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批判精神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因為那時候，很多人的價值觀念來源于灌輸，尤其是教育層面。而‘文革’恰好打斷了我正規的教育，所以就沒有受到太多灌輸，我的價值觀念都是通過自己的閱讀然后選擇和判斷，而不是人云亦云。對于很多流行的觀點，我更多的是反思和批判。”

自2005年10月“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語出驚人之后，此前在學術圈之外幾乎無人知曉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便成為了公眾人物。

半年多時間過去，隨著曾占據媒體大量篇幅的經濟學家“5人論”熱潮逐漸淡化，丁學良所扮演的公共角色似乎開始漸回主業——他本是一位社會學教授兼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之一是亞太地區比較現代化，而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他的業師是著名的社會學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

丁學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他必須“要有一個mission（使命）才能活下去”，而那個唯一的使命，是為在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做他能做的事情。自此，才有了指向內地大學經濟學教育弊端并引起軒然大波的“5人論”。

然而，在最近一次被多家媒體報道的公開發言中，常被描述為“出身寒微”的丁學良沒有再談經濟學家和大學教育，卻談起了中國社會更為緊迫的“三無”——無地農民、無業公民、無房居民——問題。

在記者的專訪中，丁學良并不愿意給出對于“三無”問題解決之道的具體看法。他更愿意做一個批判者，“我現在的責任主要是批評”。而對于自己身上這種“非常強烈的批判精神”，丁學良的理由是“童年的經歷更多地讓我比其他人對社會公平的關注更強烈”。

“文革”副產品

談起自己的成長史，丁學良的話語多了起來。

6歲喪父的丁學良家境貧寒，在他的回憶中，自卑是兒時揮之不去的陰影。他向記者回憶了盡管品學兼優但因為家窮買不起一套藍褲子白襯衫白球鞋而總是不能被選拔為升國旗手的故事，那時，丁學良的心里總在想：“為什么家里那么窮？”

1972年基辛格訪華，一名與他一起看《參考消息》的陳老師隨口對丁學良說了一句：“如果你能去哈佛‘鍍金’就好了。”丁學良說，還在念中學的他自此有了一個很深的信念：去基辛格就讀過的全世界最好的大學讀書。事隔多年，當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回憶起陳老師這句話時，說道：“假如我一生當中，小時候在我身上有一句話最后百分之百驗證了，恐怕就是這句話了。”

到了“文革”后期，允許辦大學，有所謂的工農兵大學生，可以推薦進入大學學習，但仍舊要看背景和社會關系。一名教英語的老師對他說，“小丁啊，要是你的父親是縣里一個科長就夠了，你就好過了。” 丁學良屬于“紅五類”，雖然比“黑五類”要好，但是“‘紅五類’人太多了，只是保證不受迫害，并不代表就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文革”結束那一年，知識青年繼續下放，丁學良年齡尚不夠18歲，不需要下放，丁學良卻主動要求下放，因為下放有錢，每月8元。雖然不多，但是能夠管得住自己的肚子了，而平日在家里，常常沒有飯吃或者吃不飽。

下放到宣城農村之后，丁學良開始了和很多知青一樣的生活，并在工余時間大量閱讀。除了馬列的經典作品外，能弄到什么書就看什么，閱讀并沒有什么大的計劃。學校圖書館被毀，哲學歷史方面的嚴肅書籍被當作垃圾扔掉，丁學良就把這些書撿回去讀。至今他記得很清楚的是當時閱讀了前蘇聯社會科學院編的《世界哲學史》、《哲學辭典》，還有狄德、伏爾泰、費爾巴哈等人的書，還有古希臘和羅馬的哲學，“一般小孩都不會看這些書的，所以我就看了”。

對丁學良影響最大的仍舊是馬克思，因為那時候讀得最多的就是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毋庸置疑，丁學良至今堅持認為，他理解的馬克思跟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樣。

丁學良說：“我的批判精神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因為那時候，很多人的價值觀念來源于灌輸，尤其是教育層面。而“文革”恰好打斷了我正規的教育，所以就沒有受到太多灌輸，我的價值觀念都是通過自己的閱讀然后選擇和判斷，而不是人云亦云。對于很多流行的觀點，我更多的是反思和批判。”

再談大學教育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你批評“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引起軒然大波，現在你怎樣看這些反應？

丁學良（以下簡稱丁）：大部分回應都是比較正面的。當然也要分兩種情況，學術界和普通民眾的反應。民眾主要從社會公平的角度看，他們反應的強度、力度超過我的想象。學術界的反應，我沒有很多時間去看，初步可以分為三類，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但屬于可以理解的回應，還有比較糟糕的惡意的回應，當然這是少數。

其中有一篇回應文章不僅指責了我，還指責了我的母親，因為我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說我70多歲的母親雙腿有病無法久站，故在一次看病排隊時利用我的名氣插了一下隊。據此文章認為我的母親破壞規則、損害那些沒有社會聲望的弱勢群體的利益，而我卻沒有任何自責或責備母親的表示。在所有負面的回應中能被稱為邪惡的就此一篇，之所以稱之為邪惡，是因為他的言論違反中國文化傳統以及西方法制傳統的基本倫理底線，他的文章里居然主張，一個現代社會不應該對老年人有合理的照顧和關懷，實在不可理喻。

