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適合聊“公知”這個話題的人了，因為我基本上經歷了“公知”這個社會現象醞釀、發生、發展、表面上式微的全過程，當年我在學術會議上見到后來著名的某個意氣風發的大“公知”的時候，社會上還幾乎沒有人用“公知”這個概念呢！后來因緣際會，我在“公知”的邊緣圈子里面混了十幾年，如果不是理念不和，說不定早就成了有名的“公知”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頗有點《敵營十八年》中做臥底的感覺。不過這些經歷卻讓我既能夠從內部即“公知們”自己的角度，也可以從外部即“公知”批判者的角度，相對比較超然地看“公知”這種社會現象，我比“公知”們多了一個批判者的角度，比“公知”的批判者多了一個“公知”的角度，因此可以說我很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了解“公知”的人。當然，那些當年和我一起在“公知”邊緣圈子當中混的人，肯定會罵我是叛徒、奸臣，無所謂了，當年因為沉迷“劍沉更依天”的詩句我就給自己取過一個平時寫小作文的筆名“劍沉”，預備著寫反面的文章的時候可以署名“奸臣”，年齡大了以后可以署名“漸塵”，將死之時可以署名“見塵”，如今我已經到了漸塵之年，如果能夠被罵“奸臣、叛徒”也可以算是對我的肯定和表揚了，等我見塵的時候，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不說廢話，還是談正題吧。

　　一、“公知”現象起源于忽悠孤陋寡聞的年輕人

　　稍微好一點的大學的文科專業，有一個現象很普遍，就是有一批人天天在想著自己何時能夠成名，尤其是那些學習成績不錯考了碩士博士留校做了老師的更是如此，再加上身邊就有知名教授的例子，而且看起來這些知名教授也不比自己強多少，因此現實存在的成名的可能性就讓成名的渴望變得更加強烈。說的刻薄一點，這些人不知道在夢里成名過多少次了，當然在夢醒之后也就失落過多少次。這些人成名的途徑也就是寫書、寫文章、講課，書出版了、文章發表了、課講完了，總會有一個反饋的，這些人逐漸就會發現，自己寫什么樣的書和文章，講什么內容，會獲得更加熱烈的反饋，根據反饋做進一步的調整，如此反復，就會發現一條成名的捷徑。這個“輸出-反饋-調整”的模式最后發現的就是必須要忽悠孤陋寡聞的年輕人，原因很簡單，年齡大的人忽悠不動，這里面既有見多識廣、思想成熟的原因，也有年齡大的人不愿意改變學術圈既有利益格局的問題，年輕人尤其是大學中的學生一方面孤陋寡聞另一方面不牽涉學術圈的利益問題，動員起來容易得多。

　　學術圈利益格局的問題我們就暫時不談了，專門就談一談年輕人的孤陋寡聞吧。我們那個時候還沒有互聯網，輿情傳播主要靠嘴，大學生的寢室就是主戰場，因此要想成名必須要動員出來盡可能多的嘴。當時的年輕人受的主要是正面教育，往好處說淳樸的很，實事求是地說是孤陋寡聞，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發揮點自我嘲諷的精神。我出身于偏僻山溝中的國有軍工廠，到北京去上大學，有一天和天津的一位老兄說起來《星球大戰：帝國反擊戰》的片段，這位老兄立馬對我刮目相看，連說想不到我竟然還看過《帝國反擊戰》，我也一臉洋洋得意，實際上我真沒看過！只是在某一本雜志上看過介紹，《帝國反擊戰》要到二十多年之后托我兒子的福才看上，現在的互聯網時代的年輕人是沒有辦法理解我們當時那個時代的。我那個時候對社會的陰暗面知之甚少，我記憶中當時只是知道有一些不良的錄像片，至于是什么樣的錄像片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有這個事是因為由于我們家是廠里比較早買錄像機的，有一天我父母幾個鬼鬼祟祟的同事拿了一盤錄像帶到我們家看，我父親是老好人，沒有說啥，我母親的道德感堪比英國老太太，嚴詞拒絕，那幾個人落荒而逃，結果我就喪失了第一次了解不良錄像片的機會。

