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陸文夫、蕭軍、關沫南……

　　1

　　位于蘇州古城區十全街上的老蘇州茶酒樓，進入了“而立之年”。

　　自20世紀90年代老蘇州茶酒樓開張以來，已然成了姑蘇飲食文化與蘇派文學相得益彰的一張名片。這里不僅有著陸家門里獨創改良模式的老蘇州傳統美食，而且還是一個連京、滬等地作家和其他門類的文化人到了蘇州，也常常會慕名前往的姑蘇文化空間。記得當初老蘇州茶酒樓開張時，周身上下折射出姑蘇江南水鄉弄堂濃厚生活氣息的老作家陸文夫先生，親自磨墨廣而告之。其撰寫的廣告，頗顯老底子蘇州城里廂小巷弄堂口，年代已久粗糙灰暗的木頭電線桿下，盛夏酷暑滿天星斗的夜晚，竹榻門板上納涼的平頭百姓，家長里短談笑間，一時燕語鶯聲，盡都是吳儂軟語。其廣告“噱頭”謂之曰：

　　小店一爿，嘸啥花頭。

　　無豪華裝修，有姑蘇風情；

　　無高級桌椅，有文化氛圍。

　　老蘇州茶酒樓門口左右兩側，有一對鐫刻在兩爿銀杏木長匾上，上下呼應，暖人胃腸的楹聯：“天涯客來茶當酒；一見如故酒當茶。”

　　這是因為老蘇州茶酒樓經營亦酒亦茶，所以楹聯的上下聯，就有酒有茶了。而且，待客的茶一旦喝到濃釅處，自然主客融成一片的酒深處了。

　　說起老蘇州茶酒樓同我的關系，是在20世紀最后一年我被批準加入中國作協，那一年陸文夫先生和他的蘇北籍夫人，還是在這里單獨宴請的我呢！要說陸文夫先生在這里宴請來自各地的文化人，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要說先生與他夫人一道宴請客人，則是并不常見的。這是因為，在他們老夫婦的眼中一直憤憤不平的我，是需要時時給以引領誘導、關愛的后輩。記得那天席間，陸文夫先生深有感觸說出的一句話是：“蕭軍、關沫南他們給我的囑托，我完成了。”

　　同我的文學引路人、魯迅學生蕭軍交往，及同集小說家美食家于一身的陸文夫先生交往，是兩種不同風味的感受。然而，情感的交流，卻是一樣深沉而又回味無窮。只不過前者所袒露的，是東北黑土地一望無垠的粗獷豪放，而后者顯現的，則是江南水鄉僻靜弄堂里的曲幽溫馨。

　　仰慕文夫先生的文采及大名，是在少年時代的蘇州。蘇州出了個專替我伲平頭百姓寫書的大作家，又有哪個不知，啥人不曉呢？！就拿他的成名作，20世紀50年代僻靜夜晚里創作的那篇名叫《小巷深處》的短篇小說來說吧，我自14歲進入蘇州桃花塢，唐寅唐伯虎故地古城墻下的清末民初的美國教會學校、新中國成立后的蘇州第四中學讀初中起，直到如今年屆77歲，仍是百讀不厭。其以細膩筆調見長的寫作技巧，人物內心入木三分的精巧剖白，從舊社會過來受盡欺凌的下等人追求新生活的熱切渴望，無不令我伲蘇州人如同吃了帶著焦糊適宜的芋艿糖粥、桂花赤豆酒釀圓子和油豆腐鴨血線粉湯，那樣的唇齒留香，回味無窮。不過，由于歷史上的某種原因，在其人到中年的那些個年頭，因了參與組建探索性文學社團的緣故遭人誤解，陸文夫先生以一介“中右”身份，一度被打發回了長江北岸的蘇北鄉下老家，過起了田園隱士般的生活。

　　“文革”結束后，陸文夫先生從老家蘇北鄉下侍奉仿如自留地性質菜園子的一介菜農，回歸了成千上萬蘇州人心中喜愛的水鄉弄堂小說家的身份，回到了甜糯至極鶯鶯燕燕吳儂軟語的小巷深處。重來的春天，重放的鮮花，煥發一新的創作熱情，周遭層出不窮的新鮮故事，令他創作出了不少對社會蠻有影響的作品。他的這些看似平凡，但是頗具醒世價值的作品，依然是寫小巷深處平民百姓一類的人物，還有基層知識分子的命運。例如痛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大大小小官僚主義者的《圍墻》，以其獨到的選題和寫作技巧，以及幾乎沒有什么曲徑通幽編排的故事情節，緊緊抓住了成千上萬讀者的心。記得當年《人民日報》還專門刊登過一條消息，說的是河北省委書記高揚同志在讀完《圍墻》后，迅速做出批示，建議全省各級黨政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認真地讀一讀陸文夫的這篇佳作，借以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從根上鏟除官僚主義。

　　還有殺人不見血、綿延了歷朝歷代紛亂戰火，弄堂中央滋生蜚短流長的《井》，面對小說中女主人徐麗莎的凄慘命運結局，讓長期生活在古城小巷深處的蘇州人讀罷掩卷深思之余，深惡痛絕中卻又拍案叫絕：小說中的每一個鏡頭，每一個人物，發生的每一個故事，可以說，幾乎都是每時每刻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人和事；而對于生活在車水馬龍繁華大都市北京、上海、廣州的看客，以及其他外省人來說，讀后，同樣是唏噓不已。

　　更有知名度廣獲天下乃至溢出國門、香飄五大洲萬國唐人街的中篇小說《美食家》，宛似一生都在操刀掌廚的文夫先生，其輕車熟路信筆寫到的一些菜品，不但成了主婦們津津樂道的廚藝首選，連昔日包括新中國成立前逃荒要飯來到天堂謀生的南北大嗓門山東人、紹興人在內的城市貧民人家，仲春時節飯桌上那道沉淀了千百年，毫不起眼的“腌篤鮮”，居然也成為上檔次的賓館飯店大廚們精雕細琢的拿手杰作，以及千千萬萬的海內外食客們競相追逐、你彈我唱的“天下第一”招牌菜……

　　同陸文夫先生一樣，我也是一個外鄉人。

　　雖說同是外鄉人，但原始身份卻是大不一樣的。

　　陸文夫先生的身份，是帶著一抹改天換地鮮艷紅色的。那是在1949年的4月，年方21歲青春勃發的他，隨同勢如破竹的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長江，由一名隨軍新華社報道員進入到蘇州，擔任《新蘇州報》的記者，而后成為專業作家，融入了慢聲細腔甜糯鶯婉的蘇州人行列。而我，則是在披著江南春日百花齊放陽光的他昂首挺胸進入蘇州前一年，于1948年的寒冬臘月，從魯迅先生百草園毗鄰處的禪法弄老臺門里玩耍的兩歲懵懂幼兒，因連年家貧變故，越過錢塘江，坐在京杭大運河上“突、突、突”地冒著黑煙的小火輪底艙排椅上，牽著母親的手前來蘇州投親討生活。屈指算來，前前后后，我在蘇州居住的時間，有那么十三四個年頭的光景。盡管至今74年的時間過去了，不但兒時的大嗓門高分貝越地鄉音不曾改掉半分，相反，還學到了一口行走在蘇州大街小巷里，沒有人能夠分辨得出的溫潤甜糯的姑蘇腔。自1993年夏天以人才引進的方式，來到姑蘇城東40公里處的昆山工作，迄今已歷經了整整30年，卻始終學不像一半上海鄉下閑話、一半蘇州城里腔調的昆山話，倒是只要我一張口，一旁的昆山人準保會脫口而出：“倷格是蘇州寧（人）哇！”

　　說心里話，在我經歷了一番前所未有人生磨礪的1987年之前，我從來不曾動過與大作家陸文夫近距離交集的奢華念想，至于請他做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介紹人，更是一件連睡夢中也遙不可及的事情了。然而，現實卻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當1987年剛剛過去， 1988年接踵而至的時候，我居然同陸文夫先生相識了！而且，這一相識，居然也會近距離相交了十來個年頭，直至他在2005年因病去世。

　　那是即將過去的1987年的歲末。

　　我自黑龍江哈爾濱南下，首站是北京，而后南返兒時的第二故土蘇州。那時，雖年已入不惑，卻仍然不諳世事的我，頗是自信得很，由于是屬于相當一級組織的安置，加上養父母也都在蘇州，以為此行一定能夠得以回歸分別24載的姑蘇城了。離開哈爾濱時，以反滿抗日著稱的淪陷區硬骨頭左翼作家、作協黑龍江分會負責人關沫南，特地給居住在蘇州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陸文夫寫了一封言辭甚為懇切的舉薦信，請求文夫先生對“蕭軍和我們都很尊敬和關心他”的我，在不遠的將來回歸姑蘇后，給予必要的指導與幫助。那一年的12月上旬，我自哈爾濱述職后抵達北京，便去了交往已有八年多的著名老作家蕭軍居住的西城后海畔銀錠橋東北側鴉兒胡同，有著近一個世紀歷史，早已失卻了本色的二層木結構的危樓寓所，告知老兩口我即將南返安置的消息。之前數年雖略有心知肚明但不通音訊，心中一直惦記著我的蕭老，聽后甚是高興，連連說道：“好樣的，好樣的，魯迅先生，你，我，都干了同一件事！”而他的老伴、同是喝過延河水的王德芬，聊到興奮處，也深情地回憶起半個世紀前，她17歲那年，在蘇州滄浪亭美術專科學校師從著名美術大師顏文樑習畫的一些往事。末了，臨辭行的時候，應我的請求，蕭軍欣然提筆，在關沫南給陸文夫的信上，寫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我也求一份‘人情’”的附言。這是繼多年前，蕭軍提筆寫信給黑龍江40年前的文壇老友們，提請給以我文學創作上的扶持后，又一次為我向他人“也求一份‘人情’”。同時，這還是蕭軍在進入晚年，對外宣布“封筆”之后的一個破例之舉。我終生難忘。

　　2

　　1988年1月5日，在1981年人民文學版《魯迅全集》編輯修訂委員會成員、蘇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徐斯年先生陪同下，我得以與居住在十全街東橫頭的網師園后面，一個名叫帶城橋弄的臨河僻靜弄堂里的陸文夫先生相見。

