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熊權老師的《“劣”在何處，“劣”從何來？——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劣紳形象及問題》一文。作為文學史中的經典，《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一直以來備受關注。而小說中的錢文貴則是丁玲塑造的一個獨特人物。一般而言，錢文貴被評論者視為“惡霸地主”，但在中國近現代社會階層變動的歷史中，這個人物則一個值得重視的劣紳形象。熊權老師將錢文貴形象植入士紳變局的歷史語境，一方面說明其“劣”在何處，另一方面則溯源其“劣”從何來。熊老師指出，土改運動的關鍵不在于外來階級斗爭論的引爆，而源于現代化進程中癥候不斷積累所引發的內爆，錢文貴的竊據紳位、濫用紳權則是社會變局中滋生的“病灶”。丁玲在土改文學“斗地主”模式的基礎上另辟空間，通過生動的人物形象剖析鄉土權勢的轉移與重建，煉成了土改文學的經典之作。而打倒劣紳、建設以農民為主體的基層社會，讓民眾得以訴苦翻心、獲得做人的尊嚴，既是一種深沉的人道主義，也充分呈現了土地改革的歷史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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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簡稱《桑干河上》）作為現當代文學的經典，向來備受關注、被反復闡釋。文學史一般將之解讀為一個農民“斗地主”文本，肯定其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動的、多層次的“地主群像”。其中著墨最多的錢文貴，又區別于其他地主 ，被視為一個偽飾的、非典型的“惡霸地主”。1近年研究者提出錢文貴并非地主而是鄉紳，2或明確稱之為“劣紳”3。錢文貴作為地主是土改革命必須打倒的敵人無須多論，但作為一個名下沒有多少土地、又沒有顯著惡行的鄉紳而被揪斗，顯得有悖常理常情。如果稱錢文貴為“劣紳”以標志其罪有應得，那么他究竟“劣”在何處？圍繞何以打倒錢文貴，《桑干河上》是否如實反映歷史、是否屬于“好的文學”等，研究者持論不一。有的認為小說硬寫階級斗爭，屬于迎合土改意識形態的“中國現代小說政治性寫作”4，缺乏人道主義精神，“很難歸入經典之列”5。有的卻認為小說塑造錢文貴這一人物是對文學史的貢獻，6以近于實錄的“科學描寫”達到了同類題材所未及的精確與深刻。7

　　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光華書店1948年版

　　應當辨析的是，“地主”“鄉紳”屬于兩種不同的話語體系。前者源于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論，后者植根于中國本土歷史文化。如果說地主體現占有土地的物權屬性，那么鄉紳屬于傳統士紳階層，主要依靠功名占有文化資本。8在中國傳統社會，文人知識分子經由科舉考試才能進身士紳、成為輔佐國政的棟梁之材。士紳作為一個處在官/民之間的社會“中介”階層，發揮著重要的溝通和連接功能。他們或向上流動，“居廟堂之高”，形成直接輔佐皇權的官僚體系；或身處鄉土基層，“處江湖之遠”，是位居“四民之首”的受人仰望的精英人物。在中國的王朝帝國時代，由于皇權不及縣以下，士紳承擔起領導和治理廣大基層社會的職責，發揮不可或缺的社會功能。晚清以降，這一階層隨著科舉廢除失去制度保障，不可避免地消解直至退出歷史舞臺。9本文將錢文貴形象植入中國近現代士紳變局的歷史語境，一方面追查其竊取、濫用紳權的奧秘，說明其“劣”在何處；另一方面考察暖水屯的權力分配、人物關系網絡等，溯源其“劣”從何來。已有研究很少論及錢文貴作為典型人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劣紳”之“劣”不只是個體的道德淪喪，更關涉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的結構變動、士紳階層的整體性衰落，以及由此引發的鄉土癥候。

　　在本文看來，《桑干河上》相對于主流土改敘事顯得別具一格。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框架中，這是一部與《暴風驟雨》等并無太大差別的“斗地主”小說；從社會階層的“漸變”來看，小說重點講述鄉政腐敗、發動農民打倒劣紳的故事。可見丁玲一方面作為黨員作家、土改工作組成員駐扎張家口農村，深受政策影響；另一方面，她從工作實踐經驗和自己的身世之感出發，思考著如何借鑒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決本土社會的自發問題。

　　一、革命的“長時段”“慢變化”

　　閱讀《桑干河上》，一個突出印象就是作者遲遲不寫“斗地主”，卻用相當的篇幅描寫日常生活、錯綜的人際關系。研究者對此褒貶不一，有的批判作者還留有舊的思想感情和階級感情，對某些人物（如黑妮、顧涌）花費不必要的筆墨和同情；10有的則有些游移，認為這既是優點也是缺點，好處是體現了農村階級斗爭的復雜性，不足之處在于“事件的進行也太過于緩慢”、讓人感覺沉悶。11馮雪峰從藝術性為之辯護，認為那些看似累贅的部分是作者賦予文本“詩的性格”和“詩的情緒”，實屬“美麗的詩的散文”。12當代研究多認同這種觀點，肯定丁玲的“創作個性”“在藝術上追求獨創性”。13而萬直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農村宗法社會》一文另辟蹊徑，認為小說的“閑筆”不閑，揭示“宗法關系……網絡著桑干河畔暖水屯社會各階層 ，與階級關系等構成復雜的鄉村社會關系圖景”14。如此將暖水屯視為一個宗法制籠罩的“鄉里共同體”，接近社會學家審視“鄉土中國”的眼光。

