轉”的“夕陽工業”,而是國家扶持的“朝陽工業”。其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占了虧損總額的46%,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占了8.6%,,電力、燃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占了8.4%。

  當然,很多屬于“朝陽工業”的企業不虧損,這個“不虧損”往往是占了“壟斷”的光,不過,這個“不虧損”又與為改革付出重大代價的普通職工何干?國有壟斷企業的不虧損能給為改革付出重大代價的普通職工以回報?

  應該讓全體國民知道的是,在國有工業企業大減員的同時,國家機關的職工和國家機關的工資總額都大大增加了。1995年,國家機關的工資總額占全部國有單位工資總額比重是9%,2007提高到了占22%, 1995年,國家機關的工資總額還只是國有制造業工資總額的20.1%——國家機關工資總額是555.2億,到了2001年,國家機關工資總額超出了當年國有單位制造業工資總額10.2%,為1314.1億, 2007年,國家機關工資總額更超出國有制造業工資總額1.94倍,達到3520億,國有單位制造業工資總額擠剩到1205億!

  至于國家機關職工人數,從1995年的1019萬,增加到1256萬,增幅23%,增長絕對值是237萬。

  國家機關屬于全民所有制單位,國有企業也是全民所有制單位,國家機關不僅是靠納稅人養著,“全民所有制”的生產單位養“全民所有制”的國家機關也許養得更加應該、更加名正言順。只不過當國有企業職工工資總額在巨幅下跌時,國家機關工資總額怎么好意思這么巨額增長?為國家挑擔,光是“民”才有責任挑嗎?

  也許有人要反駁: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減少了,工資總額當然也要減少,這有什么好質疑?

  是的,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是在巨量減少,但是,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減少的幅度與整個制造業的職工減少幅度不同步。由于1998年國企虧出了破天荒的1151億,國企加快了減員步伐, 在96和97年,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減員增長幅度還只有3%、6%,到98年,國有單位制造業在崗職工的減員增幅達37.5%,以后每年的減員增幅都維持了百分之十幾的“兩位數增長”,一直到2007年,減員的增幅才減少到6.5%。

  可是,其他所有制的制造業職工人數卻是在增長,其他所有制制造業職工(不包括私有企業)在1998年到2000年的減員年增幅依次為9%、2%、1%,2001年減員增幅為零,到2002年,其他所有制職工(不包括私有企業)人數開始增長,年增長幅度在6%~12%之間。這種增長固然抵消不了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的巨大減員,卻很能說明一個一直被掩蓋了的事實。

  這個被掩蓋的事實就是:國企可以扔“包袱”,但制造業扔不掉職工!只要有“制造”這個“業”在,總得有人去做工、去制造!但制造業中的“國有單位職工”是在快速消失,1995年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占全部制造業職工(不包括私有企業)比重是61%(3326/5439),到2007年,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只占全部制造業職工(不包括私有企業)的15%(504/3358)。請特別注意,如果制造業職工中包括了私有企業制造業職工,那么,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的減少程度將更加錐心刺目!

  那么,國企為什么要把職工當包袱扔呢?因為國有單位職工包括國有企業職工是中國享有最高福利待遇的一族。但是,為什么減員只是減國有企業職工、只是減掉國有企業職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將所有國有單位福利待遇整體降下來,大家共幫國企度虧損難關呢?看來有一個原因沒法回避:制定各項政策的,本身就是“國有單位職工”——國家公務員都屬于“國有單位職工”。

  于是,我們不得不回到“原點”,回到國企為何虧損的問題。眾所周知,大下崗是國企巨虧引起,國企怎么會虧的呢?現在看來,當初端出的各種理由如今看來都難以成立,否則解釋不了現在的國企和國有控股企業為什么還會這么虧損,至于以往的國企扭虧措施,更需要一一審視,不能以“否定改革開發”來一概加以肯定。

  我個人認為,國企和國有控股企業的虧損特別是90年代中后期和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發生的巨虧,原因要從《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中去找。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國家工商總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組織的“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已經組織了七次調查,最近一次是2006年。在2002年的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職業經理人在監管制度失效或信息不完善時,利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信息不對稱,侵占企業財產、挪用企業資金、泄露本企業商業秘密、私下從事與本企業相競爭的業務并轉移本企業設備,挖走或擠走技術人員,轉讓定單等手法搞垮了相當一批國有企業。”請注意,搞垮的是“相當一批國有企業”。

  越來越多的事實使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相當一伙”原國企的職業經理人搞垮了“相當一批國有企業”,才導致“相當可觀”的職工下崗!

  他們為什么要搞垮國有企業?

  讓以下數據來說話吧!

  筆者根據《中國財政年鑒》提供數據計算,1997年末到1998年末才一年功夫,13.9萬億元屬于地方國有企業名下的資產總計減少到9.1萬億,減少了4. 8萬億,一查全國城鄉居民儲蓄余額,1997年是4.6萬億,這些錢并不夠將國企買下來,可4.8萬億國有資產就這么沒有了。

  2002年的私有企業抽樣調查顯示,“在購買私有企業的業主中,自己是本企業負責人通過改制買下來的占61%,抽樣的833個改制企業,一半業主是共產黨員。”“改制為私營企業后,原國有企業領導為主要投資者兼任廠長經理的占95.6%,原城鎮集體領導為主要投資者兼任廠長經理的占96.7%,原農村企業領導為主要投資者兼任廠長經理的占97%。改制企業的資產總量中,業主個人擁有的資產比例占三分之二。”

  2006年的抽樣調查則發現:“在被調查的2001年后注冊為私營企業的私營業主中,其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的,占32.2%”。“從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的私營業主的職業背景看,他們中在開辦私營企業前曾經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擔任過一般干部、科級干部、縣處級干部、縣處級以上干部的分別占56.4%、30.7%、11.6%和1.4%。在中共黨員私營業主中,有55.2%的人曾經是國有、集體企業的負責人。”

  我不會武斷到認為“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以上的調查結論是國企虧損唯一原因,但這無疑是國企不正常虧損的重大原因!為什么對“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的六次研究報告不予應有的重視?為什么虧損不從國企的職業經理人自身找原因?

  為什么審計部門每年端給人大的審計報告總有難言之隱?

  出生于1909年、2005年剛去世的的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在半個世紀前著的《工業人的未來》一文中高瞻遠矚地指出:“在現代大型企業公司里,重要的不是效益問題,而是政治結構和權力問題。”在管理名著《公司的概念》中斬釘截鐵論斷:“通過分析,我們最后得出結論:在關于社會中實現機會均等以及喚醒工人的公民意識符合大公司的根本利益。”“當公司成功地喚醒工人的公民意識以后,它所能獲得的收益就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也不是成本會計能夠計算的。”

  德魯克的話,我認為能解釋中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莫名其妙的虧損現象!

  中國的國有企業,你原本不該虧!

