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睡不著覺,八點半就醒了。坐在沒有書的書房里，打開電腦，推開窗戶。榕書上是濕漉漉的一片。夜雨把南國的初夏打濕了，仿佛想留駐深圳短暫的春。
又翻開深圳作家鄧康延前幾天喝酒時送我的他的散文集《常常感動》。最讓我感動的還是書中自序結尾的那句話：眼中有淚，心中才有彩虹。
為了電視記實片《繁榮與荒蕪》，我有幸認識了鄧先生。本人無知的是，此前，沒看過鄧先生的任何文字，也不知道深圳有什么鬼作家。遇到康延兄后，我知道自己錯了。其實，我年輕時候也是康延兄經常撰稿的《讀者》的讀者，只是少時讀書只讀書不記名，而現在是一個只讀名不讀書的時代罷了。
春節前把老家的書運到了深圳，在整理的時候確實感動了幾天，除了一些經濟學的、哲學的名著外，原來我大量留存的書還是詩歌和散文，有唐詩宋詞元曲，有普希金、葉塞寧、拜倫、惠特曼，當然也有艾青、流沙河、舒婷和顧城。
我年輕的時候正是祖國國門剛剛開啟的時候，我年輕的時候正是傷痕揭開的時候，我年輕的時候正是春天來臨的時候，我年輕的時候是只有詩歌的時候。
現在詩歌死了，只有精神病人的嘴里還念著詩。重商主義最盛的中國終于來了。中國死了。
公司的首席經濟雪茄盧小姐和我談到過中國的發展問題，她說，中國窮怕了，重商沒有錯，但是不能只有商、只重商，不能只有一個主義——重商主義，還可以有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人道主義什么的。
重商主義的極致已經不是古人的“有錢能使鬼推磨”這種抽象的詞語能形容了。應該是兄弟見利忘義，姑娘見錢脫褲，領導見錢胡說，教授見錢胡講，法官見錢胡判，記者見錢胡編，醫生見錢胡方。至于房地產商和券商，同志們，就不足掛齒了，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不是人。
但是，他們的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和重商主義的奠基人。所以詩歌死了。
葉塞寧早已死了，或許是為了愛情。海子也死了，為了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大海。
深圳的鄧康延還活得很精彩很無奈。他在贈我的書上提寫的是“煙波浩渺時，海上明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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