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烏有之鄉看到【寒梅冬雪】寫的文章，因為很多內容都與美國相關，所以想以【寒梅冬雪】的文章為基礎做一個以‘美國’為視點的專輯。就將這些文章當中關于‘美國’的那部份重新編輯整合。當然其中也有幾篇文章是完整的，另外我認為最后那一篇其實是【寒梅冬雪】到目前發表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但是比較長，所以只給了一個地址，希望有興趣的網友，不管怎么樣，最后一篇都還是去看一看。　　

第一篇：美國最怕的是什么？　　

在國外看50，60，70，80，90后的處事之道有什么不同，我所舉例子代表性可以被質疑。也許是共性，也許是特例，只是接觸了，有所感觸。

從80后故事說起。

80后朋友最近碰到了點麻煩，很不開心。她碰到的事情，可能每個人都會碰到：她在美國一家IT公司工作，客戶要修改東西，項目經理把要修改的部分標出來，分派給80后朋友去完成，她照著做了，改完交上去。結果出錯了，客戶發現一個重要部分漏改，是項目經理漏標了。但接到客戶投訴，項目經理把責任一股腦全部推到80后頭上，“并廣而告之”，全公司都知道80后朋友出大錯了。

80后感覺“泰山壓頂”，電話那端不停講事情經過，聽得出來，她很氣，很委屈，也有點“慌”，或者“手足無措”，不知道怎么應付。讀書、出國、找工作，她從小到大順風順水。“怎么這樣啊？”--- 這句話她重復了好幾遍。

這就是美國公司的“政治斗爭”。在強國論壇，包括國內一些朋友，總以為美國政治很民主，其實表面、媒體上能看到的美國選舉，不能代表美國的政治，美國真正的“政治”都在公司（企業）呢，要看美國真正的“政治斗爭”，就到美國大公司找份工作，才能看到什么是美國的“政治！” 不出問題的時候還好，出問題的時候，熱鬧就來了，人受了委屈冤枉，公司的規章制度幫不了你，最管用的一招就是“造反有理”--- “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是保護自己最好的方式。 美國人其實普遍膽小，但你非要展現“謙謙君子”，對不起，他不會因此尊敬你，有機會他就要壓你頭上。當然并不是說時刻都要像準備戰斗的刺猬，平時沒事時，與人為善，“和群眾打成一片”，真碰到事就得“頭上長角身上長刺”。

中國人大多“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能干，容易被領導，老實聽話。 “公司政治游戲”在美國人盡皆知，因此“能玩政治游戲”不是貶義，而是能力，這種能力就是中國的“斗爭精神。”

不得不說下中國精英給年輕一代灌輸的概念：只要技術很強了，你就ok了。需要指出，在國外混，沒事的時候是ok的，有事的時候就不ok了！也許只有在中國的太平盛世、和諧社會中，只“技術強”就行了。

“如何鑒別人的能力”，中國和西方概念不同：我們用“成績的好壞”來鑒別，很靜態。而西方用“應對問題能力”強弱來鑒別，很動態，應對能力，包括了人際關系，溝通能力，處理問題能力等，換句話說，就是“政治斗爭”能力。一個團隊，你如果只技術強，沒有一點政治斗爭能力，只能“被使用”，假如用“政治權力”來描述，就是你會喪失政治權力。

以前跟80后朋友也聊過，技術能力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觀察溝通應對能力。80后當時不服，這次她終于領教了，她因為總擔心自己英語不是很好，平時很少跟同事“打成一片”，這次出了事了，也倍覺孤單，讀不懂領導，讀不懂同事，連怎么觀察公司人文環境都不知道，她是個非常出色的程序員，又能怎么樣呢？公司這樣，社會、世界不也這樣嗎？

中國人就得敢于向外國人展示自己的性格，讓他們知道你是誰，要不，永遠得被人踩最底下，碰上好領導好過，碰上糟糕的領導，只能忍氣吞聲。 西方人從小就被教育的不能”忍氣吞聲“，憑什么中國人就要這樣？
80后朋友平時不喜歡“對抗”或者“斗爭”，她屬于很反感毛澤東和魯迅那類。 所以當她面對要去挑戰人的時候，她坦白說，她沒有勇氣，也不知到怎么去做，只剩下自己在那里苦惱。

80后朋友讓我想起中國外交部：明明都是我們有理，怎么倒變成別人理直氣壯了？有些情況下可以講道理，有些情況下講道理是沒用的---流氓把你逼到角落，跟他還有什么道理好講？他要講道理就不會把你逼到角落了。就像最近重慶打黑，有人又出來說“運動式”不是好辦法，要用制度，我覺著這跟廢話差不多---制度如果不能禁止黑社會，就沒有道理要求打黑一定要通過制度！反腐也一樣。

為了給80后鼓點勁，我建議她先從頭到尾先讀幾遍《毛主席詩詞》，獲取點傲視一切困難的勇氣和精神再說。一向反感毛澤東的她，這次不反對了。

不得不說說毛澤東的教育。從我周圍的朋友來說，從建國后人群劃分來說，最富斗爭精神的是50，60的朋友們。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他們基本上都有很強的“形式判斷能力”，從國際糾紛，到國內大事，到公司政治斗爭，都能說出一番見解來，很有深度，也都知道斗爭方略。

我一個50后朋友，北大荒兵團呆過，后來回城，后來考學，最后出國。她遇到過跟80后朋友一樣的問題。“斗爭精神”很強，不是指能跟人吵架，而是很有原則和策略。50后朋友對給她找麻煩的領導，直接去面對，該據理力爭就爭，該合作就合作，幾次較量，給她找麻煩的領導，最后不敢再給她找麻煩了。我從這位大姐這里，學到很多東西。

我認識的幾位60后朋友，都或多或少碰到過80后朋友這樣的問題。60后朋友和50后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不怕事，出了事應對能力非常強，判斷能力也非常強，原則性也強，敢爭，敢斗，知道自己什么時候該做什么，進退拿捏非常好。

遇到麻煩和困難怎么應對？我一位70后朋友在碰到老板給她找麻煩的時候，選擇了“忍”，她強調“爭”，沒什么意思。

一個90后跟我說，街上看到有人吵架、打架，他會躲著走。 我的解讀是：他逃避“引起感官刺激不安”的情景。從另一方面來說，他遇到問題，可能也會逃避，因為不愿意去面對，這樣會導致應對能力弱，最后成“溫室里的幼苗”。 當然不是鼓勵他看到街上有人吵架就去參與，但“社會人”對社會事情應該有一種自然的反應、關注和判斷，這樣才會導致人們對社會道義、正義的堅守。

有次，跟60后朋友聊，說起假如街上看到吵架、打架的，60后會怎么做？ 60后朋友說，中國50，60后，包括往上的老一代，社會參與意識比較強，這其實是個優點，比西方優。 他記得70年代，大街上看到男的打女的，大人打孩子，總會有路人出來干預，年長的還會批評打架的幾句，能開成個小型批斗會。現在碰上這種情況，他說他至少會打個電話或叫下警察，老一代中國人還都有這種意識，社會秩序和正義要大家維護，但他發現80后比較冷漠，他有次開車碰到路上一個人車壞了，他搖下窗問要不要幫忙，他車上坐著個80后，對他的舉動就很不理解，覺著他多管閑事。

另外一位60后朋友，曾這樣感嘆：“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基本都有點‘犧牲精神’，可以為了別人犧牲下自己，發現從70后開始，就少見了，80、90后身上基本就不見了。”

從上面的例子，從80后開始，中國人開始呈現一種“示弱”，也許是喪失了斗爭精神，導致面對“人際”紛爭和挑戰，會選擇逃避。這其實是一種喪失應對能力的表現。當然他們有強勢，但可能只局限在“具體技能”上，或者不和人發生關聯的領域，換句話說，從70后開始，明顯80后，中國人開始變得有點經不起風雨了，心理比較脆弱。如果這是普遍現象，將會隱藏一個十分危險的問題---逃避社會問題，社會的道義和正義將難以為繼，不愿意面對和人的沖撞挑戰，人就喪失了斗爭精神，背后隱含的是權力意識，最后可能會演變成：誰強權，誰就可以奴役中國人！