  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指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和主營業務收入在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工業企業,其中既包括全部國有企業,也包括主營業務收入在500萬元以上的股份制企業(包括國有控股)、集體企業、私企、外商港澳臺企業。

  附:有關”職工”和”工資”的定義

  《中國統計年鑒(2006)》對統計條文“職工”這樣解釋:職工

  指在國有、城鎮集體、聯營、股份制、外商和港、澳、臺投資、其他單位及其附屬機構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資的各類人員(1998年以后僅指在崗職工,其他相關指標如職工工資總額,職工平均工資等指標也從1998年按此口徑進行了相應調整引者注)。不包括下列人員:(1)鄉鎮企業就業人員;(2)私營企業就業人員;(3)城鎮個體勞動者;(4)離休、退休、退職人員;(5)再就業的離、退休人員;(6)民辦教師;(7)在城鎮單位中工作的外方及港、澳、臺人員;(8)其他按有關規定不列入職工統計范圍的人員。

  《中國統計年鑒(2006)》對“工資總額”條文這樣解釋:工資總額

  指各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直接支付給本單位全部職工的勞動報酬總額。工資總額的計算原則應以直接支付給職工的全部勞動報酬為根據。各單位支付給職工的勞動報酬以及其他根據有關規定支付的工資,不論是計入成本的還是不計入成本的,不論是按國家規定列入計征獎金稅項目的,還是未列入計征獎金稅項目的,不論是以貨幣形式支付的還是以實物形式支付的,均包括在工資總額內。2009年4月,國家統計局更加清楚地告媒體:“工資總額統計的是個人稅前工資,并且包括個人交納的養老、醫療、住房等個人帳戶的基金”。

  

【領袖風采】

毛澤東晚年(的做法)比現在節約了全民族3/4的生命成本

[ 老陶同志 ] 于2009-08-29 16:29:20 上帖

  眼下,又到公務員等招考之時,昨天我們這兒一信用社招考,要求碩士、博士以上學歷,且不說高學歷是否就高能力,這對每年700萬的大學生來說是明顯學歷歧視。學歷歧視的結果是,對全國的青少年惡性競爭,浪費生命死讀書。

  人生短暫,青春更易逝,每年畢業大學生700萬,這些大學生花了20多年的時間上學苦學,屁股上都磨了繭子,眼睛近視,體質虛弱,到頭來連考試的資格都沒有。毛澤東晚年,“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小學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共9年時間即可直接輕松有穩定體面其實就是當今的公務員的工作,少數愛學習的可考大學,而現在,從生下來一會說話就開始為找工作學這學那,學前2年,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高中畢業根本找不到真正的職業,還得上大學,大學4年,18年的時間,找個工作難于上青天,別說直接成公務員,就連考公務員的資格都沒有!毛澤東時代9年學習即可擁有公務員工作,而現在18年連考公務員的資格都沒有。現在最多45歲退休(算上大量下崗人員和畢業即失業人員),大學生23歲才畢業,人生有效工作時間45-23=22(年),而大學畢業生需要18年的時間,幾乎占有效工作時間的18/22=82%,而毛澤東時代全員都能獲得公務員占人間有效工作時間:9/(58-18)=23%(高中畢業9年,18歲參加工作,平均58歲退休),也就是說,現代人找工作的投資(有效生命時間)是毛澤東晚年的4倍!

  照顧了1%的博士,枉費了99%的上千萬大學生的青春。

  毛澤東時代,沒有學歷歧視、經歷歧視,公平對待所有人,充分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沒有不合格的人才,只有不合適的崗位”,“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之分”,“物盡其用,人盡其才”,所以那時人們盡管物質生活還未豐富,但人均幸福指數高,社會發展快。

  毛主席說:“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于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著,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

  

為對外開放:毛澤東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戰斗(之二)

[ 弦斷有誰知 ] 于2009-08-24 16:17:20 上帖

  毛澤東設計的是講原則、有尊嚴的對外開放

  毛澤東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偉大開拓者、設計者、也是偉大的奠基者。他老人家設計的對外開放的宏偉藍圖,幾乎完全體現在《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的簽署過程與實際內容里。而從這個過程和內容里,世人都不難看到毛澤東設計的對外開放是有尊嚴,講原則的“中國特色的對外開放”。

  毛澤東設計的對外開放的基本原則,那就是新中國成立后也是寫在《上海公報》上的對外關系的五項原則:“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

  讓一個幾個世紀以來都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讓一個不惜血本悍然發動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妄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的世界霸主,屈尊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與他們連中國總理的手都不肯握的國家簽署體現中國尊嚴的“五項原則”的關系正常化的公報,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件。

  美國之所以不遺余力地封鎖了中國二十多年,中國之所以與美國霸權抗爭了二十多年,其原因不就是美國始終不肯平等待我之民族,始終不肯放棄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統一臺灣嗎?

  毛澤東設計開拓的對外開放的原則和尊嚴就叫做:“對外五項原則”不能改變,“臺灣問題”不容談判!

  下面就看一看毛澤東是怎樣堅定地堅守這一原則與尊嚴的。

  據知情者回憶,毛澤東、尼克松批準的公報第一稿對臺灣問題是這樣確定的:“雙方回顧了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但因國務院專家們對公報對臺灣問題的立場及表述有‘一大堆意見’,又因為美國的體制原因,尼克松不得不同意向中方提出對公報進行修改。例如,有人對“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這句話提出了異議。說這話說得太絕對了,或許還有一些中國人不這樣認為呢(當然是指搞臺灣獨立運動的人)。建議將“所有中國人”改為“中國人”。重要修改處,竟有15處之多。

  周恩來就此用紅色直通電話報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匯報,口氣十分堅決地回答:“你可以告訴尼克松,除了臺灣部分我們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頓了片刻,又嚴厲地加上一句話:“任何要修改臺灣部分的企圖,都會影響明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與喬冠華在劉莊賓館又開了一次夜車。凌晨2時許,另一個“最后”的公報文本終于完成了。在劉莊賓館一個八角亭里,尼克松與周恩來草簽了《中美聯合公報》。通向中美建交之門終于以毛澤東的方式打開了。

  講原則,深喑外交斗爭藝術,才會贏得中國尊嚴。如果像晚清政府那樣,一味的讓步,無原則的妥協,甚至為一己小階層的私利可恥地獻媚、投降,那只有自取其辱,只有落得個賣國賊的可悲下場。

  你看毛澤東,自知時日無多,更曉與美建交重要,它還是不失戰略大師風范,不失社會主義主權國家之尊嚴,極為準確地分析與把握世界大局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需要,即其巧妙地推動至今傳為佳話的“乒乓外交”,以嫻熟的外交靈活性,堅定地維護社會主義中國的“五項原則”,寧愿放棄無原則的開放,也不放棄民族獨立、國家尊嚴,始終掌握著中美建交談判的主動權,這樣的對外開放才是令中華民族志氣大增、豪情萬丈的對外開放啊!

  【憂草時評】毛主席給后人的政治忠告是什么?

[ 汪憂草 ] 于2009-08-23 21:48:05 上帖

  (建國60周年時評之一)   文/汪憂草 2009-08-23

  孔子的學生孟子曾經說過一段我們耳熟能詳的話:“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中,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據說,朱元璋做了皇帝后,非常看不起孟子,下令把孔廟里頭孟子的牌位統統拿掉了。但朱元璋這人喜歡讀書,有一次他讀《孟子》,讀到了這一段“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就高興得直拍桌子,“嘿!孟子真是圣人,我對不起他”,因為這一段,好象把他一輩子的痛苦都講了出來。

  這段話的意思其實有兩個:一個是說所有的創業都是“艱苦創業”,上天要先使創業者內心痛苦,使他筋骨勞累,使他經受饑餓,以致肌膚消瘦,使他經受貧困,等等等等;第二個意思是說人必須戒驕戒躁、不斷上進,必須有憂患意識,憂患可以使人生存,而安樂反而使人萎靡。個人也好,一個社會也好,一個團體也好,一個國家也好,都是“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一要“艱苦奮斗”、二要“戒驕戒躁”,這話聽起了多么耳熟呀。的確是好耳熟,在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提出過著名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孟夫子說的話和毛主席的西柏坡講話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毛主席是偉大的戰略家、思想家、軍事家,一生著述甚多,他的思想博大而又深邃,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毛主席的“兩個務必”主張,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更是對中國現實的深刻反省。“兩個務必”的提出應該是起源于1945年毛主席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里的那次談話。就假如共產黨執政能否跳出歷史周期率的討論與思考。對于共產黨能否跳出和怎樣才能跳出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分析歷史周期率的動因、形成,找到了執政黨持久生命力的保證便是人民群眾對執政黨的監督,通過有效監督來確保執政黨不腐敗,不懈怠。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作《學習與時局》報告時,回顧了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幾次大的驕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占領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結果犯了錯誤,使這次革命歸于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結果犯了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第四次是1938年,抗日戰爭打響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結果又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可以說,“兩個務必”的提出,也體現了黨對自己歷史上幾次錯誤的深刻總結。

