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華民族千古第一巨人

　　誰是中華民族千古第一巨人﹖我們不妨將中國歷史上的巨人們加以比較。

　　秦始皇的功績是統一了六國。但從當時秦國的強勢地位來看﹐即使沒有他﹐秦統一天下也不可避免。秦始皇年輕氣盛﹐統一中國的速度過快﹐還沒有來得及消化﹐結果在他死后不久﹐秦王朝很快崩潰瓦解。

　　唐太宗被稱為千古第一名君。但從隋末群雄逐鹿的情況看﹐如果沒有唐太宗這個人﹐群雄中竇建德建立的夏朝肯定一統天下。竇建德當了皇帝必定是位比唐太宗更關心百姓疾苦的明君﹐從他死后200多年廣大老百姓仍然深情懷念他就可以斷定這一點。

　　康熙帝統一中國有功﹐尤其是對今天中國的廣大疆域功不可沒﹐但他卻扼殺了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造成中國落后于西方﹐因此他可謂功過參半的人物。電視劇<康熙大帝>說什么如果希望康熙再活500年﹐似乎他可以帶領中國抵擋西方的入侵﹐殊不知他正是導致中國落伍的禍首。

　　孫中山被許多人推崇為國父。但他是位理想主義者﹐長期生活在美國﹐不懂中國國情。他認為中國黑暗的君主專制﹐是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源所在。但是他不明白﹐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土廣大的多民族國家﹐必須有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才能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西方民主議會制政府的特點﹐恰恰是中央政府權力較弱﹐難以對一個多民族國家實施有效的統治。看看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就可以知道這一點。當時對中國來說﹐比較適合的政體是君主立憲制﹐而不是民主共和制﹐而清政府也正準備實施君主立憲。如果保留清政府﹐利用滿蒙王公的聯系﹐有利于維系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統治。由于清王朝過早被推翻﹐使龐大的中國由于失去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領導而陷入一片混戰之中﹐外蒙古的王公貴族乘機宣告獨立。中國丟失外蒙古﹐實肇始于清王朝的滅亡。  

　　通過這些比較可以看出﹐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第一位巨人無疑是毛澤東。在他誕生的時代﹐中華民族正處于歷史上的最低點﹐面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眾所周知﹐當時的世界上沒有誰瞧得起中國人。正是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了﹐朝鮮戰爭使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成為公認的世界主要軍事強國之一。

　　但中國成為世界軍事強國﹐并不等于經濟強國。20世紀強國與弱國﹐富國與窮國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的程度。又是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幾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75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與英法不相上下﹐1980年更接近西德的規模(見美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的興衰>)。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工業總產值已居世界第三。

　　目前人們有一種普遍的錯誤認識﹐即認為毛澤東是不懂經濟﹐導致中國大陸的發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龍"。這是當今最大的謬誤。首先﹐日本和四小龍的起點與中國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就開始了工業化。到二戰時﹐日本能夠年生上萬架飛機﹐而中國連一架飛機都不能制造。許多人以為德國和日本經過二戰﹐變成了一片廢墟﹐其實戰時德國和日本的工廠都隱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國的飛機根本奈何不得﹐否則美國根本不需要派兵登陸﹐將日本工廠統統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還抵擋美國人嗎?到1949年時﹐日本實際要領先中國80年﹐即使是臺灣和韓國﹐由于它們曾經成為日本的部分領土(殖民地)﹐整體水平也要領先中國大陸50年(誰如果不信這一點﹐可以去閱讀著名作家蕭干在1947年寫的<冷眼看臺灣>一書)。而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城市﹐當然要比中國大陸(大多數地區是農村)經發達得多﹐何況它們還是英國遠東殖民地的兩大中心城市﹐英國從殖民地掠奪的大量財富都集聚到這里。所以中國大陸與它們的出發水平不同。

