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問左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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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轉，取決于上層的良心，還是社會和政黨性質？

在我看來，判斷目前中國的統治階層還能不能回到社會主義道路，關鍵不是看不看最高層個別人物的意愿如何，而是看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誰是統治階層，誰是被統治階層。因此，對社會和政黨性質的判斷，就成了一條分水嶺。

如果整個中國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是建立在對立的利益基礎上的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那么無疑社會性質是不可能通過上層的良心發現來改變的。這已經為共產主義運動以來的基本歷史事實所證明。基于執政黨的資產階級性質，因此，對資產階級的政黨只能是促分化而不是促左轉。而左轉論派認為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復辟，還屬于社會主義的范疇，執政黨還沒有完全變質，還可以“懲腐斃修，治病救黨”。

二、誰是統治階層，誰是被統治階層？

那么，今天的中國是怎樣的階級結構呢？簡單說，誰是統治階層，誰是被統治階層？我看，就是官僚資產階級、跨國壟斷資產階級和民營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而廣大的工人、農民階級、市民階層，則是整個社會的被統治階級。這是個非常簡單和基本的階級分析。

有人認為，資產階級在中國現在還沒有最后完成資本主義的復辟，中國“還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只提一個簡單的問題：現在的工廠、公司和經濟實體是工人在占有還是官僚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廠長經理和私人老板在占有？相信除了瞎子、小孩和騙子以外，都不會說是前者的。

既然國家決定基本生產關系并且是生產關系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當“工人國家”成為政治幻想，當工人階級被排除出政權之外，就意味著他們的勞動同產品相分離，同積累、計劃和擴大再生產的管理相分離，失去了對重大決策和公共事務的影響，就意味著他們被排除出生產資料的所有之外。同時也意味著，官僚作為一個整體擁有生產資料，在社會勞動組織中處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產品并亨有對剩余產品的優先分配權。官僚集團具有特殊利益，追逐特殊目標，并且具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思想，而這是特權地位的結果。所有這一切表明，官僚是統治階級，是真正的主人翁。

三、無產階級的政黨，還是資產階級的政黨？

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執政黨要受到它的經濟基礎的制約，說白了，就是上層想左轉，但他所依靠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會制約著他不可能超越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底線－－官僚資產階級和一般資產階級的個人占有。

有人說，6600萬黨員里大多數還是好人。這我同意，但是，美國的民主黨里大多數也都是下層的人民，英國的工黨中的大多數都是工人。決定一個政黨的是它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一旦某一個思想和政治路線完結了，那么這個政黨盡管在表面和旗號上可能還保留著原來的樣子，但在實質上這個政黨實際上已經變質了。

四、延安整風模式是否可行？

認識了這一點我們還能對上層抱有幻想嗎？就算是上層是“良君”，他能改變他所賴以存在的整個統治集團嗎？整個統治集團能容忍一兩個人對自己利益的徹底顛覆嗎？有人至今仍在幻想“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的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只有在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內并且是在不占有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的條件下，才能行得通，而在無產階級的執政黨演變成一個資產階級的執政黨以后，并且這個資產階級的執政黨又受到它的經濟基礎的制約的情況下，再采用遵義和延安的模式根本就是一個天方夜談，就是刻舟求劍，就等于幻想通過路線斗爭從而把美國的民主黨變成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

五、文革模式是否可行？

領袖無奈官僚是一個歷史難題，無論是皇帝還是毛澤東。根源就在于領袖對官僚集團是“以少制多”的關系。再強的領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萬官僚呢？

回顧文革，雖然當時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連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因為那些方法都得通過官僚集團實行。即使是被稱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還是想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最終他發現，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樣不可能，官僚集團不可能真對自身動刀。他只有尋找另外的力量對付官僚集團。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甩開官僚集團，直接向民眾發布號召，指揮民眾行動。他不再通過組織系統傳達和貫徹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門城樓，面對民眾直接表達，授權民眾不服從官僚集團。毛在發動文革過程中的舉動──接見紅衛兵、寫大字報、支持造反、鼓動串聯、發布“最高指示”等，都是為了實現跨過官僚集團指揮民眾的目的。