有一句英文，我認為很好，忘了是誰說的了，但是西方人的共識：Pea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the conflicts, but the presence of justice！(大意是：和平，不是因為沒有矛盾沖突，而是因為存在正義！）

一個60后朋友曾糾正我一個錯誤觀念。原來我一直以為西方人“規則秩序”是文明、進步的表現。60后朋友糾正說：規則和秩序當然是文明進步的，但這和法律問題一樣，存在“誰定的？為誰定的？”問題。一群人亂走，互相碰撞，這群人商量一下，形成規則秩序，然后立法，這樣的規則秩序和法，這群人就會自動遵守，不用教育，因為體現了公眾道德。 強者不能欺負弱者，不用教育，老百姓也能遵守，因為它體現了社會正義。法律必須體現公眾道德和社會正義。美國人制定規則和秩序的時候，不會體現中國人的道德和正義，中國人不加質疑的學美國，美國當然覺著安全，全世界都這樣，他最安全。“制度，法律，高于一切”，這是美國向中國輸入的觀念，目的就是歸化中國人，讓中國人根深蒂固認為“制度”解決問題才是最好的，“法治”才是最根本的，但高喊這么多年，制度，法治到底是什么？怎么不讓老百姓放開討論：“法律是誰定的？給誰定的？”中國就毛主席的“法”是為老百姓的，美國清楚的很，不信，中國要把老毛法律化、制度化，你看美國干不干？美國最怕就是中國人不按他們的規則來。中國人優點是靈活，靈活加上老毛的思想就能產生極大的創造力，這是西方最怕的，真這樣，西方人沒法控制中國人，中國人引領世界早晚的事。現在一股豎孔儒的風，也是美國和演的一部分，孔儒有基礎，最能幫助西方馴服束縛中國人。估計中國灌輸上幾十年孔儒教育，將來基本都是馴服的羔羊了。

60后朋友的認識，我也深有同感。給中國人灌滿腦子孔儒思想，是很危險的，出了國門，一定會被撞的稀里嘩啦，外國人不會因為你很孔儒，就對你尊敬了。國際行不通，也許那點孔儒思想最后只能用來“窩里斗”了。

中國全民族需要“外柔內剛”，“外柔”，可以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內剛”，就毛澤東的思想和精神最有用---恐怕出來“闖天下”的很多有這種感覺。比如美國，其實它最怕的是中國人天不怕地不怕、打破常規的勁兒，但也最吃這一套 --- 就中國人的這股勁兒能征服他們。 　　

第二篇：記一位87歲美國老人的談話　　

珍，87歲了。她的女兒是曾教過我的一位教授。　　

今年初，珍被被診斷出癌癥晚期。鑒于她的年齡和健康狀況，醫生放棄了治療，讓她回家靜養。　　

早春。樹開始泛綠了，我去看望珍。珍喜歡漂亮東西，我給她買了幾雙非常漂亮的襪子，珍要馬上穿給我看。　　

珍行動已經很吃力了。我幫她換襪子的時候，她很驕傲的讓我看她十個腳趾頭，涂的五顏六色，是她外孫子媳婦給她涂的。　　

“太漂亮了，你應該去海灘”，我開玩笑說。　　

“五月份，我要還活著，你跟我一起去好嗎？你有件很漂亮的藍色游泳衣，我還記得。瞧，我什么都記得，我87歲了，我的生命隨時可能結束，可我腦子很好使。”　　

“我經歷過18個總統。我那天坐在這里數了數，上帝啊，已經經歷了18個總統了嗎？現在是奧巴馬。”珍說著，掰著手指頭又數了起來。　　

我們說起了現在的經濟危機。　　

“這次危機比上一次要嚴重的多”珍說。　　

我很好奇,珍為什么會這么說？“可這次沒有發生上次的景象啊，沒看到很多餓死的人。” 我說。　　

珍鼻孔里不屑的“哼”了一聲，“我告訴你，這次沒有上次那么幸運了，”珍說。　　

“為什么？”　　

“人在改變。美國人變了。上次羅斯福能走出經濟危機，因為面對著那個時代的美國人。我們那時候跟現在的人們不一樣。”珍說。　　

“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我問。　　

“過艱苦的生活。 上一次危機美國人都過得了艱苦的生活，哦，那段艱苦的日子，你知道嗎，我回憶起來可以搖頭，但我仍然驕傲，我們走過來了。現在的美國人已經不知道怎么面對艱苦了，年輕的美國一代太享受了，只知道享受。”　　

“艱苦生活真的來了，可能自然就不得不面對了。”我說。　　

珍似乎不茍同。“美國年輕人在享受的環境中太久了。玩好的，吃好的，買好房子，好車，都從銀行借錢，幾十年前我就疑惑‘這樣下去會有問題’，那時候看起來我的擔心似乎多余，可我堅信生活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根據口袋里的錢來設計生活，不能根據銀行理財師、電視里的廣告來生活，我相信美國有一天會有麻煩，看，麻煩終于來了。”　　

“最大的麻煩是，沒有認識到這次危機就是‘享受’的生活模式帶來的結果。我的電視和車都已經20多年了，我仍然認為很好，可年輕一代不這樣認為。 幸運的是我外孫子聽從了我的勸告，他現在一分銀行欠款都沒有，他有份收入不錯的工作，薪水不是很高，但是夠花了，很好，我很為他驕傲。我告訴他要象中國人那樣生活。” 珍說。　　

“可是中國人正在被引導的向美國人學習享受生活”---我心里在說，但沒說出口。珍一直認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好，不想打破她心里“美好的認為”。　　

其實我認識的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應該說比較“混亂”。比如現在中國的成績，我們自己說是“改革30年的偉大成果”，但我認識的美國朋友，幾乎無一例外認為是“毛的中國”的成績，因此當他們看到問題的時候，也震驚、困惑、不解。記得非典那年，我的牙醫就十分不解的問我“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嗎？全民醫療都保障，我們一直很羨慕，怎么不是這樣嗎？”我解釋說“我們以前是這樣的，現在要改革到更好的階段，轉變過程中，暫時出了點問題。”我知道這樣的解釋，美國人聽著會覺著更不可思議---難道你們政府做事情沒有規劃嗎？“更好”的沒建好之前，不夠“更好”的是不能破壞掉的，這是誰都會懂的簡單邏輯。但我也只能那么解釋了。 　　

中國有些改變，的確也讓西方目瞪口呆。有次，曾經的老板給我轉來一組新聞圖片，是紐約時報的記者去中國采訪發回來的，四川成都的酒吧，那些穿著暴露的美女，燈紅酒綠的夜生活，老板不解的問我“中國現在是這樣嗎？”我告訴他大城市可能有些地方是這樣。美國當然也有夜生活，但只是某些群體，比如在校大學生，或者沒結婚的人們流連那種地方，是小眾生活，主流文化不會渲染那樣的生活。我一直懷疑中國訪問美國的學者或者記者，可能去的都是這種地方，所以報道、引進回國的，好像美國人都那樣，其實這是誤導。我一個朋友曾經被拖去給國內來的代表團做翻譯，代表團成員都是一定級別官，去了就半天，朋友就“罷工”了，她跟我說，那些人太過分，想讓她帶著去紅燈區轉轉，去賭場玩玩，打聽哪家飯店高檔，她反感，就干脆“佛袖而去。 　　