  經過毛澤東時代的五十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主要工業強國。中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即瞄準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澤東去世前夕﹐幾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國都有了﹐天上有噴氣式飛機﹐地下有汽車輪船。衛星﹐導彈﹐原子彈樣樣俱全。而四小龍能造什么﹐它們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只能造服裝鞋帽類。它們趕上了冷戰時期的好時光﹐那時各國反帝獨立斗爭風起云涌﹐對西方來說﹐只有在美英刺刀保護下的四小龍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資都集中于它們﹐造成了它們的短暫繁榮。但它們沒有發達的制造業和核心技術﹐繁榮根本長不了。20世紀初期的阿根廷靠養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現在如何呢?冷戰結束后﹐四小龍的高速發展不是停頓了嗎!而中國卻仍在迅速前進﹐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制造業﹐幾乎什么都能夠制造。而中國的工業化基礎正是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奠定的。

　　誠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這是為了籌集中國工業的資金。西化工業化的資金來自殖民掠奪(英法)﹐剝削黑奴(美國)﹐對外征戰獲得賠款(德日)。而象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能首先節衣縮食積累工業資金﹐將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然后利用工業帶來的利潤享受美好生活。毛澤東時代﹐中國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礦山鐵路﹐然后是鋼鐵廠﹐再以后是機械廠。當機械工業初具規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種輕紡廠﹐自行車廠﹐電視機廠等等﹐以改善人億的生活。但毛澤東就在中國人民即將從積累轉向消費的時刻離開了我們﹐沒有看到人民生活獲得極大改善那一天的到來。這是他畢生的遺憾。而許多不明道理的人﹐卻將毛澤東時代看成貧窮的時代。

　　令人遺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來﹐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被四小龍的暫時發展所迷惑。在他們的鼓吹下﹐中國一度采取了與四小龍相似的經濟發展路線﹐即追求的是賺錢而不是趕超。這些年來﹐中國利用外資建立了許多低水平的加工工業﹐賺了一些錢﹐卻沒有集中力量進行艱苦的技術趕超﹐導致中國的技術水平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取得了許多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取得了哪些引以為傲的技術成就呢?也許只有飛船上天了﹐但這是靠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技術底子。如果我們按照毛澤東"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這句話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今天已經是與美國并立甚至超過美國的現代化強國。

　　目前那些反對毛澤東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場問題﹐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人均二三萬美元的現實﹐對比中國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澤東和gcd沒有讓他們過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實這里有一個很大的誤會。西方和中國的物價不一樣﹐無論西歐﹐美國還是四小龍﹐物價都比中國高得多。由于各國的物價不同﹐用美元總值來比較各國的GDP就會與實際有很大的差距。真正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是工農業總產量。這方面中國要領先于日本和所有的西歐國家﹐與美國相比也絕不遜色。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絕沒有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大差距。如果這些人有幸到四小龍實地生活體會一下﹐就會發現四小龍的絕大多數老百姓并非他們想象的那樣富得流油﹐日子艱難的大有人在。

　　毛澤東時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體中國人民具有很強的凝聚力﹐這是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必不可少的條件。人們看看近代發展最快的日本﹐德國和蘇聯﹐這兩國由于統治集團大肆宣傳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民族﹐客觀了造成了德意志和大和民族具有很強的凝聚力。蘇聯是用共產主義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民族具有高昂的戰斗力。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億萬軍民眾志成城﹐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敢惹。我敢斷言﹐如果毛澤東在世﹐給美國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炸中國大使館。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逝世以后﹐中國許多不明道理的知識分子﹐盲目攻擊毛澤東﹐gcd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謂民主(他們忘卻了孫中山的教訓)﹐造成社會人心混亂。他們并不真正了解歐美和四小龍﹐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國人在一夜之間喪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眾多的人才外流。現在許多有點錢和技術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許多有點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禿頂白胡子的老大爺)。本來香港根本不值得我們效仿﹐它近年的蕭條已經說明了其殖民地經濟模式的失敗。但在知識分子們的美化下﹐香港被許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沒有什么文化和才干的歌星成了內地眾多少女敬慕的物件。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少年兒童們高唱著激昂的革命戰歌﹐這樣有戰斗力的一代沒有任何國家不害怕;而現在中國的少年兒童們沉迷的是港臺的靡靡之音﹐世上還會有哪個國家把中國放在眼里呢?

