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對“早產”論、“補課”論的看法
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搞早了，是有“先天不足”的問題。所以，要“補課”、“退回去”。所謂補課是補過渡時期的課，不是補資本主義的課；所謂退回去，是由社會主義退回到過渡時期，不是退回到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為什么會早產？我認為關鍵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認識不足。1936年11月斯大林在作蘇聯新憲法修改草案報告時，向全世界莊嚴宣布：蘇聯“基本上已實現了社會主義，已創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之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制度。”(46)斯大林宣布蘇聯結束過渡時期創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依據：一是建立了工業、農業、商業方面的公有制；二是工農業的技術裝備有了提高；三是資本家、地主、富農和投機者已經消滅，只剩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界；四是社會集團之間的經濟矛盾、政治矛盾在降低在泯滅下去。至于社會主義要實現現代化生產技術，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消滅階級及城鄉和工農之間差別、人們有較高的思想覺悟和高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都被斯大林忽略不計了。至于公有制的實現，在許多地方不是一種自然的社會的過程，而是一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強迫婚姻”，更不用說在組織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過程中，象斯大林在《勝利沖昏頭腦》一文所指出的靠強力甚至以武力威脅的愚蠢而反動行動去組織紙上虛文的農莊了。社會主義不僅要消滅剝削的階級，而且要消滅階級，甚至消滅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差別。可是，斯大林只注意消滅剝削階級，而未注意消滅階級，所以蘇聯的社會主義還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這當然與列寧講的社會主義大相徑庭。
既然還有工農兩個階級，當然就有階級差別，有階級差別就只能是過渡時期。對于這一點，列寧講得非常明白。他說：“我們要爭取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因而也要消滅工農之間的階級差別。這正是我們的目的。工農之間還有階級差別的社會，既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他斬釘截鐵地說，如果有工農階級差別的社會也叫社會主義社會的話，“這是一種詭辯，是字眼上的爭論。”(47)列寧為什么對工農階級差別十分注重，這有他充足的理由。他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在談到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時說，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這種新的紀律“它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的……沒有這種物質條件就不會有這種紀律”，而具有這種紀律能力的不是農民，只有無產階級(48)。現在看得很清楚，廣大的農村不城鎮化，廣大的農民不工人化，廣大的工人不知識技術化，社會主義是無從談起的。我曾經說過，公有制經濟的工作和勞動，領導者個個要象焦裕祿，群眾人人要象雷鋒。列寧也承認：“我國的文明程度也還夠不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雖然我們已經具有做到這一點的政治前提。”(49)
蘇聯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宣布確立社會主義制度還經歷了19年的時間。舊中國與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相比，無論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都比俄國相距甚遠，但中國經歷的過渡時期卻比蘇聯短得多。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過了7年就草率地盲目地宣布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誰都知道，當時中國宣布結束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只具備無產階級專政（還不包括內容廣泛的深刻的民主政治）這個政治前提，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和思想前提并不具備，新型工業剛剛起步，技術裝備多數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農村還是牛耕田手播種，勞動生產率低下，人民還只是初步解決溫飽問題，文盲充斥，封建主義意識、迷信思想遠未肅清。這種靠一時熱情、沖動和敲鑼打鼓公私合營以及批判“小腳女人”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當然是走了樣的社會主義。毛澤東犯了比斯大林更大的錯誤。他一方面宣布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告誡全黨“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顯然，毛澤東所講的這些特點都是列寧所講的過渡時期的特點。
