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宋小川已獲美國南加大博士學位, 現在美國加州某學院講授經濟學。

    與左大培是遼寧大學77級本科同學。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比如只有一個月的高考復習時間，以及分省出題，各省基本上只招自己的考生，遼大對我們遼寧考生來說，算是文科最高學府了。這些情況是現在這一代年青人所無法了解的。81年底大學畢業時，左大培與我們班的另一位同學崔培勝，還有樊綱三個人一同考入社科院經濟所，同為朱紹文的研究生。我個人認為，當時社科院經濟所的實力是首屈一指的。我國經濟學界的許多大師都在那里工作，如孫冶方，許滌新，巫寶三等。朱紹文作為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河內的弟子在當年招收經濟思想史專業中是最有實力的。我在遼大西方經濟學研究室工作時常聽宋則行老師（劍橋大學40年代的經濟學博士，羅賓遜、斯拉法的弟子）提及社科院的朱紹文、巫寶三、 武大的張培剛、復旦的宋承先、還有南開的錢榮坤等。

    1987年底我有幸得到美國楊伯翰大學獎學金，完成碩士學位后又轉入南加大讀博士，從此與左大培失去了聯系。幾年前我在華爾街日報讀到兩篇有關左大培的文章，其中一篇較詳細地介紹了他的經濟觀點及其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并附有他的正面照片（2001年3月23 日）。作為西方最有影響力的商業報刊,  正面介紹中國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少見的。近年來我利用寒暑假到北師大珠海分校兼職教書，每年與左大培至少有一次接觸，并且時常有電話聯系。我們在一起主要討論雙方感興趣的經濟學問題以及中國的經濟學學術環境。

    根據我與左大培20多年的接觸和交流以及本人在國內外20多年的學習和工作經歷，平心而論，我認為左大培經濟學的功底（深度）不亞于在美國接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博士的平均水平，大概會超過海歸派經濟學家的平均水平吧？至少超過我的水平。請問國內經濟學界有多少人能用原版教材同時講授高級宏觀、微觀經濟學兩門課程呢？請問海歸派經濟學家有多少在國外同時做過這兩門課的TA呢？就左大培經濟學知識的廣度而言，則是后者所不能比擬的。也許他是搞經濟思想史出身的緣故吧，我的感覺是，在討論問題時，他能談古論今、旁征博引、觸類旁通。特別是他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直感、觀察力是僅受過國外嚴格訓練的人所無法相比的。我在美國讀書時曾接觸過一些學數學出身的學生，考試頂呱呱，搞起泛函空間的證明頭頭是道，但對一些基本的經濟常識，比如聯儲三大貨幣政策是如何操作的一無所知。最近我為北美的一個雜志審稿，作者顯然是位數學家，文中一大堆數學定理，看起來天衣無縫，但竟講不清兩部門之間的經濟關系，甚至搞不清資本是如何積累的。

    一些批評左大培的人認為他的數學底子差，理由是他不是學數學出身的。當然我們這些77級文科生在大學時沒學過多少數學。但左大培不同，一方面他的數學底子比較好，另一方面他一直自修高等數學，作為一位經濟思想史專家，他的數學準備綽綽有余。Lucas 也不是學理工出身的，讀過他書的人都知道其數學功底之深。Sargent 在研究動態理論前還不懂差分方程，一位數學家曾驚訝地對我說，Sargent 使用了一種不同的差分方程解法。難道不是數學出身的人就不能研究經濟學了嗎？如果是這樣，斯密 、李嘉圖都不是經濟學家啦？馬克思、凱恩斯也不是經濟學家啦？據我所知，雖然他們的數學很好，但都不是數學科班出身，至少他們很少在經濟分析中使用數學。我不否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數學的使用越來越多，但數學只是經濟分析的工具，經濟學并不等于數學和數學的簡單應用。數學的使用取決于研究領域以及研究者的興趣。許多當代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專家并不懂數學，這并未妨礙他們對經濟學發展的卓越貢獻。著名經濟史學者Richard Easterlin 曾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和美國人口學會會長，但我沒聽說他使用過多少數學。R. Kalaba 是動態規劃的創始人Bellman 的主要伙伴，一生發表過600 多篇經濟論文，12本書，但沒有人認為他是經濟學家，很多人甚至認為他不懂經濟學。經濟學家首先是思想家， 思想家并不必須是數學家。