這種史無前例的超越不僅使官僚集團不能再阻擋毛的意志，連官僚集團自身也被造反民眾打得落花流水，并且為曾經“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受到懲罰。事實證明，一旦像文革那樣“放手發動群眾”，即使沒有政治強人，打倒官僚集團也易如反掌。民眾之所以比最強勢的領袖都有效，就在于民眾與官僚集團的關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認為，領袖繞過官僚集團與民眾直接聯手，利用民眾力量改造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也是文革提供給后人的寶貴遺產。

文革的史實表明，領袖與官僚集團的利益未必是全然一致，因為政治改革的目標在于制約官僚集團，官僚集團必然反對政治改革，在大多數情況下，領袖會維持與官僚集團的鐵板一塊，以把持絕對權力。但是，領袖是個人，個人總會有變數，理想、高瞻遠矚、歷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爭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領袖與官僚集團的不一致。在歷史上，也不乏極具超越性的領袖，包括毛澤東在內。超越體制之上的政治強人在一定程度上聯合民眾，往往能戰勝官僚集團，極大地推動歷史進程。小右派往往不了解這一點，前些天我在燕南論壇講了點毛澤東的好話，小右派就很不屑地罵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很多小民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包括水滸的好漢們；其實倒未必是智商低，而是從歷史的教訓中知道，領袖倒是有可能站在人民一邊的，不管他是為了萬世留芳也好，為了統治集團的長遠利益也好，還是為了人民也好；而官僚集團則天然地是人民的敵人。

不過，今日官僚體制對領袖的制約比過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領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識形態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體制強了，有了更多自主性。在文革吃盡苦頭的官僚集團決心防止再出現類似文革那種“劫難”，形成了一整套以“黨性”、“組織性”、“紀律性”進行審查的機制，保證各級升遷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產生毛澤東那種領袖。中共新的領袖是經過這種機制重重過濾產生的，早應該脫胎換骨，難道還能有超越的可能嗎？的確，這種逆向淘汰的機制很可能會在今后徹底杜絕超越性的領袖。

然而，世事難預料。文革中成長的這代中共高層，是不是還會存在異數？這些經歷過那種反復“淬火”的人，會像鉆石一樣存在復雜的多面，雖然通過體制重重過濾，但不排除在條件成熟時折射出另外的光芒。而這種條件是必須會來臨的，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太平之后，中國甚至全世界正處在大變動的開局。

我一方面尚心懷僥幸：另一方面我也認識到，官僚集團是一個實際上進行決策、領導和統治的階級。再顯赫的領袖，只要是失去了官僚集團的歡心，則必敗無疑。官僚集團由成千上萬有自我意識的活人組成，每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當他們發現頭腦的意志和自身利益沖突時，會不約而同或共謀地采取陽奉陰違的手法，利用貫徹執行的權力將頭腦意志扭曲變形，使其議而不決、無法落實、不了了之。這就是所謂的“扛著紅旗反紅旗”，無論是劉鄧黨政官僚，還是以林為首的軍隊官僚，都深諳此道，令毛澤東至今仍背負罵名。

現在大多數左派都看穿并揭露了右派“扛著紅旗反紅旗”的技倆，卻夸大了它們的作用。其實當年毛澤東就說過，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事實也是如此，任何陰謀詭計都是見不得陽光的?！翱钢t旗反紅旗”，雖然搗鬼有術，卻也有限。然而，文革為何終歸失敗呢？我看，不在于官僚集團的小動作，也不是毛澤東一時心軟，錯信了“永不翻案”，根本原因在于，只要權力源頭保留在專制者手中，對社會的統治便不能離開官僚集團。即使一時摧毀官僚集團，也不得不馬上重建。在那種體制中，無論專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終還是要在不可改變的以少制多劣勢中落入官僚集團的羅網。

