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8年開始，毛主席在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一直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誣蔑前30年的靶子。

　　我是這個偉大時代的“親歷者”，有義務和責任把這個問題，在當前允許的條件下，力求說清楚。但是“三年困難時期”是毛澤東時代最大的歷史不清的問題之一。所謂的“歷史不清”，只是對于廣大的人民群眾來說的，而對于某些人來說，他們自始至終應該都是“心知肚明”的。因為一直以來，有關方面都是在極力向人民隱藏這段歷史的真相。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用可靠的歷史證據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把這段歷史真實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我今天所做的，僅僅是它的一個小小的“開頭”，也許可以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吧！即使這樣，也是由于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幫助，才可能去做這樣一件工作。特別是谷岸幽蘭同志把她的書《新紀元二十六年志》上下冊，送給我，使我對當年發生的信陽事件，能夠有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了解。而實際上作為一般群眾，要得到這個“了解”，確實是比較困難的。無論在《毛澤東年譜》，還是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關于信陽事件，都只有毛澤東的簡短批語，而不像《年譜》的其他記載那樣，對毛主席批示文件本身的內容有詳細的轉述。

　　一、我所經歷的從1960-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的生活、工作與思想

　　1959年是“十年大慶”之年。在1958年豐收的基礎上，十大建筑完成。在《祖國頌》鼓舞人心的歌聲中，體會到了我們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人人心里充滿了革命的豪情。在1959年春節前，也就是1960年的一月份，我和我們學校第一批去到房山縣霞云嶺人民公社勞動鍛煉的同志，一齊回到北京。我們去到王府井百貨大樓，那里商品琳瑯滿目，新的花色品種繁多，一片繁華的節日景象還沒有消逝。

　　但是僅僅過去一個月，王府井百貨大樓兩個樓層的柜臺里就空空如也，什么都沒有了。首先的感覺是沒有了布料，當時我想給我的舊絲綿襖換一個新的面子，但是在北京走遍了最繁華的王府井，市面上所有的布店里都沒有布，只有一家店鋪還有一匹大紅色的毛凡立丁，可能由于太貴吧，還沒有賣完。我只好忍痛用了14元一米的紅色凡立丁換了一個棉襖面。這件棉襖至今還在我女兒那里，保護得很好，還和新的一樣。

　　這時候王府井的東安市場不僅日用品匱乏，所有的飯店里也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家飯店，有玉米糊糊，一小碗、一小碗地出售。人們排隊，排了好幾大圈，我也排了進去。這是當時北京市面上令人難以相信的實際情況。

　　在我們天天吃飯的學校食堂，主食是憑糧票供應。按每人定量的粗細糧比例，發饅頭票和粗糧票，這是可以保證的。主要是沒有副食，肉、蛋沒有不說，連蔬菜和油也很少。午飯和晚飯的菜都是一小碟，飯量大的同志肯定吃不飽，因此得浮腫病的同志不少。要知道我們食堂在1956年曾經是每月8元伙食費，每天的菜譜不重樣，所有的菜都是西紅柿炒雞蛋、青椒炒肉絲、熘肝尖這種水平的副食。可見我們的生活水平在1960年下降了多少，從1956年到1959年我們的生活都是天天向上，可是到了1960年卻突然變成了這么拮據的模樣了。當時的市面上只有一種從伊拉克進口的“蜜棗”，叫作“伊拉克蜜棗”，大家沒有什么吃的，就都去買這種蜜棗吃。誰知這種蜜棗卻引進了甲肝，很多同志得了肝炎。各種肝炎病，就是那時傳到中國來的。不過得了病的同志，經過免費醫療，除了吃藥，通過醫院的證明，還可以買到白糖、豬肝等保肝、改善營養的食品。甲肝很快就好了。乙肝病在不斷治療的過程中，隨著國家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也慢慢地好了。只有少數年老的同志，轉成了肝硬化或肝癌，在80年代前后去世。

　　1960年，北京干旱嚴重。我們第二批去霞云嶺人民公社勞動鍛煉的同志，據他們說，山區本來就缺水，當年夏天，連過去每年夏季暴發的山洪都沒有暴發，可見自然災害讓當時他們勞動和生活有多么困難。但是他們也都堅持下來了，很多同志因為經受住了考驗，回來后還光榮地入了黨。