    在我國眾多的經濟學研究工作者中，象左大培這種孜孜以求，不惟權（權威）、不惟利、幾十年如一日，嘔心瀝血，坐冷板凳的人，實屬少見。他的學生曾對我說，左老師每天背個書包，搭著公共汽車，從阜外到花家地來給我們上課，連個手機都沒有。社科院講課的報酬很低，高級宏觀、微觀這兩門課又很花費時間，沒人愿做這個苦差。憑左大培的資歷，很容易找個高薪的肥缺，或混個什么獨立董事的。沒有對祖國經濟學教育的獻身精神，是做不來的。為什么經濟學界竟容納不下這樣一位陳景潤式的學者呢？我認為，這種“左大培現象”從根本上暴露了我國經濟學學術環境的致命傷——扼殺學術交鋒。這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左必錯。眾說周知，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是在交鋒、論戰中發展和演變的。一部經濟學說史就是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左與右）論戰的歷史。從“兩個劍橋之爭”到70年代貨幣學派與凱恩斯學派的論戰，以及目前的新古典學派與眾多其他學派的爭論，都反映了這種健康的學術氣氛，這也是經濟學賴以發展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改革開放前，經濟學幾乎被窒息就是因為我們用“右必錯”的大棒扼殺了自由討論的學術環境。不幸的是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我們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左必錯”，大概是矯枉過正吧。在今天我國的學術界，人們都生怕被扣上“左”的帽子，正像那篇華爾街日報文章的開場白：”Beijing - It’s a label many would avoid in China, with its connotation of egalitarianism and state planning, but Zuo Dapei says he’ll take it: New Left.” 其實，即便在主要發達國家，經濟保守主義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仍居支配地位。而在我國，極端極右的經濟思潮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不僅表現在實踐中，崇尚市場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私有化為通向繁榮富裕的唯一途徑，而且還在理論上，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翻版推向了極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其他學派皆被視為旁門左道。頗使我困惑的是，每當我在美國介紹馬克思經濟學時，聽眾都很感興趣，人們的批評都很中肯，并且有理有據，倒沒有遇到像張五常那樣的大師，三拳兩腳將馬克思打翻在地（應該是本人見少識窄、孤陋寡聞吧）。我想大概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抨擊，在敲響資本主義喪鐘的同時，促使他們猛醒，采取了一系列相應的改良手段，才使資本主義延續到今天。從這個意義上講，是馬克思拯救了資本主義社會。這或許是為什么至今在西方經濟學界，如果提到四位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必居其一。恰恰相反，每當我在國內講到馬克思時，不是遭到翻白眼，就是嗤笑，大概是認為我老土、沒有與世俱進，或文革中毒太深。看來，今天把馬克思主義打入地獄的正是當年把它捧入天堂的，或者他們的孝子賢孫。那些當年口口聲聲要去見馬克思的人大概今天會向他們的子孫后代懺悔選錯了墳地吧。其實，我也并不認為左就對，對錯的唯一標準是實踐，這就是為什么實證分析在經濟研究中越來越重要。看來，我們還要請回鄧小平領導我們再開展一次大討論：不惟上、不惟書、要惟實。  