那么，可以跨越官僚集團，直接授權給民眾嗎？文革是一個偉大的嘗試。但是，歷史證明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歷史根源的。為了實現工業化，需要官僚政治這一有效的階級強制工具。官僚政治不僅是作為強制力量，而且是作為現代管理方式取得歷史的委任狀的。現代工業社會分工愈來愈細，組織愈來愈龐大，行政事務趨向復雜化，需要設立集中管理的官僚組織，需要特殊的官僚階層擔當此任。

毛澤東不是不知道這個結局，他說過，歷史會倒退，右派會上臺，會把他打得粉碎。后來說“文革要七八年來一次”，為什么要再來幾次？無非是經濟程度未足，民眾積習太重，因而缺乏大民主的前提，只能夠把政權交給官僚集團。

“文革要七八年來一次”，還有另一層意思，即通過不斷的沖擊和積累，促進新的階級結構的形成，促進階級意識的覺醒，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民眾的意志。到了那時候，就可以把權力源頭轉給民眾，整合社會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團為前提，而是通過自治和自組織的方式自下而上進行整合。經過逐層推舉新產生的官僚，也會始終處在民眾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雖然文革失敗了，但是，在塵埃落定的三十年之后，我們驚訝地看到一個新的現實中國向市場資本主義道路的全面轉變。毛生前所曾預言的和試圖遏止的"新生資產階級的興起"，"官僚與資本的結合"，"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以及美帝國主義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國內資產階級和買辦與跨國壟斷資本的合流"，"工人階級以及貧農下中農社會地位的急劇下落"等等；所有這些當時僅在兩報一刊的社論中作為一種政治語詞出現（沒有人真正理解），對于毛澤東來說這是他發動文革所欲在歷史中加以遏止的東西，而對大多數人在當時則似乎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神話。但所有這些，在今天則都已成為似乎強不可摧的鐵一般的現實！毛澤東也將永遠屹立于人類歷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六、葉劍英模式是否可行？

對上層抱有幻想的另外一個出發點，就是認為今天的整個國家還可以通過上層的自我政變、甚至是軍事政變和軍事獨裁來解決主要的問題。其方式可以是通過對臺戰爭或者對日、對美的軍事對立來進行社會資源的整合和社會結構的重建，消除社會矛盾。

這種論點最基本的困難在于，軍事政變的基礎是什么？納粹黨和共產黨之所以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接管國家政權，在于擁有一個黨和領袖和指揮得動的高效廉潔并有信仰的干部隊伍，并通過這個隊伍實現對社會的控制。但是，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以及軍隊經商，中國軍隊目前的信仰早已被摧毀，腐敗已經滲入骨髓，并且成為中國嚴重腐敗的最主要陣地。這樣一個隊伍，如何接管國家？對于這支隊伍來說，有的只是利益和軍隊內和平時期養成的服從習慣，在關鍵時刻，在可能出生入死的時刻，這支隊伍用的上嗎？19/8/9年的事實已經說明，這支隊伍在鄧小平一輩人在關鍵時刻，已很難指揮得動，何況今日根本就沒有摸過槍的新一代？

再退兩步說，即便中央上層通過了軍管和軍事獨裁的決議，各個層次的地方官僚會心甘情愿的對軍人讓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嗎？如果大家還對文革有記憶的話，那么各地官僚拼死組織各種力量，甚至進行挑撥離間以保衛自己的權力的局面，我們難道不應該深思嗎？如果這種局面出現，可能還不用底層老百姓自己出頭，官僚已經會利用這種機會和老百姓制造事端。那樣，中國面臨的，還將是動蕩的局面。

退三步說，即便軍隊強行接管個整個政權和社會，難道中國近三十年積累起來的如此復雜、尖銳的矛盾，包括深入骨髓的腐敗、失業、貧富兩極分化、中外矛盾，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和資源嚴重不足對經濟的雙重限制，靠目前這些幾乎沒有打過仗的腐敗軍隊，就能解決這些矛盾嗎？