　　說到這里，大家就能夠理解，當我們這些孤陋寡聞、滿腦子都是正面信息的年輕人在課堂上聽到那些所謂對社會陰暗面的批判時，是多么的耳目一新、多么的震撼，是多么的發自內心的歡迎。大家如果了解了這個過程，就能夠理解互聯網時代到來后，“公知”們為什么漸漸式微，因為互聯網給年輕人提供了一個通識教育的機會，大伙不再孤陋寡聞了，對社會的陰暗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脫敏了，“公知”們的影響力自然也就變弱了。

　　當然，大家如果了解這個過程，就不會妖魔化“公知”們，絕大多數“公知”都只不過是急于成名的學者而已！當然他們是有問題的，他們比較統一的一個特征就是把自己成名的需要擺在了扎實的學問甚至是道德操守之上，這是他們后來逐漸被拋棄的根本原因。不過，這種事也不能全部怪他們，民國初年甚至是清朝末期的時候中國的學術界就這么搞了，北京的某大學就出了不少這種人，到現在依然如此，具體的校名、人名我就不提了。

　　二、“公知”的標志性特征是如何形成的

　　現在有一種錯誤的認識，那就是把“公知”和批判社會陰暗面直接聯系起來，似乎只有“公知”才有良心，這是一個非常離譜的認識，實際上就是“公知”們自己也不認同這種說法，因為，單純地批判社會陰暗面就是文化上的“扒糞”，是一種顧頭不顧腚的行為。原因非常簡單，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陰暗面，就像我年輕的時候看到漂亮女同志把眼一閉，腦子里面就會有三萬匹馬在跑……，這種事是不能夠給外人說的，如果輕易給外人說，可以破壞和女同志建立正常關系的一切可能。所以說，如果不加節制地暴露陰暗面，會破壞一切健康的人際關系。

　　“公知”們自己的定位當然是要高大上的，那就是代表著人類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到這里實際上問題還不是很大，因為這種看法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文化理念，“公知”們自己并沒有認識到，在這個問題上實際上他們是標準的中國人。其實，很多人心里面頗有微詞的“三個代表”說的也就是這個事，順便插一句話，我對“三個代表”是很認同的，而且年齡越大越認同，當然“公知”們認同的歷史發展方向不是中國所確定的發展方向，而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所認同的發展方向,所以，事實上“公知”們的所作所為就產生了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際戰略服務的效果，因此很多人就從這個角度出發去抨擊“公知”們。

　　實際上這是高抬“公知”們了，他們既沒有為中國的利益服務的意識，當然也就沒有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利益服務的意識，那個特不靠譜的特朗普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愛自己祖國的人也不可能真正愛美國，特朗普先生的相關言論有感興趣的可以到網上去查，我在這里不再重述了。“公知”們之所以認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發展方向，是因為他們選擇了西方的學術理論做自己的理論基礎，因為沒有理論的批判就是罵街，有理論的批判者才有可能成為“公知”。