　　我回到北京后，仍然又回到了校辦工廠。在二車間（機加車間）管生產調度，為生產服務。從每個車床上，把工人已經完成工序的、經檢驗合格的產品，運送到下一道加工工序去；把全部完成加工工序、檢驗合格的產品入庫。當時雖然困難，但是學校的教學和工廠的生產還是照常進行。工廠的生產還是三班倒，學生們學習仍很努力。為了勞逸結合，校方不讓學生上晚自習，但是學生們還是都堅持去上晚自習，最后學校只好提前拉閘。

　　當時對高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是有一定照顧的，有黃豆票等。對產婦、嬰兒、病人也有照顧，可以有白糖、豬肝、雞蛋、牛奶等。所以死人的事在我們學校和北京是不可想象的，根本沒有人會往這方面想。大家心里都充滿希望，覺得在我們全國人民的一致努力下，困難是一定能夠克服的。

　　現在想起來也很不一般，在這么困難的條件下，惟有三班倒的工人12點交班的夜餐，天天都是每人一大盤油很多的雞蛋炒飯。而我們車間工人倒班就餐的夜餐劵就是由我管理的，我每天將食堂返回的夜餐券，根據工段長的名單，如數發給各工段的工段長。

　　1960年，忘了是幾月份了，車間主任曾要求車間工段長以上干部自報減少糧食定量。我的月定量一直是28斤，我自己覺得每天7兩就夠了。自報減到24斤，后來批下來是26斤。我計算著定量，每月還可以剩下一些支援其他同志。最讓我感動的是一些黨員工段長，他們其實是不脫產的，但是在減定量的自報中，他們還是帶頭減了定量。

　　記得當年還有這樣一件事。大同有一個我校畢業的學生來看我，我在食堂請他吃了一餐飯。我把飯、菜買來給他，我就坐在旁邊看著他吃，就是把我的這頓飯讓給他了，當時的伙食就是這么緊張。

　　1960年是北京最困難的一年，但是所有的生產和工作都是按照大躍進的精神照常進行的，我們學校自上到下都沒有任何的消極、畏難情緒。

　　1961年1月1日，毛主席修改審定中共中央轉發《信陽地委關于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毛主席批示：“劉、周、朱、陳、鄧、彭真即閱，尚昆印發。”指示原稿是：“在一切社隊，都必須一邊抓整風、整社，一邊抓生產救災。這兩件事，必須同時結合起來，同時做好。”毛澤東在“一邊抓生產救災”后，加上“一邊抓群眾生活”，并將“這兩件事”改為“這三件事”。

　　從此以后，關心群眾生活，就成為了黨在1961年的三件中心工作之一。

　　有了毛主席“關心群眾生活”的指示，學校就更加千方百計地想辦法為大家改善生活。記得食堂有一段時期，早餐搞來過牛奶。我們學校還用自己生產的C615車床，從內蒙古換來羊肚、羊頭，發給各家家屬。食堂還做過香酥鯽魚，每人一條。春節還發了每人大約五斤牛肉。我拿回家，媽媽用醬油淹起來，他們一家五口人吃了很長時間。我哥哥在科學院，他們春節發了一只雞，他自己家有五口人，卻還拿了半只雞給了媽媽家。

　　1960年商品這么匱乏，物價如果沒有管制，必然飛漲。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統一地把有限的物資，公平地根據客觀的需要合理分配給全國需要的每一個人。把全國人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各得其所。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大家還可以不為生活操心，一心一意完成自己的革命工作。像北京市場當時的蕭條，如果是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恐怕私有工商企業早就發生了倒閉潮，無法維持下去了，搶購風潮與餓死人的事更是難于避免的。但是對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全民的公有制企業，員工工資由國家照發，企業也照常營業，與平時完全一樣，不受影響。大約是從1961年或是1962年開始，國家在市面上推出了三元一斤的高價點心和五元一斤的高價糖塊，這就照顧了一些特殊人員的需要，又為國家回籠了貨幣。在黨和政府的如此精心安排下，各方面的工作仍然都井井有條，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譬如最突出的，原子彈的攻關，塞罕壩的戰天斗地，紅旗渠的開山引水。困難方顯英雄本色，困難時期更突出地顯示了在社會主義中國，有毛主席的英明、黨的偉大和人民的團結，有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全國人民的階級覺悟，沒有任何困難能阻擋我們前進的腳步。