七、革命還是改良？

我支持改良派，假如他們能夠有效緩和社會矛盾，求得數十年的安定，我自然拍手稱快。因為革命只是手段，其目的也不過是追求國強民富而已。

可惜，中國這輛列車已經被引入資本主義的坌道，已不是任何個人力量所能阻擋的。從李昌平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沒有重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的發生，就連統治階級一時為了緩和緊張的階級矛盾的改良都做不到，更不要說把個人的占有轉向社會的占有了。

改良派因其局限性，不可能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又怎能赤手空拳阻擋歷史的火車頭呢？在歷史上，在革命的高潮沒有到來之前，改良派總是要出來表演和折騰一番的，不讓他們表演和折騰是不可能的。所以，蘇聯的“8.19”和清朝的“百日維新”肯定會在中國重新出現的。但那只不過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道路上的插曲而已，并不會鬧出什么結果來。

事實上，江李也曾左轉，但九二年的春風一吹，只好見風轉舵了。新領導人也不會例外。能不能向左轉，不是取決于他個人，而是取決于階級力量對比。

我看，改良派所能起到的歷史作用，只怕與他們的初衷相反。他們的改良將為左派提供更大的空間，使階級力量對比向有利于民眾的方向轉變。他們還將使整個統治集團產生裂痕，最終激化矛盾。他們往火山潑水，卻不知火山不但不會熄滅，還將會噴發。在歷史上，革命往往是在統治集團實行改良的時候發生的。

作為70年代人，革命對我們沒有天然的吸引力。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改良抱有極大的熱情。但是，現實提醒我，不是我們想不要革命就能避免的。關鍵在于，兩極社會結構的矛盾，已經發展到在專制框架內無法解決的程度，而資本主義必然的經濟周期必然使這些矛盾在經濟低潮中無法解決。這就必然發生混亂或者革命。如果左派不能做好準備去迎接這個革命，那么在專制廢墟之下，必然是長期的混亂。與其長期混亂，民族毀滅，人民長期水深火熱，何如革命，在短期內重建秩序？

我再說一遍：我實際上并不是不想走那和平的、不會出現大的社會震蕩和較小代價的陽關道，事實上誰都不想走那個非和平的獨木橋。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不是你主觀想與不想的問題，而是客觀社會的存在決定的問題。在幾千年的私有制、私有觀念和當今資本主義的強大的社會勢能的重壓下，在公有思想的社會勢能沒有超過私有思想的社會勢能的時候，個人的占有向社會的占有之間的轉換是用和平的手段所解決不了的。也就是說，你要剝奪有錢的人，說：你們現在都把你們的生產資料和金錢統統的交出來，革命有這樣容易和輕松的事嗎？如果革命真的這樣的容易，那死了幾千萬人才出現的新中國是怎么回事？

八、中國經濟增長還能持續下去嗎？

左轉論的根源，在于現在是革命的低潮期。中國的部分左翼知識分子對形勢發生誤判，夸大了政權的穩定性，喪失了革命勝利的信心。他們認為革命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際上是認為在幾十年內，中國經濟都將保持高速的增長局面，并且中國經濟增長將把中國的主要矛盾和嚴重的階級矛盾掩蓋下來，維持適度的就業和增長，從而中國也將邁入世界強國之林，甚至成為新的世界霸主；這實際上是被一時的經濟增長掩住了基本的分析能力。實際上從1996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制度性動力已經消失，從90年代后期開始的左右翼分化，以及高速發展的社會矛盾和群體性事件，就標志著中國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沖突和走向混亂的時代的開始，而2002—2004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中國經濟最后的回光返照——銀行產品創新和住房改革結合形成的最后晚餐——房地產熱潮及其派生產業效應。這之后，中國經濟原有的動力——消費不能恢復，各級政府賣光了國企和土地，失去了資源整合和調配平衡能力，世界市場的“入世效應”將日益耗盡，外資高速進入的“入世效應”也將告盡（2005年以來外資進入的低速增長就證明了這一點），這時中國經濟將是萬劫不復，何來持續增長？