　　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認為中國經由武裝斗爭進入現代，是幡然劇變。費孝通等社會學家卻看到鄉土中國自有穩定性，其轉型是一個逐步變化的過程。相對階級斗爭，他們重視不那么顯著但不斷積累的社會結構之變。20世紀80年代近現代史研究中興起社會史范式，關注“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及其社會關系的發展過程”15。這種重視“事變醞釀、孕育”的思路，與費孝通等一脈相承。研究者闡發社會史與革命史的不同：

　　費孝通、吳晗等著《皇權與紳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不論社會變革最終爆發的形式和烈度如何，事實上它的爆發力量和變動趨向，早在社會生活的一般進程中緩慢聚積著和體現著。傳統史學（針對革命史——引者注）格外關注歷史事變的最終結果或重大的事變本身，而相對漠視事變醞釀、孕育的不經意的歷史過程。16

　　近年文學領域的研究者提出“社會史視野”17，進而闡述對革命的新認知：“從社會史的角度看，所謂革命進程并不單指黨派斗爭、政權更替，從長時段而言更體現為一種社會結構的變化或者變化中的結構。”18綜合看來，社會學、史學以及文學在“長時段”的視野下考察社會局部的、細節的“慢變化”可以說異曲同工，有效補充了以斗爭劇變為中心的革命史。

　　1948年8月，丁玲（右三）在晉察冀邊區涿鹿縣溫泉屯

　　《桑干河上》描繪“農村宗法社會”“自然村落”的說法側重暖水屯的封閉守舊，雖有合理性，卻忽略了它的新變。從現實而言，小說以河北涿鹿縣溫泉屯為原型，這是丁玲當年參加土改的地方。且不論清亡后這里長期遭受兵荒馬亂，發動土改之時也正夾在國、共拉鋸戰中。村民們因見慣政權的更替動蕩，普遍有“變天”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一開頭就交代這里已經發生過兩次清算運動。村里公認的地主逃走的逃走，沒有逃走的也被不同程度地打擊控制，只剩一個不好定性的錢文貴。所以過于強調“舊宗法”的暖水屯不全面，由此判斷《桑干河上》是以“階級話語顛覆了宗法秩序”19，或是“呈現當時中國農村鄉紳威權的驟然消解”20，則有靜止看事物之嫌。社會學視野下的“鄉土中國”即使提醒傳統社會結構具有穩定性，其核心還是考察其逐步變化，進入20世紀40年代的華北鄉村又怎么可能是一個“古董”？

　　革命內生于本土。“宗法體制”“鄉紳威權”被推翻源于從量變到質變的危機，外力只充當了那根壓斷駱駝背的稻草。土改運動的關鍵不在于外來階級斗爭論的引爆，而源于現代化進程中癥候不斷積累所引發的內爆。暖水屯里舊制猶存卻暗蓄風雷，這里的既有社會結構被時代潮流持續侵蝕，聚焦到錢文貴的竊據紳位、濫用紳權，則是社會變局中滋生的“病灶”。《桑干河上》塑造錢文貴形象不限于土改政策現場而追溯到此前早已發生發展的問題，以文學方法揭示出歷史“長時段”之中的“慢變化”。

　　二、錢文貴身份之謎

　　《桑干河上》批斗錢文貴一再延宕，只因按階級劃分其面目模糊甚至身份成謎。如果說階級斗爭論為解決“誰是我們的敵人”這一首要問題，將錢文貴劃入“地主”，卻難以解碼其形象的豐富內涵。從錢文貴的“勢力”和名聲來看，他處在通“上”達“下”、溝通官/民的樞紐——屬于傳統士紳的位置。吊詭之處在于，錢文貴占士紳之位，卻不具備調解政府與地方關系、維護村莊的社會功能。他究竟是誰？

　　“地主”“惡霸”是土改革命的敵人，錢文貴放在這兩類人中都不算突出。暖水屯里的地主，如江世榮家有一百二十七畝地，李子俊家也有一百多畝，錢文貴家卻只有六七十畝。后來他又以分家名義把其中五十畝攤給兩個兒子，自家只剩十幾畝地，土地占有量與貧農李昌一家三口差不多。而且錢文貴明面上沒有人命血債，村里人雖然怕他卻說不出怕什么，只是盡量躲著他。說他是惡霸吧，他與小說里提到的一個惡霸陳武截然不同——陳武打罵村民、強奸婦女、販賣鴉片軍火……惡行昭著。還有更讓人迷惑的，錢文貴緊跟革命政府的形勢，兒子錢義參加了八路軍，大女兒嫁給村治安主任張正典，他還企圖撮合侄女黑妮和農會主任程仁談戀愛。所以，當村里的大小地主或被打倒或被控制，他一直毫發無損。工作組組長文采自認做了一番訪問調查，還是決定不動他：“從經濟上來看……（錢文貴——引者注）頂多是個中農，縱使出租，也不是什么大事，從政治上看，他是一個抗屬”21。如果不是縣宣傳部長章品及時到來，提出要斗就斗錢文貴，這個“人尖”將又一次全身而退。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手稿