　　到1962年的三八婦女節，記得那是我與老伴第一次見面，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的路燈下談心。中午他請我在前門大珊欄吃飯，那時飯館已經有很多菜了，標志著困難時期即將過去。到1963年初，在副食店可以自由地買到雞蛋了。一切都開始恢復正常，我的定量也回復到了28斤。困難時期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奮斗中，終于不知不覺地過去，成為了永久的歷史。

　　由于群眾生活在各方面都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和照顧，因此大家的干勁十足，群眾的生活，在抓生產和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必然逐步得到改善。通過1961-1962兩年的苦斗，到1963年，三年困難時期就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什么“大饑荒”？這是那些沒有在新中國生活過的人，按照舊世界、舊中國受災的悲慘樣子，憑空想象出來的。在新中國，歷史上最困難的1960年和情況越來越好的1961-1962年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就是這樣英勇地、團結一心地咬緊牙關，在戰天斗地的豪情中度過了。生活上的困難也就是這樣，被我們豪情滿懷地克服了。我們這輩沒有經歷過嚴酷戰火鍛煉的人，也算有機會經受了一次歷史的嚴重考驗。

　　1960年的困難，現在人是難于想象的。按照一般的理解，中國1949年解放，1950年起，就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戰爭。要說困難，無論如何要比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時代困難吧！解放十年，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怎么會產生這么嚴重的、難以想象的物資短缺的困難呢？在抗美援朝這么困難的情況下，我們都順利地度過了，也沒有出現像1960年的糧食、副食和日用品這樣短缺的嚴重情況。為什么反而在建國已經十年大慶之后的1960年，我們全國會出現這么大的困難呢？這是我一直沒有想通的問題，特別是后來聽說還餓死了人。

　　1962年春節，我們學校一位武大畢業的哲學老師，他家在武漢，他從家里回來，提起聽說餓死人的事。他們教研室的領導就說他造謠，他從此一直受批判，文革初期還被打成了“反革命”。

　　我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也從來不相信困難時期會有餓死人這樣的事。1969年10月我們全校師生全部搬到河南信陽地區息縣五七干校勞動鍛煉。息縣的老鄉向我們提起那時死人的事，我們當時都沒有同志想要認真地去了解這些情況。因為難于相信，又似乎真有其事，使我們本能地不能也不想去正視它。

　　改革開放后，關于三年困難時期的謠言越來越離奇，特別是餓死3000萬人的天方夜譚。造謠的人其實是知道內情的，否則他們怎么會把三年困難時期開始的時間，從1960年故意提前改為1959年呢？由于我們過去沒有關心、接觸過這方面的問題，反而沒有了反駁他們的發言權。階級斗爭告訴我們，必須去弄清楚這件事的奧妙，否則就不能粉碎敵人對毛澤東時代無中生有的造謠和誣蔑。

　　這些年來，由于以孫經先同志為代表的許多同志，從各種調查資料的分析，證明所謂餓死3000萬的謠言，完全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憑空捏造出來的，與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里。特別是《毛澤東年譜》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出版。對我們研究和了解1957-1962年的中國歷史，有了可靠的依據。因此敵人的謠言遲早會被我們徹底粉碎。

　　二、歷史的事實是：餓死人的事是主要發生在“三年困難時期”之前的1959年

　　根據可靠的資料證明，所謂餓死人的事件，實際發生在1959年的9月至1960年2月的六個月（半年）中，而恰恰不是在1960-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以最典型的、最嚴重的河南信陽地區的信陽事件為例：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河南省和信陽地區大刮“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尤其是“浮夸風”，虛報了糧食的產量，造成狂收過頭糧，以致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長達半年之久。