《南》：對經濟學教育，批評過后，你的建議是什么？

丁：現在全國開設經濟學院或者經濟系的肯定超過500所學校，不是要求這所有的學院（系）都做得高標準，而是說，至少全國排名靠前的10所左右的學校的經濟學院（經濟系），應該有一些明白人，把精力和財力集中在像樣的項目上，然后給其他的院校做個示范。不少海外的經濟學者都開始回國幫忙，他們的改革之風正在蔓延，當然這需要外部環境的支持。我在做的這件事就是在發動輿論，做“吹風”的事情，吹清醒的空氣。否則很多人夜郎自大，自封為經濟學家、經濟學大師的人太多，其實，他們到了國外，有幾個好的大學會認可他們？

大部分大學可能把本科生看得比較重要，但是對于排名靠前的那些大學，想要成為研究型大學，需要靠研究生。培養研究生是中國高等教育的薄弱環節，因為這本身就要求教師是做研究的好料子。

中國少數一些大學應該把培養研究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要知道美國最好的研究型大學里本科生的比例比較低，哈佛大學學生1.7萬人，本科生6000人，也就1/3左右。這才算研究型大學。

重提“三無問題”

《南》：看到你最近又關注起內地的“三無”問題了，為什么又關注起這個問題？

丁：其實也不是突然關注的，十多年來，參加了很多會議，和不少這方面的學者交流過，也實地感受了不少信息，這些年一直在刺激著我，所以不得不說了。2003年開始在北京小型研討會上就有了這個說法，現在再次提及罷了，現在問題也更嚴重了。

《南》：那你怎么看農民的問題？

丁：“三無”問題，不能輕易打發，也不能輕易掩蓋。這樣說不是認為沒有辦法解決，而是說不易解決，因為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關于“無地農民”的問題，中國本身歷來就有人地關系非常緊張的矛盾，再加上中國20多年來高速發展，需要大量土地，這些土地需求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

合理的情況是任何時候都有的，只要社會在發展，一定會出現都市化，這就需要征地，征離城市最近的地，這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中國土地產權不清晰，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自耕農，農民不直接擁有土地，這就給不合理的征地創造了很多空間。其他國家和地區在高速工業化時也需要征地，由于土地產權清晰，它就能夠保證征地的相對合理性，對于怎么樣補償農民，有比較透明合理的方式解決，中國在這制度上欠缺。

中國現在經歷的正是人類歷史上最快速，而且規模最大的移民潮，也就是都市化，在移民潮的過程當中，城市要擴建，要有新的項目，有新的科技園，要發展商業化的住房等等，所有這些都牽涉征用農民的土地。鑒于未來20年時間里大概有3億人要從中國的農村移到中國的城鎮，這樣對農民土地的征收過程是誰都扭轉不了的，因此喪失土地的農民越來越多而且誰都阻擋不了。

《南》： 都市化的過程對于城市居民也造成了影響。

丁：土地緊缺是結構性問題，不易解決，“無房居民”也是如此，它源于城市改造，而城市改造是一種還賬行為。

現在講“以人為本”就是一種進步，當然這種“以人為本”是對幾十年沒有這樣做還的債。尤其是城市，這些年來，城市居民的住房特別緊張，需要改造這是合理的。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全國上下，大中小城市，沿海到內地的城市都在追求一種政績和觀感，在你有財力的情況下，這樣追求沒什么問題。不發達的地方也在搞，河南鄭州惠濟區搞的“世界第一區政府”，安徽銅陵廣場等地，這種情況都很多，也不只是某一個地區，相當普遍。為了追求面子（政績都還是好聽的話），一天到晚都在搞拆遷，使得一些人原來還有房子可住，有棲身之處，但是推土機一推，有房子的也變成了沒房子。

中國城鎮過去十多年，無論沿海還是貧困地區，到處進行整片整片的城鎮改造，這在全世界的城市化過程當中也是很罕見的，在西方社會里，工業化和都市化是同步發展的，現在成片改造城鎮，使得原來有住房的人喪失了住房。

《南》：對于“無業公民”，大學畢業生就業應該是你關注的重點？

丁：無業公民，為什么不叫失業公民呢，因為失業的是因為原來有工作，而現在有一大群體一開始就沒有工作，包括現在的不少大學畢業生。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每年新增勞動力就是上千萬，每年新增勞動力的人口大概跟加拿大人口差不多，這個問題不能在短期內解決，而且還在日益加劇。由于大學擴招，畢業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這也將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南》：作為一個社會學學者，你為什么會如此強調中國社會的這三個問題？

丁：我之所以對三無問題如此強調，是因為三無問題觸及城鄉、農村，觸及青年人、受教育和沒有受教育人的生存底線。

對農村人來說，土地沒了，對城里人來說，房子沒了，對中青年人來說，飯碗沒了。除非有一整套關于社會保障的透明制度，否則老百姓怎么會答應。過去是做了一些建設，但是錢發得不夠，而且很不透明，本來錢不夠，又因為不透明而被截留了一部分，本來一碗水就不夠解渴，還被人偷喝了幾口。

這個事情太重要了，中國可持續發展遇到的問題可以羅列50個100個，但是這三個問題是最核心、最要命、最根本的問題。

《南》：能從你的專業角度給一些解決之道嗎？

丁：沒有辦法，我現在的責任主要是批評，允許批評的一定要批評，不會說恭維的話，這是我一貫的風格。我現在只能說，不要以為媒體不關注、網絡不傳播，就不會出問題了，不要做掩耳盜鈴的事情，這也不需要別人挑撥，任何一個人的基本生存底線出了問題，首先就會要求生存下去。哪怕是群體性事件，也不是什么政治訴求，就是生存而已。這不是影響一兩個人的問題，而是成片的人群。不要試圖消滅群體事件本身，而應該去解決造成群體事件的原因，把生存問題都解決了，自然增加了社會安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