　　坐下說話間，我將關沫南寫就的信遞給了他。花甲之年的他，戴上老花眼鏡細細瀏覽了一通后，篤悠悠地說道：“關沫南我是見過的，也是一位老作家啰……”說到這里，他突然一頓，如同發現新大陸似的，口中發出了驚訝的“呵——”的一聲感嘆，說道：“還有蕭軍寫的字哩！”

　　少頃，他又含意頗深地將坐在對面沙發上的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用蘇州話猝然問道：“蕭軍在格哈爾濱住得阿好？ ”

　　聽了他這話，我猛地一個激靈，這位陸文夫先生怎么啦，你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前輩老顧問蕭軍住哪兒，你還不清楚嗎？懾于他是“大家”，我壓了壓心頭油然而生的那股子無名“火”，坦然回道：“蕭軍（氣不過來的我，故意把后面應尊稱的‘先生’也給抹了，以示我與蕭軍的關系非同尋常，比你陸文夫還鐵！）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區北海公園后面，一條蠻寬蠻寬平安大道相隔的，后海邊銀錠橋東北側的鴉兒胡同，到他們居住的大雜院之前，要經過一個空中煤塵飛揚的蜂窩煤半露天制作棚，湖（海）對面是……”為了更能說明問題，緊接著我又補充了一句，“這兩天，他已經搬往京西木樨地的茂林居了，是自延安時期以來一直關心著他的彭真同志特地指示北京市人民政府給安排的一個高層電梯樓房的四層，三套住宅的組合……”

　　陸文夫先生聽了，又是輕輕“呵——”的一聲，接著，同坐在一旁的徐斯年教授意味深長地交換了一個眼神兒，而后臉上漾開了親切、會心的笑容……那意思是，眼前這個叫賀金祥的年輕人，不但他的身份和他的那段與眾不同的經歷，是真實的，而且他跟蕭軍的關系也是真實的，并不單純是為了要回南方，才千方百計鉆營拉關系，托人求蕭軍寫的字。

　　打那往后的半年中，我去過帶城橋弄臨河畔陸文夫先生處好多次，每次去，他都熱情地予以接待，即使手頭正在寫著什么。在其后的一段時間里，他也確實為相當一級組織上安置我的事打過前站，多次奔走過，也找過蘇州市里的多位領導，終因他是一介文人，似是人微言輕，我的南返之舉還是落了空。我知道，他是盡了很大的力的。1988年5月15日，當上級派來的安置人員抵達蘇州時的那個上午，下午就要跟隨巴金主席出訪法國的他，還不忘用電話專門向市委主管領導交代了一遍……

　　1991年10月，我來到新四軍故鄉常熟小住，接連聽有著新四軍地下黨背景的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轉告：“陸文夫老師前些日子剛來過常熟哉喂，佗（他）關心著你哩！”一句話，把我說得心中暖融融的。正是有了這個鋪墊，于是，才會有自1988年5月15日之后，倆人更為密切的交往，以及陸文夫先生給予我的源源不斷的關愛。

　　1993年，年初時分，這是47歲的我，五年來的南返調動之旅數搏中的最后一搏，因為已經過了社科人才招聘年齡的極限。從臨時落戶的東北齊齊哈爾，經停北京直抵蘇州的那個傍晚，陸文夫先生在電話中當即做出安排：于次日上午在青石弄5號原葉圣陶故宅的《蘇州雜志》社進行會面。第二天我去時，他正在接待客人，見我到來，他稍作安排便趕回自己的辦公室與我會面。在聊了一會兒后，他便主動地問起了我的近況。我簡略地談了談。當時的情況是：江浙兩省有好幾個市縣都向我表達了接收的意向，但我一時又把握不準。他聽后，極為爽朗地作了承諾：如果是昆山或者張家港，實在辦不了，就來找我好了。繼而，他又深情、關切地說道，你前半生經歷的事情，受的磨難太多了，一定要選擇一個環境相對寬松一些，既能夠發揮你的新聞專長，同時又能夠對今后的文學創作事業有所幫助的工作地點和合適的崗位……

　　同陸文夫先生的這次會面后，我先是去了在《人民日報》上刊登招聘新聞人才廣告的蘇州下轄張家港市聯系。繼而，又去了兒時出生地的浙江紹興一家企業性質的報社《輕紡城報》幫忙。最后，經原黑龍江省作協主席、時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程樹榛同志的牽線及親自南下溝通，在發表了《昆山之路》《蘇州老鄉》等在全國產生影響名篇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楊守松的相助下，于7月快速奉調至與蘇州相距不足40公里的江蘇東大門昆山，重操舊業，參與中斷了36年的《昆山報》的復刊工作。

　　聽到我終于安頓下來的消息，同五年來所有關注著我的眾多文壇前輩一樣，陸文夫先生也為之“長長地松了一口氣”，而感到格外的欣慰。

　　3

　　1993年的10月，秋高氣爽，桂子飄香，菊黃蟹肥，身為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的陸文夫先生，陪同羅馬尼亞國會議員代表團，從南京、蘇州一路來到昆山，我是隨同記者，這是我們倆在昆山的第一次會面，抽空簡單聊了幾句。第二年的6月，他率在蘇州的全國人大代表視察組蒞臨昆山，恰巧又是我隨同采訪。倆人在巴城陽澄湖度假區伸向湖中的竹堤長廊上合了一個影。晚宴時，我舉杯向他敬酒，他向我傳遞了一個眼神兒，示意我先向其他代表敬，最后他才與我碰了杯。

　　大約是在1994年的8月，因我的黑龍江省作協轉會一事久拖不決，任你怎么催問也不奏效。不得已，我向同時擔任著江蘇省作協主席的陸文夫先生寫去了一封措辭甚為激烈的信，其中一句這樣寫道：難不成我們邊疆省份轉來的作家，都是拉關系開后門得來的冒牌貨？

　　陸文夫先生收閱后非但不見怪，恰恰相反，還把它當作一件應辦的工作記掛在心中。不久，以色列作家代表團應邀來華訪問，在蘇州南林飯店的會見結束后，他同江蘇作協的幾位副主席及有關同志簡議了此事，并將其具體落實到人。一個月后，他給我寫來了一封親筆信，告訴我轉會一事已經解決，并囑我與分管副主席范小青同志具體聯系。在信的末尾，還附有范小青同志家中的電話號碼。

　　在陸文夫先生的關懷下，我的創作熱情高漲了起來，不斷地在一些主流大報上發表作品。對此陸文夫先生見了，從不流露出什么，即使偶爾提及也是淡淡地帶上一句。如1994年9月22日的《文藝報》，刊發了我以一名同蕭紅、蕭軍多位早期友好敘談印證過的堅實身份，痛斥臺灣無良媒體污蔑、攻訐魯迅與魯迅學生，挑撥離間大陸左翼作家的污文，撰寫的長達6000字題為《關于蕭軍與蕭紅的一些史實》的專論。不日，在一次電話中，他高興地說道：“看到了你的作品。”彼時的我，尚不是中國作協會員，能夠在中國作協主辦的《文藝報》上發表篇幅較長的學術專論，實屬難得……從1997年5月22日到1998年3月31日，短短十個月時間內，我在上海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北京的《文藝報》，接連發表了《毛澤東與蕭軍》（1997年5月22）、《彭真與蕭軍》（1997，年9月17日）、《魯迅與蕭軍》（1997年11月3日）、《蕭軍與王實味事件》（1998年3月31日）等四個整版紀實后，他親切地給我來了電話，以示鼓勵。

　　4

　　交往中，我的感受是：文夫先生之待人接物，熱情但是含蓄，周到但是不聲張。由于去的次數和來往的電話多了，與他的老伴也由不認識到認識，從最初的點頭招呼到相知相交，有時，文夫先生不在家或在外地開會、療養，他的老伴總要“代表你的陸老師”，向我熱情地問候上幾句。他也一樣。大約是在1997年春節前的一天，我去蘇州給他們老兩口拜個早年，由于事先來不及聯系，待趕至位于蘇州城東南的他家時，適逢他老伴早我一步出門散步去了。見我滿屋子張望，文夫先生只是慢悠悠地說了一句：“你來的路上可見到你師母？她可一直記掛著你哩！” 2002年9月17日出版的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刊登了我在查閱魯迅著作、許廣平先生和歷史當事人留存的資料，及同健在的魯迅學生與見過魯迅先生的人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歷時44天撰寫的長達14000字《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質疑〈魯迅與我七十年〉》的長篇書評，很快，包括具有130多年悠久歷史的世界著名媒體、以知識分子受眾為主的日本第一大媒體《朝日新聞》在內的國內外上百家報刊，或轉載或予以評論或展開爭鳴或譯介。記得那一年的10月中下旬的一天，我陪同北京人文社來的新版《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的負責人，去同為《魯迅全集》修訂編委會成員的蘇州楊枝新村徐斯年教授家。午后，我順道去了帶城橋弄臨河陸宅，適逢文夫先生午休，其夫人笑著傳達了文夫先生的意見：《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質疑〈魯迅與我七十年〉》書評文章看過了，及時、中肯、尖銳，也批評到了點子上，只是……口氣要是能夠稍稍緩和一些的話，更好，也能為更多的讀者接受……

　　臨了，陸夫人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小賀當初是怎么想起要寫這篇書評文章的？”她一邊問，一邊還特別地聲明道，她提出的這個問題，“只是我個人的想法，不代表你的陸老師。”說到這里，陸夫人還不忘調侃了一句：“同魯迅的兒子叫板對陣，你小賀難道不怕惹眾怒？”

　　我笑笑，坦然地回答道：“沒有什么可怕的，誰都得實事求是么！飲水思源，豈能忘本？何況我又不在體制內，也沒有什么圈子，沒有那么多的羈絆牽掛……”