　　“地主”作為土改運動中的模式化命名，適用于占田奪產、明火執仗的許有武一類，卻不足以描述錢文貴。《桑干河上》本以描繪性格各異、面目不同的人物見長，正所謂“形象大于思想”。小說里的“地主群像”，還包括江世榮、侯殿魁、李子俊等。他們占地情況不一，為人處世各顯特點，其層次化、差異化特別令人回味，遑論“別具一格”的錢文貴。小說文本一方面說明錢文貴占地不多，一方面特地交代暖水屯里“有事就不能瞞他”、具有一份讓人畏懼的“勢力”：

　　（錢文貴——引者注）同保長們都有來往，稱兄道弟。后來連縣里的人他也認識。等到日本人來了，他又跟上層有關系。不知怎么搞的，后來連暖水屯的人誰該做甲長，誰該出錢，出伕，都得聽他的話。他不做官，也不做鄉長，甲長，也不做買賣，可是人都得恭維他，給他送東西，送錢。22

　　可以看到錢文貴的“勢力”不是出于自身財力、武力，而主要是在上層政府和基層民眾之間斡旋的能力。他能影響甚至左右政府對鄉里的管控，包括“出錢”“出伕”等關系生計的重要環節，這才是威懾整個暖水屯的關鍵。

　　返回鄉土中國社會，在上層政府與下層民眾之間發揮銜接、溝通作用的是士紳階層，錢文貴正占據著這個關鍵位置。在當下研究中，士紳還有“紳”“紳士”“縉紳”等多種稱謂，指有科舉功名但不擔任正式官職，居住于鄉土、地方的士人群體。自秦建立中央集權政治以來，皇帝任命官員只到縣級，縣以下采取“無為而治”，交由士紳管控。按費孝通等的說法，這是中國獨有的“雙軌政治”，即自上而下的皇權與自下而上的紳權互為制約、互為補充。士紳雖不做官，社會地位也次于在朝的官僚士大夫，卻是鄉村基層社會的實際統管者。他們雖然沒有職位，但可以直接和政府官僚打交道、協商，具有一般鄉民所不能企及的出入衙門的本事。所以錢文貴不靠物力、武力，仍受盡恭維：“他不做官，也不做鄉長，甲長，也不做買賣，可是人都得恭維他，給他送東西，送錢”；他還坐享鄉民望塵莫及的物質生活：“他們家過的生活簡直跟城里人一樣，斷不了的酒呀，香片茶呀，常吃的是白面大米……一家人都穿得很時新。”23

　　錢文貴雖然在政府和鄉民之間斡旋，但在士紳的“雙向功能”上明顯不達標。士紳階層的社會功能具有雙向性，被賦予權力同時承擔相應職能。他們一方面與官府配合往來，另一方面以領袖身份為地方謀福利，這樣才能獲得上層政府和下層民眾雙方面的信任：

　　他具有決定和周旋抗衡這兩種不同的運用的姿態。當其對社區之內決定一切的時候，他是一方的領主，可以主宰鄉民的禍福。當其向官府周旋抗衡時似儼然為地方為人民爭權利謀幸福……24

　　1946年8月，在涿鹿縣桑干河畔溫泉屯參加土改工作的丁玲

　　暖水屯內外都流傳著錢文貴的惡名，他不僅是當地人最恨的“人尖”，連六區的老百姓都知道“村上最壞的要屬錢文貴……許有武都沒有他陰險狡猾”25。前兩次清算沒觸及錢文貴，除了階級面目模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村民們擔心隨時“變天”，深深畏懼他的勢力。不管是國民政府還是日本人以至共產黨，錢文貴在誰手里都吃得開，堪稱左右逢源的“不倒翁”。即便工作組進駐后，他也一面積極配合，一面給自己鋪設退路，暗中與外逃的許有武通信，隨時打算與“中央軍”里應外合。村民們知道自家無法離開世代棲居的暖水屯，而八路軍、工作組或許只是流水的兵。他們遲疑著、觀望著，私下互相告誡：“要是干部們也不敢惹他，大家趁早別說話。錢文貴總派得有耳目，看誰和他不對，他就治誰。”26從錢文貴的社會位置、占據鄉村權力中心而言，與其說他是地主，不如說是一個在士紳之位卻不履行相應義務的劣紳。

　　三、“瘋”“怪”劉滿與鄉村失語之悲

　　在揪斗錢文貴的過程中，村民劉滿發揮了關鍵作用。小說里稱他為“惡戰的急先鋒”，這個黑漢子看起來又瘋又怪，卻總在關節點出現。工作組最初商議斗爭對象時，眾人各懷心思避談錢文貴，只有他氣哄哄大喊：“拔尖要拔頭尖，吃柿子揀軟的可不成！”27管制果園時決定不動錢文貴，他主動挑釁村干部令全村人暗里稱快。在最后的批斗會上，又是他帶頭上臺、激發還在猶豫觀望的村民們。毋庸諱言，訴苦大會是一場逐步推動、最后才進入“決戰”的儀式，有口難訴、含冤莫白才是鄉村生活日常。劉滿的“瘋”“怪”源于一段他想說說不出、說不清的冤苦家史，這也正是錢文貴作惡的重要罪證。