美國老一代有多少像珍一樣的生活方式？ 不知道。我認識的人，大都是“本分”的人，就算身家百萬、千萬的，除了旅游或者業余愛好投資，其他方面都很簡樸。　　

“你們都會做飯。給你們些米和糧食你們就能生存，可我告訴你，美國年輕一代被毀了，如果沒有超市了，沒有快餐，他們不知道怎么填飽肚子。”珍說。　　

“你是說美國現在的努力，是在努力挽救、維持奢侈的生活方式？” 我問珍。　　

“非常正確。所以我認為這更嚴重，比上次嚴重，因為沒有認識到必須停止這樣的生活方式。幸福和快樂不需要很多錢和物質。”珍說。　　

珍繼續道：“前幾天，我居然能想起4歲時候的事。我家附近有個小坡，孩子們喜歡從坡上滑下來，那是我們主要的娛樂活動。 我家和我的鄰居們都是窮人，但附近有富人區。 游戲規則是我們要踩著滑板滑下來。 富裕家庭的孩子，拿著從商店買來的漂亮滑板，我家很窮，我父母生了9個孩子，我也想去滑，可沒有錢買滑板，我父親去商店看了看，回來就給我和我哥哥做了兩個滑板，沒有商店買來的那么漂亮但我們玩的開心極了。 我從貧窮家里長大，我從小就知道用我的方式找到快樂。 我后來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這樣告訴他們：知道嗎？ 快樂不需要很多錢。如果只有從商店買來很貴的東西你才快樂，那么能讓你快樂的就是金錢，那很悲傷，因為總有更貴的，更漂亮的東西，你就會因為得不到而難過抱怨。 現在總是告訴年輕人享受更好的，真是災難。”　　

“中國人很會生活，能把很小的東西，做的很藝術，很漂亮。我非常喜歡你送給我的書簽，竹子做的，寫著中國字，它們太可愛了”，珍隨手拿起旁邊小桌上一本書，翻開給我看，“瞧，我已經離不開它們了。 我每本喜歡的書里都有它們的影子。” 珍的視力下降很厲害，已經看不了書了， 但她依然喜歡翻那些書。 　　

勤勞，大概是中國人留給世人最多的印象。珍曾經跟我說過，那些中國留學生（八、九十年代出來的）曾經讓她震驚，很窮，但很努力，一天打很多份工。珍說她那時候就覺著這個世界將來一定是中國人的，因為太能吃苦了。珍曾經跟我討論過這個話題，相對于現在年輕一代的中國留學生，她更寶貴早期的那批。 我告訴她我也尊敬那代人，他們很多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青，在我看來他們什么都能應付，只要有土地有陽光，他們就能生存，可以種田，也可以讀書，不管出國的還是留在國內的，假如中國現在再次面對苦難，能挽救中國的一定是那代人和那代人的精神。　　

珍用手搖搖自己坐的椅子說“我每天坐在這兒很開心，我能看到窗外，能看到草地，你看太陽照的多好啊？ 醫生說我可能只能活到5月份，我算了一下，上帝，我只能再看3個月的陽光嗎？ 我決定我要天天坐在這里，我不想錯過每天的陽光。郵遞員每天都來敲我的門，他是我每天的固定的客人，沒有我的信他也會來，跟我打個招呼。我們那天算了一下，他已經在這個地區工作了30多年了，他第一次敲我的門，他還很年輕。”　　

看著珍滿是皺紋、蒼白的臉，她的聲音依然清晰有力，眼睛不時跳著的火花，強烈感覺到一副幾斤干涸的軀體下，生命還在頑強倔強的跳動著。　　

珍始終握著我的手，不時緊緊的握一下，似乎在測試自己的力量。我一直很喜歡聽珍講故事。今天珍說的每一句話，都在感動我。　　

知道很多止痛藥物珍都不能用。很想關心詢問下珍的病痛，但她的樂觀阻止了我。　　

“珍，真的為你驕傲，你是個堅強的女孩。”我贊揚道。　　

珍故意驕傲的揚起下巴，“我嗎？ 我當然是!”珍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說“我一點兒都不覺著疼痛，有時候有點，每次疼痛襲來的時候，我就想，上帝在給我什么樣的考驗？我必須堅持我的驕傲，我最后徹底的走進寂靜之前，我不能軟弱，我要有尊嚴的死去。”珍開心的笑了。　　

每一個坦然面對死亡的人，都能讓我感動。從小時候讀第一個先烈的故事開始，就想知道，為什么英雄們可以不畏懼死亡？珍，和中國的那些先烈們，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但一定有某種東西是相同的，也許就是他們都有信仰的力量，可以讓人淡漠榮辱，豁達生死。我也認識幾位老共產黨員，他們都有和珍一樣樂觀堅強的性格。　　

“我上個星期還去游泳了，‘生命在于運動’”，珍有些“調皮”的說。她在向我“炫耀”，還記的毛說的這句話。　　

“你送給我的那盤中國古典音樂我很喜歡，我經常聽，還邀請鄰居來聽，可我忘了那種樂器叫什么名字？你告訴我手指尖綁上骨頭才能彈的。”珍問我。　　

“琵琶。”　　

珍努力發“琵琶”的音。她自嘲道“我最遺憾的一件事，我有這么多中國朋友，可總也學不會說中國話。我理解了中國人說英文是多么困難的一件事。”　　

珍一直想去中國，可每次醫生和航空公司都建議她不要坐飛機。　　

“很遺憾，我可能沒有機會去中國了，”珍說。　　

第三篇：我見到的外籍人士是如何看毛澤東的

到美國后，有兩個人，直接導致我去重新思考認識毛澤東。　　

一個是我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公司老板。記得有次老板到我座位前問我：“考考你，說出二十世紀三個影響改變了世界的人。” 我回答“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 老板搖頭，讓我繼續猜。我連猜幾次，老板都不認同。最后老板笑了，說“你是中國人，怎么忘了亞洲一個最重要的人？” 我問“誰”，老板回答“毛。” 我跟老板說：我想到了，只是努力想從美國角度去看。老板說“你應該堅持中國人的自信，毛，不僅影響改變了中國、亞洲，也影響改變了世界，他是二十世紀改變世界的偉人之一。”　　

另一個人，是我剛到美國不久，在美東一個小城，邂逅了一位“隱居”老人。 路過那個小城，寂靜街道突然看到一個寫著中國字的小店鋪，我走進去看到一位老人，很普通的老人，長著中國人面孔，不會說中文。我買了幾樣零食，結帳時老人問我來自大陸？香港？還是臺灣？我告訴他我來自中國大陸。店里比較冷清，老人問我會不會講廣東話，我告訴他“不會”，他就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文跟我攀談了起來。老人的英語口音太重，聽著很費力，但還是聽明白了大半：他七十四歲了，也是中國人，祖上從他爺爺開始就在葡萄牙生活。他八十年代移民來美，以前生活在澳門，葡萄牙屬殖民地。可能是那個小店很少來中國人，也可能老人發現我對政治歷史都不算陌生，話匣子就打開了，滔滔不絕。 讓我吃驚的是，他幾句話就開始談論起毛澤東，伸出大拇指說，“毛，了不起、了不起的偉人”，眼睛里突然明亮起來，看出來了，用今天的話說，他屬于毛“狂熱的粉絲”，這引起我的興趣，一個不會說中國話的中國人，家里已經三代不在中國生活了，卻對毛澤東充滿了崇敬，那種崇敬，我在中國人身上都很少見到了。中國的“血脈”觀念，真是很奇妙的紐帶，老人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盡管已經三代在葡萄牙。　　