　　接下來，我向陸夫人講述了本文寫作的緣起。

　　還是在5月間，我應邀赴京，先是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出席了由中國作家協會主持的，首都文學界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周年座談會。隨后，又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隆重舉行的，有老紅軍、老八路、地下黨老同志、延安文藝老戰士、延安后代和延安文藝運動研究者等300多人共同參與的大型紀念活動。中途休息時，在有著大型絲路花雨雕塑的和田玉屏風下，我有幸和《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著名軍旅老作家魏巍前輩合影。合影結束，魏巍前輩和我進行了為時整個30分鐘休息時間的交談。從一旁為我們合影的《人民日報》攝影記者的口中，得知我與抗戰小說《八月的鄉村》的作者、魯迅學生蕭軍的忘年交關系后，魏巍前輩語重心長地告誡我，要弘揚蕭軍畢其一生的民族氣節，但萬不可學他的“大鬧天宮”的我行我素做派（系指自由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同蕭軍臨終半年前進行了三次圍爐長談的我，告訴魏巍前輩說，對自己早年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舉止，進入晚年的蕭軍是有著一定的深刻反思的。其平反復出后，逢人便講忘不了毛澤東、彭真等領導人對自己的關懷。他不止一次強調說，他同黨和領袖的關系，是建立在魯迅基礎上的。1981年8月21日，作為魯迅學生的蕭軍，與北京大學的吳組緗教授、著名翻譯家戈寶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濮良沛等人一道，應邀前往美國加州三藩市蒙特利爾海濱阿西羅瑪會議中心，出席由多所美國大學發起舉行的“魯迅遺產會議”。在這次美國海濱城市舉行的“中國座談會”上，面對一名西方作家向他赤裸裸發出的：“中國共產黨犯了那么些錯誤，你們為什么不換一個黨啊”的挑釁性質問，蕭軍做出的回答是：“中國共產黨帶領民眾奮斗了幾十年，犧牲了那么多優秀的戰士，使國家獨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你找不出一個黨來代替共產黨，當然我就要擁護共產黨，我是他50多年的老群眾啊！批評是批評，鼓掌還是要鼓掌的。”

　　談及1981年5月黨中央授予蕭紅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稱號，蕭軍感觸甚深地認為：“慘死在日本人已遭鐵蹄踐踏的香港的蕭紅，在新中國受到的厚遇，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兩個第一和唯一。”對此，蕭軍的詮釋是：頭一個第一和唯一，是1957年8月蕭紅骨灰自香港回遷、隆重迎靈、祭奠和安葬在廣州的銀河烈士陵園，所受到的一系列高起點高規格的厚遇。蕭軍說，別說是作家了，就是其他比她名望高得多的人，也從來沒有聽說的哇！而且還是發生在1957年8月的反右斗爭高潮中，更是見證了黨和人民政府對她、對我們這些魯迅學生的關懷和愛護。第二個第一和唯一，就是1981年5月黨中央命名蕭紅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這檔子事。新中國成立后，還沒見有哪個作家，無論是已經故世的，還是仍健在的，能夠享受到直接由黨中央授予的這個稱號，何況當年他和蕭紅在上海魯迅身邊時，都沒有加入“左聯”。

　　魏巍前輩聽后，點點頭，隨即適時地將話鋒轉到了他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上，臉上的表情也頓時變得嚴峻了起來，他緩緩地說道：“前面的會上，包括長征老戰士王定國等許多老同志在發言中，都談到了要在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的同時，堅決反對當前出現的抹黑黨抹黑新中國的嚴重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多年前，我看過你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毛澤東與蕭軍》和《魯迅與蕭軍》那兩大塊文章，寫得不錯，把深受全國人民敬重的兩位重要人物的氣質、氣度，特別是對狂放不羈的蕭軍的包容和誘導，都寫出來了，蕭軍身上的缺點和不足，也寫得比較到位……”稍停，魏巍滿臉嚴肅地問我：“看過那本《魯迅與我七十年》沒有？”我回答說，由于研究魯迅的關系，也由于此前已與該書作者有過較長時間交往敘談的緣故，早在年初已經購買了這本書，而且還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感覺用聽說、而且是帶有明顯荒誕的傳言架構文字的內容比較多，讀起來可信度很低……魏巍聽后點點頭，語重心長地對我叮囑道：“多讀它幾遍，尤其要關注一下書尾特設的那一章‘再說幾句’。”還不等我回答，魏巍的臉色變得更加凝重了，82歲高齡的魏巍，舉起手中拄著的墨竹拐杖，重重地往地毯上頓了頓，鄭重囑托道：“你還年輕，有思考、鑒別能力，有腳力，回去后，把那本《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書仔仔細細地讀上幾遍，然后把里面由作者純粹憑聽說、想象架構的那些東西挑出來，特別是那個影響極其惡劣、危害十分嚴重的‘毛羅對話’……現在不是倡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邁開雙腿，走到調查研究的實踐中去，盡可能地進行多方考證，從源頭上加以澄清，還歷史本來面目。一定要從源頭上把它搞清楚，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確鑿事實，還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個公道，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人民群眾！”臨了，魏巍向我著重強調了三個“一定”：一定要走進歷史現場的原發地，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探史原則，去進行調查考證，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絕對不能像制造“毛羅對話”的人那樣，憑道聽途說或者想當然架構歷史事實；一定要盡最大可能找到那些至今健在的親歷者，能當面印證當然更好；一定要把它從源頭上搞個水落石出，不留任何遺憾地為歷史做一份真實的證詞。

　　魏巍前輩還不忘叮囑道：“剛才聽了你關于蕭軍晚年的反思的介紹，特別是他把同黨和領袖的關系定格在心相通的魯迅基礎上，是可取的，值得稱道，應當將它寫成文字發表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蕭軍晚年的這個反思與認識。魯迅先生的至愛親朋，更要有這樣的認識。作為名人的后代，數典忘祖是萬萬行不通的，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都應當持零容忍的態度。”對魏巍前輩的這個殷殷囑托，我一直銘記在心。十多年后，按照魏巍前輩的這個生前囑托，我將蕭軍對黨和領袖的正能量深刻認識，寫成專文。2017年1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專為紀念毛澤東《論魯迅》演講80周年，由我撰寫的1500余字特稿《蕭軍的魯迅觀》，向外釋放了魯門小弟子蕭軍臨終前的這一心聲。國內各大官網，還有在日本的愛國僑胞主辦的《日本新華僑報》及其官網，均予以了全文轉載。《人民日報·海外版》在編發此特稿時，還特地在文前作了這樣的文字說明：“今年是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作《論魯迅》演講80周年。本文作者與兩位魯迅學生蕭軍、黃源系多年忘年交，特撰此文，以志紀念。”

　　補充說明的一點是， 早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這篇專文兩年前，就以7000字篇幅的更詳細論述，冠題 《“魯迅關系”：蕭軍與中國共產黨深厚淵源的基石》，發表在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2015年第4期《百年潮》雜志上。

　　關于世紀初出現的這股越演越烈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特別是那個沒有任何史實史料作依托的所謂“毛羅對話”，其實，早在魏巍前輩當面向我發出囑托兩天前，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首都文學界紀念座談會上，就有多位文壇前輩和評論界同行，包括持與魏巍對蕭軍的相同看法、1942年5月和蕭軍一道出席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嚴文井、曾克等前輩，還有行動不便、住在王府井紅霞公寓的劉白羽前輩，在電話中就當年延安發生的一些人和事的來龍去脈，和我的敘談印證，也都不約而同地談及了當前存在的涉及嚴重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的諸多問題。希望我能拿出八年前，以與多位蕭紅蕭軍生前友好和歷史見證人敘談印證過的堅實身份，在《文藝報》上撰寫長文，回懟臺灣《中央日報》誣蔑、攻訐魯迅與蕭紅蕭軍，抹黑、離間大陸左翼作家檄文的戰斗精神，堅決反擊新世紀初出現的這股歪風，澄清被歷史虛無主義者蓄意搞混搞亂了、對黨和領袖產生嚴重負面影響的那些是非原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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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展開質疑、批判，這個敏感且易引發激烈爭論的話題，我于2002年7月31日、8月2日，兩度前往杭州城西靈隱路洪春橋南側的浙江醫院10病區102單人病室，探望了健在的最后一位魯迅學生黃源，向他匯報了他所熟悉的魏巍、賀敬之兩位延安文藝前輩，同我會面的情況。敘談中，我重點向他談了魏巍對我的鄭重囑托，并就2001年9月南海版《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第369頁，作者80年代同人民文學出版社對簿公堂，討要50年代他和母親面向全國公示，向中央人民政府莊重捐出的魯迅版稅這一問題時，言之鑿鑿的“還有文藝界有聲望的老作家寫信來安慰我，旗幟鮮明地支持我的行動，黃源老就是其中一位”的說法，向黃源先生求證。一向寬厚仁慈與人為善的黃源先生聽后，無聲地笑了，然后一字一頓地說道：“我又不是法盲，還不至于糊涂到干這種出爾反爾，違背法律的事。他當時確實給寫去了信，但不是什么‘安慰’和‘旗幟鮮明地支持’，而是委婉地勸告要注意影響，不要做違背法律及有損于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先生形象的事情。”黃源先生還不忘幽默地補充了一句，“既然說我是‘旗幟鮮明地支持’他討要30年前捐出去的版稅，他不是在他的書上公布了這么多的圖片、題詞、信嗎，可為什么不公布我給他的信呢？但是我黃源是可以自證清白的，那就是當年的我，還有巴金先生、樓適夷同志等，我們這些深受魯迅先生教誨過的人，對他這種違背法律和誠信的做法，是‘旗幟鮮明地’表示了不滿的。這有我們相互之間的信件交流可作證明。”末了，黃源老還不忘強調一句，“對他，我們自然是要愛屋及烏，但也不允誤導輿論的不當言行蔓延下去……”

　　2002年8月末，經過持續三個月的查閱資料和44天的撰寫，這篇長達14000字的《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評〈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書評，基本告成。就在我考慮如何撰寫結束語的當口，收到了上海友人寄來的8月9日這一期《文匯讀書周報》，上面刊登著由楊敏如前輩親筆撰寫的那篇充滿著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正能量的《替我的祖國說一句：“對不起，謝謝！”》的紀實文章。我反復閱讀后，頓時喜出望外。于是，拙文的結語，便順理成章地引用了從楊敏如前輩文中重點摘出的，其兄楊憲益的英籍夫人戴乃迭，生前留下的一段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人深省的話。我深有感觸地寫道：

　　在新世紀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魯迅遺產？

　　這是筆者在第11遍讀完《魯迅與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的一個問題。著名學者楊憲益先生的夫人，有“中國文化戰線上的白求恩”之譽的英籍戴乃迭女士，于臨終前說了如下一段話：“現在有人叫我寫一本書，寫我的兒子，寫我在牢獄里的經歷，說這種書一定會暢銷，可以拿一筆錢。我怎么能夠這樣做呢？”

　　一個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無私奉獻了一生的外國人，“文革”中又備受誤解和折磨，尚且如此，那么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又該如何呢？魯迅后代呢？！