　　劉滿性子急躁又不善言辭，讓人難以理解甚至不敢接近。他頭發很長，常常光著上身，“兩眼瞪得圓圓的，閃著焦躁的神氣”28。以至于文采一見他，就覺得“有些神經失常的樣子”29。文采聽說劉家二哥劉乾瘋了，就推測劉滿有遺傳，避之不及，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基于生活經驗、文化水平的差異，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本就有隔閡，即使工作組的楊亮遠比文采親民，愿意傾聽，但要聽完、聽懂也并不容易。當劉滿把楊亮帶進家里傾倒苦水，仿佛攪起一場狂風暴雨：

　　他不知道怎么說才好，他在屋子里來回的走著，捏著拳頭，有時又去撥他那滿頭直豎著的厚重的頭發……一氣說了這末多，他也不管人家聽不聽得懂，總以為別人全明白這些事一樣，只管自己得了一個機會，就把心里的不平忙端出來了……有時他女人聽到他刺耳的聲音，怕他闖禍，跑過來站在門邊瞧瞧，只見他擂拳跳腳，沒有個安靜。30

　　楊亮面對情緒洶涌的劉滿，只有不停勸慰“你歇歇吧”“不要著急”。劉滿迫切想說卻說不清、說不出，他深深受困于“怎么說”，一個暴躁魯莽、憨直拙言的形象躍然紙上。在批判錢文貴的大會上，劉滿又焦躁難耐、神經質式爆發：

　　他從臺下跳上了臺，瞪著兩只眼睛，舉著兩個拳頭，他大聲問：“你們要不要咱說？”……劉滿用著他兩只因失眠而發紅的眼睛望著眾人，他捶著自己的胸脯……他的聲音嘶啞了，模糊了，他說不出話的時候，就用兩個拳頭擂著他的胸脯。31

　　與“瘋子”劉滿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錢文貴的氣定神閑，“他是一個搖鵝毛扇的，是一個唱傀儡戲的提線線的人”32。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錢文貴整治村民慣于“勞心”。千絲萬縷錯綜復雜，從小說第40章“訛地”打開頭緒。這一章追述劉滿和村治安主任張正典發生的一樁糾紛，不僅又一次寫劉滿有口難言，更主要的是揭露錢文貴“勞心治人”。“訛地”起始于換地，張正典本想用自家三畝地換劉滿地勢好的一畝半。遭到拒絕后，他心有不甘，澆地時故意制造麻煩。劉滿看張正典是村干部又是錢文貴女婿，不想糾纏下去就同意了交換。不料錢文貴插進一腳，他授意張正典到處宣揚劉滿貪心訛詐。左鄰右舍、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小村子，名聲口碑屬于生活里的大事。劉滿無處說理，氣得拔拳毆打張正典。村干部們不明內情，停了他的黨籍作為懲戒。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連環畫

　　“訛地”一事看起來雞毛蒜皮，屬于鄉間常見糾紛。但小說不惜筆墨，把錢文貴的心計、手段娓娓道來。張正典是村干部又與錢文貴有姻親關系，便被他數次當作棋子之一加以利用。往更深里說，錢文貴助力女婿在其次，他的主要目的是小施伎倆，要壓得劉滿不能抬頭。從錢文貴的角度考慮，劉滿不忘十多年前的家禍對他而言始終是一樁隱隱的威脅。當年劉家連發禍事與錢文貴不無關系，錢文貴先是百般勸說劉滿父親開磨坊，接著招來一個自己的朋友合伙。不久那朋友卷走磨坊財物，不知所蹤。劉父找不上錢文貴，打官司又無結果，氣病交加而死。劉家兄弟也“意外”遭到厄運，先是大哥給綁走當兵，一去無音訊。二哥又被安排做甲長，很快發了瘋。

　　有的研究者力爭劉滿的毀家災禍與錢文貴無關，恰恰忽視了鄉土權力的運作規則。錢文貴給劉氏父兄設計圈套，讓劉滿蒙受污名，都是其操控權力的手段。士紳處在鄉村權力中心、背靠社會關系網，凡事何須親力親為？20世紀30—40年代的河北、河南農村，財政權、用人權都由地方士紳操控。保長“純系士紳的代理人，一切以士紳的意志為轉移”，“至于甲長 ，名義上是由戶長或每戶代表推定……這實際上也是按鄉紳的意圖由保里決定的”。33劉大當兵、劉二當甲長無須錢文貴直接出面，卻必經他一手安排。實際上何止一個劉家二哥劉乾，村里凡做甲長的無不受制于錢文貴，饒是奸猾似鬼的江世榮、有點文化的李子俊也在所難免。江世榮當甲長時遇上八路軍進村籌糧，他找錢文貴商量，反被威脅通匪，只好乖乖送上一筆錢了事。李子俊當職攤派勞力，給錢文貴家派活不成，還得親自上門賠不是。從錢文貴的權勢影響而言，他鼓動劉滿父親去縣里告狀，既是有恃無恐也是賊喊捉賊。

