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當官與做學問
1986年4月在廈門大學的講座
廈門大學 張小金
當時,廈門大學中青年多學科研究會搞了個系列講座,這是第一講。那年頭這事得事先請示校黨委宣傳部。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宣傳部長坐在第一排,從頭聽到尾。講完后我請示他,是否有什么問題。他說,沒感覺到。整整20年過去了,這里談到的東西,哪些應驗了,哪些過時了,哪些顯得幼稚,哪些明顯錯了?有耐心的讀者,就自己看吧。
反正,我的思想已經大變了。看這個稿子,我當年就是這種思想啊。
一、前言
1、我先解題
漫談當官與做學問。漫談,說明不是以談理論為主,是一種比較輕松、比較隨意的談話,而不主要是論述。
做學問與當官,主語是誰?知識分子。因此,講的主要不是當官與知識的關系,而是知識分子本身當官與做學問的關系。之所以沒加“關系”兩個字,是因為不僅僅講關系,還講與之有關的其它事情。
先解釋知識分子的概念。現代西方有一種說法,知識分子是一種特別的具有社會批判精神的人。我這里是中國49年后的習慣或者說傳統理解,就是有一定學歷或者知識的人。過去毛澤東的說法,高中畢業就是知識分子。我看,現在提高一點吧,大學或者大專以上或者相當文化水平的,就叫知識分子吧。
什么是官?縣委書記是官,廠長算不算?這兩種“官”當然有區分。嚴格說來,廠長不算官,應該是企業家。現在是個轉軌時期,我談的重點就是這個時期,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我這里還是按傳統的概念,還是按照中國普通人的習慣,凡是當領導的,通通算官。
這幾年,畢業生的選擇,搞學問的不多。有多種原因,有實利方面的考慮,有對高校現狀的失望。這也許是從消極角度看,那么,在這種趨勢中,有沒有積極的因素呢?
現在有種說法,叫做“三從”,從政、從洋、從商。教授的得意門生,不是選擇做學問,而是選擇“三從”。對此,有兩種評價:一曰,太可惜;一曰,有意義。
關于這個問題,我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思考,用這個題目串起來。
既然是漫談,我先從風靡一時的電視劇《新星》說起。
2、柯云路的《新星》
小說就引起了大的轟動,許多報刊發表了評論,在北京召開了大型座談會,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續廣播,短期內收到了大量聽眾來信。
但所有這些媒體的作用,都不能與電視相比。《新星》電視劇播放引起的轟動是空前的。電視劇的播放使得小說銷售一空,出版社趕快加印。全國有80多家電視臺播放,上海電視臺,還有其他幾個臺,重播了2遍。許多電視臺,比如中央臺和太原臺,收到大批來信,甚至一些高級干部,將軍也投書報刊。有個地委書記把《新星》的錄像帶拿到會議上放,看錄像成了開會的內容。
文學的社會功能、社會反應,如此廣泛,激烈,是中外罕見的。
小說寫的是一個縣的改革斗爭,但卻寫出了整個中國目前改革的全景。改革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不能遲緩?小說寫出了改革潮流目前所處的戰略態勢以及將要往哪個方向發展。連夏衍看了,也覺得這部作品寫得相當大膽。它像是在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的今天才開始構思的,但它卻在今天已經問世了。作者在政治上的勇氣和預見性,是值得欽佩的。
許多評論家認為,這是一部氣勢恢弘,開拓深刻,有新意,有藝術魅力的作品;是一部敢于直面現實,近距離地全景式地反映改革生活的、有強烈時代氣息和歷史感的成功之作。
柯云路自己說,企圖通過眾多的不同層次的人物性格和人物關系來凝鑄當代社會生活圖畫。他說,改革只是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個內容,我們并不是為改革開藥方的。
柯云路是我所熟悉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的第一篇公開發表的小說“三千萬”,一舉奪得80年全國短篇小說一等獎。他的第二篇重要作品《耿耿難眠》,獲得當代文學獎,這是他和他的妻子羅雪珂共同寫作的。雪珂的《女人的力量》,小說和電影都獲獎。
在《當代》雜志的頒獎會上,他們說過一句話,“我們始終沒有寫出來我們思索達到的東西”。可以說,這一點,在《新星》中部分達到了。
《新星》是82年開始構思的。81年冬天,我在他們家住了3天,我們三個人討論了許多的問題。那三天我們整天聊天,其他什么也不干。那次談話的許多內容,甚至我講的一些小故事,后來都在他的一些小說中有反映。