　　1959年雖然有些省有災情，糧食減產，但并不是顆粒無收。就以受災比較嚴重的河南省來說，根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1959年的糧食產量也有240億斤。他們當時虛報450億斤，虛報了一倍還多。這些地區“五風”嚴重。他們在秋收之后，就把農民的口糧甚至種子，都強制收了上來。在信陽地區還開展了所謂的“反瞞產”運動。結果1959年秋收之后的9月農民手中就沒有口糧了，食堂也開不了伙了，餓死人的事就這樣發生了。可見，如果在黨的一貫的正確的政策之下，在1959年農業生產實際的具體情況下，餓死人的事是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

　　1959年3月，我正好在房山縣霞云嶺人民公社霞云嶺生產小隊勞動。當時他們也都還在吃食堂。食堂只提供主食，副食由農民自己解決。這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家也是家家吃著自己腌制的各色咸菜。我們下放干部，下飯的只有咸得發苦的蘿卜條。一碗玉米碴子粥，只要一根咸蘿卜條就夠了。

　　當時我們下放干部大隊分成三個小隊。我在小隊的分工是管伙食。我們的伙食費是每人每月2元。那時我們下地干的活是在玉米地間苗，玉米剛有一尺高。在勞動中，我邊間苗，邊向老鄉了解地邊上的野菜哪些能吃？怎么吃法？在中間休息時就動員我們同志去摘一種地里比較多的野菜，到中午時就可以改善伙食，當菜吃。記得有豬毛貽是最好吃的，還有野韭菜、野蒜，巧舌頭等.。

　　不久，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就傳達到我們霞云嶺人民公社。之后，我們公社所有生產隊的食堂就解散了。大家也都明確了公社的所有制是：“三級所有，隊（生產隊）為基礎”。

　　我1959年在霞云嶺公社勞動一年的感覺，一切都很正常。唯一與過去不同的，就是那一年，生產勞動的主力青壯年社員都抽去修建密云水庫了。當年隊里的生產都是依靠“老黃忠隊”、“穆桂英隊”、“小羅成隊”來完成的。我想這對當年的農業生產多少會有點影響，但是在有著高度階級覺悟的公社社員的奮斗中，一切困難也都克服了。

　　事實證明，在1959年北京房山縣領導下的霞云嶺人民公社，并沒有刮“五風”，黨的有關政策也能及時地傳達到基層，并立即得到落實和貫徹。毛主席后來曾總結說，當時全國有1/3的地區，如河南信陽地區是比較差的。而如我們房山縣這樣比較好的縣，應該在全國占2/3。

　　孫經先老師2024年9月2日文章《圍繞毛主席反對浮夸風一個批示的爭論》指出：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同年6月8日給廣東省委的信寫下批語。毛主席的批語說：“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早稻）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長50%，何況還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驗了。”就此問題，毛澤東同一天向鄧小平、彭真、譚震林、陳伯達做出批示，希望他們對“浮夸風”問題重視起來。并在《紅旗》上發表趙紫陽的這封信。

　　但是事實證明，中央的某些領導和掌握宣傳口的干部，當時都沒有重視毛主席的意見。他們在之后的工作中繼續大刮“五風”，“浮夸風”刮得更兇。1958年11月16日，譚震林、廖魯言在《關于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的報告中說：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4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1958年的糧食總產量是8500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后的數字，是比較可靠的，退一步講總不少于7500億斤。他們的這個報告和毛主席的批語，都作為武昌會議文件印發。

　　但根據后來公布的統計數據，我國1958年的糧食雖然豐收，超過了1957年的3901億斤，產量也僅有3,953億斤（人均糧食占有598斤，按6.61億人計算）。而根據當時的估計，這一年的糧食產量可以達到“7500億斤至8000億斤”，是整整夸大了一倍還多的。從這里可以看出，“五風”的“風”源是從哪里來的。

　　1959年局部地區受災，糧食減產，如果還要繼續“浮夸”，這就必然逼迫有的地區像信陽那樣把農民的口糧和種子都收了上來。這種對農民的掠奪——“竭澤而漁”，在客觀上必然造成農民的口糧缺乏，以致活活餓死了人，而且也就徹底破壞了1960年的農業生產。1960年嚴重物資匱乏的困難，除了天災，人為的原因主要應由此而來。