  在建國60周年的時候,回望現代中國歷史,這“兩個務必”對于我們仍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可以說,這是毛主席給我們留下的政治忠告。

【歷史視野】

中國人在此

[ 生的偉大活的憋屈 ] 于2009-08-01 10:50:03 上帖

  作者:黃河故人

  上甘嶺上的英雄,是個中國人就知道幾個。我們今天呢,就聊聊幾個不太知道的。黃繼光都知道,肖登良知道么?黃繼光犧牲的時候,肖登良就在他身邊,他目睹了黃繼光撲向槍眼的那一幕。肖登良、黃繼光、吳三羊這三位勇士是通信員,肖登良能活下來可以認為是一個奇跡。要知道當外面炮火連天大家都在坑道里面隱蔽的時候,為了保持通訊聯絡,通信員是要在炮火下運動的。

  作示范者為肖登良

  肖登良曾經去搶水,上甘嶺戰役中在美國人的炮火密度下,到大家都知道的水源去打水,可以想象一下這是一條什么樣的路,兄弟連的地獄公路應該要相形見絀了。肖登良打了兩桶水,即將進入我軍陣地的時候,美國人對他一個人進行了猛烈地炮擊。炮停了,他抬頭一看,在自己的右手水桶里,竟然有一發沒爆炸的炮彈。

  肖登良還摸過美國兵的舌頭。抓舌頭就不能用槍,還要保證舌頭是活的,還不能驚動敵人,現在我們看對越反擊戰中的抓舌頭錄像,都是好多大漢對一個瘦小的越南兵,在叢林里埋伏好了,然后等魚上鉤。當時沒這條件,美國人那體格也不是越南人可以比擬的。美國兵在七八米高山崖上面,當然山崖也不是直上直下。兩個助手在下面埋伏,肖登良自己從哨兵背后摸上去,然后一手按脖子,一手捂嘴,一塊就從山崖上滾下來,趁著美國兵摔個七葷八素,捆了抬走。

  上甘嶺第一天的時候,也就是10月14日這天,肖登良去我方剛占領的陣地送信。進了交通壕,這時有個沒來得及撤下去的美國軍官發現了他,抬起手槍就沖著他開槍了。一發子彈打中了他的胳膊,其余子彈打空了,這時候美國軍官才發現,子彈打光了,敵人還在戰斗;來不及換子彈了,他掄起手槍當板磚,對著肖登良就扔過去了,糟糕,沒打準,武器都沒了,敵人還在戰斗。這瞬間肖登良也沒閑著,抽出駁殼槍頂上火就對準了美國軍官,我射……,怎么沒響??原來是卡殼了,于是我沖……肖登良知道自己槍出問題了,美國人呢可不知道。一看這位端著槍對著自己就過來了,還不開槍,那顯然是要抓活的了,看來命保住了,立刻舉手投降。就這么抓一俘虜。

  話說回來,這個美國軍官夠幸運的,當時的近戰和肉搏戰中,頗有嚇破了膽的聯合國軍舉手投降,手還沒舉利索就被干掉的回憶。紀律,面對面的戰場上,生死不過瞬間的時候,誰還顧得上這個,他是不是真投降還不能界定呢。死生之際的戰士哪里想得到死掉的敵人才是好敵人,他們心里只有敵人不死,自己人就要死這么簡單的一個道理。

  不好意思,拉肖老英雄當一次龍套,主角出場。

  這天是1952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兩周年的日子。這天,也是上甘嶺的一個時間段分割點。

  頭一天晚上,秦基偉把自己軍部的警衛連96人由連長、指導員帶領,派往597.9高地一號坑道,指導員王虜是秦基偉太行山時期的警衛員,跟隨秦基偉長達五六年,多次在戰場上冒死掩護過秦基偉,在通過上甘嶺山腳下的炮火封鎖區時,遭受到巨大傷亡,只有24人到達一號坑道,犧牲的人中就包括王虜。十五軍自成立以來,大小數百戰,還從沒用上軍警衛連,初次上陣損失就這么慘重,直到戰役結束秦基偉還痛心不已。

  美國人也不輕松,這一天飯佛理特也到了第九軍軍部,把美七師撤了下去,南朝鮮二師接替了美國人的主攻任務。

  應該說這時候的美國人的狀態是比較好的,秦基偉這邊已經把軍部的警衛連送了上去,可以說兵力已經近乎到了極限。聯合國軍則是生力軍剛剛投入戰場,一鼓作氣之下,勝負往那邊傾斜,不必多說了。奇怪的是在之后的這幾天,雙方進行的是坑道爭奪戰,而韓軍這邊,并沒能投入足夠多的力量去徹底解決坑道,反倒是十五軍這邊緩過了一口氣來。

  當天,崔建功在指揮所看到,對方黑壓壓一片一片人頭就在炮火掩護下過來了。突然之間,對方的第二梯隊一片大亂,戰斗突然在敵人的背后打響。崔師長邊夸戰士打得好,邊問這是誰打的,居然沒人知道。

  與此同時,597.9高地上看得更清楚。有一支奇兵,占據了美國人留下的一座非常堅固的堡壘,冷不防在敵人內部打響。猝不及防、距離又近,敵人第二梯隊死傷慘重,后路被抄、援兵不繼,前面的進攻立刻失去了后勁。

  可以這么比喻,聯合國軍張開了大口,準備把前面的志愿軍陣地一口吞下,卻不料喉嚨里突然卡進了一根刺。不光不能咽下前面的肥肉,張開的大口合上也很困難,只能張著嘴等著別人一點點敲自己的牙齒,拔自己的舌頭。而且共軍不僅發現了這根意外的刺,還不停地給這根刺幫忙活動一下,可憐的韓國人。

  如果不好理解,想一下黃繼光,如果黃繼光堵住槍眼后,后續部隊沒能立刻沖上來,那黃繼光的犧牲就沒有了意義。

  從597.9高地上,可以看到一小時后對方糾集了一個連對這個堡壘發動進攻,力圖一舉拿下。硝煙中,三個戰士從堡壘中悄悄潛出,兩個人繞道敵后,一個人埋伏在堡壘前面的炮彈坑里。就在敵人以為志愿軍將堅守堡壘的時候,還沒接近就被手雷給炸了個暈頭轉向。敵人派出一個班,慢慢摸到堡壘邊上偵察,發現沒什么動靜,認為我軍都已犧牲,遂大喜過望,一連人直起腰來,大搖大擺走向堡壘。不料瞬間三名志愿軍戰士呈三角陣形出現,手中的轉盤槍對著這一連人一通橫掃,爽!