　　對楊敏如前輩親筆撰寫的這篇美文中，有關戴乃迭凜然正氣言論的引用，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拙文刊出后，我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包括10多位德高望重的老一代共產黨人、革命前輩在內的數百位讀者、作家、魯迅研究界、史學界和新聞界同行的有力支持。還有上百家境內外媒體對拙文進行了轉載、評（譯）介，乃至展開積極而有意義的爭鳴。

　　在這里補充一點，拙文交付《文藝報》時，考慮到96歲的黃源先生身體極不穩定的現狀，原文中引用的黃源先生澄清《魯迅與我七十年》假借他的旗號的說法，不得不忍痛割愛。10月下旬，我在這一年中，第四次赴杭州浙江醫院探視，發現老人同兩個月前相比，談吐、神態等各方面，都衰退得比較厲害。據陪伴在側，同為新四軍老戰士的夫人巴一熔事后的回憶說，拙文刊出后，黃源老花了兩天時間讀完了全文，“大家的總體看法是，證據確鑿——特別是正確引用了魯迅許廣平的原話，更具有說服力，還有著魯迅式一針見血的尖銳潑辣風格，是一篇寓教育意義、正義感強的書評文章。”

　　整個2002年一年中，從4月初次探訪，到年末老人病危彌留，我先后五次前往杭州浙江醫院探視。老人于2003年1月2日下午3時許病逝，午夜時分我冒著滂沱大雨，從居住的江蘇昆山登上夜行火車，清晨5時許抵達杭州北山街葛嶺黃宅，與家屬一起參與治喪工作，是所有前去吊唁的外地單位或個人中，第一個抵達的。四天后，我同家屬一起，護靈至老人故鄉、杭州灣的海鹽縣南北湖萬竹叢中的“黃源藏書樓”安放。在新華社因故發不出通稿的情況下，我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京、滬主流大報，發表了近10篇追思文章，以及在《上海文學》《新文學史料》、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心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等著名刊物，刊登論述黃源與魯迅關系的長篇學術文章。

　　6

　　在后來長達20年的時間里，在我不懈同歷史虛無主義進行的這場斗爭中，還有一個人，也是不能忘記的，他就是跟魏巍后腳碰前腳，同是喝過延河水的著名詩人賀敬之前輩，給予我的真誠理解與鮮明支持。

　　記得那天人民大會堂的紀念活動結束后，出得北大廳臺階下，和10年前鼎力幫助我回歸江南的原黑龍江省作協主席、時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程樹榛，同賀敬之前輩一起合影時，我首先向他求證了多年來一直擱在我心頭的一個重要問題：有關1981年5月，他受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時任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同志的委托，口頭答復黑龍江省委派出的請示代表關沫南，授予蕭紅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稱號一事的經過。他聽后，當即頷首肯定：確有此事。同魏巍一樣，他也向我提及了反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這之后，我遵照魏巍前輩的囑托，花費17年時間追蹤調查（今年2023年，正好是我啟動對所謂“親聆者”的“毛羅對話”，展開源頭追蹤調查20年），出版從源頭上清除所謂“毛羅對話”政治謊言的《“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與魯迅》專著，賀敬之前輩先后委托紅軍時期投身革命并加入地下黨的延安文藝前輩陳明同志，原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文藝報》主編鄭伯農同志、原《求是》雜志副總編劉潤為同志，以及他的秘書等，時不時捎話，表達他的全力支持的鮮明立場。

　　2016年12月2日晚，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舉行文藝聯歡晚會前一刻，通往人民大會堂二樓金色大廳的寬敞甬道上，身邊有人向緩步走在我們前面的賀敬之同志打招呼，孰料，記性忒好的他一回頭就發現了我，他同我親熱地握手，對我為澄清“毛羅對話”歷史真相的這項溯源工程，當眾給以肯定和支持。

　　2017年春節過后我應召來到北京，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的賀敬之，兩次安排秘書同我會面，并把我的一份關于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所作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強化意識形態管理的建議，轉呈相關部門處理。

　　2019年7月，應我請求，96歲高齡的他，克服年邁手發顫的困難，潑墨為我題寫了他的那首《回延安》名篇中的兩句核心詩作：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聽其秘書在電話中感慨地說道：“為你題詩，賀老可真用心哪！他一連氣地寫了有十來幅才歇手，從其中挑了一張最好的，左看右看，直到滿意了，才吩咐給你快遞寄出……”

　　賀敬之前輩在1956年寫下的這首《回延安》，是一首以陜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寫成的新詩。詩人以滾燙的赤子之心，飽滿的革命激情，富有陜北黃土高原特色的語言，敞開心扉，縱情謳歌養育了一代革命者的延安精神。人們讀后，從中可以鮮活地感受到詩人跳動著的脈搏——對“母親”延安的那份永不泯滅的真情和深深眷戀……

　　雙手捧著賀敬之為我題贈的《回延安》詩篇，我明白，他以近百歲高齡的親筆題贈，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我自少年時代以來的夙愿得以實現，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左翼前輩，對繼往開來的新一代，所從事的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學研究事業，和堅定不移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歷史虛無化斗爭的進一步鞭策和鼓舞。

　　自20世紀50年代讀到他的經典詩作《回延安》那一刻，到今天手捧著他贈予我的《回延安》的墨寶，不由得感慨萬分！我和賀敬之前輩之間相隔22歲的忘年交，心相通在為工農兵的20世紀毛澤東延安文藝旗幟下，又攜手并肩在21世紀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文化思想新時代。

　　自1979年8月17日在哈爾濱與蕭軍相交以來，我先后與40多位魯迅學生、左翼作家、延安文藝前輩交往相敘，自是獲益匪淺。是眾多前輩高昂的民族氣節，為人為文的高風亮節，始終不渝的共產主義信仰，引領我這個僅有一介化工中專學歷的縣級基層業余研究者，成長為有所建樹的左翼文學研究者。是他們用敦厚堅實的肩膀，托起了我的昨天和今天，并且還將繼續引領我的明天。我所取得的一切，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說起來，我之所以能夠參加2016年的文壇盛會，得以和賀敬之前輩相距14年后在人民大會堂的再次相會，正是因為我通過前期13年源頭調查考證，出版了維護黨和領袖清白，徹底破解“毛羅對話”政治謊言的《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經原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金炳華同志力薦，被中國作協黨組確定為出席中國作協九大的特邀代表。這也是在我人生七十壽辰到來之際，收獲的一份珍貴賀禮。

　　還是在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文壇盛會五年前，以破解“毛羅對話”政治謊言為核心宗旨，隨著我的初個版本《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隆重推出，以及我以零容忍決不調和的厲言與立場，將與大陸數典忘祖者勾結的“臺獨分子”龍應臺強勢驅逐出紹興魯迅文化論壇的雙重貢獻，特邀出席了2011年9月23日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舉行的紀念魯迅誕辰130周年座談會。在此一個月前，經報請上級審讀部門核準，8月29日出版的《光明日報》，在其評論版，以近半版的篇幅，特約發表了由南昌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洪華撰寫的《當“親歷者”遭遇“追尋者”——讀〈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的書評。

　　7

　　2000年6月，在積淀多年后，我如愿以償地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入會介紹人，正是時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暨江蘇省作協主席的陸文夫先生和江蘇省作協副主席范小青。附帶說明一下，有關我的入會，中國作協書記處是嚴格把關的，并不因為有在任的中國作協副主席陸文夫作入會介紹人，而疏于質量網開一面。陸文夫、范小青是在1998年推薦的，但是直到兩年后我才被接納入會。還需說明一點的是，就在中國作協審批我入會三個月前，多年來一直為我發聲、搭建正能量平臺的《文藝報》社，在東土城路25號中國作協10樓大會議室，為我剛出版就獲得江蘇省新中國成立50周年優秀報告文學獎的第二部研蕭專著《蕭紅與蕭軍》，舉行了有蕭紅蕭軍友人、歷史見證人、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專家、《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當代》等大型文學刊物負責人，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記者等出席的研討會。回到昆山不久，記得是在入會后的次月，陸文夫先生與老伴一起，在女兒開設在十全街658號的老蘇州茶酒樓設宴為我“略表慶賀”。知我打小不食豬肉，他專門安排了響油鱔糊、清蒸鱸魚、蝦籽茭白、荷塘月色等蘇幫名菜。席間，他和老伴頻頻舉杯，欣慰地說道：“蕭軍、關沫南他們給我的囑托，我完成了！”少頃，他呷了一口紹興花雕，慢悠悠地，語重心長地直言告誡道：“小賀啊，格個十來年的介許多交往，我搭仔格倷，也熟悉了，說輕了，倷有急火毛躁的毛病，說重了，是浮躁，有一點成就便沾沾自喜，自以為了不起，這樣很不好，格個毛病一定要改正過來……要注意格不要翹格尾巴，加入中國作協，嘸不啥子格了不起格的事體，作家是靠出作品來說話的，想當好作家、優秀作家，更加要出別人家寫不出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精品，才能夠叫‘看客’（讀者）買賬……”

　　席間，我不由得重提12年前初次去他家面交關沫南、蕭軍給他的信，他帶著懷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時，問的那句“蕭軍在格哈爾濱住得阿好”的話……

　　他聽后笑了，悠閑地回答道：“倷格與眾不同的經歷與和身份不會假，倷搭仔格老革命關沫南的關系也不會假，這兩點我完全相信。但是，倷搭仔格蕭軍之間的關系究竟怎么樣，我卻是不托底的。誰都知道，早在多年前蕭軍就宣布封筆了，那一年又聽說格蕭軍得了癌癥，醫生要他靜養，這是我產生的第一個疑問。再說在這以前我還沒有見過蕭軍的字，伊倷又嘸不蓋章。第二個疑問，是倷格小賀到底具備不具備文學創作天賦，格個問題，對我來說，是交關的重要，文化人幫文化人，我也好向市領導說清爽情況……所以才會這樣問倷，也是我在幫忙之前，必須要弄清楚的問題。好在現在情況都基本清爽了。何況關沫南寫信給我，搭仔格倷來尋我幫忙，也是經過組織上允許的嘛！其實，有沒有蕭軍的附言和‘求情’，并不重要。有關沫南的親筆信就足夠了，信上對倷小賀的格個高的評價，還有別人介都沒有的這種經歷，啥人看了，也會動之以情的……”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記得，1988年1月5日那一天，在陸文夫家里一樓的客廳里，聽著陸文夫先生帶有懷疑的發問，坐在一旁的徐斯年教授，適時地開了口，說道：“在帶小賀來找你十來天前，也是幫助小賀解決安置后盡快成一個家的需要，正好有蘇州鐵道師范學院中文系的同行要去北京出差，于是，我就寫了信，向在北京的資深作家和文學編輯作了一番了解。他們都認為小賀具有潛在的文學才能，一旦安定下來，將來是會有好的作品問世的。而且，上個月在蕭軍家，蕭軍在關沫南給您的信上附言時，還是馮雪峰的長子馮夏熊陪同小賀去的，在一旁促成的呢！”