　　1958年是豐收年，但是大煉鋼鐵、砍伐樹木，破壞了生態。輕工業向重工業讓路，使輕、重工業的比例失調，日用工業品緊缺。抽調大批農村勞動力去搞水利和大煉鋼鐵，又使農業戰線秋收勞動力缺乏，以致有些糧食沒有收上來。但是即使這樣，1958年收下來的糧食3953億斤還是比1957年的3901億斤多了52億斤，這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如果中央一些領導同志與各省、地區領導能夠在1958年的7月之后，認真重視毛主席的提醒，很快剎住大大離譜、洶涌泛濫的“五風”，那末1959年9月-1960年2月間發生的類似河南信陽嚴重“竭澤而漁”的餓死人事件的“人禍”就不會發生。

　　以河南省為例，河南1959年報糧食產量為450億斤，實際只有240億斤。天災有沒有，當然有，但這只是減產，不是顆粒無收。明顯是瘋狂的“五風”，收了過頭糧，才產生和造成了不可想象的餓死人的危害。1959年僅僅局部所謂的天災，明顯不至于會餓死人。因此，實際上從1958年8月以來，糾正“五風”，成為發展經濟、克服困難的主要斗爭方向。

　　1959年的河南雖然減產了，也還有240億斤糧食，怎么會餓死人呢？惟有把這240斤糧食全部收走，不僅不留農民的口糧、種子，而且還把1958年的余糧，還以“反瞞產”的借口奪走，使生產糧食的農民手中一粒糧食也沒有了，他們才會被餓死。這是多么大的罪行啊！與當年的惡霸地主的所作所為有什么兩樣？可見這些干部的所作所為，已經達到了多么荒唐和出格的嚴重程度，哪還有共產黨員，科學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影子？

　　凡是產生類似“信陽事件”的省、地區，更嚴重的是還大大地破壞了當時當地的農業生產。試問種子都收走了，勞動力也餓死了，生產工具也被“平調”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也受到了嚴重的摧殘性的打擊，1959年的秋種、1960年的春耕怎么進行？沒有秋種、春耕，哪有夏收、秋收？1960年刮“五風”嚴重的省份，他們的糧食從哪里來？1960年全國超乎想象的困難，不就是這樣造成的嗎？

　　而且嚴重的“五風”造成的后果不僅在當時，還可能帶來更為深遠的帶有全局性的嚴重影響：

　　1. 如果沒有毛主席深入地、細致地、耐心地、孜孜不倦地解釋和做工作，“共產風”對農民家庭的拆散、對個人和集體財產的無償占有、對生產勞動的瞎指揮和破壞等......，足以使廣大農民對“共產主義社會”產生印象深刻的誤解，促使農民反對我們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使工、農分道揚鑣，破壞工農聯盟，這樣的后果讓人后怕，是極其嚴重的。

　　2. 它也會促使農民覺得“單干”好，“單干”自己會有更多的支配生產和生活的自由，更能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1962年的“分田單干”之風的出現，與當年一些社隊大刮“五風”的后果是分不開的。

　　從以上兩點我們可以看出，“極左”的后果就是右。這就是在革命相對順利的形勢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主要的斗爭策略和規律。

　　我們今天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國農村的大地上，今天星羅棋布地堅持集體所有制的南街村、周莊人民公社、史來賀的劉莊等等，他們已經把毛主席1958年對中國農村的理想社會變成了現實。他們的壯舉，顯示了毛主席是真正理解農民與農民心心相印的人民領袖。

　　為什么1961年、1962年我國的經濟又會得到出乎想象的這么快的恢復？可想而知，就是那些搞“五風”的大員們，給自己搞出來的太嚴重、太離譜的錯誤所產生的出乎想象的嚴重后果——“人禍”，把他們自己也給嚇住了。他們也就被迫地、暫時地老實了下來。其中一些問題嚴重的人，也調離了原來的崗位，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樣才使那些瘋狂的頭腦冷靜了下來。“五風”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它的嚴重程度是可以與民主革命時期左傾機會主義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后果相提并論的。

