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檢驗馬克思主義（包括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一切路線方針、政策法令等等）的唯一標準，這一點通過1978年間那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在全民族中達成了歷史性的共識，并引發了使中國面貌一新的改革開放。

遺憾的是真理標準大討論所達成的民族共識，一直停滯在當年的水平上，并未與時俱進。至今占主導地位的觀點仍然認為，馬克思主義中需要實踐檢驗和發展創新的，并不是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而只是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最多加上個別綱領和個別原理。也就是說，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適用于所有真理中的每個真理，卻不適用于每個真理中的每個部分；適用于作為馬克思主義皮毛的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卻不適用于作為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尤其不適用于作為馬克思主義兩大基石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

正因為這樣，源于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之歷史局限的那些體制和觀念，尤其是源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之歷史局限的那些擬制和觀念，就越來越成為不容碰觸的禁區，逼使改革步伐和立法進程，一次次繞道而行，偏離預期的方向而導致曲折和反復。

 其實，馬克思或恩格斯本人從不認為自己學說中需經實踐檢驗的，不包括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而只是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例如《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即使在宣告“對于我從來就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吧”這種特殊場合，馬克思仍然首先聲明：“任何的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根本沒想到是否要先看一下，這種批評所針對的究竟是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還是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恩格斯則在《致威納爾·桑巴特》的信中強調：“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這里說的“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豈會不包括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尤其被恩格斯稱為馬克思兩大發現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只包括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

從唯物認識論的立場來看，馬、恩學說所描述的，只是馬、恩對于種種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的認識，而并非種種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之本身。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馬、恩的認識跟作為他們認識對象的種種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相比較，勢必存在這樣那樣的差錯。后人因為社會需要和條件改善，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把這種前人或自己認識上的差錯一步步地不斷糾正和縮小，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將所有的差錯絕對消除。因為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作為認識主體的任何個人乃至整個人類都是有限的，而作為認識客體的宇宙及其不斷變化的萬事萬物卻是無限的。所以對于任何個人乃至整個人類來說，主觀認識與客觀實在這二者之間的“完全符合”、“絕對正確”、“終極真理”或諸如此類的完美境界，就只能象數學中的“極限”那樣：人們雖然有必要也有可能不斷地無限接近它，卻永不可能也永不必要真正達到它；雖然永不必要也永不可能真正達到它，卻有必要也有可能不斷地無限接近它。

至于包括馬、恩在內的人類，當前究竟已跟認識的完美境界接近到何種程度，我們不妨聽聽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及人類的思維是否至上時發表的意見：“…上述思想的最可貴的結論就在于它使得我們對我們現在的認識極不信任，因為就一切可能來看，我們還差不多處在人類歷史的開端，而將來會糾正我、的錯誤的后代，大概比我們有可能經常以極為輕視的態度糾正其認識錯誤的前代要多得多。”

如同每個比較全局、長遠、系統、復雜的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總是相應地由一系列比較局部、暫時、零碎、簡單的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構成一樣；馬、恩學說中的每項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也總是相應地由一系列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構成。對任何一個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的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實質上也就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了這一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參與構成的那項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若被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的只是某一、二個無關緊要的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那對它參與構成的某項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自然無關大局；但若被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的竟是一、二個起決定作用的關鍵性的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那么它所參與構成的某項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實質上也就隨之被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了。現實中，人們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某項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時，往往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厭其煩地逐個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構成某項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的那許多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而大多是通過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一、二個起決定作用的關鍵性的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來達到檢驗、創新或歪曲、否定相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之目的。倘若馬克思主義的某一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能與不少人有重大利害關系而成為社會熱點和焦點，促使他們急急忙忙地檢驗、創新它或歪曲、否定它，并反復標榜自己只是針對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決不是針對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等等，那么這種急急忙忙和反復標榜本身就足以證明，這一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在它參與構成的那項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之中的地位，很可能不是無關緊要而是舉足輕重。由此可見，既要求對馬克思主義中過時的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不可拘泥而要敢于否定，又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不容否定、不可違背，這不但邏輯上說不通，而且實際上也辦不到。