現在看得很清楚，斯大林、毛澤東揠苗助長的社會主義，是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城鄉、工農差別的社會主義，是強拉硬湊公有制的“拉郎配”式的社會主義，是生產技術設備陳舊、產品幾十年一貫制和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干與不干一個樣的勞動生產率低下的落后社會主義，是物質短缺、生活單調、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是知識、文化、思想和技術低下的愚昧的社會主義，是靠政治熱情、階級斗爭、政治運動而鼓勁的政治社會主義，是家長制、終身制盛行的封建式的社會主義，是民主政治、法律制度虛擬化的以黨治國的社會主義。總而言之，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功績在于否定毛澤東一系列“左”的政策和做法，實行大膽的退卻，開放市場，允許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共同發展。但是，他仍然把中國現時的社會界定在社會主義這個框架內，雖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還是未跳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圈子。這樣，大的改革措施一出臺，社會上姓“社”姓“資”的爭論就起來。這怎么怪人們心有疑慮呢？因為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是消滅了人剝人的現象，現在卻允許發展資本主義，已經公有化的中小型國營企業出租、變賣、破產，被趕走了的外國資本家、大亨們又大搖大擺地回來開廠設店，什么公私合股、中外合資企業如雨后春筍，新型的資本家又在榨取工人和打工仔打工妹的剩余價值了，有的人富得流油、有的人下崗失業，供資本家、白領階層貴族式的高檔消費如賽馬、賽車、高爾夫球、豪宅、豪車和高檔次的歌舞、宴會應運而生，甚至絕跡了的當然要堅決消滅的黑社會組織、販毒吸毒、嫖娼賣淫、一妻多妾又死灰復燃。列寧說，社會主義“資本家已經沒有了”、“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而我們的憲法則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一個是已經消滅了，一個還要消滅。顯然，還要消滅人剝人與列寧的已經消滅了人剝削人是唱反調的。面對如此紛繁復雜、光怪陸離的景象和不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人們當然會問這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鄧小平因為要保住社會主義這塊牌子，但又講不清其中的道理，只好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一爭論就復雜了”。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只要宣布現在中國的社會還處在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一切都好回答、解決，一切不正常的現象都會看成“正常”、“合理”和難以避免的現象。
作為先進階級的共產黨的政治家懼怕爭論不讓爭論真是咄咄怪事。爭論就是分清是非，爭論就是斗爭，真理在爭論中越辯越明。馬克思主義者不拒絕爭論，更不害怕爭論。革命導師的許多精典著作都是爭論、批判的燦爛結晶。鄧小平之所以提倡不爭論，是與他既要社會主義的面子又要干過渡時期的事這樣一個理還亂的無法解決的矛盾有關。因為一爭論，現在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就站不住腳，就要露“餡”，直接公開宣布退回到過渡時期又怕人家給他戴復辟資本主義的大帽子。他雖然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如果按照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要求，這是很不夠的”（50），但是他始終堅信他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是一個創造、是一個發展。于是他巨手遮天，不搞爭論。
實際上，不搞爭論是理論底氣不足的表現。從鄧小平一系列講話來看，他對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認識是不清的，邏輯是混亂的。比如他說：“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人的制度”（51）。按照列寧的論述，過渡時期有人剝削人，社會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而沒有人剝削人根本不能作為共產主義的特征來界定。但按鄧小平的意思，社會主義是有人剝削人，這當然大錯而特錯了。鄧小平坦然承認中國“雖然有一些地區的農民生活比較寬裕，但是多數地區的農民還處在貧困狀態”（52）。他有一句名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53）殊不知，消滅貧窮是過渡時期的任務，消滅落后才是社會主義的任務。馬克思和列寧只承認社會主義有富裕程度的差別，而不承認有富裕與貧窮的差別。承認社會有貧窮并要消滅貧窮這不是社會主義而只能是過渡時期。鄧小平把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攪亂到什么程度，這從他下面的一段話看得更明白。他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54）鄧小平的意思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的比較好的思路，斯大林后來搞社會主義沒有按新經濟政策的思路去走，成了僵化的蘇聯模式，因而沒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大家知道，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在過渡時期實行的政策，斯大林是1936年才宣布蘇聯結束新經濟政策、結束過渡時期而進入社會主義時期。