　　劉家連續遭禍，劉滿內心含冤又深深忌憚。發生“訛地”糾紛時，他聽說錢文貴背后使壞，仿佛看到數年前的舊事重演。又以為村干部與錢文貴一個鼻孔出氣，灰心得連莊稼活也不想管了。劉滿“憋住了一口氣，悶得沒法過”，然而“他總希望有一天能把道理給評出來”。劉滿老婆對楊亮流下眼淚：“要是同志能幫忙把這口氣爭回來，咱這日子才過得下去呀！”34此情此景，最深的痛苦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含冤不白，活得不像一個人。

　　劉滿“失語”并非特例，鄉里百姓多有相似苦楚。王新田被綁去當偽軍，直到家里賣房買糧送給錢文貴才作罷。張真家的兒子被送到紅鐵山當苦力，落得尸骨無存。小伙子王新田還能據理陳詞，年老的張真只有落淚無聲：

　　他一句也不會說，只用兩眼望著大家……他對大家望著，望著，忽然哭起來了。大家催促他：“你說呀！不怕！”可是他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又哭起來了。唉！全場便靜了下來，在沉默中傳來噓唏的聲音。35

　　批斗錢文貴的大會召開在即，小說又深描一個“什么也沒說出來”的老太婆。大會將在許有武的院子里召開，農會和工作組干部為商議走入一間側房，遇到這里住著的一個腿腳不方便的老人：

　　她看見這群闖入者，呆了一會，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從炕那頭爬了過來。頭老是不斷的搖著，她舉著手，嘴張開，卻什么也沒有說出來。只是笑，笑著笑著，眼淚忽然像泉涌一樣的流出來。36

　　這老人分得房產，屬于上一輪清算的受益者。眼見這么多人涌入，她預感到有重要事情發生，一瞬間激動落淚，但終究口不能言。

　　又聾又啞、無名無姓的老太婆濃縮著鄉村基層民眾的失語之悲，她為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喜極而泣頗具象征意味。在土改運動中，號召“耕者有其田”、解決貧富分配不均是主要任務。然而《桑干河上》把這一任務放到了暖水屯里的前兩次清算中，只作簡單交代；講述重心落在訪察鄉村失語狀況，通過揪斗錢文貴打倒劣紳權威的一手遮天。促使劉滿與劉滿們從含冤到訴苦、獲得做人的尊嚴的，正是追求經濟翻身之上的思想“翻心”。由此也可見土改革命的復雜性，“并非一個‘利’到渠成的簡單交換過程，而也是一個關乎‘義’（亦即農民看重的‘理’）的復雜溝通過程。”37

　　四、權勢轉移過程中的紳權旁落

　　士紳階層在傳統社會發揮不可或缺的通“上”達“下”功能。據統計，太平天國前后的士紳總人數在110萬—140萬之間，為維護王朝運轉貢獻力量。38但晚清以降，士紳階層隨著現代化進程走向整體性衰落。一方面，世代棲居村莊的士紳及其子弟為謀職、謀生進城后不再返回，導致鄉村精英后繼乏力；另一方面，由于國家政權“下沉”到基層、不斷擠壓地方自治空間，造成鄉紳群體呈現“劣勝優汰”現象。“四民之首的士這一社群，在近代社會變遷中受沖擊最大。廢科舉……切斷了‘士’的社會來源，使士的存在成為一個歷史范疇”39。曾是中國基層社會權力主體的士紳階層，因流動分化引發一系列“權勢轉移”的連鎖反應。

　　在《桑干河上》的文本中，錢文貴的發跡成“謎”，連知根知底的本村人都看不明白：

　　錢文貴家里本來也是莊戶人家。但近年來村子上的人都似乎不大明白錢文貴的出身了；雖說種二畝菜園地的錢文富同大家都很熟識，大家都記得他就是那個錢廣庚老漢的兒子，說起來也知道他和錢文貴是親兄弟，可是錢文貴總好像是個從天外飛來的富戶，他不像莊稼人。他雖然只在私塾讀過兩年書，就像一個斯文人。說話辦事都有心眼……40

　　錢文貴只讀過兩年私塾，遠不如讀過師范的李子俊。他的父親只是普通農民，親兄弟的赤貧說明家里并無族產或門楣繼承。無文化、無功名、無家世卻掌控紳權、一躍成為村莊領袖，錢文貴的“神秘”發跡隱含著近現代以來的紳權旁落及劣化。

　　在中國傳統社會，普通人要躋身士紳階層，門檻頗高。士紳雖然不是正式官員，但一般由獲得生員以上功名的人或退休官吏擔任。取得士紳身份的程序，又有“正途”“異途”之分。“正途”指通過科舉考試的生員及以上，才有資格成為士紳。“異途”指以捐納換取功名，然后成為士紳。捐納者盡管沒有通過嚴格考試，也具備一定文化水平，但他們和“正途”者相比常常處于低一級的社會地位。41以功名為前提，一個合格士紳還需要財富、門第、道德、個人能力等各方面的綜合。士紳所受教育程度高，能主持地方的慶典儀式、處理各種公共事務。又因為頗有家產，往往捐資興學、修橋補路甚至毀家紓難。無論在物質資本還是象征資本上，士紳都堪為地方民眾仰望的楷模。