　　“你小賀現在還是一個人嗎？那一年……”席間，陸夫人甚為關切地問道。她詢問中的有關“那一年”的說辭，對于我來說，心中有些隱隱作疼。12年前，為了使我很快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熱心腸的徐斯年教授會同蘇州鐵道師范學院的同行，特地為我介紹了鐵師院中文系的一位同樣未婚的女講師，她也是大齡孤兒，而且還是1960年由鄧穎超、烏蘭夫牽手，上海三千孤兒接受內蒙古奶媽撫養長大的其中一員。和我相識時，她剛由內蒙古師范學院調至蘇州鐵師院才兩年多。兩個人談了大半年也已進入了實質性階段。遺憾的是，由于組織安置失敗，婚事也就不了了之，后來她移民去了澳洲。聽鐵師院的同志講，對于此事，陸文夫也是挺關心的，他曾多次通過鐵師院的教授捎話，承諾未來倆人成婚時他一定參加婚禮，等等，以欲促成。然而……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為著我的南返兒時故土和安定的生活，從北至南，多少文壇前輩在操著心吶。

　　就在這次老蘇州茶酒樓茶話加酒話的宴請接近尾聲時，陸文夫先生寓意深長地叮囑了一句，“你那個火爆的一點就著的脾氣要收斂一下，有些事情，比如對某些敵對勢力的斗爭，是必要的，但也要講究策略，要善于保護好自己。”

　　陸文夫說的這件事，是當時的昆山市委書記告訴他的。那事發生在1999年12月25日，昆山勞動局年度外企用工大檢查，我是隨同記者。當時一個臺商惡言詆毀中國共產黨，我挺身與他言辭斗爭15分鐘。事后，在場的共產黨員向市委相關部門和護法機關匯報了這一突發事件。市委負責同志并沒有因此事發生是否會影響外商投資環境而姑息養奸，還連夜向蘇州和江蘇省執法機關上報了我與之斗爭的經過情況。

　　我知道，陸文夫讓我講究斗爭策略的叮囑，是怕我受到不測。但是，我見到了市委主要領導的極其鮮明而又堅決的態度和立場，執法機關雷厲風行的處置。正是基于此，我的左翼文學研究事業，才能在這片有著良好政治生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并且以一介與文學、社科哲學毫不搭界的舊日化工中專文憑，成長為一名有所建樹的左翼文學和魯迅研究者，還兩度被破格授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員。也正是此次事件爆發之后我得到有力的支持和保護，在北京（2014年9月9日下午，北京建國門外光華路某咖啡館，聊及島內有關文壇的人和事時，我以15年前怒懟堅持反共分裂立場的惡臺商為例，斷然拒絕了某臺媒人員“互通有無”居心叵測要求，并從此不相往來）、昆山、浙江多處多個場合我同與“臺獨臺諜”有關人和事的斗爭或舉報，前后達五起之多。昆山、杭州有關部門都在第一時間派專人接待了我，并根據我有證據材料的舉報作了相應的研究及安排。2011年7月下旬，中共紹興市委根據我的書面舉報，于第一時間采取有力措施，阻斷了由某自恃“有特殊身份和話語權”的人邀請兩岸人皆知的“文化臺獨分子”，加盟魯迅故鄉紀念魯迅130周年誕辰設立的魯迅文化論壇，并充任所謂“形象大使”及“主講”的荒誕鬧劇，維護了民族魂的形象不受玷污，進一步凈化了魯迅故鄉的政治生態。我也因此獲特別邀請，出席了9月23日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舉行的，由中央領導同志作重要講話的紀念魯迅誕辰130周年座談會。有關此事詳細經過，植入了《“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與魯迅》特設的《信仰的力量》一節文字中。

　　8

　　說起那天發生的有趣但又略顯尷尬的這一幕，在陸文夫先生為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略表慶賀”的三人宴上，我向先生夫婦補充講述了蕭軍在關沫南信上寫附言前一天發生的事。

　　1987年12月9日晚上，距上一次會面相隔不過20來天的光景，我從冰天雪地的哈爾濱述職完返回蘇州途中，再度入京。當我攀越后海沿那座黑漆漆、腳踩上去“吱嘎”直響、年代已久朽木樓梯的危樓，進得屋內，猛地愣住了：只見屋內地板上，大包小箱，陳舊的字畫、書籍、物件，一扎一捆的，堆得到處都是。先生見我直發愣怔，先是微微一笑，繼而是雙手一攏袖，頗有點傷感地對我解釋道：“唉，在這兒住了幾十年啰，真舍不得離開這里的街坊鄰居……”

　　其后，夫人王德芬極為憂慮地和我談起了他的病情，他呢？頭猛地一擺，卻像小孩一般地激烈地抗辯道：“他們瞎說！我只是長了個小息肉，哪來的癌？我不開刀，我還要多活幾年哩！”其時，癌細胞已經在悄悄地吞噬這個硬骨頭漢子了，但他依然很樂觀。

　　次日，12月10日，又是晚上時分，我二度探訪。一進門，夫人指著與我同去的一位同志，笑問蕭軍：“你看看他是誰？”豈知，先生記憶力極好。他先是沖我們微微一笑，然后雙手一攏袖，撇撇嘴回答道：“興許，我連馮雪峰是何許人，也給忘了呢！”

　　他的話，頓時引起了大家的一片歡快笑聲。

　　一旁正在忙碌著的夫人王德芬，站起身子來，告訴我：“我們明天搬家，搬到木樨地去，往后你再來，得到那兒去找我們了！”

　　“金祥，”慈母一般的王德芬向我叮嚀道，“你倘若回到蘇州的話，一定要替我去看看滄浪亭旁邊那座哥特式西洋建筑物還在不在。還有，再替我數一數臨湖的廊柱有幾根。整整50年了，我是多么想再到蘇州去看看哇！”說到這里，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發現，雖說她那時在蘇州求學不足一年的時間，且當時又處于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民族危亡之際，但她這個河北人對蘇州的感情，遠比我這個在蘇州生活了十來個年頭的人要深沉得多。

　　“別忘了！”

　　許久沒有出聲的蕭軍先生，這時恰到好處地插了一句，“再問一問顏文樑顏老先生可健在？”

　　“顏文樑是誰？”

　　蘇州長大的我，不知所以然地傻傻問了一句。

　　“我當年的老師，蘇州滄浪亭美專的校長，也是海內外享有盛譽的，水彩西洋畫兼國畫于一身的大畫家。”說完這話，王德芬又補充了一句，“要是在的話，他老人家可是近百歲的人了。”

　　臨了，蕭軍先生甚為關切地一一詢問了我們的情況。他重點提到了我，說他完全相信我一定能夠步入作家的行列，僅僅是時間的早晚而已。他表示將再一次給予我幫助。說話的工夫，早在多年前就對外宣布封筆，并且不再“求人”的他，便在同樣是抗戰作家、黑龍江老友關沫南的信上，重重地附筆道：

　　文夫同志：

　　我也向您求一份“人情”，希望您在可能范圍內，給賀金祥同志以大力協助，果所至盼者。

　　祝好！

　　蕭軍

　　1987年12月10日

　　望著他為我的這份“求”，我心中頓時涌起了擎天大潮。無疑，我見到了半個多世紀前萬眾愛戴的魯迅先生的一代風貌，在他的傳人身上的再現……

　　陸文夫聽后，點點頭，說道，“后來倷仔格小賀寫了一篇《滄浪亭有幾根廊柱？》，我把它改成了有確切數字的《滄浪亭有14根廊柱》，來了個近水樓臺先得月，發表在了我當家作主的《蘇州雜志》上。”

　　……

　　只是陸文夫先生和我都不曾料到的，我居然會和當初領我去見陸文夫先生的徐斯年教授，成了從事魯迅研究的同行。不過，科班出身的徐斯年教授，從事的是純魯迅研究和相關教學，而一介草根的我呢，從事的則是以魯迅為代表、側重于我熟悉的蕭紅蕭軍的左翼文學研究，業余的，體制外的。

　　兩度為我“求助”的文學引路人、魯迅學生蕭軍故去35年了；待我如慈父、良師、益友，對黨對祖國忠貞信仰的引領者，險些成為關東軍“731”細菌部隊“原木試驗品”、在日寇嚴刑折磨面前視死如歸的關沫南前輩故去20年了；給我以真誠關愛的陸文夫先生也故去18年了，今天，我已納入國家出版選題的15部左翼文學研究專著——其中一本書出了五版，一本書出了三版，兩本書出了兩版，和在《求是》雜志、《黨的文獻》、中國社科院核心期刊《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流報刊發表的大量魯迅專論，在《中國作家》《當代》《上海文學》等發表有關左翼作家研究的紀實文學，更因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辯證法則，通過長達十多年源頭調查考證，兩度發表填補空白、終結魯迅研究領域一度盛行的歷史虛無主義謬論的論文，以一介草根業余研究者的身份，獲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向永遠銘記在心中的三位前輩的在天之靈，交上了一份使他們放心的答卷。

　　還有一位前輩，我更是無法忘懷。他就是1935年加入地下黨、上海市大中院校聲援北平“一二·九”愛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暨救國會領導成員、延安文藝前輩陳明，自1988年起對我的言傳身教和無微不至的關愛，尤其是堅守共產主義信仰的教育，實事求是的探史問史原則。

　　9

　　30年了！

　　回望30年前，在南北眾多文壇前輩的齊心協力相助下，得以回歸江南，最終選擇昆山工作、定居，無疑，我是一個時代的幸運者。而昆山，則是我圓夢文學和魯迅研究、左翼文學研究（淪陷區文學研究）、延安文藝研究的最佳福地。

　　剛剛過去的2022年，是昆山自費興辦開發區獲國務院批準，正式列入國家級序列30周年。同時也是我在昆山工作、生活進入第30個年頭的日子。對此，我的體會是一種夢想成真的滿滿幸福存在感——在這里，我如魚得水！