　　“公知”們為什么選擇了西方的學術理論呢？表層上的原因是他們學的就是西方理論，這個事有機會再展開談吧。深層次的原因是，西方的理論是動員民眾的一把利器，“公知”們把西方的理論略加改造變成了讓自己可以快速成名的利器。我實事求是地說一句話，過去一直到現在，西方人在意識形態問題或者說在文化工作上是世界第一，其世界性的領先優勢甚至比金融領域的領先優勢還要大，這倒不是因為西方人特別厲害，而是因為意識形態斗爭是西方人的看家本領。在這個問題上我特別佩服天主教早期的幾個教皇，人家憑借意識形態工作就給天主教爭取來了教皇的地位，注意人家是靠嘴而不是靠兵，我對教皇偉大的格里高利可以說是佩服的五體投地，人家被選上教皇馬上逃走了，結果被抓回來，強迫他做教皇，反而做得很好。我就整天問，這種事怎么就沒輪到我呢？可見我比人家的水平低多了。不說廢話了，回到正題。西方社會不是鐵板一塊，貴族階層、商人階層從來就沒有甘心做教會的附庸，當然如果想改變自己的不利地位，必須要在意識形態上戰勝教會，于是意識形態斗爭就貫穿了西方的發展歷史，而且是在教會所創造的高水平上貫穿了西方的發展歷史。近代以來，經過上千年的意識形態斗爭，商人階層終于逐漸占了上風，上千年的意識形態斗爭的經驗和教訓，也就是動員民眾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經驗教訓，都凝結在了西方現代的學術理論之中，首要的就是法學和政治學。“公知”們對于如何讓自己成名是非常敏感的，于是不出意外地，他們把西方現代學術理論這個西方商人階層奪取政權的神器改造成了讓他們快速成名的利器。

　　中國從“獨尊儒術”之后，就不搞意識形態斗爭了，意識形態斗爭的本領早就荒廢了。這就讓我們能夠理解，為什么“公知”現象出現后不久，“公知”們就迅速地取得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這是因為他們師承有自，他們是從歷史上干的最好的意識形態工作者那里攫取的斗爭經驗。

　　至于這樣做會配合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際戰略，“公知”們才不管呢！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法國皇帝路易十五是一樣的：“我出名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三、“公知”們為什么總是怒氣沖沖

　　“公知”們激烈的批判態度可以說是“公知”們最鮮明的特征了，大家從網絡上可以輕松地發現這個問題，我對這個問題可是有切身體會的，和大家不一樣的是，我是從寢室里、賓館房間里、飯桌上、私密的微信群和QQ群、學術會議的討論中體會這個問題的。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很疑惑，平時聊天說話的時候很溫文爾雅的人，怎么一談起自由、民主等“公知”的常見話題的時候，就和打了雞血一樣亢奮，而且是批判性的亢奮？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十幾年的時間，直到近些年我有了一個重大發現之后，疑惑才逐漸解決。

　　我的發現就是：“公知”們隱瞞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事實，那就是西方近現代的歷史上，發生了一件事，西方國家的政權本來是掌握在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手中，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之后，政權被商人階層奪走，并牢牢掌握在商人階層的手中。舉具體例子，貴族階層的例子舉不勝舉就不用舉了，教士階層比如法國著名的權相黎塞留，也就是《三個火槍手》中的大反派，就是紅衣主教，有興趣的可以到網上查一查黎塞留的畫像，可以一睹紅衣主教兼法蘭西首席宰相的風采。大家都知道自我革命是很難的，尤其是國家政權人事上的自我革命，西方國家的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怎么可能把自己手里已經掌握的政權乖乖讓渡給商人階層呢？即使是對西方歷史只了解一點皮毛的人也知道，西方國家搞的是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也就是沒有采取常見的用大規模戰爭的手段去推翻舊的統治者，雖然也殺了一些人，但是比戰爭手段殺的人少的太多了。這說明了什么呢？答案只有一個，西方國家的商人階層通過意識形態斗爭，把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搞得灰頭土臉一直到走投無路，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最后束手無策，只好把手中的政權乖乖讓渡給商人階層，當然這個意識形態斗爭也是有經濟基礎的。

　　“公知”們為什么隱瞞了這個重大的歷史事實呢？因為，一個人只要有基本的學術常識，知道了這個重大歷史事實之后，都會推導出一個結論：在這個重大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西方的現代學術理論，是為商人階層奪取和掌握政權服務的。