鄧小平把列寧過渡時期的新經濟政策當成了社會主義的東西，可見他把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兩個明顯不同的時期完全混淆了、等同了。認識的混亂必然導致理論的混亂。所以，他把他的實質上是由社會主義退回到過渡時期的改革開放當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從而偷換、涂改了社會主義概念，把社會主義在“中國特色”這個冠冕堂皇詞句的掩蓋下變成了一個“四不象”的東西。當然，我說這些，是指出鄧小平在社會主義理論上的認識錯誤，但并否定他力主倡導改革開放的功績。今天，我能坐在這里安然地寫批判黨和領袖的思想政策錯誤的文章，就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氣象（當然可以寫，只是找不到地方發表），這在過去是不敢想象的事情。鄧小平作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父的偉大的歷史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補課”、退回去也不是新鮮課題。列寧是最早“補課”、退回去的高手。1921年及其以后，列寧的《論糧食稅》、《論黃金在目前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論合作制》等多篇文章都是“補課”的精典論著。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后，過去要摧毀、消滅、禁止的糧食稅、自由貿易和舊的商業、小企業、資本主義、合作社、租讓制都允許存在發展。列寧把這種辦法叫“改良”。列寧深刻地認識到：“在整個革命的全部勝利的進程中，在某一領域采取了許多最革命的行動之后，又轉而采取非常‘改良主義’的措施”，“這里有一個理論問題”(55)。列寧說“我們已經退向國家資本主義了”，“現在我們正退向國家調節商業”(56)。列寧非常坦然公開地承認在經濟建設這一最重要的事業中，“我們遭受的失敗最多，犯的錯誤也最多”，“我們曾打算用這種熱情（政治熱情、軍事熱情——筆者注）直接實現與一般政治任務以及軍事任務同樣偉大的經濟任務。我們原來打算（或許更確切些說，我們是沒有充分根據地假定）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57)，“共產黨和整個蘇維埃政權的過錯，要比工會大得多。”(58)錯了就改，“改良（在國際范圍內仍然是‘副產品’）還是一種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時機。”(59)
過去俄國的改良也罷，現在中國方興未艾的改革開放也罷，都是“補課”，都是退回去，都是補過渡時期的課，由社會主義退回到過渡時期。只是領袖人物和理論家們不敢公開承認而已，我和他們的區別就在于直言不諱地把問題挑明并說出來了。

六、退回到過渡時期的深遠意義
公開承認現在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仍處在由半封建半殖地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其意義非常深遠、偉大。這主要表現在：
1、體現了共產黨人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先進的優越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建立和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的經濟過程，即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彼此矛盾、適應、發展的過程，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政治的思想的過程。過去，由于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認識不足，犯了急性病，盲目地人為地把過渡時期拔高到社會主義，實踐證明我們錯了。現在我們宣布取消社會主義的稱號，恢復過渡時期的叫法，這充分表明共產黨人襟胸坦白，知錯改錯，不文過飾非，不打腫臉充胖子；表明共產黨是講實際、講科學的黨，是鄭重、嚴肅的黨。這樣做，只會贏得人民的信賴和尊重。當然，我們搞了四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雖然是假社會主義，但一些人對社會主義有很深厚的感情了，有一種雖然是盲目的但卻是發自內心的熱烈的親切感和認同感了。所以，如果真要哪一天公開宣布中國現在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過渡時期，那會如同晴天霹靂、六月下雪，甚至廬山會炸平，地球要停止轉動。這不奇怪，其心情也可以理解。這里的關鍵是看我們黨敢不敢公開開展心平氣和的說理的探討和爭論，關鍵是看我們黨的領導核心糾錯改錯的決心大不大。當年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始時不理解的人很多，反對謾罵者也不乏其人，但我們黨不是也挺過來了嗎！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時，不要說國內有彷徨、反對者，甚至“有些外國的革命家看見我們在退卻，竟不可容許地象小孩子似地大哭起來”，有些同志竟然在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上“看到優秀的俄國共產黨人在退卻而嚎啕大哭起來。”感情不能代替理智。正如列寧說的：“不管怎樣，我們是沒有工夫傷感的。”（60）