  敵人立刻又派了一個連企圖連續進攻,這時候,志愿軍的迫擊炮發言了。不多的炮火用在了關鍵的地方上。圍著這個堡壘,志愿軍打出了一道火墻,敵人的連續攻擊就此破產。

  也就是在同一個時間,崔建功師長和前面的團指揮部與各陣地確認后發現,沒有一個陣地向敵方派出小分隊……

  這個,沒人派出小分隊,難道是上甘嶺的炮火太強烈,某網絡神人穿越了?那時候可沒這個詞。

  當天夜里,團里師里都派出了通信員前去聯絡,可是對方的照明彈打得前沿陣地和白天一樣。美國人堡壘和志愿軍陣地之間用炮火打成好幾道封鎖線,通信員全部犧牲。再繼續派人已經沒有意義,于是這個陣地被標注成了無名陣地。

  美國人也反應過來了,首要任務是除掉自己嗓子眼里的這根刺,否則,自己的部隊一集結,就等著給人當靶子。

  第二天,六架飛機掩護一個連的敵人攻了上來。六架飛機瘋狂肆虐,可是這個堡壘是美國人自己修的,很是堅固,狂轟濫炸沒什么作用。而在炮火的縫隙中,可以看到一共有五個志愿軍戰士的身影在閃動,在同百倍于他們的敵軍在作戰。

  志愿軍的炮火也沒閑著,在堡壘的周圍也打出一道火墻,敵軍部隊照樣被鋼雨嚴重殺傷。炮火密度之大,以至于有一發炮彈竟然撞在了美國人的一架飛機上。可以把坦克砸成癱瘓的榴彈炮彈落在了飛機上,可以想象一下這是多么壯觀的景象。

  隨后一天,槍聲仍然不斷,直到10月28日。在無名陣地上的戰士,就這樣孤軍戰斗了四天四夜。這四天,成了十五軍非常重要的四天四夜,十五軍緩過來了。

  這五位英雄的功勞是相當的大。第一天他們剛剛打了第一仗崔建功就說他們要記特等功,何況他們還遲滯了敵人的進攻四天,但是也不適合把他們上升到上甘嶺戰役的關鍵點的高度。上甘嶺總的來說是美國人猜中了開頭,但沒有猜中結尾。戰役起始階段,美國人成功的欺騙了志愿軍的上上下下,但是十五軍上上下下的浴血奮戰給志愿軍爭取到了修正自己錯誤的機會,然后十五軍自己也一戰成名,從二流部隊一躍而成為頭號主力之一。

  10月28日,我某團四連排長田丙辛帶兩個班的部隊沖到了無名陣地。

  出現在田丙辛排長面前的首先是堡壘外面的三位烈士遺體。一位烈士的遺體保存較好,躺在鴨絨睡袋里面,應該是犧牲較早,被其他烈士安置在睡袋里面;第二位烈士躺在一堆焦土邊上,身上的新棉衣已經被炮火撕得粉碎,子彈早已打穿了他的雙手,而手里還有一顆手雷;第三位烈士的遺體在稍遠的地方,周圍敵尸重重疊疊,手指上是手榴彈線圈。

  走到堡壘的門口,第四位烈士的遺體在堡壘門口,身上傷痕累累但沒有致命傷,懷里抱著一根爆破筒;滿懷希望的田排長看到了第五人跪在射擊孔邊上,怒目圓睜,手指還扣在機槍的扳機上。走近才發現,這位烈士也犧牲了。

  環顧后發現,這是一個美軍營級指揮所,沒有敵人進來的跡象。也就是說,五位烈士犧牲后,聯合國軍并沒有敢打進這個堡壘來看一下。堡壘周圍,敵人還有二十多具尸體沒運下去。堡壘里面的兩位烈士都沒有致命傷,很可能是被渴死的。

  想想坑道里是何等的艱苦,送蘋果進坑道就有二等功,何況孤立在坑道前面好遠,和后方沒有任何聯絡的無名陣地;從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能看到美軍不是紙老虎,一個營級指揮部,就可以堅固到在美國人自己的炮火中幸存下來;第三個方面無名陣地的志愿軍基本上是用美國人的裝備打的這幾天的戰斗。我們經常說要是志愿軍有了美國人的裝備朝鮮戰爭會打成一個什么樣子,那現在大家看到的該是一個現實的例子,五名志愿軍烈士,死傷在他們面前的聯合國軍何止于百倍。

  根據情況分析,應該是五位烈士隨增援部隊到了陣地上,但是在如此猛烈地炮火下,夜間地形地貌和白天差距太大,他們沒能找到坑道,卻一路深入了敵軍陣地。正好趕上了美七師和韓二師換防,這個指揮所被放棄了,于是五位志愿軍就潛入了這個堡壘。而且他們很沉的住氣,一直到敵人的第二梯隊集結完畢,才一通猛揍,在聯合國軍的嗓子眼深深地扎了一根刺。

  已經不能接回自己的戰士,確認烈士的身份就成了大問題。從發現的遺物看,五位烈士不止一位識文斷字,可是他們都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和部隊的番號,僅在一位烈士身上的布片上,發現了“山西省”三個字,推測是來自十五軍前身——當年九縱的老戰士。由于上甘嶺上的部隊編制多、變動大、傷亡重,這五位烈士的身份竟成了一個永遠的謎團。

  個人推測,他們也許是十五軍軍部警衛連的戰士。首先頭一天晚上,秦基偉把自己的警衛連派上了陣地;其次,五名烈士不止一人識字,有的還能寫筆記,這個文化素質不低,一般的連隊比較難達到這個高度;第三,這五名烈士的仗都打成精了,看咱們前面的敘述,打得非常漂亮,軍事素質極為優秀,符合軍部警衛連的身份。

  五位烈士留給我們的話,筆記上有這么一段“吃的是美國餅干,用的是美國槍,打的是美國子彈,消滅的是美國狼。”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這句話,烈士把它深深地刻在了堡壘一邊的石壁上:

  中國人在此

建國六十年,新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回顧

[ 窮鄉親 ] 于2009-08-03 10:21:00 上帖

  從媒體上看到,在有關方面組織的建國以來“雙百人物”評選活動中,我國著名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列入了侯選人名單。本人為這樣一位農業科技界的代表人物表示祝賀,希望他最后當選成功。同時,也希望媒體在對英模人物的報道上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以還原歷史的真實。

  以袁隆平院士為例,目前全國人民無不知道他在雜交水稻方面做出的卓著的成就,不愧為新中國水稻改良、生產發展史上的一名功臣。但也常見媒體上給其帶上了太多的貴冠和光環,如:袁隆平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師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沒有袁隆平,中國人會餓死;袁隆平養活了十三億中國人”,“中國人吃飯問題靠‘兩平’:鄧小平給政策,袁隆平給種子”等等。這種言過其實、令人咋舌的宣傳大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貪天功為己有之嫌。這樣必然會造成對新中國歷史的扭曲,當然對科學家本人的形象也是一種毀害。人們喜歡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的袁隆平、新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真實情況。

  宣傳袁隆平的成就,當然是為了說明科學技術對農業發展的作用。然而還應該知道,新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完全是一種國家行為,始終是有組織、有規劃、合作攻關的整體工程,每一項重大研究都不是任訶孤立的個人行為。早在互助合作化時期,農業上就開始了有組織的對優良品種進行培育和推廣的工作。1957年國家成立了“中國農業科學院”,制訂了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按照當時的規劃,把培育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等作為農業科技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為此,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關科研部門培養的優良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梁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這些新品種還不斷更新換代,使農業產量逐漸提高。1966年全國召開了第三次農作物育種工作會議。在會上各地交流了經驗,同時推薦了72個新育成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優良品種。當時各級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對農作物改良和育種工作都十分重視,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選育和推廣良種的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在南方種植水稻的地區,早在1971年良種種植面積就達到其總面積的80%;雜交高粱播種面積在全國達到20%;雜交玉米約占三分之一;小麥抗銹、抗倒伏、高產品種更是普遍推廣。

  就水稻品種的研究和改良來說,全國就有十幾個省的科研部門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產隊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其優良成果獲普遍推廣的先后也有十幾種。例如,我國科技工作者運用花粉單倍體育種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號”、“花育二號”以及“單豐一號”、“牡丹一號”等新品種,都使產量獲大幅度增長,畝產都達千斤以上。其中在雜交水稻的研究和實驗方面,袁隆平也不是最早獲得成就的人。例如吉林省海龍縣(梅河口市)河洼公社社員李貞生(朝鮮族),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雜交水稻新品種,是新中國最早培育出雜交水稻的人。1968年他與海龍縣農科站、海龍縣“五七中學”又一起培育出雜交水稻種子,同時還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如果說有“雜交水稻之父”的話,那也應該是李貞生和他的同事們。他們的試驗成果為中國的雜交水稻奠定了基礎。李貞生等人的成果,當時作為教學內容編入吉林省的中學教材,還拍了科教電影。由于李貞生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寫論文,又去世較早(至今己20多年),所以他什么榮譽都沒有得到。而后來袁隆平卻獲得了“中國第一個特等發明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雜交水稻之父”等數不清的殊榮。