　　大家可能會問了，這和“公知”們的激烈批判態度有什么關系呢？說起來問題挺復雜的，不過大家只要知道一個點，也就清楚了，這個點就是“仇官”情緒。一方面，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商人階層屬于“民”的范疇，大家都知道，社會動員的一個常識是，要動員人的情緒而不要試圖講道理，所以，商人階層主導的意識形態斗爭一定會動員民眾的“仇官”情緒；另一方面，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后，商人階層的主業畢竟是經商，同時考慮到成功之前動員“仇官”情緒的歷史慣性，自己直接出面當官就會成為“仇官”的對象，如果再有人動員民眾的“仇富”情緒，局面很有可能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一般情況下只能由代理人出面表面上執掌政權，大資本家自己在背后說了算。代理人不聽話怎么辦？畢竟執掌最終權力所謂誘惑是不可抗拒的！只能繼續動員“仇官”情緒，削弱這些代理人的群眾基礎，讓這些代理人乖乖聽話。所以，西方現代的學術充滿著對“仇官”情緒的利用。說到這里問題就很清楚了，由于“公知”們學的主要是現代西方學術理論，他們自己的“仇官”情緒就在學習過程中被動員了出來，他們再把這一套用到動員年輕人讓自己出名上，發現這一招非常好使，于是乎就用起來沒完了，怒氣沖沖的“公知”們于是就出現了。

　　大家可能會問我是怎么知道的？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就被這些“公知”們把我的憤怒情緒調動了起來，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告訴大家，這是一個情感泥沼，故人說吾日三省吾身，這個泥沼是吾日三罵他人，一天不罵上幾次人都過不下來，呆在其中苦不堪言。我用了十幾年才爬叉出來，轉頭一看，像我這樣能夠憑自己的力量爬出來的，少之又少，很多人的一輩子因此都荒廢了。這幫“公知”們難道就不怕戕人慧命的報應嗎？

　　我還算是好的，我學了這些“公知”們搗鼓的這些東西，知道在現實的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用，最多也就是在背后發發牢騷罷了。我知道實際的例子，有些腦子直的伙計，學了這些東西，很實誠地就拿到工作和生活中去用，最后是個什么結果？大伙可以結合我前面的推導猜一猜。

　　四、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我初次見一個著名的大“公知”的時候感到非常的意外，我那個時候雖然年輕，著名學者倒也見過一些，比如我導師就領著我見過他的同學一位業內知名的一流學者，著名學者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內斂深沉，一幅人畜無害的樣子，畢竟人家功成名就，早就不用再滿足虛榮心了，而這位大“公知”卻是異常地活躍，該他發言的時候滔滔不絕，不該他發言的時候動不動就插話，搶了很多人的風頭。雖然那種場合也輪不到我一個小人物說什么，但是，我內心中對這個大“公知”就有點嫌棄了，而且升起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這位仁兄的心態不大正常?。刻摌s、太過于表現自己了吧？要知道，那個時候他已經可以用名滿天下來形容了，已經用不著再在我們這些小人物面前表現自己了。好在沉悶的學術會議有了他的不斷插話，變得不那么沉悶，似乎很快就結束了，但是，關于他的疑問從此就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

　　再后來又聽說了一個他的軼事，據說他在一個專業特色性大學里呆的并不愉快，于是聯系了一個綜合性大學，準備調動過去。他提出申請后，原單位的領導也是一個輩份比他高得多的、同一學科的、業內的超一流學者代表學校和他談話挽留他，領導說“你是個人才”，這位仁兄緊跟著就說“是從職稱上看我是人才？還是從職務上看我是人才？”他當時是副教授，職務我記不清了，最多也就是一個中層副職，領導被懟得啞口無言，于是他就調動到那個綜合性大學了。