2、恢復社會主義的尊嚴。社會主義雖然還有體腦差別、富裕程度差別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但那是一個技術先進、生產發達、物質豐富、城鄉一體、政治民主、社會安定、風氣純正和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幸福的社會，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是一個令人羨慕、神往的社會，是一個神圣的人間天堂。我們把帶著舊社會諸多痕跡的、社會經濟還不發展甚至落后的過渡時期強行宣布為社會主義，使對社會主義充滿無限希望的人們，看到的社會主義不是一位美麗的“新娘”，而是一個“丑媳婦”。“啊！社會主義就是這個窮酸樣子。”這無意中給孜孜追求社會主義燦爛理想的人們潑了一瓢冷水，造成人們心理上對社會主義的鄙視與失望。也許把過渡時期宣布為社會主義的領袖們的心是金子般的真誠，愿望是鉆石般的良好，但殊不知他們這樣做的結果，不是給社會主義臉上貼金而是抹黑，而是對社會主義的褻瀆和踐踏。現在，我們由名義上的社會主義退回到事實上的過渡時期，表明我們共產黨人對圣潔、高尚的社會主義的敬佩和尊重，為社會主義正名。中國人自古以來講究名正言順，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古訓。過去，我們本來是過渡時期，卻宣布為社會主義，這叫名不符實。現在，我們干過渡時期的事，但社會主義的名字還不改，叫實不符名。只有將社會主義的名字也改為過渡時期，才名實相符，才名正而言順而事成。
3、是對“左”傾思想的總批判。自打倒“四人幫”、平反冤假錯案、通過《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黨內長期占指導地位的“左”傾思想進行了多方面的清算和批判。但這種批判只局限于具體事件、具體時段上，未正本清源，即產生一系列“左”傾思想和事件的總源頭在哪里沒有探究清楚，因而社會上時不時地冒出姓“社”姓“資”的爭論。為什么我們批“左”底氣不足、論理不清，就在于投鼠忌器，怕批“左”把社會主義這面旗幟也批倒了。我認為，中國黨（不，應該包括世界上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產生“左”傾思想的總根源就在于過早地宣布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這個淘之不竭的“源泉”導致“左”傾思想流之不盡。這就是一切“左”的問題的癥結所在，這是一條總根子。所以，在批“左”的問題上，我們只有下狠心把“臟水”和“孩子”一起潑掉。為什么1956年以前，黨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因為那時我們把中國正確定位在過渡時期。為什么1956年以后“左”傾思想、行為象開了鬼門關，紛紛出籠，就是我們錯誤地把中國定位在社會主義。1956年以后的中國本來是實實在在的不折不扣的過渡時期，卻硬要把它往社會主義階段去擠，生搬硬套地按社會主義的標準去裁剪、規范它，這樣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矛盾、問題都來了，為了削過渡時期的“足”而去適社會主義的“履”，于是“左”傾思想應運而生，且斬不斷理還亂。所以，批“左”不批假社會主義，就是隔靴搔癢。只有批判了假社會主義，才是對“左”傾思想發起的總攻擊、總批判、總清算，才是追根溯源，正本清源。
4、是防止“左”傾思想重演的釜底抽薪措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批“左”、搞改革開放，成績斐然。這一切，我們都是打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塊牌子，干的卻是過渡時期的事情，即黨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都是過渡時期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而不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這就留下了一個很大的隱患，即為“左”傾思想預備了重新占主導地位的土壤和溫床。只要時機和條件合適，那些百分之百的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們，就會打著“捍衛”社會主義的旗幟，用社會主義的尺子去裁剪生活、否定改革開放及其偉大成果，重操毛澤東時代搞一大二公、大一統計劃和以階級斗爭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所謂社會主義的舊業。這是聳人聽聞的嚇唬嗎？不是！因為我們還舉著社會主義旗幟，而干的卻是過渡時期的事，所以那些“左”派們很容易接過社會主義這面旗幟，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用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大帽子批判否定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政策。所以，為了防止“左”傾思想重演，為了為將來過渡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創造雄厚的政治、經濟、思想前提，必須釜底抽薪，即由現在的社會主義退回到過渡時期，使“左”傾思想失去再滋生的土壤和溫床。
5、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定下過渡時期這個基調，就為黨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政治理論基礎。有列寧過渡時期的理論撐腰，什么姓“社”姓“資”的爭論也敢爭了，什么資本主義大棒、帽子也不怕了。因而，改革開放的膽子可以更大些、決心更堅定些、步子更大些、辦法更多些。為什么國營企業的改革舉步維艱？為什么政治體制改革只說不動？說到底是假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冥冥中作祟，怕改革的深入和發展把社會主義這塊金字牌子給砸了。只有下最大決心摘掉社會主義這塊名不符實的牌子，才能為更大程度的改革開放開辟廣闊的道路。