    第二，用貶低學術水平的方式剝奪對方的話語權——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討論方式。本人也參加過不少seminar, 看過不少針鋒相對的學術文章，但從未見過指責對方水平太低而羞與為伍的。如果你不同意其觀點，可以指出其邏輯分析中的不一致，或其模型中的問題，特別是與現實的差距，而不應該，也無必要通過貶低對方水平、嘲笑對方出身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權威和正確。當年羅賓遜在與薩繆爾森論戰時，針鋒相對，言辭激烈，曾批評后者為凱恩斯的“私生子”，薩繆爾森并沒有因此而貶低羅賓遜的學術水平，反而認為她應該得到兩次諾貝爾獎。建議那些經常貶低別人水平的人經常問問自己的水平有多高。如果你的水平太高而不愿與別人為伍，就不要參加低水平的討論罷了，而不需要去貶低他人。聽說國內經濟學界有很多牛人，據說某著名海歸派經濟學家在討論中張口閉口“你不懂”。我倒希望這些牛人，特別是海歸派的牛人，學一學老一輩留學歸國的學者那種先作人后作學問，那種心胸坦蕩、虛懷若谷、謙虛謹慎的為人，那種扎扎實實，一絲不茍、有一不說二的嚴謹學風。記得1987年出國前夕我在一次關于青年教師如何成長的討論會上，指出了妨礙青年教師成長的三個傾向：近親繁殖、短期利益、從政傾向，當時就招致了不少人的反對。不久后，我又總結了學術腐敗的歷程：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利欲熏心——利令智昏——鋌而走險——身敗名裂。不幸這些都言中了，只是希望不要在學術界再蔓延下去了。  

     第三，均衡經濟學、主流經濟學至上。這也難怪，因為海歸派的經濟學家大都是按主流經濟學的模子訓練出來的，并且在國外或者沒有、或者有較短的教學和研究經歷，因而對非主流的東西看得不多。不知并不等于否定。幾乎所有主流經濟學的大師對非主流的東西都持分析借鑒的態度。我的老師Richard Day 也算非線性、復雜動態學派的領袖人物，陳平前不久在紀念楊小凱的文章中稱Day 為混沌學派的鼻祖。薩繆爾森在Day 94年 “Complex Economic Dynamics” 一書序言中，對此書給以很高的評語，認為從他的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發表后，他的書架上再也找不到比當今Day 的工作更有參考價值的了。一位主流經濟學大師對非主流學派的貢獻如此贊賞，可見其心胸之寬廣。前不久，Fama 在芝加哥大學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公開接受了行為學派對其“有效市場假定”的批評，以致他的宿敵得意地說，“現在我們都是行為學派了。”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去年，我寫了一篇非均衡的東西給Day 看，他的回覆是，第一，very nice paper, 并建議我投到一個很好的雜志，第二，問我是否可以在他的宏觀經濟學課中使用這篇文章。考慮到轉型經濟中由于許多市場機制運轉的條件不具備或不成熟，或許非均衡的東西更有用，我就把它投到了《經濟學季刊》。得到了兩點回覆：第一，我用“一個先驗的關于工資和勞動力需求與供給的動態方程模擬勞工市場的非均衡過程。沒有給出理論根據”。文中我是用 Cobb-Douglas 效用函數和冪生產函數解出勞動供給和需求等式，我不知道一篇關于勞工市場動態學的文章為什么要喧賓奪主的對標準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數提供理論根據。第二、審稿人認為，如果勞工市場供不應求，工資會上升，直到恢復均衡，即充分就業，因而我的模型無法解釋失業現象。其實我的文章直接模擬勞工市場的非均衡過程，如果勞工市場供不應求，充分就業在均衡尚未“恢復”之前就已經實現了。均衡只是個特例，是從一種不均衡向另一種不均衡過渡的一瞬。這樣用equilibrium only 的態度對待不同學派的觀點不能不讓人悲哀。建議中國的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去讀一下卡爾多的《非均衡經濟學》吧，Day 多次說過這是每個學習經濟學的人應讀的第一本書，因為它告訴我們一個簡單樸實而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按現實世界的本來面目來研究世界。

    讀到這里，大概也會有不少人認為我的水平低吧。被您言中了，我的水平本來不高。年輕時曾寫過幾篇有關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的文章，自視甚高。30 歲后如夢初醒，倍感知識之貧乏，不要說什么都懂，就連自己熟悉的領域，也有太多的問題不清楚。我不敢自稱為經濟學家，只是一位普通的經濟學教育工作者，這樣心里比較踏實。 但我篤信兩條：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濟學工作者應堅持按現實世界的本來面目來解釋、分析世界。第二，經濟變動的根源不在于無法解釋的外部力量，而在于經濟體制內部不均衡力量的相互作用。寫這樣一篇不受歡迎的文章，也許會使我失去在經濟學界的話語權，但我還是希望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給我一次機會，希望它會為祖國經濟學學術環境的改善起點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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