對整個馬、恩學說而言，究竟哪些屬于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哪些屬于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它共有多少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多少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對于這種繁瑣問題，看來無論馬、恩本人還是其他人，都未作考證而且也不屑考證。但是，既然無論馬、恩本人還是其他人，都經常把馬、恩學說中的某些部分稱為個別詞句或個別結論，而把另些部分稱為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而且能讓聽者明白說者想表達的意思，那就證明在個別詞句、個別結論，跟基本原理、基本原則之間，確實存在大家心照不宣的相對界限或者客觀區別。如果我們撇開那些因利益驅動和謀略需要而玩的文字游戲，比如張三喜歡某一個別結論就把它捧成不容否定的基本原理、李四討厭某一基本原則就把它貶為不可拘泥的個別詞句等等；那就不難看出，這種相對界限或者客觀區別，還是說得清、講得明的。

馬、恩學說中的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之所以讓人覺得它們地位比較次要和無關大局，而把它們稱為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主要因為它們所描述的，都是馬、恩對于那些比較局部、暫時、零碎、簡單因而認識起來也就較易把握、較少出錯的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的主觀認識；馬、恩學說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尤其是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之所以讓人覺得它們地位比較主要和事關大局，并尊其為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馬克思兩大發現，主要因為它們所描述的，都是馬、恩對于那些比較全局、長遠、系統、復雜因而認識起來也就較難把握、較易出錯的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的主觀認識。如果說，對于馬、恩描述那些比較局部、暫時、零碎、簡單因而認識起來也就較易把握、較少出錯的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的主觀認識的，而且其地位只是比較次要和無關大局的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我們尚且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可拘泥，尚且要用實踐標準來仔細檢驗使其不斷發展創新，才能保證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的事業興旺發達而不被棒殺或捧殺；那么，對于馬、恩描述那些比較全局、長遠、系統、復雜因而認識起來也就較難把握、較易出錯的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的主觀認識的，而且其地位又是比較主要和事關大局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尤其是對于作為馬克思兩大發現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我們理所當然更加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可拘泥，更加要用實踐標準來仔細檢驗使其不斷發展創新，才能保證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的事業興旺發達而不被棒殺或捧殺了。

既然如此，為什么無論建國之前還是之后，黨和國家的領袖卻從不這樣主張，反而不止一次地號召大家，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又不能拘泥于它的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為什么通過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而就此號召達成民族共識，照樣會引發改革浪潮并取得可觀成就？

這主要是因為，無論建國之前還是之后，我們的黨、政、軍、民內部，都曾經或長或短地被教條主義占過上風。教條主義者慣于迎合廣大干部群眾苦大仇深、渴望翻身而又急于求成的心理，提出一些脫離實際卻頗能誘人的極左目標來嘩眾取寵；慣于利用廣大干群、包括相當比例的中高級干部，因缺少文化素養而對革命導師及其學說很容易由感恩、敬仰轉變為迷信、崇拜的傳統弱點，不但把革命導師及其學說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而且把它的每字每句都吹捧成包治百病的神圣教條，借此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導師及其學說的嫡系正統，從而騙取廣大干群的信任和擁戴；迫使那些反對極左盲動、以科學態度對待革命導師及其學說的領導人及其擁護者，反倒有口難辯，硬被扣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蒙冤受害。教條主義者倒行逆施招之而來的慘重犧牲和挫折敗局，既使教條主義者手里費盡心計奪來的領導權，再掌下去越來越變為沒有甜頭、只有苦頭的燙手山芋，也使廣大干群由對教條主義者的狂熱盲從逐漸轉化為對蒙冤受害者的懷念愧疚。

可是這些條件雖然足以讓劫后余生的蒙冤受難者臨危受命，重返領導崗位來重整旗鼓、力挽狂瀾于既倒；卻無法馬上改變廣大干群、包括相當比例的中高級干部所普遍缺少的文化素養，也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扭轉大多數人對革命導師及其學說很容易由感恩、敬仰轉變為迷信、崇拜的傳統傾向。如果誰幻想不先讓這樣的干部和群眾在認識上經歷一個必不可少的緩沖過程或過渡階段，就一下子硬要他們相信，他們一直崇拜的每字每句都是絕對真理的革命導師及其學說，不但個別詞句和個別結論、而且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都不該崇拜、都須經實踐檢驗和不斷發展創新，那么誰就必定不由分說地被他們狂怒的拳頭砸個稀巴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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