　　晚年丁玲重回溫泉屯

　　士紳之家難以一蹴而就，但清末廢科舉為“暴發戶”提供了上升的契機。自西式教育取代科舉，士紳群體喪失了原先的晉身體制。新學堂改為學習與八股經書無關的課程，學校也集中于大城市。士紳及子弟紛紛進城，通過新式教育獲得各種專門知識和技能，從此不再返鄉。丁玲自己就經歷了士紳階層繼替常軌的斷裂。她出生的安福蔣家在湖南當地是數代積累的大家族，尤其至清代發展繁盛。丁玲的回憶錄也提到，由于蔣家是望族，安福縣每年在正額以外，都會留兩個秀才名額給蔣家。42丁玲曾祖父中進士，祖父也考取功名官至貴州知府。但父親蔣保黔遇上廢科舉的時世，考秀才之后再無進路。雖曾奮力爭取留日機會，但終因身體、經濟各方面因素，未能完成學業，郁郁而終。丁玲十多歲離鄉遠赴都市求學，屬于跟上新潮流的一代。她不忘身世經驗又限于土改語境，說起錢文貴時頗有含混：

　　《桑干河上》是一本寫土改的書，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寫個什么樣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寫一個惡霸官僚地主，這樣在書里還會更突出，更熱鬧些。但后來一考慮，就又作罷了，認為還是寫一個雖然不聲不響的，但仍是一個最壞的地主吧。因為我的家庭就是一個地主，我接觸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經驗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統治一個村。看看我們土改的幾個村，和華北這一帶的地主，也多是這類情況。43

　　丁玲把錢文貴視為“地主”并反省自己出身地主家庭，這明顯受到土改運動中劃分階級成分政策的影響。然而她祖上數代讀書取仕，退職而居鄉，但與其說他們是地主不如說是士紳。所謂“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政治上統治一個村”，描述的也正是士紳階層統管鄉村地方的狀況，屬于丁玲從小耳濡目染的紳權運作規則。

　　在基層社會的權勢轉移過程中，“暴發戶”錢文貴之流比比皆是。傳統士紳階層隨科舉改廢，從封閉循環變為開放型流動。一方面，士紳內部分化出商紳、軍紳、學堂出身的新式知識分子等；另一方面，一些以武力或財力發跡者甚至盜匪、痞棍紛紛加入紳權競爭，搖身占據紳位。如史學家考察民國初年湖北士紳群體，襄陽縣東津鎮3位新晉鄉紳，一為江湖頭目，一為木材商人，一為二流子。另有民國鄂西7縣12位權勢人物，所受教育上讀私塾或教會學校已屬頂級，具體4人上過私塾，教會學校畢業1人，略識文字者2人，文盲2人，不詳1人。引人注意的是，這12人中有7人屬“團閥”，即地方掌控軍事武力的集團組織（民國時省一級為軍閥割據，縣一級為團閥割據）。他們仗著手里有槍有兵，在地方呼風喚雨。44又有學者研究20世紀30—40年代之交的晉西北《名人傳略》，發現這些“名人”主要依靠與上層政府的關系往來而掌控地方。其中受舊式教育出身的只有6%，絕大多數是有現代學堂經歷的新紳、大商人。他們集權力與財富于一身，出現到縣城開商鋪、開銀號的經商趨勢。45傳統應試當然不足以判決素質高低，何況科舉改廢已成清末民初的潮流大勢。然而新式教育體制尚未發展充分，喪失既有考試制度以及傳統道德規范之后，民國新紳變得魚龍混雜。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如果說廢科舉打破士紳繼替常軌導致鄉土人才流失，現代國家強化地方管理的政策也大大助長了劣紳滋生。晚清及以后的各屆當政者都傾向細化縣以下的行政機構，把權力之手伸入鄉村。1908年清政府開始在縣以下設“區”作為分支機構，區長下轄數個屬員和一隊警察。區里有攤派權，由警察協助征收。1915年袁世凱憲政改革，正式承認“區”作為最低一級的政府機構。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治下的“區”更加正規化，所屬公務人員數量增加，警察隊伍也變得龐大。到《桑干河上》20世紀40年代的華北農村，國民政府推行保甲制，縣以下更細化為“區—鄉—保—甲—戶”各級。政府細化縣以下機構原意為了無中間環節地管理鄉村，但客觀上卻抑制了紳權。皇權不及縣以下，士紳可以主持鄉里；當中央權力直控鄉村，士紳難以自主作為。一旦政權腐化，士紳要不為虎作倀，充當政府抓手；要不無路可走，退出職務明哲保身。

　　錢文貴的無原則無操守，滲透在文本細節當中。李子俊女人憤恨自家落魄，咒罵“千刀萬剮的錢文貴，就靠定閨女，把干部們的屁股舐上了”46，可謂一針見血。錢文貴不管什么政府，無論北洋、國民政府、共產黨還是日本人，都甘當“抓手”。在他眼里只有利益沒有對錯，更談不上信仰。他讓女兒與村干部結親、送兒子當八路軍，無非巴結的手段、建立社會關系網的步驟。在最后的批斗會上，顧順揭發錢文貴調戲兒媳，發起對其偽裝的沉重一擊。錢文貴原是看上顧涌家產才托媒顧家女兒，錢義投八路軍后顧二姑娘獨守空房，她平日格外害怕公公。“她怕什么呢？這是連她自己也不敢對自己說的”47，小說行文留下余地。直到顧順曝光家丑、公開姐姐的屈辱，才算真相大白。錢文貴平日里擺出威嚴冷靜、不茍言笑的一家之長做派，這“扒灰”控訴喜劇化地拆解莊重、撕下畫皮——錢文貴無文化、無道德以至于踐踏基本人倫，敗類如此還掌控權勢、歷經幾次清算不倒，足見其陰險可怕。