　　可見1961-1962年經濟的迅速恢復，不僅是全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奮斗和努力的結果，更是那些餓死的勞動者以犧牲生命的慘痛代價，換來了那些熱衷于“五風”干部的消停。那些熱衷于刮“五風”的干部，特別是中央和省一級的干部，也許當初并沒有料到他們的所作所為會闖下這么大的“人禍”。但是即使在這樣嚴重的錯誤面前，他們也并沒有以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襟懷坦白的態度，去接受和認識這一深刻的教訓。為了文過飾非，他們一面向毛主席和全國人民封鎖消息，一面想出各種理由為自己的錯誤辯護。

　　但畢竟1959年9月到1960年的2月，僅僅6個月時間，而且當時國家并不是真正沒有糧食，問題一經發現，從糧庫調撥糧食就可以立即解決。因此當時的問題雖然嚴重，可想而知，也絕不可能像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殺那樣，死那么多人。正因如此，“餓死人的事”才可能瞞住全國人民的眼睛幾十年。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死人的范圍和人數都是極為有限的，從全國范圍來看這些情況畢竟還是局部的、短時間的，雖然嚴重，其損失也絕不可能“無限大”。

　　如果當時那些領導干部不是采取隱瞞事實的態度，能夠正視、認真地把問題調查清楚，今天也就沒有被敵對勢力利用、造謠的可能了。

　　三、關于“五風”的形成及其危害

　　關于“五風”是怎樣形成的？這是值得黨史專家們認真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一個巨大的曲折，而我們與“五風”的斗爭，實際上是一場真正關系到國家前途、共和國命運的嚴重斗爭。

　　從文獻上看（《毛澤東年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有關部分），似乎只有毛主席和一些省、市、地、縣、社、隊還能堅持無產階級立場的干部們在各自的崗位上，以堅持黨的一貫的無產階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來抵制“五風”的蔓延。由于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所以難于形成一股堅強的合力，而使斗爭表現得特別艱苦。

　　“五風”在毛主席不斷耐心的糾正中——從1958年的八月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起，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形成過程中逐步產生；至1959年2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發現問題，并進行糾正；直到1960年10月，毛主席知道“信陽事件”之前——先后約有二年的時段，“五風”一直在泛濫、肆虐。

　　在1958年秋收之后，農民對于“五風”的抵制主要表現為“瞞產”，被社以上的五級領導批評為是“本位主義”。毛主席在1959年的年初（2月27日到3月5日）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前夕，就對五級領導與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農民之間矛盾的性質進行了科學的分析。毛澤東說：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質？是公社所有制，還是隊所有制？有窮隊有富隊，有窮村有富村。現在我們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采取拉平的辦法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劫。過去高級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評功記分是表現人與人參加集體勞動結果的關系，包工包產是表現村與村、隊與隊的關系，這個經驗我們沒有記取。我們反本位主義，強迫收回來，這樣越反越不行。這實際是無償外調，你叫它本位主義，名詞安得不對。這是所有制的問題，現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隊。公社逐年擴大點積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現在的所有制，實際上生產隊是八個指頭、九個指頭，公社是一個指頭、二個指頭，最多不超過三個指頭。現在公社實際是“聯邦政府”。公社的權不能那么大，他有征收公糧之權，積累之權，而產品分配之權應該在隊。......我考慮國家的征收和公社的積累只占隊的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產費占百分之二十，群眾分配占百分之五十五，這個比例不變。工業現在占用的資金、人力太多，是有沖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財力沖突的要調整一下。學校也不可一下辦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來。如除四害，一次能夠除凈嗎？綠化也要逐步來，文盲也是逐步掃，學校也是分期分批搞。......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現在要拉平不行，積累太多了，群眾要反對，這樣并非一盤棋。真正一盤棋，第一是農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國家。這樣一來農民就擁護我們了，反過來會照顧國家的。我是替農民說話的，我是支持“本位主義”的，因為現在是隊所有制，幾年以后才能實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個過程。”毛主席講這番話的時候，吳芝圃、史向生和新鄉、洛陽、許昌、信陽的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紀登奎、趙天錫、路憲文都在座，這席話就是講給他們聽的。

