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7）
鄭維（聯合早報網主編）
我有一個北京朋友，有點“糞”，說話貧得可愛。
最近我老想到他在后海的酒吧里摔酒杯時罵的一句話：“噴滿了古龍水，但蓋不住那股子人渣味兒！”
忽然想到這位朋友唾沫星子飛濺的樣子，是在看到一堆事情之后突然聯想到的。
關注中國的人，肯定會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最近涉及權和貴階層的丑事越來越多，最近甚至出現了集中爆發。
先是貴州爆出的官員嫖宿幼女案；不久后就有湖北巴東的三個官員索“性”不成倒在女服務員的修腳刀下的糗事；湖南最近更爆出公安高官女兒冒名頂替別人上大學事件；然后浙江又爆出一些當地政府部門的首腦人物的家長通過暗箱操作，安排子女參加航模競賽享受高考加分待遇，讓被譽為“現代科舉”的高考后面的黑幕再次曝光。
又是在浙江，杭州最近因為最近的“欺實馬”事件突然聞名天下。富貴子弟無視交通規則，在市區飆車，撞死人后還得到高人指點，謊報肇事車速只有七十碼，妄圖瞞天過海推卸刑責。若不是網民看不過眼而群起抗議，肇事者很可能又花錢擺平，逍遙法外去也。
“浴城嬌女刺貴大，杭州快男欺實馬”一時間掛滿了中國網民的MSN。
這一系列糗事，正是中國在轉型期間崛起的“權貴階層”和普通民眾階層逐漸產生的摩擦和沖撞，表現形式不同，但聞起來都有股子同樣的人渣味。
嫖宿幼女案，白描了觀察底層官員的道德水準；巴東烈女殺官案，則工筆地展現了某些底層官員的頤指氣使和色厲內荏；欺實馬的血肉橫飛，是富貴階層橫沖直撞的大潑墨；高考黑箱操作，則是中國唯一比較公平的進身之階里層層黑幕的一個反白對比。
掌控權力的官員，擁有巨額家產的商人，構成一個正在成型中的權貴集團，在法制精神本就淡薄的中國，企圖用金錢和權力擺平一切，各種制度在他們眼中不過是更麻煩一點，但總是可以彎曲甚至是愚弄的游戲規則。
這不是中國本身獨有的問題。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有權貴階層，美國有給貴族的“常春藤”大學；日本有自己的派閥財閥傳承；英國有一堆“藍血伊頓公學人”等等等等。所以，權貴階層的存在本不是問題。
問題是，當權貴階層過度掌控社會資源，扭曲法律和社會制度，甚至斷裂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富不過三代，窮也不過三代”的上升下行的渠道的時候，也就無疑斷絕了社會公義彰顯的希望，更斷絕了下層民眾向上的希望。當這樣的希望破滅時，墊底階層里產生的破罐破摔的絕望爆發出來的能量，比愛因斯坦的E=MC平方的能量還要猛烈。
為什么中國人對“欺實馬”、“巴東烈女”、“周老虎”、“俯臥撐”、“上海閘北刀客”這些課題的反應特別強烈？
這些事件后面的共性都是網民對公檢法系統能否秉公辦理案件的莫大懷疑，已經對官方利益在其中的角色的指責。他們擔心權貴階層把持了社會的話語權、司法權，讓非權貴階層的民眾即使合法利益遭受侵害，也無法在假裝蒙住雙眼而背后收錢的法律女神前求得半點憐憫，而在社會生活中處于赤裸裸的弱勢。
“公安高干女冒名上大學”、“高考亂加分”更是讓中國人新時代的“科舉”制度，是無數貧寒學子實現從農村到城市，從貧寒到富貴的唯一階梯。當這個階梯被扭曲和修改，成為權貴階層的內部循環手段的時候，那低層的民眾所產生的絕望和憤慨，在網絡論壇上的帖子上，大家順手點開都能看到。
談到新興權貴階層，前蘇聯是最好的前車之鑒。
季正矩先生在他的《權貴階層與蘇共的腐敗及其垮臺》的宏文中，開頭就點出來“蘇共黨內形成了一個權貴階層，導致蘇共自己割斷了與廣大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系，在人民群眾的不滿、失望、冷漠和抗議的邏輯鏈條中，最終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季先生的文章里有一段深得我心，“前蘇聯劇變后的進程證明，最大的贏家不是黑市倒爺，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是過去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成員，他們搖身一變成了今天俄羅斯的新顯貴”。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的話說就是：“在80年代末辯論蘇聯發展的方向時，由10萬人組成的‘精英集團’開始作出選擇性的思考：如果改革達到民主化，就會減少特權和權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有相對的特權和地位，但特權又受到原有的社會主義機制的限制，也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給自己的子孫后代。因此精英們認為資本主義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不但管理，而且擁有財富、傳給子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的情況和前蘇聯雖然有所不同，但人的貪念總差不多。