　　有些人攻擊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實這種謠言任何人只要用腦袋想一想就會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說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當時中國只有6億人口﹐如果餓死3000萬人﹐就等于20人中餓死一個。換句話說﹐幾乎家家都有親戚在大躍進中餓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數字必定會引起全國震動。人們不妨問一下自己的親戚朋友﹐誰家有人在大躍進中餓死。我所在的單位有幾千號人﹐來自天南海北的都有﹐但我沒聽說任何一家有親戚死于大躍進。而在舊中國﹐餓死人的數量是驚人的﹐僅1945年湖南就有500萬人餓死。今天的亞非拉美廣大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以中國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計算﹐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現在每年應有300萬人餓死﹐這50年來應該有1億到1。5億人餓死。象今天的印度﹐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一樣﹐印度可是擁有西方民主議會制度的。

附:

這是一個流傳甚廣的經典謊言,是一個不遵證據,全憑推算的謊言,--餓死近四千萬是什么概念?稍有點文化的人都可以算一下,按當時中國人口總數計算,每十六七個人就有一人餓死!果真是如此嗎?按上海大學金輝的公式: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增減值＝非正常死亡值,因為60,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萬,所以金氏推導出:
新生的活人-正常死亡人口+死人總數=非正常死亡值.也就是說,活人+死人=死人,
這個推導公式是這樣的產生的,先設59年人口總數是A,61年底人口總數是B,B=A-1348萬.
再設60,61年人口新出生總數是X,正常死亡人口總數是Y,設非正常人口死亡總數是Z,
那么:A+X-Y-Z=B.
即59年底的人口總數+兩年新生人口總數-正常死亡人口總數-非正常人口死亡總數=６１年底的人口總數．
而B=A-1348萬．由此我們得到這個公式：
Ａ+X-Y-Z=A-1348萬
兩邊Ａ銷掉，即X-Y-Z=-1348萬，
即：X-Y-Z+1348萬=0
即：Z=X-Y＋1348萬
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里邊的數據是如何產生的．中國在59-62年間官方并沒有進行過全國性的人口普查,六十年代時間前后只在53,64,82有過三次人口普查,因為那三年前后沒有人口普查，所以這些推算家伙的數據都來自千分之一抽樣或者建模估計，所以這是個爭辯就是建立在"估算之估算"的基礎上,沒有一點真實的證據.而這些"估算"近些年來一直沒有停止,
- 美國漢學家B. Ashton等人1984年的估算，約2947萬；
- 美國人口學會主席A. J. Coale在1984年的估算，2700萬；
- 西安交通大學蔣正華教授1986年的估算，約1800萬；
- 彭西澤(X. Peng)1987年的估算，2300萬；
- 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先生，1998年對Coale結果的改進估算，約2200萬。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GCD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多萬”。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與李南先生共同發表兩篇文章。他們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報告數據，及1981年人口壽命表，得出中國歷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據此，再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再減去正常死亡人數，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們經研究、推算認為：三年大饑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
但黨史專著（《曲折發展的歲月》，叢進著）有載，“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書中說：“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凈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 由此有個問題要提出來,未出生或延期出生的是不是被"估算家"們也列入了死亡人口?
198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所著的《生存與發展》一書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
1993年，上海大學金輝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1960和1961年，中國人口凈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萬。--金輝也沒有提出所謂3755萬這一數據,金師爺又偽造數據了?
另外,我們發現一個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估算的數值也在增長,這里邊不排除有嘩眾取寵的嫌疑,也不排除有其他政治動機的可能.這些"估算"的依據仍然是"估算".
而金輝甚至提出三年災害時期是"風調雨順"根本沒有什么自然災害,這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謊言.
茲根據1995年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災情報告》）所記載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紹：
1959年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范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每公頃等于1萬平方米，合15市畝，計6.8650億畝），成災（收成減產80%以上為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災情報告》第378頁）。其中成災占受災面積比例30.8%，與歷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占全國成災面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旱，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達4—5寸深，為歷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
6—8月出現江淮流域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面積達82.2萬公頃，持續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面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
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臺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本年災害從受災面積看已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災害種類繁多，在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不多見的蝗災、粘蟲災、鼠災。
本年全年成災人口為8043萬，超過1949—1958年平均數80%以上，其中山東、湖北、四川各占1000萬。本年春荒人口達9770萬人（主要指缺糧人口，包括外流逃荒、營養病、破產度荒、賣送兒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后，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后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首位（《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第35頁，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簡稱《五十年匯編》）。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臺風洪水災害。
l—9月，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陜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災面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產糧區合計受災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68.9%和56.9%。山東、河南境內的黃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省區除西藏外旱災面積達38.46萬公頃，是建國五十年來最高記錄。
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臺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里臺風登陸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數近兩倍。臺風過境時間高達10—20小時，高于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災情報告》第379頁）。臺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993.3萬公頃，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4米。東北遼河、太子河泛濫，流量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143.7萬公頃，“鞍山、木溪等地區農田、村莊受到毀滅性打擊”（《災情報告》第378、379頁）。
本年3—5、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21省區，受災面積138.1萬公頃。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面積達392.26萬公頃。
本年大災害不僅面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災害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極大，成災地區人口達9230萬人，春荒人口高達1298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個特點是旱、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泛濫，另部分地區持續干旱，給救災帶來復雜困難。
1961年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匯編》第35頁），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去年冬季持續到本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面積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小麥比去年低水平又減產50%，湖北有67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壞房屋504萬間。4—6月，江南珠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泛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面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面積54％，近100萬公頃無收成。
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雨侵襲，山洪暴發，沖入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工。松花江流域7萬公頃絕收。
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臺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占9次，是建國五十年里最多的（《災情報告》第82頁）。淹沒180萬公頃農田，造成損壞漁船、倒塌房屋、沖毀海堤、死亡人數的損失都超過往年。“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五十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個時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確實是建國五十年來范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災害，確實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正如周恩來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5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全國受災最嚴重的有10個省：河北、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四川；前三名是山東、河南、安徽。“（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總論〉》，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頁）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下，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綜合國力較弱，遇到持續三年的如此特大嚴重自然災害，出現經濟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50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時期。這三年受災面積大大高于建國50余年來任何一個時期。
“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最大損失，莫過于使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嚴重缺糧。全國糧食因災減產情況，據統計，“由于一些地區連續三年受災，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其中1959年受災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災情報告》第67、第6頁）。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目前國家糧食庫存實在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余糧區、缺糧區都很緊，幾個著名的高產區，余糧實在調苦了，農民生活水平大為降低。”（《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頁）
可見,金輝又說謊了,其背后的目的不得而知.