老人當然說了毛澤東很多叱詫世界風云的偉大功績，也說到了毛另外一些功績，是我以前沒想過的角度：對社會人性、道德和治安的保護，建立和改造。老人說他很羨慕大陸人和人之間提倡團結互助友愛，學雷鋒，群眾路線，沒有那么多社會的黑暗和犯罪。我那時候對文化革命還是否定的，跟老人說，也不是全部都友愛，文化革命也傷害很多名人。 老人正色的糾正我說：文化革命是思想斗爭，是更“思想上層”的東西，和社會犯罪黑暗是不一樣的。 我問老人以前在澳門從事什么職業？他說是警察。老人又給我略講了幾個他在澳門的職業生涯中的故事，從老人的談吐和見識，我猜他不是個級別很低的警察，果然，老人最后說，他離任前是澳門警察總督（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頭銜，反正是警察的頭）。 老人跟我說，他看了太多黑暗，澳門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他所看到的黑暗，才是社會和人類最丑惡的東西，在中國大陸，在毛的治理下這些黑暗都沒有，比如販毒，賣淫，黑幫，地下黑勢力。。等等，老人說，世界上這個問題是普遍的，沒有哪一部法律能治的了這些，毛不僅治了，而且根除了，老人邊說邊不停地伸大拇指。　　

大概只有看到過最黑暗的，才知道光明是什么 --- 這是那次老人帶給我的啟示。無獨有偶，后來在一個朋友的聚會上，邂逅過紐約市的一個警官，他對中國充滿了好奇，他的思想毫無疑問也停留在大概至少20年前，認為中國沒有毒品，沒有槍殺，沒有黑惡勢力等犯罪。他問過我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在中國，如果一個罪犯在街上跑，警察后邊追，街上人都會幫助警察一起追，中國的民眾對警察的工作有強烈的責任和參與意識，是不是這樣？ 并說這樣的情景在美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他曾經在一次追捕中負過傷，躺在街上幾十分鐘直到同伴來救，沒有“人民”來主動幫他。拋開意識形態，他對中國的警察和社會流露出羨慕。大概也是因為他看到美國社會的黑暗和冷酷太多了，因為他是警察，職業化的警察，天天面對社會的丑惡和犯罪，也承受來自民眾的冷漠。　　

邂逅的兩個警察，來自不同國度，其實讓我想到了一個問題：能看透社會最黑暗最丑惡一面的，可能除了妓女就是警察了。 　　

在烏有，看到張宏良教授寫的澳門行雜記，說到澳門現總督對毛澤東的情結，突然想起了那次邂逅前澳門警察總督的事。　　

其實世人對毛澤東有多少正面或負面評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稱贊的，看他稱贊了什么；反對的，看他反對了什么？　　

第四篇：美國點滴　　

美國土地　　

說到土地，如果不看數字，直接感覺就是美國國有土地比私有的多，因為到處都是國家公園，每個州都能發現若干大片自然資源或者風景保護區。這些地方包括軍事基地等，美國憲法寫著屬于國有。平常老百姓去這些地方都不要門票，很“共產主義”。　　

查了下資料，根據2004年的統計，美國有40%左右的土地是國有的。西部幾個州國有比例高，比如內華達，85%土地國有。東部新英格蘭地區的幾個州，土地私有化程度最高，國有土地占了才不到1%。 但東部幾個州感覺不出“土地私有比例大”，因為也隨處可見國家公園或保護區。之所以“私有”比例大，可能是這幾個州是文化、政治、經濟的中心，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私人房屋產地擁有者多。 　　

其實美國的私人房屋產權算不上“私有”，都貸款買房，嚴格來說屬于銀行。 　　

美國農場占了美國多少土地？只找到2007年的一個人口統計，美國農場的人口占總人口的1%左右。推算一下：美國國有土地40%左右，那么還有60%是“私有”的，除去私人房屋（銀行）占有的那部分，完全屬于農場主的，絕不會超過50%，應該30-40%。美國的農場主似乎都不富裕，每年美國政府給農場主很多補貼。按照中國精英的思路，美國那么富，那么多錢，完全可以不要農業，拿錢買糧食就行了。但美國政府為什么倒貼錢也要養著農業？值得思考。　　

美國文化　　

其實東西方文化根本不同。西方人從小，從開始說話，從進幼兒園，就叫孩子學會怎么提自己的要求，怎么表達自己所思所想，完全不用考慮大人的感受或旁人的感受，先把自己表達清楚最重要，包括無理取鬧。　　

西方那樣長大的，看起來比較放松，但成長過程太過自由了，不知那根神經搭錯就會變態。 　　

要對西方人說“將心比心”，處于對文化的尊重，人家不好說什么，但心里一定覺著很奇怪---你為什么自作多情要替我考慮？我為什么要站在你角度考慮？我有我自己想法。你難道不能確定你的要求嗎？需要我的認可？fine，我不認可不接受，那我就告訴你我的規則，你最好按照我的來。　　

盡管英語中也有類似的詞，但那是講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和溝通，起碼是同一國，同一社會環境，有很多“共同”的情況下。　　

毛主席的語言風格，反而更適合外交，不用費事就能聽懂。“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支援世界人民正義的斗爭”，“你越過....我就打你”， 不僅西方人，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不用多少文化知識都能聽懂。信息表達的非常明確 --- 我中國就要怎么怎么樣了，“你們看著辦吧”。 因此，毛主席說句話，就能讓帝國主義們忙乎半天。 忙乎夠了，想談？可以，談什么？ 談我中國人為什么要這樣？ 這沒得可談，“這是我們正義的要求”，聽明白了，是“正義的”， 你理解，好，不理解？那是你們的問題。 　　

經常聽人說，毛主席那時候“窮橫窮橫”的，很形象。其實“窮橫”背后，既有性格，也有策略，更有民族尊嚴自信 --- 我們中國人民就是這樣要求，就這個立場，我們就是正義的，你們外國去理解吧。　　

像“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這樣的話，美國人聽了，反對歸反對，沒準很“受用”，當然不是指認同這句話，而是這樣的表達方式。你打倒我？那我也打倒你，那個年代好像經常這樣互相“打倒”，最后，他們的總統不照樣坐著飛機來中國“握手”？然而握手難道不是更高水平的角力？其實雙方都很清楚，你引而不發，我心照不宣。高手過招，要懂言外之意和未言之意。當年曹操與書對孫權說：今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明明是來打仗，卻說得一團和氣；看似一團和氣，卻又充滿殺氣。　　

西方人最不在乎的就是“感受”和“面子”。或者說，最不在乎表面的面子，而更在乎實質上的面子。　　

關于那句美國訪客說的“雷鋒做好事不留名，別人怎么知道的”，以我對美國人的了解，他們不會這樣說的，要真這樣說了，應該就是句玩笑話。在美國，或者西方有句俗語“if you do not have anything good to say, then don't say anything”(大概這樣）， 意思就是“如果你不能說好話，那就什么也別說”，這是西方人信奉的最起碼的禮貌，從小父母就會這樣教他們。　　

美國的公司　　

華爾街就喜歡要當過兵的做操盤手，因為下手果斷，后邊雇一堆高學歷的給他們做“參謀”。就說美國吧，總統候選人們都得想辦法展示一下自己“軍人硬漢”形象，沒有當過兵的也得絞盡腦汁瓜葛上，看來是人類共性 --- 需要看到勇敢，保護和力量。在美國，當過兵的進公司提升都很快，軍人比高學歷者展現更高的紀律、素質、道德和忠誠。似乎是世界范圍內的共識，從軍人中選拔官員比從知識分子中選撥，更可靠。　　

美國企業。美國企業有國營的，也有不是國營的。不是國營的，我認為也不算是“私營”或者“民營”， 因為大部分是上市的公司，只有很小一部分大概是完全家族擁有的，占的比例很少很少。　　

我工作過的公司，都算大公司吧，都是上市公司，一加入公司，年終獎勵，或者平時獎勵，很多時候是發股份的。　　

從我的眼睛看過去，公司屬于誰呢？不知道。因為也看不到最大那個老板，最常見的就是VP們（副總裁），每個VP都是帶領一個項目（或者團隊），從VP，到最底層的工作人員大家都是打工的。比如VP們，算是高管了，美國企業或者公司，一個高管薪水，通常是根據他掌握的預算或者領導多少個人來決定。每年花2千萬的高管，比每年花2百萬的高管，薪水就要高。因為管理的預算越多，領導的人越多，承擔的風險和責任就越大。　　