那時候,他們的中篇小說《歷史將證明》剛出籠。這部小說是以批判白樺的《苦戀》為背景的。歷史將證明什么呢?將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正確解決知識分子問題。
如果說在那部小說中,知識分子與“官”的關系,還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還是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那么在《新星》中,知識分子本身已經當官了。《新星》的主題當然不是當官與做學問,但是李向南這樣一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當官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改革勇氣和能力,給人啟迪。李向南算不算知識分子,算,他當官本來就是所謂干部知識化的產物。但他身上有一些新東西,是傳統知識分子沒有的。李向南有知識,有理想,有思想,雄辯,同時,他還有經歷,有眼光,懂實際,懂權謀,干練,有開拓精神。他是干部結構轉型、知識分子社會功能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
我原來想借這樣一部影響大的文藝作品來談這個問題,所以在最早定題目時,我就有這個打算,副標題就是“從《新星》談起”。
但是有兩個原因,使我遺憾的放棄了這個打算。一個,最近一直很忙,沒有時間來重讀這部長篇小說;另外,我給柯云路和羅雪珂寫了一封信,想請他們寫幾個字支持一下我們的講座,結果到今天也沒等到回信。
雖然放棄了這個線索,但我今天還會不時地提到這部作品中的人物和情節,當然,我只能憑一點記憶。
放棄這個線索之后,我找了另一個線索,這就是一篇有影響的文章。
當官與做學問成反比嗎
——鄧偉志的文章:“淡化當官心理”
我所尊敬的一位社會學家鄧偉志,最近在《文匯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淡化當官心理”。
他對這個問題作了研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有價值的意見,也引起了廣泛反響。
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學問與做官成反比。就是一個公式:學問=K/當官。
從這個結論,他提出了一個對策,一個口號。就是:淡化當官心理。
現在要問的是,這個公式,這個口號,準確嗎?全面嗎?適時嗎?
這個公式至少有點小缺點。定性定量都有點不到位。首先概念沒定性,什么是知識分子,什么是官,從質的方面沒有明確規定性;也沒有準確的量化,作者這里用了“模糊數學”一詞,顯得有些滑稽。在這種理解下,學問尚好理解,學問的大小,成果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等等;而當官,是理解為官的大小,還是當官時間的長、短,也就是要問,官當得越大,學問就越受影響,還是當官時間越長,學問越作不來呢?也許二者兼有?自變量至少是二元的。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不用數學語言,不用公式。就取它的意思好了。總之,當官對做學問有負作用。
鄧文從社會和個人兩方面來論證當官與做學問的反比關系。
首先,從全社會來說,想當官的人多了,做學問的人就少了
第二、從個人說,二者成反比例,當官影響做學問。
我們先分析第一條。
實際上它建立在兩個假定之上:
第一、知識分子僅僅由當官和做學問這兩個部分人組成;
第二、知識分子的總數不變。
否則,當官的多了,做學問的不一定減少,同樣可以隨之增加。同理,當官的少了,做學問的也不一定增加。
這兩個假定,在當代中國并不成立。因此,從全社會來說,當官與做學問成反比的結論,尚缺乏可信的推理。
再看第二條。
應當承認,這個公式并非沒有道理。鄧偉志作了一些論證。他作了一個調查,當然,調查的是死人,不是活人。中國人向來主張“蓋棺定論”。人沒死,不能把話說死,學問到底有多大?
從個人說,當官與做學問成反比關系的公式,鄧文是借助一個簡單統計,即通過對收入《簡明社會科學辭典》中姓馬的人物的統計,得出結論的。
他查了《簡明社會科學辭典》,人物中,姓“馬”的最多,有26人。其中:
沒當官,或只當過三、五年小文官的---20人;
當過官,但著作不在當官時寫的---3人;
一直當官,且有學術成就的——3人;
可見,不當官而出學術成就的是多數,既當官又出學術成就的是少數。23:3嘛,結論出來了。
總而言之,當官是影響做學問的,因此,知識分子不要想當官。知識分子中想當官的人多了不好,提倡淡化這種心理。
這個推理有沒有一點道理,能不能夠說明問題?