6、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步伐。我們宣布中國由社會主義退回到過渡時期，從表面上看是倒退了、落后了，而實際上退是為了進，今天的退是為了明天的進。因為我們固守的社會主義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但要固守，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思想，捆住了我們的手腳，想干的不能干，干不了的卻硬要干，在做無用功，搞虛假繁榮。更可怕的是可能重蹈蘇聯東歐的復轍，一夜退到解放前，走了大回頭路，想要再發動“十月革命”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如果我們明智地從社會主義陣地撤退出來，退回到過渡時期，這樣就恢復了中國社會的本來面貌，從天上回到了人間，從而把力量和前進目標放在一個堅實的而不是飄渺的基點上，使黨制定的方針政策更對頭、更切合實際，這樣就加快了我們趕上資本主義最后超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從而使建立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步伐比原來不是慢了而是加速了加快了。
由此可見，中國由現在的社會主義退回到過渡時期，這是一件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不僅對中國的建設有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將作出不朽的貢獻。
中國由現在的社會主義退回到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那中國的國家性質、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不是會發生根本變化？我認為，從實質上講沒有變。這主要體現在“五不變”上：其一，無產階級專政的國體不變。從社會制度體系上說，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的國家并不屬于資本主義體系，從本質說它仍然屬于社會主義體系；其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制度不變（當然要改革執政方式）；其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思想不變；其四，積極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的原則不變；其五，由過渡時期過渡到社會主義進而到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不變。變的是名稱，是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指導思想和政策，是人們頭腦中長期積淀的所謂社會主義的“左”傾理論和條條框框。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這“五不變”，過渡時期的革命和建設就會更加朝氣蓬勃、欣欣向榮，一個真正的美好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萬丈光芒就一定會在中國大地光輝普照。
文章寫到這里應該結束了，但意猶未盡，還想說幾句。在翻閱列寧著作當中，這使我想起那些號稱馬克思、列寧的學生們，動輒就是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他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并未完全弄清楚、并未完全理解透徹，他們標榜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改頭換面的掐頭去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是馬克思、列寧早就批判過的空想社會主義、“左派”幼稚病甚至是封建主義，這當然要使空前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事業走彎路。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若在天有靈，一定會很悲哀。
我奉勸那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奉為自己行動指南、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事業奉為自己畢生為之奮斗的共產黨人，還是老老實實地學習、領悟馬克思、列寧說了什么，老老實實地檢查哪些做到了、哪些還沒有做、哪些不能做，然后再考慮哪些該創新、該發展。不要學農民嘲笑的那種學生學習寫字，剛在老師那里學了“一、二、三”的寫法就拒絕學習，淺嘗輒止，終于鬧出“四、五、六”的寫法也是四橫、五橫、六橫的大笑話來。
（2001年5月）
注釋：《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50-251頁(2)252頁(4)545頁(5)501頁(9)252頁(12)244頁(14)482頁(15)247頁(16)858頁(18)220-221頁(19)540-541頁(21)541 (35)640頁(36)857頁(40)479頁(41)(42)480頁(43)427頁(44)540頁(45)248頁(48)9頁
《列寧選集》第四卷。(3)200頁(6)16頁(7)9、16頁(8)356頁(10)357頁(11)11頁 (17)86頁(20)84頁(22)583、582頁(23)523頁(24)659頁(25)572頁(26)659頁(27)627頁(28)582、583頁(29)546頁(30)687頁(31)575頁(32)509、510頁(33)399頁(34)387頁(37)11頁(38)359頁(39)572、573頁 (47)838頁(49)710頁(55)574頁(56)581頁(57)571頁(58)591頁(59)581頁(60)629頁
(13)見《馬恩選集》第三卷99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
(46)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666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50)138頁(51)137頁(52)138頁(53)116頁(54)1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