我工作過的企業，錢是怎么掙的我不知道，因為我都是在產品研發團隊，我們只花錢，研究生產出來的東西，交給市場團隊。 研發團隊和市場團隊唯一相交的機會就是研究一個新產品的時候，技術部門的設計者們，需要去聽市場團隊的建議和意見。　　

一個產品從立項開始，華爾街宣傳就開始了。 我曾經參加過的一個項目，讓我困惑過，我心里很清楚我們在做什么，但看華爾街的報道，感覺在說別人，可公司股票因為利好消息漲了。到了年底，財政報告好了，就會有分紅，分紅不一定是嚴格按照級別來的，有的人進公司時機比較好，可能工資分紅股票拿的都比較高。當然，這只是我的觀察。不同的人可能感覺到的不一樣。　　

再說資金來源。比如我們研發的產品導致公司股票漲了，是不是公司就要為我們多追加投資？似乎不是這樣。一個項目的資金，可能來自公司，可能來自潛在用戶，可能來自政府（如果是政府項目），也可能其他渠道。　　

舉一個我經歷過的例子。我經歷過的一個項目中間沒錢了，上級讓我們準備材料，大老板們要拿著去找資金。我們一個大項目分成若干部分，我負責其中一部分。因為參與了材料準備，知道了一個項目所需要的資金，是要“找”的。投資人是誰，我的位置還不能了解到那些，不是很清楚，但知道全球有幾大投資公司，他們操縱著資本，決定錢往哪兒投。　　

所以，美國的企業他們敢給高薪，可以給高薪，因為錢反正不是自己的。錢花完了怎么辦？再找。找不來怎么辦？那就解散。我在美國直接、間接經歷過“打水漂”的項目，幾千萬，幾億，幾十億的都有，沒有人痛心疾首損失，也沒有人在乎。即使有部分資金來自政府的投資，也沒人在乎。美國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它能這么玩，它敢這么玩。美國政府的錢哪來的呢？當然不否認美國人民的勞動，但最主要的是從全世界剝削來的。　　

美國的公務員　　

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在社會平均工資中，是比較“中下”水平的，但福利比較好，假期比較多，工作安穩，講究的不是效率，而是服從規章制度。　　

美國的影視宣傳　　

美國影視宣傳很迷惑人，那里動不動就說“我是納稅人”，聽起來很有權力的樣子，其實美國僅靠人民納那點稅什么事都做不了，背后操縱的還是大財團，人民納稅不過是為大財團操縱增加了穩定系數而已。當然，這一切，只是我個人看法。　　

美國的政治環境　　

其實我寫關于美國的事，很少寫明具體的人名，地點。如果我的朋友們知道我在中國政治性論壇發貼，估計都會說我“發瘋了”。我在美國的論壇從來不發貼。美國自由嗎？我不認為是這樣。當然，美國可以有罵美國總統的自由，那是針對個人的，無所謂，但不能有為共產主義“張目”的自由，也沒有攻擊美國現有制度的自由。相對來說，中國自由的多，連開國奠基人都可以隨意辱罵，強國論壇這樣的喉舌網站都充滿了用美國體制取代現有體制的喧囂。這在美國都是做不到的。有人會說，在美國可以隨便評說毛澤東，隨便攻擊共產黨，是啊，美國當然會允許隨便攻擊中國和毛澤東，就像在中國可以隨便攻擊美國一樣。但如果美國允許你去高喊推翻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那就說明美國是真的“言論自由”了。　　

　　一個朋友。他十幾歲到美國讀書，他的祖國因為美國的政策導致很多問題，從大學開始他就業余寫文章，抨擊美國的政策。他那么做的時候，相信美國是言論自由的。他確實沒有碰到什么“打擾”，看起來的確言論很自由。但辦綠卡，他比別人多花了3、4倍的時間。這次讓他補這個材料，下次說明那個信息，美國移民局不是高效率的部門，一個“輪回”可能就一年甚至更多，不拒絕你，就是總“折騰你”，每次都和顏悅色，就是不發綠卡。朋友私底下聚會，后來也都猜到問題出在哪里，但只是“猜測”。這個朋友最后很“老實”了，再也不公開發表什么了。　　

　　讀書的時候，去一個公司實習，帶我的師傅有次聽到我電話里跟一個朋友開“政治玩笑”，他把我叫到辦公樓外一個空曠的地方，跟我說:永遠不要在電話里，email里，信件中談論任何涉及政治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想和朋友聊，見面聊。并警告我：“你太年輕，來美國時間太短，什么都不了解，把事情想得過于簡單了。在美國，對于情報部門來說每個人都是透明的，你要想呆在這里，就別給自己找麻煩。”師傅的父親一生在“有關”部門工作，我想他不是“危言聳聽”。　　

　　似乎是我的宿命，無論在學校還是工作，總能碰到人主動找我聊關于中國和毛。我謹記上面這位師傅的警告，大多只在吃飯或者休息時間閑聊，當然也有自己掌控不了的時候，比如老板來找你聊中國的事，無論哪種情況，都要掌握好回答問題的角度，盡量站在美國人能理解的角度，而不是“從我出發”去“說服”去一味表述“我”的觀點和立場。解釋，而絕對不能讓對方感覺你是在“宣傳”。　　

　　朋友在美國國會撥經費的一個部門工作，面向亞洲。她有幾次在第二天上班時發現辦公室被動過。不是只他一個人，所有人。辦公室人都心照不宣，但誰都不說。我給這位朋友家里都很少打電話，即使電話，也都是雞毛蒜皮八卦的事，政治時事一概免談，怕給她找麻煩。　　

　　一位伊拉克后裔朋友，家里抽屜兩次被人搜過，電腦被動過。他其實什么也沒做過，不過是美國打伊拉克的時候，在網上發泄了一下怒氣而已。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剛去美國不久，兩個傳教的找到我，我很驚訝，我從來沒去過教會活動，和教會也沒什么瓜葛。我問他們怎么找到我？他們說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工作的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和地址。后來我搬到另外一個州，剛安頓沒幾天，又有傳教的找上門來了，他們不僅知道我搬家了，還能準確無誤的找到我。后來又換了一個州，還是如此情況。我詢問一位美國朋友，他問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尤其教堂，留下過個人信息？我才想起來，曾經去一個州旅游，參觀過某個教堂，一進門有個登記簿，就在登記薄上留下名字，從哪個州來，僅此而已。朋友說，“那就是了。他們總會有辦法找到你。”不由的感嘆教會搜集個人信息的強大。　　

　　美國基本是這樣：你一旦在某個“系統”留下個人信息，無論是銀行，買車，還是買房，或申請信用卡，你基本就是“透明”的了。我們贊嘆美國信息管理現代化的時候，被管理的每個人其實已經沒有隱私可言了，當然你自己不知道，以為個人隱私被保護的很好，其實對于統治者來說，你是“全裸”的。　　

　　我一個朋友的男朋友，長期從事宗教文化研究。他對宗教有了新發現，跟一位制片人正籌備拍片的時候，被緊急叫停了。他們的片子一旦開播，將徹底顛覆千年來的宗教信仰。用中國話來說，他們被“禁”了。就是現在，我在強壇發貼寫他的故事，也極其小心，不想給他找來麻煩，他的關于上帝真正起源的發現，在整個西方還是個禁忌的話題。他曾經承受很深的壓力。　　

美國人的準則　　

美國人能罵總統，的確很爽。不用仔細觀察都能發現：美國人罵現任總統，罵前任總統，但美國人從不罵一個總統——建國的那個總統！　　

一個中國同事知道我的朋友圈子“老外”多，讓我下一次聚會叫上他。他平時除了辦公室工作，其它時間很少跟“老外”接觸。“下個”聚會，我叫上他了，我們約好了在某個購物廣場碰頭。一起碰頭的還有另外兩個美國朋友，他們是一對夫婦。我們約了下午6點，結果中國同事遲到了有15分鐘。 美國朋友（夫婦中男的），一看到同事，劈頭蓋臉就是“man, 你應該遵守時間，你不能這樣讓別人等待。” 　　