這個統計和推理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仔細考察也還有些問題。
先說資料的準確性。這大概不用懷疑。我沒有復查,我覺得不必,公開見報爭鳴,應該不會有假;一共才26,兩位數加法,也不會有計算有誤。
從方法本身來看。
首先要問的是,樣本是獨立事件嗎?樣本的隨機性如何?
“馬氏譜系”樣本的隨機性如何,與我們一般要考察的當官與做學問的知識分子是否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呢?這并非不證自明之事。
從社會科學辭典中,抽出姓馬的,不能說是隨機的;而且樣本太少了,如果再找一些樣本,姓劉的、姓張的…,能不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呢?
嚴格說來,這不是統計而只是舉例,因此,只能是一種說明而不是證明。
我那天隨手取一本《唐宋詞選注》,上選的詞家,唐朝19人,其中2人未做過官,占10%;宋朝92人,未做官的26人(含情況不詳者)占28%,二種情況,當過官的都是大多數。那么,我能否據此就做出結論:做文學家與當官并不成反比呢?也不能。
從方法角度說,對“馬氏”社會科學家的這種統計和對唐宋詞家的統計,都不足以得出當官與做學問關系的結論。
其次,這里當過四、五年小官,以及當過官但著作不在當官時寫的人,他們當官與日后的才能、學問一點關系也沒有嗎?這也是個必須先證明的問題。
當然,所有這些挑剔都還不很嚴重。
如果把當官看作一種職業,把學者看作另一種職業,而學者的職能就是做學問,那么當官與做學問的排斥關系好象就很簡單,很顯然了。其實,在這種理解上,豈只當官與做學問成反比,做其它許多工作,例如,當企業家、金融家、外交家,軍事家等等,不都與做學問成反比嗎?可以輕而易舉地列出一連串反比例函數,或者干脆把公式改為:從事非學者職業與學問成反比,就是:學問=K/從事非學者職業
如果我們把當官看作一種實踐活動,那么與這種實踐活動有關的學問,是不是也一定成反比呢?
當總統當然會影響從事物理學研究,所以愛因斯坦不愿當以色列總統。但是,當總統的“學問”是否也與當總統的時間成反比呢?當一個阿波羅登月工程總指揮,也許會影響他對于基礎科學的研究,甚至影響他對于工程技術、火箭技術的,電子技術的研究,但對于管理指揮一個大的科研工程、航天工程這樣的“學問,這成反比還是成正比呢?
有些人不把那當學問。在他們的視野里,學問只是書齋里搞出來的那些東西,甚至只是故紙堆里的東西。這里牽涉到對“學問”的看法。在某些人看來,有關“當官”的“學問”不算學問,屬于左道旁門。其實這里邊學問很深。
誰說作總統沒學問,做總統可要學問了。毛澤東說過,梅蘭芳能演戲,可不能當總統。此話一點不假,梅蘭芳能當總統嗎?沒那學問。我們現在知道,當總統,當一個科研工程總指揮,是要有學問的。從事這種實踐,對搞這類學問是不成反比的。前者是做領導的學問,后者是管理的學問,都是做官的學問。
在中國古代,就把這叫做統治術。統治術是不是一門學問?古代沒有專門研究。有人說,中國歷史上歷來有兩件事,只能干,不能說的。一直做著,可是不能說,更不能說研究。說是犯忌的。一個是房中術。張賢亮最近有部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軒然大波。原因有多種,其中之一就是他寫了那個犯忌的事情。還一個呢,就是統治術。中國歷代帝王官僚,歷代的杰出政治家、軍事家,還有野心家、權術家,都有統治術。里面有價值的東西不少,只不過沒有給予總結,使之上升為理論。但我說,如果研究領導科學,那里面還是有不少可借鑒的。
我們現在有了更好聽的現代名稱,當然內容也更科學。
現在有兩門科學,一門叫領導學,或者領導科學,一門叫管理科學。這是現代關于當“官”的學問。與之有關的還有一大批科學,比如認識科學,決策科學,系統科學、人才學,社會學,組織心理學,等等。對于領導科學和管理科學之類,籠統說當官與做學問成反比,恐怕根據不足。
常常有這種人,他們在去官時做出的學問,內容和水平都來源于他們當官時的實踐。就說《新星》中的李向南吧。李向南有沒有做領導的學問?盡管只有30幾歲,但領導才能、政治成熟度令人佩服。李向南當了縣委書記,對他認識中國社會,研究中國社會,對他研究統治術,領導科學,沒有幫助嗎?只成反比嗎?在新星的末尾,李向南對康樂說,要去當一個政治學術家,為改革的人提供戰略思想、方案、理論、決策。他有沒有資格?有。這個資格首先就在于他當縣委書記的實踐,否則他能研究得出來嗎,能寫得出來嗎?他當縣委書記的實踐對他做這種學問難道只有反作用嗎?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他做這種學問的條件和優勢所在。
這種所謂統治術,政治權術,在《新星》里有個名詞,叫做政治智慧。
有個評輪家說,無論叫政治智慧還是政治權術,這種色彩在李向南身上實在是太濃厚了。他懷疑,對于無產階級的理想主義的斗爭,李向南對于政治手腕的玩弄是否過分了。