  袁隆平小組被抽調研究秈型雜交水稻是從1964年開始的。1972年雜交稻研究被農業部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組成了全國范圍的攻關協作網。1973年袁隆平小組的雜交新品種實驗成功,1976年即被批準大面積推廣種植,結果使水稻產量增產20%以上,畝產達600多公斤。這的確是當時農業科技上的一項重大成就。為提高南方水稻產量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在當時我國從事水稻品種培育和實驗的并不只有袁隆平小組一個。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種的全國約有十六七個科研單位和上百研究人員,有上萬個農村公社、生產隊的農民參與。他們都取得了顯著的增產成果。各地的新品種的實險如百花爭艷。在那時水稻畝產600多公斤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許多新成果在當時《人民日報》上公布、報道過。在當時全國并不知道有個袁隆平。1978年國家農林部在海南島崖縣召開的雜交水稻、雜交玉米、雜交高梁(當時被稱為“三雜”)育種推廣工作會議上,當時有十多家介紹了經驗,其中還并未有袁隆平。袁隆平的真正揚名,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惰。在八十年代,由于分田到戶和解散人民公社,各地的良種實驗和推廣己經變得十分困難,大部分工作停止了。這也是造成從1985年之后我國糧食產量出現下降、進入長期徘徊局面的原因之一。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袁隆平又研究“超級雜交”水稻,先后使畝產達到700公斤、800公斤。但在目前我國南北各地的許多水稻改良品種都接近噸糧(畝產1000公斤)的惰況下,他的品種己看不出什么優勢。近幾年袁隆平不斷發出向畝產900公斤、1000公斤以及“轉基因”挑戰的宣言,其精神十分可佳,但實踐上是否實現還待時日。如果說當初是雜交水稻造就了袁隆平,那么在其后來的光環中則越來越多地包含了宣傳輿論的作用!

  人們知道,在我國糧食作物的種植中,水稻并不占大部分,其他大量的還有小麥、玉米、大豆、谷類等等,在這各類作物品種的改良中我國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農業科學家李振聲研究雜交小麥,反復試驗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種使小麥畝產增長25%、在七十年代就達700多斤。還有以被稱為“中國雜交玉米之父” 的李登海為代表的玉米品種改良,在1975年就達到畝產1024斤,比建國初提高了兩倍以上。如今已經更新升級了數十個品種,等等。他們對我國糧食生產的貢獻都是很大的。因此說,盡管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名聲國內外,但它在實際上并沒有對我國糧食的總體產量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尤其是從七十年代初以后,科研部門把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新技術應用于農作物育種,培養成水稻、小麥、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幾十個新品種,不僅使農作物產量提高、生長期縮短,而且具有抗病蟲害等特點。從這時起,中國在改良品種、消除病蟲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漸領先世界,對東南亞以及全世界農業發展產生很大影響。正是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廣成為中國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農作物也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使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不斷得到提高和改良。以山東糧食產區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培育并推廣的小麥“山農輻63”、“煙農15號”等良種,單產較以前選育的“泰山1號”等良種約增長20%-30%;玉米培育并推廣的“丹玉6號”、“魯單33號”、“魯單36號”、“煙單14號”、“掖單2號”等良種,單產較以前選育的“煙三6號”、“群單105號”、“魯三9號”等良種約增長20%-40% 。1976年山東省棉花研究所用輻射育種新技術培育出“魯棉一號”良棉,在全省大面積推廣,使棉花獲得大豐收。其他各省同樣都培育出了許多優良品種。

  在七十年代,各地廣泛開展了“科學種田”試驗,取得了許多成果。如湖南省、福建省等地區的農科所和社隊進行的麥稻三熟種植試驗,平均年畝產達到2000多斤。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農民科學家陳永康,經過多年試驗,在1979年成功種植稻麥兩熟高產田,平均年畝產達到2320斤。

  在防治病蟲害方面,1968年我國有關科研部門就解決了馬鈴薯退化等問題,尤其是消滅了數千年來危害中國農業安全的蝗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滅蟲農藥的研究和使用方面更是頻繁的更新換代,對保護糧食作物安全、提高產量也起了普遍作用。

  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統計的結果,從1962年到1979年,十七八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都是持續增長,基本上沒有出現過任何一年減產、滑坡的狀況。連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僅從1965年至1978年來說,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十多年間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年均增長速度。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6642.3億斤,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到684斤,這不僅超過了歷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24年以后的2003年(人均670斤)還高!

  1979年全國豬牛羊肉產量1062.4萬噸,比1957年增長266.59% 等。這充分說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就已經解決,絕大多數人實現了溫飽,從總體上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

  按照袁隆平本人的說法,他的雜交水稻從1976年成功到2006年,在全國共累計推廣種植56億畝,增加產量共計5200多億斤。我們假定這種說法是確實的(在媒體上的幾種說法并不一致),這就是說平均每年增加170多億斤。這個數學只占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642.3億斤)的2.5%左右。而實際上,據當時新華社的報道,1979年我國雜交水稻的種植推廣,總共面積7600萬畝,共增產稻谷78億斤。(新華社新聞1980年2月9日)我們無法知道其中袁隆平的品種占多少數量,就高估有三分之一是袁隆平的品種的成就,那就是增產稻谷26億斤。這個數字只占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0.39% 。這么小的比重對全國大局來說是無足輕重,又怎么談得上是它“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的呢?怎能說出:”沒有袁隆平,中國人會餓死,袁隆平養活了十三億中國人”的大話?難道說中國老百姓就這么好忽悠嗎!

  稍有農業常識的人們都知道,農業產量的增長是綜合條件造成的結果,決不是單由種子的改良這一種因素達到的。任何優良品種的大面積生產也必須要在水利、土壤改良、化肥、防治病蟲害,土地耕作等條件基礎上才可能實現。從根本上說,中國農業的翻身是在毛澤東時代廣大農民治山治水、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力發展支農工業和農業科技,全面改變生產條件的基礎上實現的。然而人們看到,在目前主流媒體的宣傳中,新中國整個上一代廣大農村干部群眾和全體科技工作者為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所做的決定性貢獻都不見了,而唯獨只是袁隆平大師的雜交水稻!可悲啊,今天的主流媒體!

★★————毛主席語錄————★★

不要逞英雄。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401~402頁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零三一頁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七九零頁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第五七八頁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一九六三年五月),人民出版社版第一頁

     向諸位介紹一下深圳商報今天有關二十四史的文章

[ 數學 ] 于2009-08-16 14:02:04 上帖

  我在剛才打開今天的深圳商報,在《共和國文化地標》中看到《點校二十四史:動亂歲月的文化奇觀》。我認為,現在大力提倡國學的人,應當關注這件事情。

  因為點校二十四史是一個特別浩大的工程,文中指出,1977年11月,“二十四史”點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出版,標志著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終完成。該項工程歷時二十年,每個階段從事點校工作的人都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體參與,算上弟子門生,包括中華書局的員工,全部參與該項工作的人數約為三百多人。它的出版引起了海內外的轟動,幾乎全部替代了各種舊版本,成為最權威、最通行的“國史”標準本。超過乾隆殿本,被海內外公認為是當前最好的本子。

  那么,就我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這樣的浩大工程,似不大可能由市場經濟產生,必須由政府主導,政府提供經費。為什么?你那么多的專家,長年累月地干這么一件愚公移山的事情,如果說是靠出售二十四史來掙錢,有可能掙不過黃色小說之類。現在有多少人愿意花錢買四千多萬字的之乎者也的東西?象香港的學者,臺灣省的學者,這么多年來都不搞,雖然他們沒有經歷什么“十年浩劫”,什么“中華文化喪失殆盡”,但是他們當然搞不了,幾百人歷時二十年的工程,他們怎么搞?