這位老外是個“直性子”，說話的時候臉上是“怒氣沖沖”的，“一點面子也不講”。中國同事一下子臉漲得通紅，馬上說“我不去了”，看得出來，他被激怒了。雙方都互不買帳，結果是不歡而散。　　

第五篇：與西方學者一席談——西方人眼中的中國　　

拜訪學者一席談：“我反對把毛放在黑暗的燈光下”。
　　慕名拜訪W博士。介紹我去的朋友說，博士對中國頗有研究，對毛的看法也比較客觀。　
　　從反毛的書開始聊，這是拜訪博士的初衷。向博士提及，印象很深，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張戎的書，說：“張把毛放在極端負面的位置去描述，這導致她所進行的一切努力被質疑。”
　　博士再一次肯定他堅持這樣的觀點。“我反對把毛放在黑暗的燈光下，那會帶有太多個人的偏見、猜測和想象。”
　　問博士如何看待張所展示的那些資料？有些看起來是對當事人的采訪，甚至披露了一些前蘇聯的機密。
　　“即使是真實的事件，并不意味著能揭示事件的真實。我可以不懷疑真實性，但我首先質疑的是‘解釋’。任何資料和信息的意義在于‘如何被解釋’？引起學者批評的，是張錯誤的對待她的那些資料，在張的解讀中，毛做的每一件事的動機都是最壞的,毛極權獨裁專制。那樣的解讀只有一個角度，這個角度只引向一個結論——因為毛的錯誤導致了一系列災難，毛因此必須為和平時期中國的一切災難負責，為幾千萬人的死亡負責。這太夸張。張的這一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結果走向了她要努力的反面，”博士停了一下又補充說，“隨著時間，尤其學術界，冷靜下來，質疑越來越多。”
　　“包括張，我認為所有那些負面描寫毛的作者們，都在創作小說。”我說。
　　博士點頭贊同“的確更像小說”。
　　“那些書在操縱讀者情緒。張與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她選擇了一個比較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角度，其他作者主要針對的還是中國人自己，在全社會還沒達到廣泛科學思維階段的時候，就像迷信“秘方”一樣，宮廷秘聞式的“揭露”就有了很大的市場。遺憾的是，那些書和文章仍然發生了影響。”
　　“影響總是隨著時間在改變。這是一個階段。”博士說。
　　“比如張，”
　　博士插話：她對材料搜集的努力應給被肯定。
　　“但這也是誤導的開始。張所選擇采訪的對象，我不認為有普遍性。”
　　博士點頭。“或者特殊的角度。從張的書也可以看出來，她似乎只截取對她結論有幫助的資料，這存在兩個問題，1.她預先有了結論；2.她對當事人的選取，是不是也帶有傾向性？這是學者不滿意、有疑問的地方。如果她所進行的一切努力都是在為她的結論服務，這讓她的資料和努力失去了價值和意義。”
　　“被誤導的一個結果，當把目光只集中在一個特殊群體的時候，中國社會結構變遷，最普通勞動者的命運被忽略了，在關于中國關于毛的研究中，偏見和片面的角度必然帶來歪曲。或許這可以解釋一個現象，為什么中國越開放，美國反而越來越不了解中國人？”
　　博士點頭：“從資料的角度說，關于中國的資料始終不夠豐富。”
　　“但更重要的是，所有關于中國的資料，存在偏見和片面。”
　　“當然。資料的合理和代表性需要首先被確定和明確描述。”博士說。
　　“只是我的觀察，中國學術界，‘群體采樣’的概念還沒被廣泛采用或者普及。我希望我的觀察是錯誤的。”
　　顯然，博士純粹學術立場。但那些站在“審判毛澤東”立場的作者們，會在乎資料或者解釋是否科學合理嗎？恐怕他們最在乎的是能不能顛覆毛的形象，能不能讓毛遭到更多人的厭惡和唾棄，能不能讓中國人徹底忘記、拋棄毛。”
　　“我認為在張那樣的作者那里，學術和宣傳發生了混淆。他們不是學術的立場，是市場的概念，他們在做宣傳，寫的是小說，或者政治宣傳材料，試圖改變人們心中毛的形象，但并不拒絕被當作學術參考。”我說。
　　“這也是學者不滿意的地方。”
　　“我從那些作者身上看到另外一個問題，當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如此在乎自我的時候，他的苦難是什么呢？”
　　“自己。”
　　“或者讓他們成為這樣的父母文化。”
　　“原因之一”博士說。
　　“6個月大的嬰兒哭泣有兩種：身體不適，或者內心精神世界的構造被大人忽視踐踏了。6歲的孩子哭泣也有兩種：身體不適，或者欲望沒有得到滿足。大部分對毛的控訴，讓我更多看到的是欲望沒有被滿足。誰把欲望置于他們內心？”
　　博士笑，“我想，我知道了你的觀點。”
　　“那些書另外一個問題，包括大部分對毛負面的評論，我認為都表現了在用儒家思想審判毛。”
　　“我在翻閱中國歷史資料的時候也注意到了，似乎有一個‘正統’的標準始終在那里。凡是不符合標準的歷史人物，都遭到了指責和否定，如果是皇帝，幾乎都是差不多的罪名。關于他們的資料，明顯經過了大量刪減過濾，包括《資治通鑒》那樣的書。”博士說。
　　我繼續：“當我看到毛的那些罪行的時候，很驚訝在哪里讀到過？是的，那些古代白話文小說。中國歷史上類似的罪惡和悲慘，在荒淫無道的皇帝統治下幾乎都同樣發生過，用詞和角度，幾乎一模一樣。假如歷史在重復，說明兩點：1.毛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昏君沒有區別，2.既然能重復發生可能就不全是毛的錯，但毛之外的其他領導們似乎都比毛更正確，這種邏輯讓我覺著很荒唐，一個昏君帶出一群賢良，一群賢良能輔佐出昏君？”
　　博士笑：“所以毛必須獨裁專制。”
　　“博士是否認同？”我問。
　　“沒有誰可以說，他已經全面看清楚了毛。就目前所有能看到的資料和證據來說，不能給毛下這樣的結論。”博士嚴肅的回答。
　　“但是當穿戴上西方民主的T恤和帽子的時候，對毛的指責似乎有道理了。”
　　博士大笑：“你在讓他們墜向地獄。”
　　“別擔心，他們并不信上帝。”
　　笑。
　　需要指責一下美國。
　　“不能否認美國或者西方為反毛反中國的人提供了舞臺和市場。”
　　“但首先要摧毀毛的不是美國或者西方，而是中國人自己。從針對毛的結論開始，顯然政治的需要多于學術和其他。””博士強調。
　　不得不承認，博士也許是對的。
　　一直感嘆。美國諳熟大眾宣傳和學術的區別：宣傳是操縱大眾的，嚴謹的學術和國家戰略、利益相關。美國可以提供給任何國家政治異見者舞臺，這是操縱國際政治的需要，但他們相信那些異見者的宣傳嗎？未必。所有那些海外出書寫書顛覆、攻擊、抹黑毛澤東的，能達到的，還是混亂中國人的思想，渙散中國人的信念。誰看到過美國的政治異見者站在外國提供的舞臺上反對美國或者美國政治？不是因為美國多自由，而是很少有國家把顛覆別國做為自己戰略的一部分。
　　“毫無疑問，毛的錯誤被夸大了。”博士說。
　　“我更傾向于說，是一種抹黑行為。”我說。
　　我堅持一個觀點：當用某種角度抹黑毛澤東的時候，西方也學會了用相同角度看中國。過去這些年，不斷的在證實。其實抹黑毛，就是在抹黑我們自己。
　　記得有次，看到某領導人站在國際演講臺上，為了宣傳現在的偉大成果，對比講起了毛澤東時代的“閉關鎖國”。感覺就像一只羊在向狼敘述自己成長過程中，從狼的角度看羊自己的父母存在的問題，當時不知道是應該感嘆“幼稚”？“愚蠢”？還是“善良”？
　　“從美國允許學者存在不同看法來看，這更像在讓中國人相信毛是惡魔的同時，美國自己可能并不相信這一切。”
　　博士笑：“太尖銳。我沒有評論。”
　　“博士如何看待死于饑荒的數字？”我問。想必博士對3千萬的數字不陌生。
　　“如果首先認為那是毛的錯誤，這樣的立場是錯誤的。圍繞死亡數字發生了什么？學術需要找出各種關系。一些文章說，因為毛才進行了大躍進，因為大躍進才導致幾千萬人死亡，這只是一種假設，一種可能性。那么也完全可以存在另外的假設，另外的可能性。最接近真相的，可能是各種假設和可能性的結合。簡單認為一切都是毛或者大躍進的錯誤，可能正在背離真相。”
　　“我認為一個對今天都有影響的問題被忽略了：毛是不是能得到足夠的、真實的信息？一些人努力把毛寫成精神變態，專制，迷戀權力的瘋子，似乎這樣就可以忽略其他問題，一切都變成毛個人的問題。”
　　“那樣的手法更多暴露的是作者個人的猜測和偏見。”博士說，
　　博士如何看對毛迷戀權力的指責？
　　“所有政治家都追求權力。期待政治家們做事情，必須對他們的權力欲望給予滿足，政治當然存在討價還價。”博士說。
　　“精辟。但我不認為毛是這樣的情況，他和西方政治人物有本質區別，中國共產黨也不同于西方政黨。”我辯解道。
　　博士繼續：“毛當然不是，他不是通過政治家花言巧語的演說來獲取選票而后權力。毛對世界政治的巨大貢獻之一，他給所有政治家做出了榜樣。毛是個信仰者，更是個偉大的實踐者，他在實踐的過程中展現出了巨大的力量和魅力，這讓他成為領導者也成為被人民推動者。他一生的奮斗帶給人們啟示；怎么判斷信任一個國家的領導者？那就是領導者必須讓人民看到他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必須讓人民看到他能付諸實踐。”
　　博士大概不知道，當西方政要從毛身上學習怎么做令人民信任的領導人的時候，中國的精英們正在希望中國能出美國那樣的總統。