海外一些被網友們稱之為"漢奸論壇"的政治論壇，這個打著“理性”的旗號由版主集團躲在幕后以代號日夜監視保證輿論導向的偏見論壇，這個鼓勵、慫恿對被劃入敵對政治陣營的人（本人也被列入其中）進行謾罵、攻擊的造謠論壇，最近又上演了一出滑稽戲：建了一個“大饑荒檔案”，糾集了一幫未上好統計課、連數量級是什么意思也沒搞明白的自封的“人口學專家”論證“大躍進餓死三、四千萬”之為無可質疑的事實，為了丑化質疑這個數字的眾網友，又以“作為思想史資料，我們也想保存各種不同觀點，適量收集網上有關大饑荒的爭鳴文章”的堂皇借口，采用斷章取義、不顧上下文前后貼關系、只收原始貼不收以后的補充說明等卑鄙的手法，收了一些網友的異議“示眾”，做為靶子加以“回應”，而完全不顧這些網友的反駁。其中也摘錄了本人的若干言論。從這些被巧妙地隔離了上下文關系的摘錄看，未追蹤網上對此事的爭論的人，也容易誤以為本人全盤否認大躍進導致了大批非正常死亡。新觀察論壇主辦者的用意，也就是要將一切質疑“餓死三千萬”這個數據的人，全都打成否認大躍進餓死人的異己分子，他們甚至欣賞“否認餓死三千萬就是否認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否認納粹殺害猶太人幾百萬”的弱智類比。事實上本人從未否認過大躍進導致幾百萬乃至上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本人反感的是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毫無起碼的科學理性精神，在沒有確切的統計證據的情況下，將一個還有爭議的問題當成鐵板釘釘的事實，不顧常識無限地夸大死亡數字，效果適得其反，引起普遍的反感，使得許多人、特別是年輕的學生們模糊了對這場歷史大悲劇的認識。
1959-1961年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期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因為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所以只能估算。我們先來看看西方的估算：