  那么,這個主意是誰想到的呢?文中說的是毛澤東的主意,毛澤東下的指示一開始是在1953年給出設想,1958年正式下令啟動。

  而后來文革從1966年動亂中斷,但1967年中央掌權的戚本禹下令繼續點校工作,于是各個正挨斗的專家開始回來。但是確實受到造反派工農兵的干擾。

  而文革后(我說的后不是指的1976年那個后)真正全面地又啟動了二十四史點校的,是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在1971年四月寫給周總理的一封信,信中說(我這可全部是原文照抄深圳商報):“總理,中華書局標點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四種,其他都未印出。現在一些老知識分子也閑著無事,可以組織一些人來做。”于是總理就批準了,并大力支持了。(看到時這里我又想原來1958年到1971年的時候只還有四史啊,那么其它的二十個史都是在文革期間弄出來的?)

  看到這里似乎四人幫也沒有成心要讓“中華文化喪失殆盡”似的。后來大批知識分子從干校調回后,心情特別舒暢,此文中原文是這樣說的:“第一批從干校返回北京,時任金史責任編輯的崔文印回憶說,‘外頭還在干革命,里面等于進了沙漠綠洲,回到了真正做學問的年代。”,“心情空前舒暢的啟功在工作之余或午休的時候又忍不住寫寫畫畫起來,隨便抻一張紙,信手揮幾筆,成為了中華書局一景。”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要宏揚中華文化,單靠市場經濟,政府沒有大投入是不行的。是不是中央現任領導人也學習毛澤東的樣子,設想出一個浩大工程,搞它二十年,弄出一個巨大的東西來?當然,我對于這些之乎者也的東西是不懂了。

  《深圳商報》的這個版面的左上角還順便講了一下《辭海》的創造,在解放后也是毛澤東的主意,在毛澤東1957年下令之后,文中的原文是這樣說的:“直至1979年三卷本的《辭海》正式出版,五千多名專家用二十余年完成了夙愿,向國慶三十周年獻上一份厚禮。”

  看得我都驚呆了,喝喝,五千多名專家,二十余年,我還以為他們都在鄉下喂豬呢,至少文革后的所有資料都是那么說的。

  我還是認為市場經濟的“自然而然”是不可能集五千多名專家搞二十余年弄出一個辭海來的。在這里不會有什么帕累托最優。

  我這里并不是認為市場經濟不好,而是認為在許多方面,政府還是要大力出手的。

  此外,現在年青人知道的歷史經常是亂七八糟的,包括我知道的也是這樣,比如今天商報講的歷史,我就不知道,我受到的教育,獲得的歷史知識,也不那么正確。

【理論探討】

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形式

[ 半二十八畫生 ] 于2009-08-03 11:40:45 上帖

  列寧提出,“…但每個階級都起了變化,他們的相互間的關系也起了變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別的形式。”(《列寧選集》第四卷,第92頁)

  列寧曾說,“奪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階級斗爭,而是用另外一種形式,另外一些手段把斗爭繼續進行下去。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這種工具所進行的階級斗爭。”(《列寧全集》第38卷,第19頁)

  斯大林1936年月11月在《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布蘇聯消滅了地主階級、資本家階級,“所有一切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了”。在社會中已經沒有了彼此對抗的階級,社會是由兩個相互友愛階級,即工人和農民所組成。執掌政權的正是這兩個勞動階級,國家的領導權(專政)屬于工人階級。智識界的成份變了,百分之八九十出身于工農勞動者階級,他們服務于人民。

  在聯共(布)十八大報告中,在回答“在我們這里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了,我們國家內已經沒有什么敵對階級了,再沒有什么人可以鎮壓了,也就是說再不需要什么國家了,國家應當消亡下去”的問題時,斯大林同意這種觀點,回答說:現階段國家的基本任務,是組織經濟文化建設;至于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主要是對付外部的敵人。

  斯大林晚年直接指導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指出,“隨著社會主義的勝利和人剝削人的現象的消滅,蘇聯沒有對抗性的階級了,沒有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了”,“這并不是說,社會沿著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發展就不要克服內部的矛盾。不過這種矛盾,如前面所說的,是非對抗性的”。

  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不是拋棄階級分析方法,恰恰是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毛澤東指出人民內部矛盾的非對抗性,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民族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一般屬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那么,所謂敵我矛盾,除了與外部資本主義的矛盾屬敵我矛盾外,國內以整體階級斗爭形式出現的敵我矛盾并不存在了,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一般是非對抗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但有轉化為對抗性的可能。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過渡時期,國內資本主義因素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長期存在,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外部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長期并存,因此,非對抗性矛盾有轉化為對抗性的可能。

  1956年9月黨的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黨已經領導人民取得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性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國82年憲法明確指出:“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于階級利害的根本沖突,而是由于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于對敵斗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復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

  辯證地看,矛盾、對立統一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表現出普遍性和絕對性;同時,在一定條件和范圍內,對每一個具體的事物來說,矛盾和對立統一又表現出特殊性和相對性,并不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在自然科學領域,楊振寧、李政道實證證明,在弱相互作用條件下,宇稱是非對稱性的;在社會科學領域:社會主義運動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消滅剝削階級),一國內部階級關系是非對稱性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同屬統治階級,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不存在以完整階級形式存在的被統治階級),或者說階級對立正在走向消亡(這并不排除在一定條件下階級對立激化)。

  列寧曾經說過:“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選集》第三卷第248頁)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前,這句話不難理解,那么,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怎樣理解這一句話呢?應該這樣看,一國范圍內消滅了剝削階級或不存在完整意義的剝削階級以后,沒有階級對立或者說沒有完整形態的階級對抗,但改變了形式的階級斗爭、尤其是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仍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在階級消亡階段仍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完成“戰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列寧語)的任務。

★★————毛主席語錄————★★

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后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見,并且將這種落后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44~1045頁

是城鄉差別,還是貧富差別?

[ 庫爽生 ] 于2009-08-13 17:10:58 上帖

  “城鄉差別持續擴大”的渲染引人關注。最近還有網友在文章中說:“世界上平均的城鄉差距是1.5倍,超過2倍的國家很有限,中國現在比較公認的是6倍,加上社會保障、福利因素等等是6倍,居世界老大的地位。”

  前不久,新華社有關文章指出,3.33∶1和9646元,一個是去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一個是兩者之間的絕對差額。這兩個數字屬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本原因,是農民收入基數低,同時受現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農民收入的增速低于國民經濟和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速。

  這個關于城鄉差別的分析,盡管有數據支撐,但是和作為城鎮居民主體的普通老百姓的實際感受有很大差距。特別是說農民收入的增速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速,這個判斷有極大的片面性。因為實際上,城鎮大多數居民的貧困被少數富人一平均,就屏蔽了真實狀態。

  說實在的,我每次看到關于城鄉差別的繼續擴大的報道,都是“驚詫莫名”。因為,我是城市居民,而且是生活在一個雖然經濟并不發達,但發展速度較快的水電名城,我所了解的城市居民,絕大多數生活水平是在不斷降低,特別是數量眾多的下崗失業職工這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遠遠不如農村居民。

  客觀地講,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曲線確實是在向上走,雖然還談不上富裕,總體上是在不斷提高。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但是,不進行具體分析,籠統地拿城鄉差別說事,就非常容易造成一個與實際脫節的印象:既然農村居民在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其純收入增速還是低于城鎮居民純收入,那么可以推論: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這么快的增長,城鎮居民應該都“小康”了吧?是這樣嗎?我看,假如到城鎮居民中進行入戶調查,恐怕大多數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并沒有怎么增長或者是降低。我這么說,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支撐:國企和集體改制形成的六千多萬下崗失業職工,涉及到多少家庭多少人?有多少城鎮居民為此而陷入赤貧?

  具體地分析具體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城鄉差距何以繼續擴大?