我想,這可能是一種書生氣。我認為,這正是表現他的政治智慧的特別突出的內容。
確實,從理想主義的角度來看,革命的政治,似乎應當是一種更為光明磊落的政治。但從作者所揭示的現實政治斗爭場景來說,斗爭的主要對手是老謀深算又有社會基礎的政客,這種色彩或者素質就是李向南這樣的改革者所必備的。如果說,柯云路在《三千萬》中寫出了社會各階層存在的復雜的關系網,那么,《新星》則寫出了產生這種關系網的歷史淤積層——一個在古老的歷史淤積層上生發出來的新的歷史淤積層。我年少時也認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斗爭,完全應當是公開表現和公開宣傳的那樣的。現在我明白了,當年我太幼稚。我記得,81年在榆次時,我們三人曾討論過這個問題,兩位主人似乎有點分歧,或者說差異吧。這一點差異,也反映在《新星》和《女人的力量》之中。后者是羅雪珂獨立的作品。那里面有個說法,男人富于邏輯力量,女人富于直覺;男人是科學型的頭腦,女人是藝術型頭腦。這可能是這種差異的部分原因。
當我們讀著小說中犬牙交錯綿里藏針的命運搏斗的場面,我們的感覺能與李向南相比嗎?不能,完全不能!一個人,當他處在這個位子和不處在這個位子時,客觀外界,對象系統對于他的各種作用,反映,激發……是很不相同的。還是那句老話,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親口嘗一嘗,聽別人說梨子的滋味是不行的。
81年那次柯云路對我說,他坐了一年牢,體會了許多在正常情況下沒法體會到的事情,認識了許多在正常情況下認識不到的道理。
要談最具有這方面才能的,我看還是毛澤東。要論當“官”的學問,很少有能超過毛澤東的。無論人們怎樣評論他,也不能不承認他多方面的學問,包括當領導的學問。他當了大半輩子的一把手,誰能說他當“官”的經歷與他的學問只成反比呢?也許有人以為他并沒有什么學問,他晚年的作為,總括一些與他并不直接相關的人所做的事,還有一些別的歷史原因,使年輕一代人中的某些人,對他懷著一種不屑一顧的心理。把他當作神當然是不對的,但走向另一極端似乎也太淺薄。我個人認為,他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土壤中所能產生的最杰出人物之一。我強調了傳統中國文化的土壤這個詞,這是為配合“最杰出”這個形容詞。我說這話可能要得罪今天不少聽眾。他作為一個哲學家,一個詩人,一個書法家,特別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在他生活的時代,是無以倫比,是可以和國內任何一個名家媲美的。在國外學者所列出的本世紀社會科學62項重大成果中,就有他的農民與游擊戰爭理論。在這個題目上,我特別要提到的是他的領導學。你去翻翻“毛選”四卷,看看他指揮解放戰爭的才能。翻翻“毛選”五卷,看看他領導新中國初期時處理各種復雜局面的才能,你一定會心生欽佩之情。人們說到他晚年的錯誤時,說他犯了一種老年癡呆癥。我想,盡管到他生命的晚期,有一種用腦過度的跡象,但他的領導藝術,還是表現出一種境界,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胡喬木說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宗教和陷井。這是說他文化-革命理論的錯誤。但他在為達到他自己認為是正確的目的時,他在掌握最高領導處理各種復雜局面表現出來的領導才能,比如粉碎林彪政變的種種的處置,比如對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等等,仍然讓人感到一種不可企及的高超的政治才干。有人把這叫做辯證法大師的水平,有人說這僅僅是玩弄權術。玩權術是個貶義詞,在我們黨內,確有這類人,但把所有政治斗爭僅僅看成玩弄權術,也有片面性。扯遠了。
上面我們對鄧文提出的公式作了許多挑剔,并非要否定當官對作學問的干擾和影響。只想指出他不夠全面之處。我的觀點是,這個公式雖不完全準確,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一直是個“官本位”的社會,這是這個社會落后的表現。不僅要淡化知識分子,而且要淡化整個社會的官本位思想。而要改變這種官本位,向現代社會過渡,喊一個淡化的口號不解決大問題。其次,在這個過渡時期,當前要鼓勵一些適合當官的知識分子當官,這對全社會有好處。
鄧偉志從當官與做學問互相排斥的公式,就提出要淡化當官心理的號召。為什么當官影響做學問,知識分子就不要當官呢?我認為這個推理還省略了一個大前提,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前提,這個前提就反映了一種價值觀。知識分子是干什么來的,他的唯一理想,最高理想,他的唯一社會功能,或者主要社會功能,他對社會的唯一貢獻、最大貢獻,就是做學問嗎?只有首先回答這個問題,才能作出進一步推理。只有首先肯定,知識分子的唯一的,最高的社會功能就是做學問,才能推理說,當官影響做學問,所以不要當官,或者說,什么影響做學問就別干什么。否則,你影響好了,有什么關系?
