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武大學者聯合證偽林毅夫對發展中國家趕超戰略的污名化判斷

編者按：繼加州伯克利學者質疑林毅夫(1992)在經濟學英文頂刊AER發表的農村改革成名作的核心數據處理結果(參見“林毅夫教授最經典AER論文被挑戰, 新數據和方法: 斷點中的差分, 交疊DID局部投影法, 機器學習 (qq.com)”)，北大&武大學者聯合攻關，發現林毅夫新結構代表作的關鍵數學推導錯誤，支持了馬政經諸多名家的理論判斷。

近期，《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欄目，刊登了北京大學吳文和武漢大學周紹東教授的合作研究《“兩個不能否定”與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動態選擇》。該文發現林毅夫等(2006)在經濟學中文頂刊發表的新結構經濟學代表論文存在一處數學疏忽和一處關鍵數學漏洞。通過對數學疏忽和關鍵數學漏洞的修正，該研究支持了“比較優勢陷阱論”關于“趕超戰略”的價值判斷，不能像林毅夫等(2006)一樣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所采用的“趕超戰略”進行“近污名化”的“學術”判斷。

國內諸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名家都支持“比較優勢陷阱論”。例如，余斌(2021)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所主張的比較優勢選擇不僅無法消除貧困,還會擴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收入的差距。”賈根良(2018)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在歷史上曾是發達國家讓欠發達國家安于貧困的理論，發達國家在歷史上擺脫貧困都是違背比較優勢理論的結果。”程恩富、王中保和崔云(2009)認為：“我國依靠廉價的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所構建的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面臨附加值空間狹小、資源投入粗放、低水平過度競爭的約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應作為我國產業發展的戰略，否則，會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并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扮演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打工的角色，始終處于產業分工的低端、經濟發展圈的外圍。”

事實上，國內主流經濟學研究也不支持林毅夫等(2006)的判斷。例如，楊汝岱、姚洋(2008)通過實證研究，明確提出：“我們的核心命題是：實行有限趕超有利于一國的經濟增長。林毅夫等(1994)認為,中國在過去20多年之所以取得高速經濟增長,是因為采取了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即我們的產品技術含量符合國際勞動分工所確定的水平, 也就是勞動密集型技術。參照最近的研究成果,這一判斷需要進行修正。”

吳文、周紹東(2024)所發現的林毅夫等(2006)中的數學疏忽是：“通過簡單計算可得”(事實上，的設定在林毅夫等(2006)全文中始終被保持)。而實際上應是，這意味著林毅夫等(2006)附錄證明6和7中的所有符號都應被所替換。

林毅夫等(2006)中的關鍵數學漏洞是：林毅夫等(2006)未提供證明過程便“直接給出”的式(A10)“”(此處已修正上一處數學疏忽，將林毅夫等(2006)中的(A10)式的符號替換為)表示發展中國家實施趕超戰略時的要素稟賦提升的速度。這意味著，其中代表實施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的趕超部門的要素稟賦提升速度，代表非趕超部門的要素稟賦提升速度，即為二者的加權平均，但權重有誤。

吳文、周紹東(2024)說明：事實上，執行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提升速度為：

(20)

代入和的數值得：

(21)

對比式(20)和林毅夫等(2006)(A10)，不難理解式(20)的經濟學含義：即雖然趕超部門占用了比例的資本要素，但其對稟賦結構提升速度的貢獻度卻僅為(顯然，)，同時，“趕超部門”所造成的技術上的趕超劣勢的影響度也為，而“非趕超部門”中存在的技術學習紅利(后發優勢)的影響度為，大于其所使用的資本比例。

因此，兩部門的經濟增速加權權重不應為林毅夫等(2006)未提供證明便給出的和，而應該是經計算可得的和。這會關系到經濟增速與趕超部門的資本使用比例的關系的判定，即值的正負。

按照林毅夫等(2006)，始終小于0，因此，無論改革開放前后，都應該執行林毅夫提倡的“比較優勢戰略”。

按照吳文、周紹東(2024)，曲線在上單調遞減，在上單調遞增，如圖1所示：

圖1

圖1直觀地展示了比較優勢戰略論和比較優勢陷阱論的理論分歧，即：在區間，是否大于0?圖1符合比較優勢陷阱論的判斷：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在其資源稟賦結構較低(與同一時期的發達國家差距較大)的階段，趕超戰略可提供高于比較優勢戰略的趕超速度。而在追趕的中后期，資源稟賦結構得到較大的提升(雖然仍然低于同期發達國家)時，執行比較優勢戰略的收益大于執行趕超戰略，應通過改革及時進行發展戰略調整。此外，由于吳文、周紹東(2024)說明圖1中的情形2是更典型的情況，因此即使在推行比較優勢戰略的階段，也并不意味著要將“去趕超”進行到底，在階段，比較優勢戰略的促發展效力會下降。其實踐指向是：市場化條件下的獨立自主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發展經濟學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兼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借鑒》(福建論壇,2001)一文中提出了“歷史的呼喚、時代的期盼”：“創立一門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濟學”。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在《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東南學術,200)一文中提醒我們注意“用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冒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固守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樣，都會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嚴重損害，這一點應引起理論和實際工作者的高度警醒。”

我們應該高度警惕當代中國經濟學界存在的一些冒充“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的學說，去偽存真，不要讓那該死的跳蚤跳到偉大的馬克思身上。

吳文、周紹東(2024)是“去偽存真”的典范研究，全文PDF版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