目前中國的權貴階層有幾個“有中國特色”的類型。首先肯定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員，手中掌控審批大權，依靠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聚斂錢財；其次是在國營大傘保護下的各種“中國”打頭的壟斷行業，這些行業的人依靠壟斷而獲取高額利潤，將國有資產化為自家財產，他們排斥各種競爭性市場改革，千方百計打壓民營經濟的發展；當然也少不了在中國跑馬圈地的國際巨頭公司們，這些國際巨頭滿口漂亮的公關語言，背后卻依托強大的資本力量，和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同命運共呼吸”，已經悄悄地掌控中國不少產業和官員的經濟命脈。
這些正在成形的權貴階層人數不多，但能力巨大，掌控政府要害部門，操控法律的判決和媒體的話語權，背后還有無數看不見的資本支持。
正如權貴力量在前蘇聯的作用一樣，在改革初期，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是無比擁護。隨著改革的深入，新興權貴的利益將要受到觸犯的時候，他們就轉化成改革的阻力，
正如利加喬夫在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劇”時說：“一股可怕和無孔不入的營私舞弊勢力，簡直是一瞬間，大約一兩年時間，就取代了幾十年在蘇共和整個社會中滋長并泛濫的營私舞弊分子。這股勢力扼殺了1985年4月以后在黨內出現的健康發展的開端。這股寄生勢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馬鈴薯甲蟲一瞬間吃光馬鈴薯的嫩芽那樣，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
中國也正在出現這個勢頭。在網絡上流傳的《白領隕落 黑領升起》的一文中就指出，白領輝煌的10年過去，代表私營經濟的中國白領們，在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面前，"曾經雪白挺括的領口，已經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皺皺巴巴一片姜黃"。
而“與此同時，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社會群體已經奪去了全中國所有的光芒”，他們享受著最好的生活，相對于干干凈凈清清白白的白領，“他們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車是黑色的，臉色是黑色的。他們的收入是隱蔽的，生活是隱蔽的，工作是隱蔽的……所謂隱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樣，在做什么。他們就是就職于政府和官有壟斷企業的那個龐大群體”。
社會上這樣的擔憂在不斷發酵，總要在某些事情上面爆發出來。
發生在杭州的“欺實馬”文西路的車禍，以及“巴東烈女”事件，都匯聚了這樣的元素。這些事件已經不是簡單的一起車禍和一起簡單的殺人案。
在“欺實馬”案件中，我們看到從事發開始，肇事富貴公子通過各方活動試圖擺平事件，通過交警試圖引導公眾對事件的定論，媒體從介入到集體封口，再到相關部門模糊袒護的態度，強勢社群通過各類發言人對社會噴灑的“古龍水”，還是擋不住背后黑手操作的“人渣味”。
同樣的，“鄧玉嬌案“也不是能被當做一件普通的殺人案件。這是裂痕日深的中國社會兩個階層的摩擦和撞擊，是場關系社會正義與法律公平，社會機會平等與發展的社會方向的撞擊點。
所以，那些動輒必言法律角度的人，一定是有意或者無意地裝扮他們對社會狀況的無知。一個案件，能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只能說明了無數類似的事情，正在發生中，無數人都在關注著同樣的事情。
如何限制權貴階層，保障社會公平和公義，是中國要進一步前進時必須解決的問題，否則必將付出社會動蕩的代價。
怎么讓那股“人渣味”，變成“人味”？
我估計那個“糞青”朋友的回答，肯定是在一聲惡狠狠的“臥槽！”后，把新買的“草泥馬”玩具砸過來。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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