這就轉入第二個問題,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
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
知識分子做學問,當然是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貢獻。
但這是知識分子唯一的社會功能嗎?
在許多人的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形象就是那種“秀才”形象。而在許多知識分子自己的心理中,似乎做學問也是他的唯一正業,正道。
我們先來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
他們是干什么的,發揮什么作用。
鄧偉志說,正因為當官與做學問有沖突,所以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有眾多文人不當官。他并且為此舉了五種不同類型的例子。
因為當官與做學問有沖突,所以文人們就不要當官了,這意味什么呢?
這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做學問是古代知識分子最高的人生理想。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什么因素影響做學問,就放棄什么,就排除什么,寧愿不做官也不影響做學問。
是不是這樣呢?
事實上,這種人固然有,但相反的例子更多。
我們已經說過,舉例子是容易的,它能說明而不能證明。列寧早就說過,為了要證明任何觀點,都可以找到例子的。
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影響最大。孔孟經典被歷代文人視若圣明,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文人士大夫的座右銘和口頭禪。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當然也做學問,但主流的儒家知識分子是積極入世的。他們不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的”的。純學術的風氣是到近代才起來的。
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從西方來說,從希臘以來的哲學,其傳統確實是以解釋世界為主題。因為邏輯學、知識論成為哲學的主流;但中國,特別是儒家思想,從某種程度說,卻不是重在“解釋”而是重在“改變”世界(這并非中國知識分子高于西方之處,這里暫且不論)。儒家型知識分子在社會危機的時期,總是用他們的“道”來“撥亂反正”,“綱紀世界”,中國知識分子“明道救世”的傳統延續了兩千多年。
“治國、平天下的”的理想抱負,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表現出強烈的社會管理的功能。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社會管理功能,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
一方面,為管理社會提供一種規范。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是以“禮教”來維持的。誰提供這種“禮教”,誰來執教,怎樣傳下來,怎樣化開去,這都是古代土階層即知識分子所承擔的社會功能。這里面當然也包含一些做學問性質的工作,但那是與以認識自然和社會的規律為目的的那樣一路做學問大相徑庭的事。
古代社會是“禮治”社會,禮治社會少不了衛道士,衛道士就是士階層。士為社會提供禮數。社教雖然吃人,但提供了一種秩序。中國封建社會,金觀濤說它是個趨穩定系統(結構)。為什么它能長期保持穩定結構?其中儒家知識分子所提供的這種禮數,廣義說一種文化,是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知識分子作為主體去參與社會管理。這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另一個重要社會功能。
這種管理功能,也可以從二個方面考察。
最直接的當然就是做官,在朝做官的知識分子充當皇權的工具,執行著管理國家的功能。這在中國歷代王朝中都是普遍現象。
