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龔云研究員發表在2017年第6期《馬克思主義研究》上的文章《歷史虛無主義研究》之后，還是受到一定啟發的。
文中提到了歷史虛無主義的若干表現，還是比較全面的。其中談到，歷史虛無主義宣稱借助新發現的“材料”、“日記”、“檔案”等來“重構歷史”，顛覆過去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的基本歷史定論，表達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訴求。這讓人聯想起多年前，當高某人發表所謂《紅太陽》著作時，曾經在史學界的某些人那里喧囂一時，認為高是一個很了不起很嚴謹的史學家，所以，對他的這本著作推崇備至。在那本書里，毛澤東等人被描述中只會搞陰謀與權術的那樣一種人。雖然表面上看，這里的描述很中性，很客觀，但是在實際上，已經給偉人身上抹了大大的一筆黑。
在高某人的著作中，那些看上去所謂客觀的檔案，但作者都不動聲色地加上了自己的價值判斷，而且其中也少不了所謂根據這些材料所做出的“推斷”。而在這樣的“推斷”中，作者也就把自己的結論暗中輸送了進去。這樣一種把革命者丑化成陰謀家的做法，也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思路。在這樣的作者看來，歷史完全是一群陰謀家寫成的，而陰謀家除了代表他們個人之外，并沒有與什么階級，也沒有什么階級斗爭產生任何關聯。所以，離開這樣的背景來寫歷史，怎么可能得出來準確的結論?
按說，高某人也接受過歷史唯物論的教育的，不可能完全不了解歷史唯物論。而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他卻可以任意拋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尖銳、復雜和激烈的階級斗爭的歷史事實，罔顧這顯而易見的史實，單純去述說所謂陰謀與權術，這難道是認真而嚴肅地對待歷史的態度嗎?
包括高某人在內的歷史虛無主義者，還有一個共性，就是極力貶低和蔑視廣大人民群眾在歷史中的作用。在他們看來，人民大眾是無足輕重的，都是所謂P民。特別是廣大人民群眾不認可不認同他們的錯誤觀點時，他們就越是會這樣說。這也暴露了他們在世界觀方面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
他們一方面回避中國共產黨是為了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的這一宗旨，另一方面又拼命貶低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至少在這兩點上，可以用來作為我們判斷某個觀點是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標準。他們總是以知識分子自詡，自然認為他們比普通大眾要高人一等。或者說，他們自認為比普通人民群眾更有文化。或許他們讀書的時間比一般人要多些，但這不意味著他們就比一般人民大眾更明白事理。28年前，當有的青年知識分子也跟著起哄似地走上街頭的時候，有位老工人用不屑地眼光看著他說，你知道你去是干什么嗎?你知道那些游行的人是什么目的嗎?你跟著起什么哄?人家是要推翻共產黨。你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還算什么知識分子?至少在這個問題上，那位上學不多的老工人，比這位青年知識分子看問題還是要更深刻也更準確一些。
在那些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那里，他們總是認為，作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身上擔有所謂更重要的責任。但是他們自己完全沒有想到，他們的知識，不過只是從書本上來的，有些還不過是從外國的書本或者外國人的嘴里得來的。這些知識是不是真的知識，是需要經過實踐來檢驗的。為什么毛澤東多次反復地強調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是有著充分道理的。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才能真正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才能真正地認識和了解中國最普通的勞動大眾。也只有這樣，才能理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肩上的擔子是什么，才能理解和明白自己到底要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盲目跟洋風，只會不假思考地向洋人鸚鵡學舌，是一種沒有知識的表現。
在中國，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們，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上大約都是一致的。所以要辨認出他們來，并沒有太大的困難。同時，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言必稱西方，與過去毛澤東批評過的言必稱希臘有一拼。而那些所謂言必稱希臘的人們，不過是有點書呆子氣，心里并沒有什么惡意。而現在搞歷史虛無主義而言必稱西方的人們，心里充滿了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社會制度的惡毒仇恨。這是顯而易見的。
雖然歷史虛無主義已經到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但是我們還是要看到，反對和批評歷史虛無主義的路還要走一個較長的時間。那些人們是不甘心自己的失敗的。他們總要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來販賣他們那一套。前面提到的高某人，在一些學界的人們那里，仍然還頂著所謂嚴謹、認真甚至大師的光環。所以，要徹底肅清歷史虛無主義的流毒，還不是一件輕松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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