　　這個事情雖然是道聽途說的，但是基本可以認定是真的：首先，我是從和他比較接近的圈子中的人那里聽到的。其次，這種和領導交流的方式，對于我們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可以說是聞所未聞，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力，我就是想編一個類似的奇聞軼事我都編不出來。最后，以我對這位大“公知”的了解，他就是這個性格，這種事他完全做得出來，也完全是他平時風格的體現，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我甚至能夠活靈活現地想象出來他說這個話的時候臉上的表情，那是個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的帶著幾分輕蔑又帶著幾分怨怒的表情。按理說他是不應該這么做的，人家輩份、職務比他高多了、名聲比他只高不低、又是同一個學科的，無論是從尊敬領導、尊敬老一輩的角度，還是從日后說不定還需要人家照顧一下的功利的角度，都不應該如此。

　　我當時還年輕，聽到這個事的時候，我還挺佩服他的，心里頭就想，什么時候我也能對領導硬氣一點。這也是我為什么判斷這個事是真事的原因之一，因為在圈子里，這不是壞事，至少不全是壞事，體現的是他的所謂“風骨”，很多人都是從佩服他的角度來傳這件事的。前面談過“公知”們利用“仇官”情緒問題，在這里是“仇官”情緒起了作用。

　　但是，這個事的另一個后果是我認識到，原來他的內心之中充滿著“怨氣+憤怒”。我就不理解了，他都這么有名了，即使是名校的教授對于他來說也是唾手可得的，這可是我這種人一輩子都難以實現的遠大目標啊？如果是我當上名校的教授，我肯定就與世無爭了，哪里還會有“怨氣+憤怒”啊？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認識到，原來是他自視甚高，也有了一定的名氣，國家卻不重視他，甚至是壓根用都不用他，他的“怨氣+憤怒”因此就產生了。

　　其實體制內不重視甚至是輕視他這種人，是非常正常的，中國的體制內非常輕視甚至可以說是鄙視夸夸其談的人，這對誰都是一樣的，所以中國的干部特別忌諱在大庭廣眾之下說過頭的話，而他卻特別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下出風頭，于是體制內比較普遍的輕視甚至鄙視他的情況就出現了，他是非常敏感的，否則他不可能這么出名，因為成名需要抓住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的機會，所以他很清楚地就看到了對他的輕視甚至是鄙視，他又沒有能力改變這個現象，只能忍受著，“怨氣+憤怒”的產生不是很自然的事了嗎？而且既然體制輕視他、鄙視他，他當然要反擊，于是反體制的言論就自然而然產生了。

　　當我看透他這一點的時候，我就發現，這在“公知”圈子里面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其實，在這一點上他們也很中國，因為做“帝師”從古至今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只是做“帝師”一定要志慮忠純，要有為國為民的情懷，抱著為了出名的心是永遠做不了“帝師”的。

　　五、“公知”們為什么選擇了“撈偏門”

　　此處所謂“撈偏門”主要是指“公知”們選擇了與主流話語不一致的、甚至是反體制的立場。先說結論，“公知”們做出這個選擇是成名的需要。為什么這么說呢？各位請聽我細細道來。

　　一位友人曾經給我說，“公知”們之所以反體制是因為他們受到了體制內的輕視，自然就會反體制。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大多數人認識到被輕視，只能忍著，繼續做老實人，我對這個事就有著深刻的體會。不忍著怎么辦？只能讓事情變得更糟。“公知”們也不傻，他們沒有出名之前，說的話沒人聽，他們也不可能拿著自己的頭往墻上撞，也只能忍著。其實，被輕視只是“公知”們反體制的動機，而且是動機之一，真正的原因還需要對學術界有更深的了解。