　　在世人的眼中，昆山是蟬聯了18年的全國經濟百強縣之首，有5000多家臺資企業和4000多家世界各國和地區投資的外資企業。然而，作為昆山在20世紀加入中國作協的五位會員中的一員，且迄今仍在深受其益及仍在國家級高新區文化顧問工作崗位上耕耘不休的高齡文化學者，要向世人們大聲說出的另一個強縣事實，那就是，昆山不只有GDP，不只有經濟上的海納百川，而且還有文化上的海納百川，文化上的強縣之尊。昆山有歷史悠久，深厚積淀的文化資源底蘊，她有連綿了5000多年的趙陵山良渚文化、淞澤文化，承繼和發揚了百戲之祖昆曲的博大精深和海納百川，和一代愛國大儒顧炎武倡立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強烈愛國情懷的治國救世理念，更有黨的十八大以來，大力貫徹習近平新時代文化思想，強烈的政治意識和文化自信。特別是精心扶助在外人眼中看似“與本地文化歷史淵源毫不搭界”的魯迅研究和左翼文學研究上，并使之風生水起。

　　自1993年7月47歲“高齡”時，我得以以人才引進的方式回歸江南水鄉，至今已進入到了第30個年頭。當初我來到昆山時的最大愿望，為的就是要完成畢生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的蕭軍、關沫南、陳明等老一輩革命作家的囑托，還有“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蕭紅留存的“那半部‘紅樓’”的巨大精神財富，開拓出屬于自己的左翼文學研究事業的一方天地。今天，我要說的，就是這么多年來，寓居地昆山的黨組織對我的左翼文學研究的無盡關注和幫助。1999年6月，為最終完善我的納入選題的長篇紀實《蕭紅與蕭軍》的修訂，在蘇州市文聯的積極溝通下，我所在工作單位昆山日報社給予了為期半年的帶薪創作假，得以前往蕭軍故鄉遼寧凌海市、蕭紅故鄉黑龍江呼蘭縣、蕭紅與蕭軍從事反滿抗日活動和文學創作的跋涉地哈爾濱進行溯源考證，確保了該著作于當年年末出版。次年，在市委領導的支持下，又資助本著在京成功舉行了研討會。自2001年起，市委主要領導認為我所從事的左翼文學研究事業，是同黨幾十年來制定的文藝方針合拍的。于是，得到了昆山日報社的又一次大力支持，準我帶薪、帶獎金脫產專事研究，直至2007年4月退休。從而為我的左翼文學研究事業的縱深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更加堅定了我為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將左翼文學研究事業更好地同黨倡導的政治內容、文化思想和核心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塊，為現實服務，為提高年輕一代的文化自信和歷史知識，提供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令我，也令許多人意想不到的暖人心腸的事情還在后頭呢！2017年，是我退休后的第10個年頭。這一年的3月，經市委主要領導批準，在國家級昆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小會議室，舉行了有兩位市委常委共同主持的儀式，聘任年屆七旬的我為文化研究顧問，為期五年，并專門辟出一間30多平方米的高層電梯辦公用房，用于陳列我的左翼文學研究成果并作為工作室。2021年10月，盡管我已年屆75歲高齡，考慮到我年年有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凸顯核心價值觀、文史領域填補空白的創新成果發表及出版，市委宣傳部和高新區黨工委經審核，于2022年3月原定五年聘任合同到期的基礎上，決定再延長三年，至2025年，也就是我78歲那一年。在文化人員的聘任上，如此高齡，在全國來講，恐怕也是要位列“文化百強縣之首”了。多年來，市委宣傳部、高新區黨工委主要負責同志還經常聽取我的匯報，征詢意見，并將其視作是本地文化文學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進入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市里多位領導屢屢過問我的飲食起居狀況，并指示給以實際幫助。我10多年前的退休單位昆山市融媒體中心領導，還定期上門探視、慰問。每當我為新著的出版需在江浙滬地區奔波時，為顧及我免受疫情感染，不止一次安排交通車輛出行。為進一步推介我的以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所進行的反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和不斷取得的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學研究事業的新成果，經市委領導核準，2020年1月20日出版的《昆山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發了由該報特派記者持續月余多次訪談、撰寫完成的長篇特寫《莫道桑榆晚 為霞尚滿天——老作家秋石二三事》。2021年11月3日，《中華讀書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的關于1981年5月黨中央命名《蕭紅“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稱號33年追蹤調查》一文， 10天后，該報即以加編者按的形式予以了全文轉載。

　　所有這一切，在以一代鄉賢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愛國理念；38年前敢為人先，不等不靠，自費興辦開發區；和在2001年被列入聯合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百戲之祖的昆曲發源地文化為宣傳主體，及以改革開放著稱于海內外，力度、成就連續18年位居全國百強縣之首的昆山，給一個退休多年的左翼文學研究者以如此之力度的重視與扶持，說明了昆山市各級黨組織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指導，以弘揚主旋律和核心價值觀為己任，凸顯出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傳統孕育的文化自信、文化意識之深厚底蘊。

　　一個良好、和諧、寬松、心情舒暢的創作、研究氛圍，必然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和源源不斷地結出為時代鼓與呼的豐碩成果。

　　在昆山，我先后出版了《兩個倔強的靈魂》《我為魯迅茅盾辯護》《“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與魯迅》等十多部書。其中，堅定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與還歷史本原，從源頭上粉碎歷史虛無主義炮制的所謂“毛羅對話”政治謊言，長達17年多源頭調查考證完成的《“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與魯迅》，在黨史文獻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六年間先后三次修訂、五次印刷、發行達兩萬余冊。令我倍感振奮的是，從北京到我寓居地昆山，各級黨組織都對我的這項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還一代偉人毛澤東主席清白的溯源工程，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真誠支持，有關方面還為本書的審核開通了綠色通道。書剛一出版，先是《光明日報》旗下的《中華讀書報》發表了兼具時效新聞的書評。緊接著，2011年8月29日出版的《光明日報》，發表了著名學者撰寫的評論：《當“親歷者”遭遇“追尋者”》。北京西單圖書大廈購進的首批80本書，不到兩天就銷售一空，僅北大圖書館就一次進了30本。每出一個版本，西單圖書大廈都將其置放于一樓大廳迎門處的馬列毛和習近平著作的展銷平臺上。同年9月，我由此獲特邀來京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有中央領導同志作主旨講話的紀念魯迅130周年誕辰座談會。2016年11月30日，年屆七十的我，又被直接確定為出席中國作協九大的特邀代表，來京參加盛會，有幸在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重要講話。講話中，總書記號召廣大文學藝術工作者“引導人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絕不做褻瀆祖先、褻瀆經典、褻瀆英雄的事情”。他進而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藝術定力”。 回味總書記的上述講話要點，我的內心十分激動：他的這個講話要點，無疑是對我進入新世紀以來，圍繞“毛羅對話”展開的反歷史虛無化斗爭實踐的肯定與莫大鞭策。我是全國唯一對所謂“毛羅對話”進行了上百次源頭調查考證且取得成效的學者，也是唯一在《求是》《黨的文獻》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三大高端核心期刊上，發表同一專論的學者。2018年8月14日，我突然接到了來自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黨的文獻》主編的約稿急電，說：根據黨內一些老同志的提議，請你依據你的十多年調查考證結果，撰寫一篇從源頭上厘清“毛羅對話”歷史真相的文章，急用，本期就刊登。10月10日出版的當年第5期《黨的文獻》，以13000字的加編者按、加說明的超大篇幅，刊發了我撰寫的含有多幅歷史現場圖片的《關于一篇“親聆”1957年“毛羅對話”回憶的追蹤調查》。《黨的文獻》刊出這則特稿的當日上午10時，人民網——中國共產黨網、光明網、新華網、中新網、鳳凰網、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作家網、央廣中文網等，及各民營、自媒體等境內外數百官網同步轉載，從而使“毛羅對話”這個本世紀影響最大最為惡劣的歷史虛無謊言，頓時陷入了萬劫不復的絕境：過去貌似強大的幕后策劃炮制者、信誓旦旦“親聆”謊言杜撰者，以及緊隨其后趾高氣揚的鼓吹者、推介者，自2018年10月10日本文刊出至今的五年間，竟然再也沒有一個人出來撰寫力挺所謂“毛羅對話”的文章，完全失卻了之前十來年間那股不可一世的驕橫勢頭。

　　20年來，在我對“毛羅對話”歷史真相展開的溯源調查考證中，有五位老共產黨人給予了我持續、真誠、彌足珍貴的理解與支持。他們是：原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文藝報》總編輯鄭伯農同志，原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金炳華同志，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同志，原《求是》雜志副總編輯劉潤為同志，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

　　而今，一部上卷傳記下卷研究、有大量鮮為人知史料植入，彰顯三位傳主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120萬字《民族的呼喚——魯迅與蕭紅蕭軍》，歷經34年追蹤，24年寫作，3年打磨，將很快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昆山，不只有矚目海內外的一流經濟，昆山更有與外向型經濟并駕齊驅的傳統文化傳承。連續多年，作為百戲之祖昆曲的發源地，由國家文化和旅游部、江蘇省人民政府主辦、昆山市人民政府承辦，戲曲百戲（昆山）盛典在昆曲源頭昆山舉辦。氣勢恢宏，包括港澳臺三地在內的全國各地，多達348個劇種以及木偶劇、皮影戲兩種戲劇形態聚集昆山，持續五年匯演，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團圓，便是最好的說明。

　　昆山是習近平新時代孕育有理想有信仰的文化人的搖籃，是昆山海納百川的文化與其得天獨厚的氛圍，使得我這個僅有化工中專學歷的非體制業余研究者，圓了30年前來昆山時立下的做一名有所建樹的左翼文學研究專家的夢。