  首先,兩極分化是主因。有一句順口溜:“張家有錢一千萬,十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家家都是張百萬。”城市里聚集著一批富可敵國的豪門巨賈,一個億萬富豪就可掩蓋成千上萬個室如懸磬的貧寒之家。其實,由于礦山給私人開采,農村同樣誕生了一批億萬富豪,擁有財富數以千萬元計的礦主也不少。但是這些礦老板幾乎全都在城市買了房落了戶,因此他們的財富并沒有“平均”在農村居民的收入之中。

  其次,這些年,城鎮居民中的政府機關公務員、新聞媒體等事業單位從業人員以及部分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高管、白領等,工資漲幅很大,每年上一個大臺階。金融、電力等行業職員收入可觀。而這些人,農村是沒有的。農村只有中小學教師是事業單位從業人員,但就是農村教師,大多數也在城鎮買房落戶了,不屬于農村居民。

  農村居民收入有那些呢?政府統計的主要是農民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收入,雖然農業生產由于免稅免賦等政策的實施,會有一定的增長幅度,但不會太大。不少農民家庭的重要收入,來自進城打工和經商做生意所得,而這部分收入是不透明的。

  這就很清楚了城鄉居民純收入不斷拉開差距的原因所在。如果具體對比城市工人和農民的純收入增長,除開退休工人,農民平均純收入的絕對值和增幅都會遠大于工人(含下崗失業工人和在崗工人)的平均數。事實上,占城鎮居民相當大比例的城鎮居民,“城鄉差別持續擴大”是方向相反的,即這部分城鎮居民純收入將越來越低于農村居民純收入,而且這種反向差距將越拉越大。

  原來經常提到的“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從普通居民生活水平上來看,工農差別已經基本消失,甚至倒過來了。事實上,現在強調城鄉差別,聽起來已經十分可笑。既然城鄉差別不斷擴大,城市居民純收入比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差別越來越大,為什么原來城市戶口那么金貴,而現在城市戶口越來越像雞肋,而農村戶口越來越吃香?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厲以寧,號召三千萬城市下崗失業職工到農村去謀生,看來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道理的。

  不具體分析城鄉各個群體,不從兩級分化、貧富懸殊的角度看問題,只是籠統、片面地渲染、強調“城鄉差別持續擴大”,渲染、強調城鎮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實際意義不大,還會轉移高層決策者的視線,產生誤導的副作用。要看到,城鎮居民從數量上看,主體是下崗失業職工和在崗的工業、商業普通職員,他們的純收入要么大幅降低,要么并沒有增長,要么增長幅度微小。媒體這樣反復地片面張揚城鎮居民純收入增長快速,將屏蔽在城市總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觸目驚心的貧民問題,會使社會特別是決策層繼續遺忘城市的赤貧群體,忽視淡忘存在于城市歌舞升平背后的,那一座座由原國企生活區變身的“貧民窟”。

  城鄉差別是永遠存在的。城市有車水馬龍的街道,有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有燈紅酒綠、喧囂騷動、美女如云的風景線……但是,從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看,已經沒有什么明顯差別了,大部分底層市民甚至已經遠不如農民和農民工了,也就是倒立的“城鄉差別”了。不信?請到原國企職工生活區走一走,看看那些下崗失業工人為一日三餐奔波的凄惶的身影吧!

  實際上,早在2005年,中國社科院的調查表明:中國最貧窮的群體在城市。該調查報告形成了一本書,研究者把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第八、九、十個階層分別是:工人、農民、城市無業失業人員。而城市無業失業人員中最貧窮的群體則是公有制企業改制中失業的群體,因為以其自身條件,已經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沒有任何競爭力了,也就是一般不可能再就業了(有人以為城市居民可以享受“低保”,這是完全不了解有關“低保”政策規定的誤解)。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城市貧民生活水平已經遠低于農村居民了。

  目前,我國社會最重要的差別不在于城鄉差別,而是貧富差別;關鍵問題不是城鄉兩級分化,是在于富豪富可敵國、窮人揭不開鍋的貧富兩級分化日益拉大。

雇傭勞動合同下的勞動者與全民所有下的勞動者

[ hiri01 ] 于2009-08-19 15:11:26 上帖

  當著勞動者為了生存出賣勞動力,為資本—雇主—經理—董事長—私營企業打工的時候,雇用勞動關系就成立了。

  這時勞動者的收入只是他創造勞動價值的很少的一部分。他們得到的僅僅是能夠維持基本生存和保證能夠繼續出賣勞動力的一小部分。他們勞動創造的大部分都變成了資本的最大利潤,都裝進了私營企業主的口袋。

  一個一千人的私營企業,年純利300萬,這個私營資本的年收入就是純300萬。而為這個資本打工的實際勞動者,則根據崗位不同,年純收入也就是在15000—30000元之間。當然,15000元的收入是絕大多數,30000元的收入只是私營企業的管理者。當然,會有那么幾個圍繞在私營資本周圍的密切管理者,年收入會在10萬或是20萬不等。

  雇傭勞動下資本對勞動者的管理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勞動者不必關心他們每年新創造價值的去向和如何分配,他們只管合同中約定勞動力的價值的價格表現—工資就行了。他們只需要關心按照合同,向資本提供了勞動力,資本是否給了他們合同中約定的價格就行了。

  在這里,資本和勞動力兩廂情愿,一個買,一個賣,合同約定的非常公平合理。

  勞動合同解除了,買和賣的關系也就解除了。

  在雇傭勞動關系下,勞動者的醫療、住房、子女看護、養老都得自己解決。

  在公有制下的勞動者,勞動者是資本—企業—國家的主人。

  他們的勞動是在為自己勞動。

  他們除了領到自己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為了生存和保證繼續創造價值的那部分收入外,大多數他們創造的價值都留在了全體勞動者所有的企業里。

  在全民所有的企業里,企業把勞動者新創造的價值,除了以工資的形式發給勞動者外,部分上繳給全民所有的國家,進入國家的再次分配外,余下的就為全民所有的企業的勞動者所有。

  全民企業把全體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余下的部分,統籌安排,計提科研經費和擴大再生產經費后,其余的以免費醫療、住房、退休金和其他福利等形式重新分配給全體勞動者。

  在這樣的全民企業,企業都有自己的醫務室,大一點的配有自己的醫院,幼兒園、甚至技校。

  在這樣的全民企業里,勞動者看病不需花錢。小病醫務室就看了,大病到全民所有的醫院里看,然后拿著花費的單據,由全民企業報銷。

  在這樣的全民企業里,勞動者住房不需要花錢,由全民企業建房,分配給勞動者。

  在這樣的全民企業里,勞動者的孩子被托管看護不需要花錢,上學不需要花錢,學費由全民企業報銷。

  在這樣的全民企業里,勞動者退休后領取養老金,就是死亡后,企業還要發一部分喪葬費。

  所以,私營企業和全民所有的企業最根本的差別就是:前者勞動者是在為私營資本出賣勞動力,后者勞動者是在為自己而勞動。

  雇傭勞動制下勞動者的積極性是由生存的需求而激發的;

  全民所有制下的勞動者的積極性是由勞動者為自己勞動而激發的。

  全民所有制下的企業還體現了人們之間的相互關愛。

  上中學時候,有一次削蘿卜,不小心把拇指割破了,鮮血直流。捂著手到了附近的一家集體所有的企業的醫務室里,大夫免費給我清洗創傷,縫了4針,囑托我3天后再來看看長的怎樣。

  現在,要是割破了同樣創傷的手指,120費用就得50元,掛號費7元,病歷費1元,清創費,消毒費,材料費,縫合費,按縫了幾針計算,藥費加起來也得200元吧。當然了,下次去,又是掛號、檢查費、清理費、包扎費、材料費、藥費等等,到了7天后拆線時,怎么也得花去400元。

  所以,現代人長不起病,去不起醫院。

  其實全民所有企業挺好的。

  當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今天,在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里,以前這些全民企業的優越性和非常優秀的東西,對于年輕人來說,也許像是聽一個不存在的神話故事了。

  但是當年的全民企業就是這樣的實際狀況。

  全民企業在發展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不是一賣就了之的事情。

  其實全民企業要解決的最關鍵的問題是:

  企業的人員流動和違紀辭退的問題以及企業產品銷路的問題。

  我們的過失在于沒有抓住全民企業存在的關鍵的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找出如何解決的辦法,而是一刀切式的把全民企業賣掉了。

  誰買走了全民企業呢?