　　首先要知道的是，搞學術要想成名是非常難的：一是，有大批必須讀的書需要看，沒有十幾年的功夫，必須讀的書是看不完的，必須讀的書沒有看完，也就是知識積累沒做完，搞學術就和開玩笑沒什么差別。二是，看書只是搞學術最基本的功夫，沒有生活閱歷，對書的理解都是膚淺的，“紙上得來終覺淺”說的就是這個事，所以還需要生活積累。三是，人認識問題、真正理解一個事，形成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有自己的思想，都是從一個點一個點開始的，再慢慢要形成一個面，最后，形成立體的認識，可以說是大悟三十六，小悟無數回，這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沒個十幾年是做不到的，這是思想積累。四是，寫出來的東西要社會大眾能夠理解、接受，需要對社會大眾情感的把握，寫的東西再好，整天和社會大眾嗆著來，肯定也不行，這就需要情感積累，自己要和大眾做到感同身受，這也是一個麻煩的不得了的事。所以說，做學術要想成名，一等一的天賦、一等一的努力，五十多歲能成名就是很幸運的了，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了，沒有天賦的，壓根想都不要想。正常的情形是，大批學者都是死了之后才被認可出名的，所以學術界有“死老白男”的說法，也就是我們學的都是死去的老年白人男性寫的東西。想想看也真是令人沮喪，我拼了命寫的東西，能不能傳下去，是未知數，被認識到有用的時候，我大概率已經死了，不過，那時候我是“死老黃男”，不是“死老白男”，這個名分很重要啊，千萬不能搞錯了。跑題了，回到正題上哈。人都死了，成名還有什么用？而且，老老實實地按照正常的路子走能不能成名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公知”們信奉的是“一定要成名”而且“出名要早”，所以堅決不肯走正常的成名道路。

　　其次，體制內成名的路子基本被堵死了。一是，大多數人都分不清學術成果的好壞，都是看名聲、看職務，體制內主要是看職務，體制內的名聲往往也是跟著職務來的。這就意味著要成名首先要當官。當官？一級一級地爬上去，沒個二十年是不行的。二是，體制內大批的學者已經在上面壓著了，人家不退下來，哪有年輕人的事！三是，人家出了名的老師還想提拔自己的學生呢！沒有老師罩著的只能另尋出路。四是，可能是最重要的，青年人受的都是正面教育，對和主流話語保持一致的理論，早就有“審美疲勞”了，走體制內成名的道路付出的努力再大，說的再好聽，可能也沒有人聽。“公知”們當然是明白這些事的，所以不會選擇體制內的成名方式。

　　因此，我們就會明白，要想一定成名而且早出名一定要“撈偏門”，也就是走捷徑，換道超車，即立場上要和體制內的主流話語保持距離，而且距離越大動員效果越好，反體制立場的動員效果是最好的，因為只有反體制的立場才可以充分調動“仇官”情緒，至目前為止，還沒有比調動“仇官”情緒更好的成名利器。寫到此處，不禁為之一嘆，莘莘學子需留心，求名心切必成“公知”，不可不知，不可不慎，不可不防??！

　　具體來說，“撈偏門”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好處或者說注意之處：一是，“撈偏門”相對容易引起激烈的討論，尤其是那些既有受益者又有受害者且情緒上又比較激烈的話題，比如罵中醫，其實罵中醫既沒有事實依據也沒有專業依據，純粹是信口開河，但是卻是公認的成名利器，使出來一定會引發大家的討論，而且參與討論的人越多越好，討論的人多到一定程度，“撈偏門”的這個人也就成名了。二是，“撈偏門”說的話題特別是反體制的話題對年輕人來說很新鮮，大伙愿意聽，容易產生反響。三是，如果再能夠把這些“撈偏門”的話題和想動員的受眾的個人利益聯系起來效果會更好。四是，“撈偏門”調動的是情緒，最好是調動大家不切實際的期望，這種情況下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有可能被調動起來，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會指責對方反理性，相互之間的指責自然就會把話題的熱度帶起來，切記不能夠講道理，講道理會死的很慘。五是，要調動充足的理論資源，因為“撈偏門”調動年輕人，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所說的話題短期內不能重復，否則的話就會喪失新鮮感。所以說，不是所有的學科都能夠產生“公知”的，有幾個學科反體制話題豐富特別有利于“公知”的產生，至于是哪幾個學科，各位大神可以結合本系列小作文猜一猜，我學的專業就特別適合“公知”的產生，所以毫不意外地產生了幾個大“公知”和數量龐大的小“公知”、隱形“公知”。