　　暖水屯里鄉政的“劣勝優汰”局勢，江世榮、劉乾當甲長的不同命運也可作為佐證。文采聽說劉乾是被逼瘋，覺得非常不能理解：“當甲長總是賺錢的，都是漢奸，如今聽說有人當甲長是被強迫的，是為仇家所陷害，結果破產，成了極貧的農民，還逼瘋了，怎么會有這回事呢？”48這是文采又一次想當然，他對鄉村權力運作無知，看不見被淘汰者的悲劇。民國政府治下的“保甲制”始于1932年，歷經鄂豫皖贛開始向全國推廣的過程，到1935年正式立法。49按照規定“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實際運行中“保”“甲”的計量有所變化。從權力分布而言，士紳負責統籌安排，保、甲長負責落實具體事務。處在政府與士紳交接的“夾縫”，保長很不好當：“所做的工作盡是些瑣碎的技術事項。好比征糧、派款、捉兵拉夫，等等，事情煩瑣得可怕”50。甲長比保長的職位低微，但操辦征糧、派款等具體事務所差無幾。不擅長逢源應對的人不僅難以勝任，連生存都成了問題。

　　劉乾當甲長，無異一場災難。他派丁時被鄉親責罵，只好當場跪下來哭訴：“你打死咱，咱也是個沒辦法。你不找閻王找小鬼，生死簿上就能勾掉你兒子的名字了？”51他職責難推畢竟良心未泯，不惜自己賣地給村民彌補抵賬，兩頭受氣賠上家產終于發瘋。然而，江世榮當甲長卻成了發家致富的好時機。他在任期間娶妻修房又置下田地，做起放租子的地主。江世榮能斂財，憑著不擇手段：“他借日本人壓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軍來勒索”52，而且“亂派款項，亂派伕子”53。他除夕夜帶甲丁抄家一個還不起債的租戶，讓老老小小喝不上一口熱水。又曾以派伕作為要挾，逼得另一個租戶賣掉女兒還債。他眼見窮苦的趙得祿當了副村長，就主動借給兩石糧；眼見工作組進村后風聲緊，趕緊指派老婆送一件小衫給常年光著上身的趙得祿女人……江世榮地位、心計不如錢文貴，但操控利用權力方面堪與其比肩。

　　忠厚的劉乾發瘋而兇狠奸詐的錢文貴、江世榮得勢，暴露出劣幣驅逐良幣的殘酷與荒唐。正如杜贊奇考察20世紀上半期的華北農村，發現“保護型經紀人”紛紛引退而“贏利型經紀人”迅速崛起。54后者即錢文貴之流，他們利用職務權力不惜犧牲村莊、村民的利益。亂世競存，對鄉村發揮保護作用的良紳因持守道德、規則反被淘汰出局。相對杜贊奇關注華北，清末舉人劉大鵬見證了山西士紳的沒落。科舉廢除后，劉大鵬后半生“困厄于鄉”，留下一部《退想齋日記》。55他在書中多次指陳官紳勾結、“士”已不存：“紳士多系鉆營奔競之紳士，非是劣衿、土棍，即為敗商、村蠹，而夠紳士之資格者各縣皆寥寥無幾，即現在之紳士，多為縣長之走狗。”56令劉大鵬憤懣的“士”不如昔，無非傳統社會震蕩、基層權勢失衡的表征。從華北到山西，士紳劣質化的具象種種反映紳權被不斷壓縮、剝奪，這是近現代紳權與國家權力消長之必然：“中國20世紀前期現代化的歷史趨勢最終是要以集權取代分權，在國家不斷擴大其在鄉村社會的存在時，已經不打算給自治或是以自治形態呈現的紳治留有余地。”57

　　余論：未完成的轉型

　　追問錢文貴劣在何處、劣從何來，關涉對丁玲創作、對土改運動的評價。追查他竊據紳位、濫用紳權的劣跡斑斑，可以發現暖水屯的這場揪斗主要是發動農民推翻劣紳權威。在20世紀40年代的華北鄉村，錢文貴、江世榮得勢斂財，李子俊自身難保、黯然退場，劉乾被逼瘋，劉滿魯莽瘋怪，無名老太婆又聾又啞……呈現鄉政腐敗、民間冤苦的歷史圖景。晚清以降，隨著紳權旁落及劣化不斷加劇，暖水屯的“紳治”徒有其表敗絮其中。丁玲塑造錢文貴形象沉淀自己作為“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的身世感、融入參加工作隊的實踐經驗，其目光不限于土改政治而追溯至社會歷史文化的縱深處。相對單一階級斗爭模式，《桑干河上》通過生動的人物形象剖析鄉土權勢轉移及重建，煉成土改文學的經典。

