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與中國政治改革（續一）
許 曉 黎
分析二：為什么說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必將成為建立民主國家的重要參照
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我這一生干過兩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國，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建立新中國這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也是無容置疑的偉人功業，最具爭議就是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這也是現在主流社會對毛澤東主席詬病的一大焦點，也是黨內高層刻意回避的事件，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必將重新審視，其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經驗，將是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根除腐敗、實現真正民主政府架構的重要參照實例。
意義一：大字報與官員辯責制度
記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字報滿街都是，那時的人（尤其官員）很害怕在大字報上看見自己的名字，名字的出現就意味著輕則在群眾會上檢討，重則丟官、批斗、下牛棚，大字報仿佛就是催命幡！當然我們首先要看到這個時期的大字報很多是失實的，對當事人幾乎是不容辯解的，用現在的話說，是不可控的。但是，這種由下而上的對官員進行問責的監督形式卻是最有效，只要建立一種制度，將大字報這種形式進行規范化、程序化，設立專門機構負責，允許并督促官員就這件事進行答辯。讓大家形成一種共識：法律賦予公眾對任何人、任何事（個人隱私和國家機密除外）都有知曉的權力，都可以用大字報提出異議，官員習以為常的為某件事出來答辯。這就是官員辯責制度。
意義二：造反有理與官員彈劾制度
“革委會”這個曾經盛行的名字已經逐漸被人淡忘，“造反有理”曾經是多少政府官員的噩夢，我在這里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所作所為不敢茍同，但是我欣賞的就是這種由下而上平穩奪權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句“造反有理”、一幅大字報就是對某當權派彈劾的開始，群眾批斗、政治檢討就是彈劾事件的答辯階段，最后交出權力就是彈劾成功，這是一套完整的彈劾程序。
現在的西方國家有一個機構專門受理這些公眾對某些官員提出的異議，啟動彈劾機制，組織開啟答辯會議，最后形成定論。如果我們把文化大革命這種行為加以規范，成立機構受理，在這里，難道沒發現驚人的相似嗎？
意義三：查抄及返還與官員“財產晾曬”制度
“查抄”其實不應該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開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難以計數的家庭被查抄，這里面中飽私囊不多，原因就是那時的官員本來就清廉，那有啥東西可查？現在的官員那有啥地方敢讓大家查查！現在推行“財產晾曬”其難度之大，必登天還難！最后，不過就是嚷嚷而已！！
“財產晾曬”應該作為官員就職典禮的重要內容，要當官，先清查資產，并且以后每年舉行一次資產公眾說明會。
意義四：專政奪權與可控民主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專政有個特色，無論地方奪權如何亂象橫生、從文斗到武斗，只要中央一聲令下或上級部門緊急叫停，地方馬上就恢復平靜。這種高度可控制度與專政奪權斗爭的亂象的實現原因是：1、中央和上級部門的絕對權威是公眾不容抗拒的；2、專政奪權斗爭的亂象是亂而有據，也就是說這種亂象有一定的理論基礎，那就是不能反黨、反毛主席、反國家，違背這三點就失去立足的根本。
其實，中央和上級部門壓服地方也是基于這三點。
有部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確實，那個年代人人無論對錯，都充滿激情，尤其是政治熱情，相對現在的民眾來說，那種炙熱的政治情節是無法想象的！當下的社會政治熱情幾乎處于休眠期，滿眼都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金錢掛帥的所思所為，這些都助長了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的滋生蔓延！
民主就是對權威的挑戰，政府需要絕對權威。政府對民主是既希望又害怕，希望借助民主清除自身惡疾，害怕廣泛民主危機政府安全。文化大革命就是廣泛民主和絕對權威相結合的經典實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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