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以下簡稱《試論》)一文,是在1957年,距今已整整49年,將及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中國又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故,我不禁在感慨之余,沉入深思:我們這個苦難的國家,究竟什么時候才能真正走上一條平坦的大道,走上千千萬萬人民日夜翹首盼望的通往幸福未來的坦途?
吳敬璉在不少公開場合,曾十分謙遜地自稱是顧準的弟子和摯友(難友),因為他們確確實實曾經在一起度過了無論在體力或精神上都難以承受的眾多折磨和屈辱的歲月。顧準在臨終前也曾將吳敬璉向我作過交代,然而因為我們畢竟工作和生活分處在京滬兩地,平時難得有交往的機會,因此彼此也只是以相知相待而已。
吳敬璉在改革之初,力主以市場經濟為體制改革的取向(為此還得了一個“吳市場”的雅號),并力舉顧準為主張市場經濟第一人。對此,我是贊同和心存感激的,因為這不僅對恢復顧準的形象有好處,而且也是當時我國面臨深重危機時刻別無其他選擇的一種選擇。但我同時也總感到有某種不足,因為顧準的《試論》,明確標明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是顧準寫作《試論》立論的出發點、立足點,不能含混。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顯然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單提市場經濟而不提“社會主義制度下”這個前提,易于產生不必要的誤解。顧準的《試論》從頭到尾都是在論證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不能否定、拒絕、拋棄以至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相反還必須允許它們的存在,并充分利用價值規律的作用,服務于社會主義并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這與單純提倡市場經濟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概念、兩種結果,絲毫也含混不得。
吳敬璉有一個著名的公式:市場經濟+社會公正=社會主義。初初一看,這個公式非常簡明,但是往深處再仔細思考一下,覺得大有問題。市場經濟的本性是惟利是圖的,是弱肉強食的,這是價值規律的本質決定的。價值規律是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方法,既然是優化配置,必然存在競爭,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這就無可避免會產生弱肉強食這種結果。市場經濟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加以約束、控制、駕馭,那么弱肉強食的結果是無法避免的。
什么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各種社會力量處于相對平衡的條件下,才能得到的一種彼此都能認同的結果。離開社會主義這個基本條件而侈談“社會公正”,只能成為一種不能兌現的空談。我們現在仍然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由于各種原因,社會公正幾乎仍難找到。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只有市場經濟,社會公正上下求索,何處能找到?因此我認為吳敬璉的“市場經濟+社會公正=社會主義”這個公式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市場經濟本身不可能產生出社會公正。現實生活中每天發生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個判斷。似乎應當代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正”。在這里,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制度,市場經濟只有在這種制度的保障下,才能充分發揮它有利于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作用,才能有益于社會全體勞動人民逐步擺脫貧窮、愚昧,走上富裕和更高文明的大道,防止和克服惟利是圖的傾向,避免走向歧途。沒有社會主義的制度保障,社會公正找不到任何由以生長出來的土壤。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倒應該認為是由顧準第一個完整提出的。在上個世紀50年代能這樣提出問題,是需要一點理論勇氣的(1979年文化大革命后,我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時曾遇到這樣的事:在談到“商品”這個經濟范疇時必須糾正說“產品”,因為“商品”是屬于資本主義的,這意味著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立場問題)。要知道,這時的顧準在“三反”中被撤職,從上海調到北京來工作,頭上還頂著一只“惡劣分子”的帽子呢。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是以千千萬萬革命者的生命和鮮血為代價才爭取來的。蘇聯及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在立國幾十年后還會解體,中國為什么已經被逼到懸崖邊上,其根本原因,現在可以這么認為:1,東方專制主義的歷史包袱在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地太沉重,沒有被認真地認識并被有力地克服;2,已經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筑不健全,沒有充分發揮應有作用,勞動人民沒有真正享受到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上層建筑對新生的社會經濟沒有充分發揮其保護和推進作用;3,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無一不是由中央機關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它實質上是一種命令經濟、權力經濟,是徹頭徹尾的賣方市場。在我國,還一味地砍所謂“資本主義尾巴”,社會經濟僅有的一點活力被窒息,生機被扼殺。工人、農民等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權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仍然處于貧窮、愚昧的無助狀態,大躍進年代還出現過餓殍遍野、災害頻仍的局面。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這樣一種社會制度、社會模式,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確實還從未出現過。但是,只要實踐證明它是符合勞動人民、符合社會全體成員的根本利益的,確實能夠使人民逐步擺脫貧窮和愚昧,享受充分的民主權利,因而能夠通向更加幸福的未來,我們就應當堅定地循此向前邁進。
(作者系顧準的六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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