　　歲月耕耘額上的皺紋，時光染就滿頭的白發。

　　檢視30年來我前進的每一個腳步，獲得的每一個成就，我又怎能忘記所有助我回歸江南水鄉的文壇前輩們！

　　這也是今天77歲古稀之齡的我，事業依然如同青春年少一般熠熠發光的動力所在！

　　忘不了的程樹榛

　　2023年7月11日，是我回歸江南姑蘇水鄉，定居昆山30周年。

　　每每想起我回歸江南的五年之旅，我就會由衷地懷念起許許多多的老共產黨人、文壇前輩，對我的無盡關愛。

　　首先，我要重點提一下幫助我回到江南故土的程樹榛同志所起的關鍵性作用。

　　1993年元旦剛過，臨近春節，我從冰天雪地的丹頂鶴故鄉齊齊哈爾來到了北京。此時，距組織上主導的我南返故土的構圖，一擱五年了，卻始終沒能實現。所幸的是，我暫時落戶地的齊齊哈爾市廣播電視局和老局長葛殿臣，還有一位分工新聞文化工作的副市長李有志同志，一直在為我提供南返的方便，乃至派出專人到南方為我鋪路。連續近三年，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時間，我前往江南聯系工作，工資照發，路費和住宿費也酌情給予報銷。直到過去30年了，我始終沒能忘懷。

　　說起1993年元月的南下途中的這次經停北京，是應約而來：就我的一部有著發表前景的長篇小說《船過水有痕》，如何修訂及發表與否，接受《當代》《中國作家》兩刊負責人汪兆騫、章仲鍔同志的約談。與汪、章兩位刊物負責人對話的次日，借住在丁玲前輩1979年剛返京時居住過的團結湖小區寓所里的我，來到一路之隔的農展館南里10號中國文聯大樓，找到了五年前和革命前輩關沫南一起，參與我安置事項的原黑龍江省作家協會主席、現任《人民文學》主編程樹榛同志，請求他的再次出手幫助。盡管事情已經過去了五年，盡管之前我們只是互聞其名卻從來不曾謀面過……程樹榛聽后當即表態道，“你賀金祥的事情我是清楚的，當年有關部門負責人找我協商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然而，令他心酸而又想不到的是，時至五年后的今天，快奔50歲的人了，我還居然擱淺在為南返故土奔波的漫漫三千公里的風霜雨雪的路上。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他會同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長篇報告文學《蘇州老鄉》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楊守松溝通，相信楊守松有實力幫助我實現南返這個夙愿。說完，程樹榛同志又是打電話，又是寫推薦信，給當時因發表了《昆山之路》《蘇州老鄉》兩大報告文學，在文壇上聲名鵲起的昆山市文聯主席楊守松同志。臨別時，他告訴我說，早在1979年8月17日省、市文藝界歡迎蕭軍復出的座談會上，見證了我同蕭軍之間一問一答，火藥味甚濃的特別結交方式。

　　其實，對于程樹榛，同樣是在百花齊放春滿園的1979年，我就“認識”了他，而且，印象還特別深刻。那一年，伴隨著李國文中篇小說《花園街5號》的強勁登陸，程樹榛以他所工作的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床廠當家人宮本言銳意改革為題材，撰寫的兩萬字報告文學《勵精圖治》在《當代》發表，形成了更為強烈的席卷式反響，尤其是在黑龍江省。對程樹榛撰寫的《勵精圖治》，我是愛不釋手，奉為經典，讀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其效應也是滾雪球式的：在其后不足一年左右的時間，宮本言同志當選為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副省長，主管黑龍江全省的工業改革。在黑龍江省經委召開的全省42家首批試點改革企業的座談會上，作為其中一家地方化工農藥企業負責人助理的我出席了座談會。座談會主辦方發給了所有出席者一人一本印有程樹榛《勵精圖治》報告文學的小冊子。實際上，自那時以來的40多年間，我一直以程樹榛撰寫的這部《勵精圖治》報告文學的模式，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為文壇民族精英蕭紅蕭軍，及其同時代左翼作家家國情懷鼓與呼的研究中去。

　　1993年，在千年古城常熟過完農歷癸酉年春節后，2月初的一天，我來到了昆山。這是我第二次來到昆山，第一次是在1974年冬，在黑龍江三江平原中心的一家報社擔任記者的我，應邀前來昆山先賢、一代大儒顧炎武的故鄉千燈，探望正在家鄉探親的人民解放軍黑龍江邊防部隊某部的干部。但1993年的昆山，同1974年的農業單一縣的昆山相比，由于以不等不靠，敢為人先，自費興辦開發區，獲批進入國務院序列的國家開發區行列而聞名海內外，已經呈現出一派現代化的紅紅火火景象。

　　在昆山，楊守松同志先后兩次熱情地接待了我。如此還不夠，兩個月后，趁著南下赴蘇州上海組稿的當口，熱心腸的程樹榛同志專門拐了一個彎兒，來到昆山，就我的南返工作調動問題，再次向楊守松同志叮囑了又叮囑，囑他一定要當作一件特事、急事辦好。臨離開昆山前，程樹榛同志還不忘強調了一句，說，許多德高望重的文壇前輩都十分關心賀金祥同志的回歸江南安家……后來聽楊守松告訴我，程樹榛同志來到昆山的當天，恰逢昆山舉行兩會，由于小城條件稍好一些的接待場所十分緊張，不得已，楊守松同志親自駕車，將他安排在了20公里外的鄰縣太倉的一處賓館住下。

　　程樹榛同志回到北京后，楊守松同志確實也全力以赴，不負所望，予以了落實。同年5月，正在故鄉紹興魯迅紀念館小住的我，接到了京城程樹榛同志幾經輾轉打來的催我去昆山接受談話的“加急電話”。于是，我謝絕了當時的紹興縣人事局給予的“好不容易為你爭取來的企業編制”崗位、兩年后卻黯然下馬的企業報《輕紡城報》的編采工作，我本人則火速自紹興趕往昆山。次月，我就以30多份從中央到地方報所發新聞稿的復印件，和47歲社科人才引入的高危門檻，加盟中斷了36年的《昆山報》復刊的籌建工作。我終于回到了魂牽夢縈30年的江南姑蘇水鄉，而且是重操新聞舊業！1993年7月11日，手持齊齊哈爾市人事局開具的干部調令，到昆山正式報了到，昆山市人事局當場給予了事業編制。隨后在一天內，我快速辦理了戶口及糧油一應手續、關系的全部遷入手續。這次從聯系到最終落實，僅僅花了五個月的時間，一舉解決了過去相當一級組織雖經多方努力，卻長達五年無法解決的老大難問題。而此時此刻的我，也已經是傍半百的準老人了。回到闊別整整三十載，久違了的桃紅柳綠的江南水鄉故土，開啟后半生的嶄新的生活，對于歷經了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生死歷練的人來說，畢竟是值得慶幸的一件事情，其百味雜陳，感受之深，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現在回想起來，倘若沒有程樹榛1993年初拋卻一切顧慮，毅然出手相助，和在昆山的報告文學作家楊守松一起為我鋪平回歸江南水鄉的坦途，一介1966年化工中專畢業生的我，還能躋身于魯迅研究、左翼文學研究的研究者行列，且在奔八之年，仍然在主流媒體、黨中央核心期刊和雙一流高校刊物上頻頻發表作品？！

　　2000年3月28日上午，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社，在中國作家協會10樓大會議室，為三個月后才成為中國作協會員的我，出版的第二部左翼文學研究專著《蕭紅與蕭軍》（此前已獲江蘇省建國50周年優秀報告文學獎），舉行了有50多位蕭軍蕭紅同時代作家、魯迅研究專家等出席的研討會。會上，程樹榛同志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以一名知情人的身份，介紹了歷史上我的一段特殊經歷，以期引起文壇和學術界對我更多更富有成效的重視和扶助。程樹榛對我這部研究作品的發言別樹一幟，他說道，長期以來，蕭軍背負著兩口“黑鍋”。一是1948年被當時的中共東北局扣上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并在全東北解放區范圍內進行公開批判，直到1980年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核準予以平反。另一口“黑鍋”起源要更早，持續時間也更久遠，至1988年他逝世時也未被摘除，這就是關于他和蕭紅之間的恩恩怨怨。而后者因屬“家務事”，自然不會有什么權威機構、權威人士來論斷。而《蕭紅與蕭軍》一書，用大量確鑿無誤的事實說清了這個問題。該書強調了二蕭之間的真摯情感和文學上的重要建樹，并且真實地描述了魯迅對他們的無限關愛和扶持，重現了以魯迅為代表的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該書還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針對在此之前一些版本中的不實之詞，則依據確鑿無誤的史料一一加以匡正，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程樹榛這篇冠題《還蕭紅與蕭軍本來面目——簡評秋石對“文壇二蕭”的研究》的書評，發表在2000年3月30日出版的《光明日報》上。

　　14歲參加革命、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經擔任《新文學史料》主編的史料大家、抗戰時期的“七月派”詩人牛漢先生，則以11年前力排眾議，主持發表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初涉左翼文學研究領域的草根學者，撰寫的萬余字長文《我所認識的蕭軍》的《新文學史料》主編的名義，向與會者介紹了我同蕭軍之間“無話不談”的九年忘年交友誼。

　　2002年5月，我還與他一同出席了先后在現代文學館、人民大會堂等處召開的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60周年的活動。記得在人民大會堂那一次大型活動結束時，我和他，還有延安文藝前輩、著名詩人賀敬之，在北大廳出口處的臺階下三人同照一張像。這也是我和他的唯一一次合影。次年4月，他和他夫人在風景旖旎的杭州靈隱寺下方白石橋的中國作家協會創作之家休養，我趕去和他會了面。他也一直關注著我的個人生活，亦做過紅娘——是他黑龍江工作時的老首長、延安前輩的女兒，終因兩人地位懸殊——對方是央企主要負責人，又無共同愛好，只得作罷。但我對他的幫助一直心存感激。

　　2022年10月30日下午，程樹榛同志因長期患病救治無效逝世，是年88歲。

　　他逝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訴我：1993年4月的那次南下蘇州上海的約稿之旅，本不在計劃中的。一是程樹榛心中一直掛念著我，而且為預防萬一，還專門做了預案：推薦我至他鄉人擔負要職的也是江南水鄉的常州工作……再有一個，是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山藥蛋派”領軍人物馬烽同志和其他幾位同蕭軍交往密切的文壇前輩給予的關愛。據說，中國作協的一位領導同志極富人情味地說道，十年前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受蕭軍同志委托，把賀金祥當作苗子重點扶持。現在他有困難，他所在部門雖經努力但無力幫助他實現南歸之夢，我們中國作家協會同樣有這個責任，這個義務，幫助他返回南方。不久，在欣慰地看到我回歸江南故土后，次年馬烽同志也“葉落歸根”，辭去中國作協“一把手”這個正部級京官職務，回到太原擔任了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對于程樹榛，我將永遠懷念他！如同懷念給我以為人為文理念的蕭軍、關沫南、陸文夫、陳明、魏巍、黃源、賈植芳、牛漢等前輩，還有島內那個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立場、臨終前夕在病榻上囑托長女給我打來電話發出“我也忘不了魯迅先生”時代最強音的胡秋原先生。如今，雖然他們全都遠行了，但他們扶攜后人的博大胸懷，他們熱忱扶掖后輩的音容笑貌，如同冬日里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無時無刻不是那樣的鮮活地在我的眼前躍動著，照亮著我前進的道路……