另外,大批在野的士,即鄉紳,在社會管理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越是下層,越是邊遠的地方,官吏越難控制到基層,而在野的鄉紳正好補足了這個欠缺。鄉紳指那些科舉出身,已經退任或休閑在鄉里的紳士,大多身兼地主或與地主關系密切,即既具經濟勢力,又因與外界政治勢力密切,文化優勢更不待說了。中國是以家庭為本位的社會,大多數人根子仍扎在故里。所謂衣錦還鄉嘛,這是很多人的理想。
總之,中國古代社會能夠產生令人驚異的井然秩序(固然是保守的)和穩定結構,能把高度一體化的行政管理和道德倫理貫徹深入到全國上下,原因不一而足,但依賴于一個廣泛分布于朝野城鄉的龐大的士大夫階層去提供社會規范和從事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管理,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古代知識分子發揮社會管理的功能,是使中國封建社會成為超穩定系統的重要原因。
最早為知識分子完成上述社會功能提供理論基礎的,是孟子的名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其中雖然暴露出階級的偏見和歷史的局限,但還是反映了對腦力勞動特征的認識,也反映了對知識分子社會管理功能的某種有價值的認識。
從“治國、平天下” 的理想看,知識分子是想當官的。因為要實現這個理想,就要走當官的路(且不說個人的社會地位,待遇)。因此,歷代知識分子為了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競相擠入仕途。不要說把做學問作為唯一理想,就是當作最高理想,也不會是多數人的心愿。為了做學問,就不要當官,這種人不多。往往是,官作不成了,才去做學問。這才是事實,這順序不能顛倒。
就拿李白來說吧。李白是公認的偉大詩人。如果沒有李白,整個中國詩壇都要為之減色。盡管如此,但他的志向本來并非在此。政治上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這才是他的抱負。李白兩次從政,一敗如洗。從歷史的辯證法來說,這個失敗無論對李白還是對中國文學史,都是一大幸事。它阻止了李白向一個政治家的努力,成就了他成為一個大詩人的命運。但是,我們還是很清楚,李白并不是因為做學問這個最高理想才不做官的,并不是因為當官與做學問成反比才不做官的。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文學家做官受挫,或辭官或被罷官,在文學上做出成績,在這一點上與李白大同小異。應當指出的是,當官的一段實踐,無論是對于他們認識統治階級內部情況,還是認識整個社會,都不是沒有裨益的。對于他們的思想和才干,都有重要影響。而且,一般都不是因為當官對做學問有影響,才不當官的。
因此,說古代文人為了做學問而不去當官,決非普遍現象。崇尚做學問,“不屑為官”的心理,古代知識分子中的少數人也有過,但成為一種在知識界有巨大影響的社會心理,則是近代以來的事。
清代考據風氣盛起,使做學問的路子轉向;另外,近代以來西方純學術之風傳來,為知識而知識的風氣,加上知識分子自視清高,不求做官的風氣濃起來;清末政治腐敗,以后的軍閥割據混戰,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加劇了這一點;解放后,知識分子政策的問題,使這種風氣延續至今。
知識分子管理社會的功能,隨著知識分子地位的歷史變化而略有不同。這一點我們下面還要講到。
如果要說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那就比古代更加多元化,多樣化了。可以說,有多少種知識分子的職業類型,就有多少種功能。學者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基本類型。學者的功能,學者的貢獻,主要就是做學問。可以把做學問理解得更廣泛一些,研究自然界的社會的各種運動規律,探求真理性的知識,這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的工作。當然不能小視,不能否定。但這不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功能。我們這些人,比如高等學校的教師,算不算知識分子呢?當然算。高級的、中級的、初級的、等等。我們的唯一工作是不是做學問呢?恐怕不行。我們得教學、上課。教學與科研是有密切聯系的,相關的,但有沒有矛盾呢?也是有的。如果按照前面那個公式的推理,也可以得出一個教學與科研成反比的公式,一心搞科研不就出成果嗎?但能不能為了搞科研就不上課呢?當然,如果說得寬一些、含混一些,也可以把教學、科研都看成做學問的一環,也是做學問的內容。這在傳統知識分子的眼光中,這還算是正業、正道。但這并沒有解決知識分子社會功能唯一性的問題。