　　本文此處可以說是發福利了，把我知道的“公知”們的成名絕技都劇透了，沒有說的只是一些具體的操作問題。大伙不要小看這些東西，用好了效果是很好的，當年“公知”們成名就是靠的這些。而且這些東西一直到現在都是有效的，就在當下，北京的一個女教授就正在干這種事，大家可以把那位女教授的做法和我寫的上面這幾條對一對看一看，我覺得她好像還不如我對如何“撈偏門”成名的事認識的更全面呢。當年，要不是道德感作祟，說不定我早就成了有名的“學者（公知）”了。

　　說起來真是一把辛酸淚?。e人用魔法，我們不用一定是會吃虧的，只能用魔法去打敗魔法，大家都知道學術上的“撈偏門”怎么干了，學術上的“撈偏門”也就走不下去了。也許這就是辯證法吧。

　　六、“公知”現象本質上是個文化問題

　　其實，和大家的想象不一樣，嚴格地說“公知”現象是一個文化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說得具體一點，“公知”現象是沒有文化自信的產物，因為當一個民族沒有文化自信的時候，就會把自己國家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看作是落后的體現，就會把自己國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看作是漆黑一團，就會喪失自我意識盲目地追隨所謂的“先進文化”。而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才有可能發現問題的根源，才有可能明辨是非，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自我意識。

　　首先，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才有可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舉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曾經上了一個說法的當，“中國人活的太累了”，言外之意就是美國好，美國人活得不累，我那個時候覺得說的真對。這個現象是很普遍的，相信這個鬼話的人很多，到現在都幾十年過去了，我的很多同齡人還在相信這種說法。我現在對這個說法是嗤之以鼻的，為什么呢？因為除了國寶大熊貓可以一天只做三件事，過躺平、干飯、躺平干飯的生活之外，絕大多數成年人的生活都是不輕松的，《雍正王朝》主題曲中的“世間萬苦人最苦”的那句歌詞才是真正的人間清醒。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只要一個人想干好，就必須“內卷”，即使是世界首富馬斯克也必須卷，這個事可不是我瞎編的，是馬斯克自己說的，大神們不信可以到網上去查。一個人不想干好，看似不需要卷了，實際上等待自己的就是“苦”，生活的壓力在那兒擺著，你不想過得好一點，就得忍受過得差一點。這么簡單的道理我當時為什么就看不到，因為沒有文化自信，心里覺得中國不行，別人給找了一個貌似合理的理由，自己不加批判就接受了。實際上我覺得特別累的原因在哪兒？怎么去解決？根本就沒有去思考。只有建立了文化自信，不再接受這些蠱惑人心的說法，才會去思考問題的根源何在。其實，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學生普遍覺得很累的原因是，大家都在經歷一個從“家庭人”向“社會人”的轉化過程，從習慣了家庭簡單生活的“家庭人”的角度出發，“社會人”的生活就是很復雜，因而很累，而且很多人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這個轉化，是被迫的，因此就會覺得更加的累。