最謹慎的是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October 1997這本小冊子中，將這三年的死于饑荒的人數估計為“數以百萬計”。
《劍橋中國歷史》的估算為一千六百萬到兩千七百萬之間，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過一千萬人死于饑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綜述提到二千三百萬、二千七百萬、三千萬等估計數字。
美國人口學家Judith Banister將死亡人數估計為三千萬。這個數字被《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Jasper Becker寫進了暢銷書《餓鬼：毛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Mao's Secrect Famine），以后這個數字就成了西方媒體的共識，在提到這段時期時必說“餓死了三千多萬”。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人的估算：

一九八九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著《生存與發展》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金輝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萬。”
一九九四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估計為“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
丁舒在《人禍》一書中，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長率推算，先是估計為餓死兩千萬，但是在修訂本中，此數字卻膨脹到“三千五百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四千萬相去不遠。”此書在網上流傳很廣，因此“餓死四千萬人”就成了網上常見的說法，“民Yun”、“臺獨”人士對此尤其津津樂道。
云兒《大饑荒餓莩知多少？－－從官方統計看“非正常死亡”》一文中稱：“可以說，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關于大饑荒導致兩千萬到四千萬非正常死亡的事實認定，已經解決。”

但是所有這些估算，都是根據當時的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而這些數據，卻是靠不住的，如云兒一文所承認的：“目前大家一致公認，從大躍進到１９６４年這六年的人口統計，問題多多，準確性很差。”主要問題是虛報人口。在大躍進期間虛報的人口，以后被糾正時，就會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實際上這個問題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據阿姆斯特丹大學漢學家Wim F.Werthheim的回憶，當時主管人口普查的官員就認為統計結果是被大大夸大的，而這一結果，構成了以后人口統計的基礎。

另一組數據是當時公安局上報的死亡數字。有人根據這組數字，做了一番簡單的加減后認為三年期間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了一千四百萬人。這個數字被當成了下限，據說存在著嚴重的遺漏和瞞報，如何估算這些遺漏和瞞報，就完全是靠主觀認定了。我認為也可能存在著多報。那些逃荒的人，做為失蹤人口也可能被當成死亡而上報注銷戶口。而在饑荒期間，逃荒的無疑是非常多的。

總之，因為當時的統計數字非常不可靠，以之為基礎的估算都屬于數字游戲。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太大，任何估算都能有上千萬人的出入，連丁抒也承認：“作為農村人口統計主要依據的公安部的戶藉記錄和商業部發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無例外）的記錄都要相差千萬以上。”

因為缺乏準確的統計，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是無法知道，也許永遠無法知道的。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常識就可以判斷哪種結果是可以相信的。按紫弦通過建立50年人口模型的方法估計這三年非正常死亡了七百萬到一千四百萬，還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而翻番到兩千萬，再翻到四千萬，卻是一個荒唐的數字。四千萬非正常死亡是個什么概念？當時的中國人口六億七千萬，這意味著每十六、七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非正常死亡。按祖孫三代平均六人算，這又意味著平均每兩、三個中國人就有一個直系親屬非正常死亡，可能嗎？

所謂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著活活餓死，而《人禍》等書卻全當成了餓死。事實上，更多的應是因為營養不良導致各種疾病而死亡。還有一個因素不容忽視，就是大家都在餓肚子，導致醫療系統的崩潰，因此，本來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的，在這時候就沒法再靠醫療活下去，本來應該再多活幾年的，也因為醫療系統崩潰而提前死亡了。這當然也是悲劇，但其程度跟活活餓死不同。1962-1963年的死亡率特別低，是不是就是因為本應該在這兩年死的人提前在1959-1961年死掉了？

那么為什么會有人一直在宣傳“餓死了四千萬人”，又有人玩數字游戲非要證明這個建立在"估算之估算"基礎上的荒唐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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