　　中國進入20世紀，鄉土“紳治”走向傾頹、積重難返，反映出傳統轉型的艱難。當代探討鄉賢文化、振興鄉村等仍可見其遺留，可見未完成的歷史還在延續。士紳階層作為王朝帝國時代的一個重要功能群體，做成許多值得稱頌的功德事跡，所以清末還有“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之說。當代文學的“新歷史”敘事潮流也出現不少追憶紳民共處之和諧、追問批判士紳之徹底的作品，鄉紳家族及其命運引發持續關注和熱議。中國社會轉型遭遇內憂外患、泥沙俱下，反思自是應有，卻也不能過于沉浸鄉紳神話、“士統”想象而忽視士紳階層功能耗散的事實。在丁玲所處的時代，打倒劣紳、建設以農民為主體的基層社會，為現代化進程掃除了障礙。讓劉滿等民眾訴苦翻心、獲取做人的尊嚴，也是一種深沉的人道主義。從《桑干河上》書寫“除劣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與之同年問世的《鄉土重建》《皇權與紳權》。費孝通等社會學研究者考察鄉土中國，既提醒士紳階層的地位、功能，也清醒看到“紳治”的現實困局：“劣紳繼承了歷史傳統里最污穢的一面，官紳的勾結雖則使政府權力嚴密控制著基層社區的農民，阻礙著民權的發展，可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逼上梁山，造成集體農民的武裝叛變……劣紳變成了腐化政治機構身上的一個毒瘤，如何能夠割治這個瘤，這是今天中國政治上面臨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58他們所闡發的“割毒瘤”“爭民權”與丁玲所見略同，留下今天仍值得繼續思考探究的文學、文化資源。

　　注釋：

　　1閻浩崗：《“土改”敘事中的道義問題——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的評價與劉再復先生等商榷》，《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在“惡霸”與“紳士”之間——現當代文學“惡霸地主”形象的形成與消解》，《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2如袁紅濤《“一部關于中國變化的小說”——重評〈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第2期）、張冀《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鏡像與敘事困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4期），都強調錢文貴身份是鄉紳。

　　3參見張均《革命與鄉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史實考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一文，其中考釋暖水屯里的各種鄉紳人物，將錢文貴明確劃為“劣紳”。

　　4劉再復、林崗：《現代小說中的政治式寫作——從〈春蠶〉到〈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唐小兵編：《再解讀：意識形態與大眾文藝（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第35頁。

　　5張冀：《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鏡像與敘事困境》。

　　6閻浩崗：《“土改”敘事中的道義問題——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的評價與劉再復先生等商榷》。

　　7張均：《革命與鄉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史實考釋》。

　　8王先明：《地主：階級概念的建構與中國現代歷史的展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9本文運用的“士紳”概念，主要參考費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紳權》（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李榮昌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這些論著中，存在“士紳”“紳士”“紳”“縉紳”“士”“士大夫”等不同稱謂，本文采用“士紳”稱謂以區別于西語“紳士”（Gentleman），強調經由科舉選拔、有功名在身的中國傳統知識群體。

　　10竹可羽：《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學》1957年第10期。

　　11陳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書評）〉》，《人民文學》1950年第11期。

　　12馮雪峰：《〈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我們文學發展上的意義》，《文藝報》1952年第10期。

　　13趙園：《也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芙蓉》1980年第4期。

　　14萬直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農村宗法社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

　　15王先明：《論社會史研究的對象》，《河北學刊》1990年第2期。

　　16王先明：《中國社會史學的歷史命運》，《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

　　17參見《文學評論》2015年第6期刊出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筆談”專欄中的“編者按”。

　　18程凱：《“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針對性》，《文學評論》2015年第6期。

　　19袁紅濤：《“一部關于中國變化的小說”——重評〈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20張冀：《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鏡像與敘事困境》。

　　21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頁。

　　22同上，第11—12頁。

　　23同上，第12頁。

　　24費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紳權》，第199頁。

　　25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35頁。

　　26同上，第88頁。

　　27同上，第55頁。

　　28同上，第170頁。

　　29同上，第111頁。

　　30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72—173頁。

　　31同上，第262—263頁。

　　32同上，第12頁。

　　33朱德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頁。

　　34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71、211、174頁。

　　35 同上，第264頁。

　　36  同上，第256頁。

　　37李放春：《苦、革命教化與思想權力——北方土改期間的“翻心”實踐》，《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

　　38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研究》，上海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頁。

　　39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頁。

　　40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1頁。

　　41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研究》，第6—32頁。

　　42丁玲：《遙遠的故事》，《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頁。

　　43丁玲：《關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寫作》，《人民日報》2004年10月9日。此文為《丁玲全集》佚文，寫于1952年4月24日。

　　44王奇生：《紳權：鄉村權勢的蛻變》，《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336頁。

　　45王先明：《士紳構成要素的變異與鄉村權力——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晉西北、晉中為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6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90頁。

　　47同上，第15頁。

　　48同上，第177頁。

　　49王先明：《從自治到保甲：鄉制重構中的歷史回歸問題——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湖鄉村社會為范圍》，《史學月刊》2008年第2期。

　　50費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紳權》，第169頁。

　　51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05頁。

　　52同上，第40頁。

　　53同上，第201頁。

　　54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頁。

　　55參見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第161—190頁。

　　56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1926年8月14日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頁。

　　57徐祖瀾：《清末民初國家權力與紳權關系的歷史嬗變   以鄉村自治為背景的考察》，《中外法學》2014年第3期。

　　58費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紳權》，第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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