　　其次，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才有能力判斷好壞、對錯。一個人沒有了文化自信，心無所主，情緒很容易被調動起來，一旦一個人的情緒被調動起來內心就不平靜了，就會跟著別人跑，因此就沒辦法公正、合理地判斷好壞、對錯了。舉一個例子，網上有一個博士論文《X縣干部》流傳的很廣。我和《X縣干部》結緣很偶然，一位朋友到我家里聊天，聊的很高興，就把自己打印的看了一半的《X縣干部》送給了我。這位朋友真是很真誠，否則給我一個PDF版就算了，人家把自己花錢打印的好幾百頁的論文送給我，確實是太實在了，也足以顯示出他對這篇論文的認可。我拿過《X縣干部》一看，實在是看不下去，草草翻了幾十頁就扔到一邊去了。為什么？因為這篇論文是從道德理想主義出發以社會調查的方法去研究現實問題。社會調查講究的是客觀中立，反映實際問題，道德理想主義可不是客觀中立的，從客觀中立的立場出發，道德理想主義就是偏見，因為從道德理想主義出發，一切都是黑暗的。社會學上的常識，一個從偏見出發的社會調查，一定會是一個有選擇性的社會調查，一定會從社會生活中去選擇調查材料證實自己的偏見，而不是克服自己的偏見，《X縣干部》的寫作再一次證實了這個社會學常識。我真是很納悶，這種嚴重違反學術常識、從學術的角度看根本就不合格的畢業論文怎么過的導師關、答辯關？！而且還是名導師、名校的導師關、答辯關？！其實，這反映出和這篇論文有關的一部分人共享了道德理想主義的偏見，他們認為中國的基層體制一團黑，自然也就看不出來這篇論文的道德理想主義偏見，這本身就是喪失文化自信的體現。尤其是，這篇論文確實是做了一些學術上的原創貢獻的，好好改一改會是篇好論文，問題是竟然有一批人認為不需要改就可以通過！這個例子就告訴我們，一旦沒有文化自信了，連遵守學術常識都會成為奢望。

　　最后，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夠有文化上的自主性。北京某大學把自由主義作為自己的校訓，我就感到十分可笑，我們堂堂的東方大國，難道還要在意識形態上拾人牙慧，老老實實地做別的國家的意識形態跟班嗎？什么是大國？不僅僅要有經濟、軍事、社會發展等指標，還要有意識形態上的自主權。一個國家沒有意識形態上的自主權，就會喪失意識形態上的發言權，就會被意識形態上的強勢國家裹挾著走，就會沒有辦法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做出決策，俄烏沖突期間歐盟國家的表現就是明證，尤其是某些國家寧肯犧牲國家利益也要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強硬的做派，更是清清楚楚地把沒有意識形態自主權的危害性清清楚楚地表現了出來。當然，這所大學把自由主義作為校訓是有歷史原因的，當初的時候，自由主義確實發揮了啟發我們整個國家向現代化國家轉向、發展的作用，但是，一方面來說，有了自由主義，我們就不要文化自主性了，不要意識形態自主權了？說到這兒，我們就會意識到，對自由主義的這種推崇是多么的文化不自信。大家要知道的是，即使是法國也在強調自己和美國的不同，因為從根本上講國家利益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必然不同。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奉行了和自由主義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已經取得了累累碩果，尤其是中美金融戰攻守易位，已經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志性節點，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再將自由主義作為校訓是不是有點荒腔走板的感覺了。為什么在當前這個歷史時代還會有這種令人感到荒唐的吹捧別的國家貶低自己國家的現象，還會有這種沒有文化自主、意識形態自主權意識的行為，還是因為沒有文化自信！

　　正是因為沒有文化自信，“公知”這種極端缺失文化自信的文化現象才會發生，如果說沒有文化自信是一座冰山，那么，“公知”就是這個冰山漏出水面的一角。當前的形勢下，建立普遍的文化自信已經成為鞏固我國已經獲得的斗爭成果的關鍵性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只有建立了普遍的文化自信才能夠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夠不僅僅在經濟上、軍事上、政治上也在文化上、意識形態上鞏固下來。因此，以解決“公知”現象為突破口，建立普遍的文化自信，就成為我們當前的首要任務之一。

　　七、 “公知”的畫像（代結語）

　　最后，本文給“公知”們畫了一個像，也可以說是一個定義吧，那就是：“公知”是自認為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因急于出名而秉持與主流話語不一致甚至是反體制的立場，以對現實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為抓手調動年輕人的“仇官”情緒為成名的主要手段，實則是極端缺乏“文化自信”的以學術為業的自詡為學者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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