　　一個問題。從大眾傳媒可以看到，美國經常‘信手拈來’取笑挖苦前蘇聯或斯大林獨裁專制，但對毛，卻表現了更多的“小心翼翼”？
　　包括博士，顯然對毛比對斯大林有更多的好感。
　　“冷戰是原因之一”，博士解釋道。
　　博士繼續：“毛，對美國和西方世界一代人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影響顯示出正面。我個人認為，毛更哲學，更多個人魅力。我喜歡中國，了不起的國家和民族。”
　　“謝謝。”由衷感謝每一個喜歡中國的外國人。
　　跟博士說，我從一個角度，看到了毛和斯大林的不同：“被壓迫者如果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取得政權本身不是革命者的勝利。真正的勝利，是革命的群眾一旦發現革命的領導者們背叛了革命初衷，必須知道如何把他們們趕下臺。必須先有這樣的權力和相應手段，然后才是其它。”
　　“讀過喬治奧威爾的書？”博士問。
　　回答：“他是我喜歡的作家之一，盡管他反對嘲弄共產主義，質疑暴力革命，但也給我掀開另外一個角度，對我看今天中國的問題很有幫助。”
　　博士：“我并不認為他在反對和嘲弄。他揭示的問題資本主義世界也同樣存在。他最大的啟示是：在前蘇聯那樣的革命和模式下，如何監督制約斯大林和那些無產階級的領袖們或者官員們？”
　　“博士是否認為毛和他的同志們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問。
　　“我當然認為毛和他的同志們會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我認為中國和前蘇聯不同。”
　　“因為毛？”
　　“這正是我要說的。”博士回答，“顯然毛進行了探索和努力。”
　　知道博士指什么。
　　說起《動物農莊》這本書。
　　拋開作者個人的偏見，這本書從“反動”的角度，揭示了一些深刻的東西：
　　暴力革命的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者們很容易因為被信任而擁有了權力。這也是革命成功后，新的專制和腐敗可能產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動物農莊》中，領導者們走向專制腐敗的標志，就是從開始享受被趕跑的、農場主的生活開始，這導致他們必須修正革命最初的目標和戒律才能為他們的行為帶來合理解釋。不斷的修改修正，最后改成當初革命的敵人已經不再是敵人。《動物農莊》最后一幕就是：革命的領導者們，和最初革命的敵人---農場主們，為了共同利益把酒言歡。動物們只能默默的在窗外注視這一切，有的在困惑，更多的是麻木。
　　“毛具有偉大的洞察力。”博士贊嘆。
　　“我一直想知道，毛是不是看過《動物農莊》這本書？”我說。
　　這本書寫于1942年，出版后立即風靡了整個西方世界。毛發動文化革命是1966年。這中間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情。90年代蘇聯垮掉，似乎證實了《動物農莊》的描述，幾乎是翻版。
　　“我認為毛40年前做的，其實也是在為中國的今天和將來做探索。”我說。
　　“中國對于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廣泛的時候，它的走向也更令人矚目，這是讓西方世界不安的。”博士說。
　　“中國確實在十字路口。只有一個方向對中國來說是正確的選擇。”我說。
　　博士示意我繼續。
　　“中國民眾中有一個不難凝結的共識：現在的政權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的，革命本身是十分正義的，對革命的前輩們有廣泛的尊敬，無論現在面對什么樣的問題。這種堅定的相信正是解決中國現在腐敗和探索民主出路的基礎---當更多的人認識到，造成今天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對革命初衷的背叛和修正的時候，革命的初衷，會再一次成為衡量領導階級或政黨的標準。這是我看到毛在文化革命中的一個實踐---強調一代一代必須牢牢記住革命的初衷和戒律，背叛了這些，就必然走向專制和腐敗。當然，產生這樣廣泛的認識需要時間。受美國影響，現在中國對民主的認識還處在混亂的階段，如果去做調查，恐怕大多數人會認為，民主是用選票把不滿意的領導或者政黨選下臺，腐敗產生是制度本身缺乏監督，這當然是問題，但這是在用美國民主的尺子，量中國的問題。”
　　想起一個問題問博士：“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區別在哪里？”
　　“我現在不能馬上回答你這個問題。”博士回答。
　　“只是我的簡單理解：是多數和少數的差別，精英和群眾的差別，更大利益尋求者和被壓迫者造反的差別。”
　　“可能”，博士說。
　　“一部分人認為中國需要再進行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實現美國這樣的民主制度。但我懷疑。中國沒有這種土壤，最后導致的可能就是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國歷史上，只要有革命，就一定是暴力的，這是歷史，那么走向專制的輪回，就會一直伴隨中國。臺灣迷惑了很多人。我相信如果美國把手從臺灣拿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臺灣像美國領養的孩子，美國時刻在呵護攙扶。”
　　大規模群眾革命后，或者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后，民主的權力和監督怎么實現？指出這個問題最多的在西方，但真正做出了探索和實踐的，不是林肯，不是華盛頓，也不是列寧斯大林，而是毛澤東。毛在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成熟的情況下，用自己的威望，發動了那場運動。
　　問博士是否認同我的一個觀點：“西方學者對文化革命的評價，之所以比中國自己表現的更冷靜慎重，就是因為西方從‘暴力革命產生必然問題’的角度看，因此才更多的看到了毛進行的探索和努力。”
　　博士基本認同。并補充說：“文化革命存在多方面多層次的復雜性，毛的努力，可能要花更長時間才能逐漸看清楚。”
　　也許正是因為歷史和文化的局限，40年前，中國大部人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甚至包括現在。思想認識和文化的局限導致40年前的實踐出現了偏激，決定了40年前只能走那么遠。
　　“從這個角度說，毛的努力，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做探索，為大多數人參與的暴力革命取得政權后、如何建立民主監督制度做探索。這可能會是對世界范圍內的偉大貢獻。”我說。
　　“假如能從這個角度證實，可能會是這樣。”博士回答。
　　“當越來越多中國人，從對當初革命正義性的堅定相信，認識到實現自己民主權力的出路必須回到并堅守革命的初衷的時候，也就廣泛的認識到了今天問題的根源。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么。但任何時候認識到問題都不是痛苦，而是解決的開始。我相信如果認識到這一切的時候，不可阻止的，人們會看向毛澤東。他探索過實踐過，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結果，都是后人的財富，人們必然一次一次走近他，每一次都會帶著比‘上一次’更清醒的認識，更全面的理解，更理性的思考，更科學的實踐，直到探索實踐出系統、秩序的程序，讓中國走出歷史的輪回。”我說。
　　“多少中國人是這樣的角度？”博士問。
　　“不知道。博士聽到最多的應該是抱怨中國沒有美國這樣的民主制度？”
　　博士點頭。
　　博士提到一位著名牧師學者，70年代直到臨終對中國充滿期待。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社會的進步一定是人民的權力得到體現和解放，毛展示了真正徹底的民主追求，這是西方社會做不到的。
　　看毛后期努力，佩服他巨大的勇氣。他知道可能斷送一生的功績，可能要很久才能被人理解，但他仍然做了。對他最無情的指責，大概就是他這樣做是為了個人權力欲望。
　　“只看錯誤的時候，100%的空間就都給了錯誤。”博士說。
　　“如果讓當時的貴族來記錄法國大革命，可能除了血腥和屠殺，沒有其他別的內容了。”我感嘆。
　　“很多時候，歷史是‘今天看起來’的歷史，但不能僅僅一種角度，必須盡量全面。毛，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是巨人，他的影響深刻而廣泛。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看20世紀的世界政治，看中國，沒有誰可以回避毛，也許未來還會這樣。”博士說。旋即笑了：“世界范圍內，恐怕毛是唯一知道怎么向強權傲慢說話并教訓他們的人。”　　