除了做學問和當官之外,知識分子還有許多其他功能。在生產的各種鄰域內,在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的各種領域里,都還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在發揮作用。這些都很難說是做學問。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以知識來解決科學、生產領域內的許多問題,進行革新、發明制造等,這個也許還可以算做學問(盡管在有些人心目中不算);我們的經濟管理人員,我們的經濟師、統計師、會計師的實際工作,我們的企業家,金融家,廠長,經理等等,他們對于生產的管理作用,領導作用,算不算做學問呢?這恐怕就很難說是了。這是現代相當龐大的一批專家知識分子隊伍;我們的政治家,外交家,作家等等,這也是現代知識分子的職業類型和功能領域;我們還有大批的文化,文藝工作者,他們也是知識分子。他們的社會功能,也不是“做學問”。
總而言之,做學問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社會功能,對社會也有貢獻,但并不是唯一的,尤其現代。
從社會來說,倒歷來沒有看輕官的傳統,相反,一向是看重官。我們現在不是有“官本位”制嗎?工資,相當于干部多少級,待遇,各種待遇,比照干部多少級來享受。所以如果從全社會來說,現在普遍的社會心理仍然是重“官”的。因此,如果不是向知識分子,而是向全社會提出“淡化當官心理”的口號,倒是非常正確的。
當然,從這種角度來說,知識分子有點清高,也還有些積極意義。我并不在乎你那地位,待遇,榮譽、油水,不受壓力也不怕誘惑。在這種意義上,淡化當官心理,也是一個積極口號。但是,一個優秀的先進有覺悟的知識分子,并不能僅僅根據這一點來決定職業選擇和人生選擇,也不能僅從這一角度來評價這種選擇,而要從對整個社會進步,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作為評價標準,參照坐標。
對于當官和做學問的評價,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價值觀。教授對于他的學生從政,為什么還是惋惜呢?他想,你要是沒本事搞學問,你去做官好了,有思想有才干,為啥去干那玩意兒。
這種觀點認為,優秀知識分子當官就是可惜了,吃虧了,化不來。這種價值觀也是有片面性的。
在這種思想中,實際上還是20世紀早期和中期的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老思想。
對社會、對國家影響最大的是什么呢?是政治。《新星》里說,“政治是影響千百萬人利益的最大的因素……”,李向南說,“在歷史上——你可以去看看——真正能夠使千百萬人,整代整代最優秀的青年為之獻身的只有政治!政治畢竟是集中了千百萬人最根本的利益、理想和追求,可以說是集中了人類歷史上最有生機的活力。”現在畢業研究生的志向中,有所謂“從政、從商、從洋”的說法,許多人為此憂慮。應當看到這種現象的消極面,但不要把消極面強調過分了,這是知識分子類型和功能多元化趨勢的產物,是對傳統知識分子只重“做學問”的一種否定。盡管這種否定在一部分青年中走過了頭,但不可否認,“三從”現象也還有它積極的意義!
僅僅是知識并不能救國,并不能改造社會。有人說,知識+權力,才能改造社會,才能改革。這話包含部分真理。
很簡單,如果“四人幫”還在臺上,或者,鄧公沒有掌握大局,知識分子靠做學問多,就可以救國嗎?不能。首先,能不能做學問都是個問題。
雖然,人民的覺悟比領袖的英明更重要,但從當前中國社會實際來說,領袖的英明還是比知識分子的清高重要得多,官吏的合格還是比知識分子的勤奮重要得多。送幾個優秀人才當官,無論對整個社會發展,無論對知識分子本身(包括有做學問的社會條件),都是意義重大的。上海有個朱文華,他在談改革文學中知識分子形象塑造時說,不必諱言知識分子改革者對于權力的高度重視。他認為,從向來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到懂得如何運用權力的改革者,到實際生活中勇敢地扮演社會改革者的角色,這是社會的進步,也是知識分子的進步。他說的有一定道理。
因此,做學問當然是知識分子重要的社會功能,對社會的重大貢獻,但從中國當前的現實看,從鄧文和我們這兒討論的問題的對象看,都沒有認為,學者是知識分子的唯一類型,做學問是知識分子的唯一功能。
而且,從將來看,全社會的知識化是一種要求,也是一種趨勢。
既然現代知識分子以多種職業和多種功能作用于社會的發展,那么,根據什么,因為一種功能影響另一種(假定有影響),就號召整個知識分子隊伍淡化這種功能的發揮呢?這從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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