九、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中國的階級分化已經是如此的鮮明，斗爭如此激烈，如果繼續堅持左轉論，將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主要表現在敵友不分。

部分持左轉論觀點的人，在政治上處在幼稚得可怕的狀態，他們竟然試圖以完全公開合法的形式進行斗爭，甚至公開組織自己的隊伍。在這些做法遭到明顯的鎮壓之后，竟然還不覺悟，仍然堅持自己的見解和方法策略。

而在左派內部，卻因為迷信上層，不聯系群眾，因而陷入了嚴重內訌。在紛紜無比的從理論到操作方式的爭論之中，各主要左派人士出現了明顯的派性傾向，動不動就給與自己相異觀點的同志扣上各種政治帽子，動不動就自封中心和正統，排斥其他觀點和力量，從而使得左派根本無法實現整合和團結，使得人數極為有限的左派群體目前還分散在網上“自相殘殺”，在現實中無所作為，根本無視社會的變化和老百姓現實，也不去爭取壯大和組織自己的力量。

在左派和右翼力量的關系上，我的看法是“超越左右之爭”。對于左派來說，跟右派中的民間力量斗爭過程中，必須跟他們爭奪群眾，尤其是話語權。因此雙方的紛爭的主要目的在于爭取群眾。服務于這個目的，對于右翼的其他活動和促使中國各種力量進一步分化組合的行為，大可不必當回事——因為雙方的基本依靠力量并不重合，可以各自發展平行不悖。右翼力量的發展實際上可以沖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只要是有利于局勢變化的力量，左派應該都歡迎！令人痛惜的是，在上一輪政治較量中，左派采取了極為幼稚的政治策略——幫助當局打擊右翼從而穩定高層統治！這簡直是對全世界人民犯罪！

最近一些被稱為“新左派”的學者明確提出，要警惕“經濟學家搞垮中國”。其實，大家都知道，主流派經濟學家能有多大能量？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只是狗而已。誰是主流派經濟學家的主人？誰是搞垮中國的背后黑手？是官僚和買辦資產階級。左派將火力集中對付主流派經濟學家，而對其后臺只字不提，我相信不是左派不解內情，而是一種斗爭策略。斗爭是要講究策略，但是這一策略實行的結果，卻未必盡如左派之意。

首先，只打狗不打主人，就不夠理直氣壯。目前中國已經是分化出陣容分明的兩邊，官僚和買辦資產階級已經成為民眾怨憤的焦點。左派不敢旗幟鮮明地反對官僚和買辦資產階級，并不能麻痹官僚和買辦資產階級，反而麻痹了左派陣營和民眾。如果左派不能使人民明白真正的敵人是誰，如果左派不能使人民拋棄最后的幻想，那么左派就會失去力量，淪為了書齋左派。這種做法也不利于團結和分化一部分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甚至懷疑，部分左派與官僚資產階級本是一個娘胎里出來的，如今也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他們一直閉眼不看中國現實，不發動群眾，不揭露真正的黑暗。

如果左派不能盡可能團結朋友，反對真正的敵人，就會孤軍奮戰，最后被敵人各個擊破。

在這種局面下，左翼必須讓無法集結起來的散兵游勇們在網上與右翼論戰以爭取輿論，從民族主義左翼，主要是中式民族主義那里汲取現實力量，并整合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在實現隊伍壯大和部分集結的基礎上，現在是左翼必須分散嘗試到底層去的時候、尤其是深入城市底層和農民底層群體中的時候了！如果在兩三年內左翼尚邁不開步，或者沒有明顯的進展，左翼基本將永遠的失去創造歷史的機會，中華民族和世界人民也可能將因此而前途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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