第六篇：美國在沒落嗎？說說美國近期所見所聞　　

對美國的經濟危機，盡管到處都是危機的話題，一直沒有太多感觸，只有幾個玩股票的朋友，紛紛說“已經輸到腳底”了。 直到圣誕新年前后，與往年相比，感覺到了明顯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物價漲的厲害。出差頻繁，有小半年不怎么“大手筆”購生活物資了。 再次走進超市，發現物價漲了很多。尤其米面，蔬菜，禽蛋等，相對半年前漲幅至少30%。 　　

第二個變化，飯店冷清了。以前常去的幾個飯店，4個月前周末去還人氣很旺，新年再去，冷冷清清。　　

第三個變化，警察罰款多了。新年驅車前往紐約上州，朋友千叮嚀萬囑咐，小心警察，紐約州高速路上警力增加了，加強了罰款，因為政府財政縮減。 罰款增加了內容，不僅有超速罰單，還有各種莫名的費用，一筆罰下來，可以高達400美元（以前最多也就100多元）。　　

第四個變化，美國開始提倡“勤儉節約”了。朋友所在大學，平時各教學樓，實驗室，圖書館，全天候燈火通明，現在能集中的集中，能不開的不開，節省費用。　　

第五個變化，路上旅行的少了。曾經數次圣誕新年駕車出游，就算是圣誕夜，路上也都能看到車輛來往頻繁。唯有這次，依舊是圣誕夜，高速路上“一馬平川”，半天看不到一輛車。cruise（自動定速？）功能從未用過，這次終于用上了，索性盤腿坐在座位上，手搭扶一下方向盤，讓車自己往前開，爽是爽，就是有點奇怪，美國公路從來沒這么清凈過。到收費站，有點感覺了，記得以前不收費的路段，也收費了，費用也明顯增加。突然感悟：以前看到的美國種種“為人民服務”原來是有條件的：富裕的時候一個樣，沒錢的時候“為人民服務”也跟著縮水了。　　

第六個變化，美國的自信在下降。 朋友從加拿大過來，異常憤怒，他有5年沒來美國了，這次感覺最明顯的變化是美國邊境官的態度，從前的寬松和善沒有了，代之以粗暴惡劣。朋友因遭到了搜身，充滿敵意的盤問，調查等等而憤怒，并發誓這是最后一次，從此不再踏進美國。 朋友說，現在美國的邊境官已經完全變了，“象被驚著了一樣”，像對待犯人一樣對待進入美國的人，對老人到小孩都是這種態度，已經看不到對人的尊重了，美國人自己拋棄了他們一直宣揚的價值觀念。　　

曾經有個電視采訪，一個80多歲的老太太居然被邊境官揪到小屋盤問幾個小時。主持人問美國邊境官，為什么要這樣？ 邊境官回答“不給恐怖主義傳遞錯誤信息，告訴他們沒有機會可以乘，無論老人和孩子，檢查都嚴格。”朋友說，“美國原來的自信已經沒有了，經過這次經濟危機，會越來越不自信。失去了自信，這是美國衰落的開始。”　　

第七個變化，窮人愈發貧困。薇是我認識的美國人中最窮的，67歲，退休前在大學圖書館工作。薇是美國“消費經濟”的典型代表，“寅吃卯糧”借錢消費成習慣了，只要信用卡能借出錢來，就去消費。現在信用卡借錢困難了，她陷入了困境。圣誕前專程去看薇，她和貓都處在“斷糧”的處境。　　

薇每個月退休金算起來不少，依然不夠花。美國人對生活品質要求很高，住、穿、用、度、玩，都要維持在一定水準。比如薇不會為了省錢自己做飯，對于她來說一日三餐自己做簡直是苦役。很多美國人都這樣。“我不知道明天發生什么”---- 這就是薇的信條。美國人對食物質量很在乎，薇即使沒飯吃，也不會去買便宜的食物。都這么困難了，薇去跟男朋友約會，依然打扮的漂亮高貴，心情靚到爆，看不出是個生活陷入困境的人。　　

作為圣誕禮物，我請薇出去吃飯，她高興極了。去飯店是她喜歡的生活方式，已經有些日子沒去了。吃飯聊天，說著說著，薇突然眼睛里蓄滿了淚水，她的驕傲讓她控制住流淚，她要她的尊嚴，那是西方人骨子里的，所以她只反復說感謝上帝，讓她的男朋友和我都出現在她的生活中。薇對我會由衷的、真誠的感謝，但措辭語氣絕不表現謙恭，她把所有的感激涕零和感恩戴德都送給了上帝 ----- 她需要這樣，這讓她保持住那份尊嚴和平等。人和人之間可以存在相互幫助，但不應存在同情憐憫的給予和感恩戴德的回報。也許只有這樣，才讓人們活的相對輕松，都能有尊嚴的、平等的相互面對。盡管這樣的“尊嚴和平等”是“精神鴉片”式的，但讓一個階級的社會看起來“平等”，需要這樣的麻醉。　　

臨走的時候，我給薇的貓買了足夠吃3個月的貓糧，給了薇一份可以去商店換回錢的禮物。至于她是不是去換錢，那是她自己的選擇。薇是這樣的性格：可以沒有錢，但不可以丟掉主宰自己的權利。我不認同甚至“批判”的看待薇的生活方式，但我佩服薇能堅持的一種精神。 　　

美國人像薇一樣消費習慣的占大多數，美國的消費經濟占到70%以上，誰在養著美國的消費？是全世界。但是美國人意識不到這些，包括薇。他們被慣壞了。　　

美國是不是真的從此走向衰落？我沒有這種預見能力，不敢斷言。　　

終篇：關于毛澤東：與一個天主教徒的對話　　

這篇太長，就不編輯了，給個全文地址吧。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6/42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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