  改革開放的中期,那些掌權的全民企業的廠長、供銷科長一類的人把全民企業以改革和買的名義變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幾乎一夜之間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

  這些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企業的供和銷的無形資產,輕易地把全民企業變戲法一樣的變成了自己的私營企業。

  幾乎所有全民企業在被賣的過程當中,都沒有考慮企業的無形資產的問題。

  其實,全民企業的供和銷的無形資產有時遠遠大于企業的有形資產,這也就是為什么私營企業接收全民企業后,僅僅通過裁員減負就增效的另一個原因!

★★————毛主席語錄————★★

  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犯錯誤。用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待馬克思主義,把它看成僵死的東西,這是教條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的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零——二十一頁

  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三零頁

應加強對走資集團的研究

[ 春天與太陽 ] 于2009-08-23 14:30:37 上帖

  應加強對走資集團的研究(潘老師)

  今天,中國的走資集團,由于其權力壟斷、以民為敵、腐化墮落、無惡不作等特征,已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唾棄。不但左翼人士以之為敵,連右翼人士中的有良知者也羞于與之為伍。

  在唾棄走資集團的同時,我們也要加強對它的研究,要宏觀地同時也具體而微地看看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走向。

  大體上看,走資集團在目前表現出如下幾點特征:

  一是勢力強大。只要稍作歷史事實的比較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毛主席尚在世時,走資集團就能夠拉幫結派,明暗搗亂,與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作對;毛主席剛辭世,他們就能夠馬上公開批判人民領袖,批判文化革命;而走資派的頭子去世10多年后的今天,人民群眾對其批判的聲音還被完全禁止,可見此集團勢力之強大。

  二是素質低劣。素質不低劣就不會以人民為敵,素質不低劣就不會把中國搞得烏煙瘴氣、亂作一團。而且他們人格缺陷中有著非常可憐的一點,就是他們根本上缺乏自知之明,一直以為自己真是精英。例如一位萬的走資派元老,原本就是罔顧政治倫理、利用特殊手段爬到政治高位的,最近大概發現局勢對己不利,卻忽然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叫別人講政治倫理,可見其政治倫理素質多么低劣。

  三是成份復雜。有中共內部蛻變過來的特權分子,有為外國殖民勢力服務的漢奸買辦,有“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一部分,有舊社會的遺老遺少。人們甚至有理由懷疑,舊社會潛伏下來的某些敵特分子,在毛澤東時代無法公開活動,甚至已經絕望,但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卻發現時機到來,搖身一變,以“改革開放”的姿態“合法”地從事顛覆社會主義的活動。

  四是外強中干。一方面,他們控制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命脈,顯得很強大;另一方面,他們的名聲很臭,沒有任何政治威信,沒有任何群眾基礎,是紙老虎,一推即倒,一捅即破,所以外強中干。

  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曾因為完全地徹底地走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擁有崇高聲譽和巨大威望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其內部竟腐生出這樣一個大走資集團并最終走向政治前臺,把共產黨的聲譽和威望破壞殆盡?

  這里面有辯證法,有物極而反的原理,有矛盾的對立統一和事物的運動轉化規律。作為大哲學家的毛澤東,努力以思想革命運動(批判封資修,批判做官哲學、利己主義、享樂文化)、群眾揭批運動(開門納諫,還權于民)和吐故納新運動(對紅衛兵、知青的鍛煉培養)來解決這個問題,永葆不斷革命不斷運動中的共產黨動而不亂,永葆共產黨的勃勃生機,永葆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

  面對著毛澤東的文革哲學高度,走資集團的“貓論”的確顯得猥瑣卑劣。但正因為其猥瑣卑劣,我們才需要高度警惕,防止其傷害國家人民。而且我們可以相信,當大多數人讀明白了毛澤東的文革哲學,走資集團就會退出歷史舞臺,屬于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會到來。

  因此,我們應加強對走資集團的研究,揭露走資集團的本來面目。這是歷史反思的需要,是現實斗爭的需要,更是未來勝利的需要。

  2009、8、23

普法:沒有人治的法制(法治)是個什么東東!

[ 悍然 ] 于2009-08-24 21:28:13 上帖

  改開以來最時髦的政治游戲之一就是依法治×,跟看不見的手一樣。這次重慶薄、王打黑,有人又拿這說事了。為支持薄、王二位強力打黑,普法一次。

  什么是“法制”?它不過是國家的法律和制度,體現的是統治階級意志、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行為規范,是統治階級實行階級專政的工具。

  而“法治”,不過是對通過國家機關制定出來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行為規范即所謂“法制”亦即法律、制度等等的制定與實施。法制是人建立的,依這些制度規范實施治理也是人在做(天在看啊,呵呵!)。

  那么,所謂的依法治國又是什么玩意?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則,依法治國其實就是依統治階級意志治國(暫且不論依意志治國正確與否),階級意志,當屬人的意志,而不是阿貓阿鼠的意志!

  而資產階級法學理論通常將法學劃分出三大流派,即自然法學派、實證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有點迷惑人,我們一點一點的看——

  自然法學派,百度百科詞條解釋:“自然法學派是指以昭示著宇宙和諧秩序的自然法為正義的標準,堅持正義的絕對性,相信真正體現正義的是在人類制訂的協議、國家制訂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內心中的自然法”。據此,依法治國可解讀成依“……人的內心中的自然法”治國,哈哈!

  實證法學派,百度百科詞條解釋:“實證主義法學就是指各種分析法學派。因此又稱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它強調的是實在法,即國家制定的法”。也就是說,依法治國就是依國家制定的法治國,這里不講人了,但等于什么也沒說!

  社會法學派,百度百科詞條解釋:“西方法學家一般認為該派具有下列的一個或兩個特征:①以社會學觀點和方法研究法,認為法是一種社會現象,強調法對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對法的影響;②認為法或法學不應像19世紀那樣僅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應強調社會利益和‘法的社會化’”。這個解釋的核心是“法是一種社會現象”,怎么依它治國?

  其實,歷史從來充滿了轉折與挫折,歷史的進程并非地質史、天體史,只記錄純物質、純自然的過程,而是階級斗爭的客觀斗爭和相互制約的進程。以改開標志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論,第三部分講了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云云。可是,不知什么時候,經由那些難得糊涂的法學家、宣傳家們一忽悠,國人便開始了法崇拜、法迷信。立法虛熱與犯罪熱浪、司法腐敗、治安惡化相映成趣。法法相克,自我消解,隨意修憲,言而無信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在以79新法審判60年代行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改開法制(治),不破產都沒天理!

  于是,我們就看到這邊廂剛剛歡呼三十年法律教育如何如何,那邊廂黃大法官就被雙規的盛世奇觀。至于各級法官、檢察官、警官、政務官犯罪的更是不計其數,知法犯法,執法犯法,法復何言!

  回到人治法治上來,法是人類制定的規矩條文,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從來不存在沒有人參與的立法、執法。薄熙來、王立軍的打黑除惡就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的作為,本來是“執法必嚴”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人治到位的結果。而得不到懲處的那些猖獗的黑惡勢力、那些視“法”為無物的大貪大腐們,無論你法制多么繁雜精細,他們所以能逍遙法外大發展,恰恰是沒有人去治的惡果。因此,指責“人治”的人,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大大的糊涂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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