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我上中學時，自己發明了一項原理。叫做“進行不到底原理”。大概的意識就是，一般情況下，很多事情都很難進行到底，特別是主觀性的事情。因為在朝向設定的目標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太多來自外部和內部因素的干擾。

比如，一顆種子，從發芽到長成大樹，因為受到太多外界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很難真正完整的成長為一棵完美的大樹。不信你到森林里去看那里的樹，無不是奇形怪狀，千姿百態，這千姿百態，并不是種子里包含的信息展開后所要實現的樣子，那些樹沒有任何兩棵是相同的，盡管他們種子里的基因沒什么差別。有的樹甚至在成長過成中就被風吹斷了，人挖掉了。外界的干擾因素使這些相同的種子長出不同的樹，使他們按照基因展開的過程進行不到底。

很多社會改革也是這樣，改革的結果與改革的目的相去甚遠，甚至完全相反的都有。比如，蘇聯改革在設計時，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標準，是要建成一個人道的民主的開放的社會主義社會。可是改革的結果卻是自身的解體和經濟的衰退。因為，戈爾巴喬夫推進改革時，沒有想到美國人為他下了圈套，本國有很多人積極參與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建設什么人道的民主的開放的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改革中謀求自身最大的利益，打的旗幟與他一樣，努力的方向卻與他相反。是這些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因素使他的改革進行不到底。

中國的改革，目的是要通過發展經濟，達到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之初，黨務實地把我國目前所處的階段定性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當時我國的經濟水平和人的文化素質、政治覺悟來看，這個定性是準確的，或者還有點超前的，因為我國除了生產關系是公有制外，其他的一切基本上處于新民主主義階段。

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是指，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而社會主義社會與它的區別在于，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本質上講，中國的改革，從生產力的發展角度，是一種進步，從生產關系的角度，是一種戰略退卻，目的是要適應當前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從后來黨章和憲法的修改中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先是從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改成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后來又改成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改成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勞動人民的利益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成了人民民主專政，公有制經濟制度改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制度。這是黨為了適應領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采取的策略。

現在的問題是，跟蘇聯當時的情況有點相似，中國的改革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改革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生產關系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后退到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過程。隨著生產關系的改變，社會上非社會主義的東西大量涌現，有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世界觀價值觀，有經濟界的新自由主義，有主張西方人權民主自由的思潮，有沉渣泛起的封建主義思想余孽，很多不健康的東西風靡社會，甚至還有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分化破壞，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的圍堵。這些都是使我們的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進行不到底的干擾因素。

鄧小平同志為了要讓黨和政府，讓全國的干部群眾清楚改革的來龍去脈，牢牢記住改革的目的和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在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里明確地做了規定。黨章和憲法里面都有相同的內容。黨的基本路線說：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這個基本路線要堅持一百年不動搖。其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目的就是要確保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排除各種干擾因素，把社會主義改革事業進行到底。

上了大學后學習了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不能創造和消滅的，但規律是可以認識和運用的。規律的發生是有條件的，規律本身雖然不能創造和消滅，但規律發生的條件是可以創造和消滅的。

我一直擔心我自己發明的“進行不到底原理”有一天發生在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上，我們的改革發生“異化”，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發展出否定自身的異己力量，改革的方向被這種異己力量所左右。如果我們的改革事業進行不到底，或者說改革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那后果將會是多么嚴重啊，尤其對于改革事業的推動力量：全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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