　　毛主席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批評說，“一平、二調、三收款（銀行收回貸款）”引起農民的極大恐慌。可以說，在1959年初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主席已經在人民公社的現實政策問題上講清楚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隊是指生產隊）”、在農民與國家之間，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必須尊重價值法則，實行“等價交換”，不能無償占有農民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等等原則。《鄭州會議記錄》的第二部分是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

　　在會后的當天（1959年3月5日）晚上毛主席還召開會議，聽取吳芝圃、楊蔚屏、趙文甫、史向生、戴蘇理及開封、新鄉、洛陽、南陽、許昌、信陽的地委書記匯報河南省六級干部會議的情況。

　　但是有的地區，特別是河南，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之后，嚴重的“五風”并沒有收斂，反倒越刮越厲害。直到1959年秋收時節的狂收過頭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直到導致大量餓死農民為止。闖出的大禍，隱瞞和封鎖不住了，反映問題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黨中央，反映到周總理和董必武同志那里，他們都派了工作組下到當地去調查。直到這時才開倉放糧，餓死人的情況在1960年的2月得到初步控制。他們向毛主席隱瞞實情，直到1960年的10月，才由李富春同志報告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關注下，瘋狂的“五風”才得到初步的制止。他們造成的消極后果，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才算解決，一線領導也不得不處理一些人。這個過程也就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我們從《毛澤東年譜》可以看到毛主席是怎樣在這個過程中，耐心地與唯心主義的“五風”進行斗爭的。1958年是毛主席下決心通過實踐探索和努力掌握我們中國自己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一年，也是毛主席擔任黨的領導和國家領導“雙肩挑”的最后一年。我們從1958年毛主席的工作可以深切體會到，毛主席科學、勤奮、辛勞、民主的工作作風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他在工作中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耐心地向省、地、縣、社干部了解各地生產中的實際情況。對于他們的錯誤思想和作風，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1958年的一年，毛主席幾乎都是在去各地視察的交通工具上工作和生活的。

　　從毛主席當時糾正“五風”的幾個主要問題分析，“共產風”的主要表現，應該有如下幾方面：

　　1. 縣、社一級領導借口“全民所有制”，隨意無償向基層生產隊平調勞動力、糧食、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嚴重違反不同所有制之間“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

　　2. 荒謬地取消家庭，把老人都送敬老院、孩子送托兒所，不僅在生產時采取軍事化組織，在生活上也采取軍事化，男、女分別編班住集體宿舍（受到毛主席的批評）。從反對封建的家長制，變成了十分無理的反對家庭制。

　　3. 高強度的勞動，不注意勞逸結合，生產勞動和生活沒有節奏，使農民沒有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休息時間（受到毛主席的批評）。

　　其消極后果前面已經提到，如果沒有毛主席的糾正和解釋，它的后果就是使5億農民反對走共產主義道路，其結果就是工農分道揚鑣；而且敗壞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聲譽，在“五風”嚴重的地區，農民就會接受“分田單干”，否定走集體經濟的道路。

　　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艱苦的工作，完全脫離中國當時生產力水平的帶著極左色彩的“五風”的瘋狂猛刮，在一線領導的指導和各級領導的配合下，它的后果就是水到渠成地必然地引導農民走向極右的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

　　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斗爭的主要策略和手段。蘇聯的赫魯曉夫在50年代搞的就是這一套，我們的“共產風”最初就是在他們的影響下刮起來的。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社會主義革命由于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關于“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的要求迫切地提到了具體的日程上，也就在實際上對共產黨員和革命者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修養方面，提出了比民主革命時期更高和更加嚴格的要求。這就必然使原來的黨的革命隊伍發生新的分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就必然會體現在黨的高級權力階層。

　　毛主席在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的過程中，最早認識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規律，使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向著掌握社會主義革命科學規律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定會取得新的勝利。今天我們更要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和方向繼續探索前進，勝利一定屬于革命的勞動人民。

　　主要參考資料：

　　1.《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四冊、第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12月第一版；

　　3.孫經先《還歷史以真相》；

　　4.張樹藩臨終披露《三年困難時期，信陽餓死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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