　　回歸江南的1993年，恰逢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100周年誕辰。

　　那一年，“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暖人心肺胃腸的歌聲，是那樣的響徹云霄，久久回蕩在我的耳畔……

　　2023年，既是我回歸江南姑蘇30年，也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30周年！

　　現在回想起來，20世紀90年代初那幾年，不光是程樹榛同志，京城文學界、出版界，包括那些健在的，特別是戰爭年代地下黨出身的文壇前輩，包括居住在上海的新四軍女作家茹志鵑，還有十多位德高望重的老紅軍、老革命、老八路、新四軍老戰士和地下黨老同志，更有退下來的黨內老同志，都給予了我黨的溫暖和無所不在的關愛……1993年1月19日，農歷壬申年臘月廿四日，南下經停北京時，文壇前輩和名流親筆撰寫的提請江、浙兩省多地友好、下屬幫助我落戶的“拜托”信，就達近20封之多。在這里，值得為之濃墨重彩書上一筆的是，在新四軍故鄉沙家浜所在地的千年名城常熟，夏祖興、徐惠寶、陸雨（已故，1965年12月 ，面對后來成為“四人幫”反人民集團重要成員的姚文元掀起的導致共和國十年內亂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妖風，拍案而起，因在《光明日報》發表反擊學術文章遭受多年迫害）、程建邦（已故）等一批古道熱腸的優秀共產黨員，以及地下黨、新四軍的后代，給予長達數年的相助與撫慰。時任中共常熟市委書記的周福元、市長孟慶元同志，在他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同樣給予了我最為溫馨的同志式信任、理解和寬容。從1990年到1993年，連續4個農歷新春佳節，都是在江南福地常熟度過的。1993年1月23日，農歷壬申年的除夕中午，為了消除我心中的那種孑然一人的孤獨惆悵，在剛剛退下來的琴南鄉老書記夏祖興、市民族宗教事務局負責人的陪同下，來到松林密布的十里虞山西側腳下，那座保存完好、有著1500年悠久歷史，五代建就的園林式江南名剎興福寺。九旬高齡的住持在其誦經的禪房里與我們會面敘談，他親切地同我說道：“今年是救國救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100周年誕辰，你小賀一定會實現回到江南安居樂業的愿望的……”談話結束后，他又親自吩咐膳房，為我們下了一碗聞名海內外的虞山凈素覃油面。在充溢著經卷焚香的膳房內，我一筷一筷細嚼慢咽著，給特別擱放了寺院自己種植、磨就的芝麻油的覃油面，耳畔回蕩著膳房外山風掠起的陣陣松濤聲，那顆憤世嫉俗躁動不安的心，終于慢慢地靜謐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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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距我1963年8月24日深夜離開蘇州去南京求學30年后，1993年7月11日，我終于回歸了夢牽魂縈的江南姑蘇水鄉。而且是以一名老報人的身份，加盟《昆山報》的復刊工作。在擔任一線記者的七年間，我先后在省級以上主流大報，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媒體，發表了總計287篇宣傳昆山改革開放的新聞稿件，其中，僅在《人民日報》上，就發表了涵蓋農業、國有企業走向市場的改革、商業、旅游等三產、臺資和歐美投資的外向型經濟、高科技產業和先進人物的稿件13篇。1998年12月，在北京有關部門舉行的改革開放20周年優秀新聞作品評比中，由我歷時半年調查、撰寫的，有關原昆山城北鎮不等不靠，自費興辦星火技術密集區——即后來獲國家科委批準，進入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序列的報告文學：《小鎮辦起了國家級》，榮獲一等獎。此文先后為10多家省級以上大報刊登或轉載。

　　忘不了啊，常來常往的江南福地常熟，我親身感受到的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無比溫暖的新四軍故鄉！

　　同樣忘不了啊，助我新聞事業更上一層樓，圓夢作家，促文學創作暨左翼文學研究雙雙騰飛的福地昆山！

　　自1979年8月17日在哈爾濱與蕭軍相交以來，我先后與40多位魯迅學生、左翼作家、延安文藝前輩交往相敘，自是獲益匪淺。是眾多前輩高昂的民族氣節，為人為文的高風亮節，始終不渝的共產主義信仰，引領我這個縣級基層業余研究者，成長為有所建樹的左翼文學研究者。是他們用敦厚堅實的肩膀，托起了我的昨天和今天，并且還將繼續引領我的明天。我所取得的一切，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們！

　　人進入晚年，變得格外念舊。每每回望長達五年之久的南返之旅，所經歷的一個又一個的坎坷與磨難，及至最終美夢成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遇見的這么多的熱心腸的共產黨人，我的心頭，頓時就會變得五味雜陳起來，但更多的，卻是一種揮之不去的熱乎乎的感受，注定我的后半生要與左翼文壇結緣結伴，注定要用更多更好彰顯正能量的成果回報社會，回報人民，永遠忠誠于偉大的黨，偉大的祖國！

　　備忘錄：

　　1979年8月17日下午2時，黑龍江省暨哈爾濱市文藝界在南崗文昌街省圖書館小會議室，為離別哈市31載的老作家蕭軍重返舉行不足百人座談會，時為文藝青年的33歲秋石，以獨特質詢方式得以與蕭軍相識相交，時座談會主持人為關沫南。

　　20世紀80年代初，黑龍江省委、省政府舉行文藝工作座談會，會議制訂了繁榮全省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14條規定。蕭軍聞訊后，自北京親筆致信黑龍江省文聯、作協，提請給予時名賀金祥的秋石以必要的扶持。為此，中國作協黑龍江分會為秋石開出了全省第一份為期半年的創作假證明。

　　1987年11月28日，蕭軍老友、20世紀30年代末哈爾濱地下馬克思主義讀書會召集人、險些成為日寇滅絕人性“731”細菌部隊“原木試驗品”的硬骨頭左翼作家關沫南，在其哈爾濱南崗耀景街寓所，就即將回歸江南工作的秋石，親筆致函居住在蘇州的中國作協副主席陸文夫。相距12天后，于北京后海鴉兒胡同危樓寓所，已患賁門癌即將離世的蕭軍，欣然提筆在老友信上附言陸文夫：“我也求一份‘人情’”，“給賀金祥同志以大力協助……”這是自1979年8月17日在哈爾濱座談會上兩人相識后，對外公開宣布封筆的蕭軍，又一次為秋石“求情”。第一次求情，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共黑龍江省委、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召開全省文藝工作座談會，出臺繁榮全省社會主義文藝工作的可行性措施（簡稱“文藝十四條”）后，蕭軍致函作協黑龍江分會及昔日老友關沫南等，提請給予“賀金祥以文學創作上的關懷與扶持”。據此，省作協開出了新時期給基層業余作者的全省第一張為期半年的創作假證明。1987年歲末，浴火重生的秋石，攜著一個完整民族氣節，與多年不曾相會的80歲蕭軍三次圍爐長談，他感慨地說了一句：魯迅先生，你，我，都干了同一件事，我們都同共產黨有著深厚淵源。三次會面半年后，他去世。也正是基于此，在往后漫長的數十年間，秋石毅然放棄籌劃了多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投入到以魯迅為代表、以弘揚蕭紅蕭軍民族氣節為核心主體的左翼文學研究、淪陷區文學研究。

　　1988年6月22日蕭軍逝世，至7月8日八寶山告別，于京西木樨地茂林居蕭軍新居靈堂里，秋石同數十位蕭紅蕭軍生前摯友、延安文藝前輩等，進行了時間不等的數十輪搶救挖掘性的敘談印證，從而為后續四十多年的二蕭研究、魯迅研究、淪陷區文學研究、延安文藝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7月13日《北京日報》發表了秋石題為《慈父，良師，益友》的悼文。專為紀念蕭軍逝世周年設立的1989年第2期《新文學史料·蕭軍紀念特輯》，刊登了秋石撰寫的萬余字紀實《我所認識的蕭軍》。1995年10月8日、10日，上海《解放日報》分上、下兩期，刊登秋石撰寫的《我與蕭軍交往的九年》。

　　歷經40余年研究心血，經持續10余年調查考證，歷時2年多撰寫完成的，從一定程度上填補20世紀30年代哈爾濱及滿洲地下黨史、東北抗聯史、淪陷區左翼文學史空白，近10件鮮為人知史料構建的5萬余字“三結合形成了《八月的鄉村》整個內容”，與淪陷區早期反滿抗日左翼文藝運動探析》史料文章，已交由復旦大學《史料與闡釋》，將于2024年全文刊出。

　　1994年1月10日、12日，臺灣《中央日報》在其“長河”副刊，以地攤式作品庸俗色情描寫、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卑劣手法，用兩整版篇幅刊登攻訐魯迅和蕭紅蕭軍、挑撥、抹黑大陸左翼作家的污文，大陸南北兩家媒體不辨香臭，為獵奇，以改頭換面術進行了濃縮“轉載”，秋石讀后，在眾多歷史當事人尚健在的情況下，第一個挺身而出，毅然擱置被《當代》《中國作家》兩位掌門人汪兆騫和章仲鍔寄予厚望的，18萬字特殊題材長篇小說《船過水有痕》的修訂與完善，以與蕭紅蕭軍生前多位友好敘談印證過的強有力身份，在《文藝報》上撰文，與之論理辯誣、逐條駁斥，還歷史本原。

　　1997年是蕭軍九十誕辰，秋石自費25000元，在上海學林出版社為恩師出版了30萬字還歷史本原的文學評論集《聚訟紛紜說蕭軍》。之后，先后出版了全部納入正式選題的《蕭紅與蕭軍》（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12月，2000年8月）、《兩個倔強的靈魂》（2000年12月）、《我們都是魯迅的學生》（文匯出版社2004年11月、2005年10月）、《我為魯迅茅盾辯護》（文匯出版社2009年12月）、《呼蘭河的女兒——獻給蕭紅百年》（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1年12月）、《繪得“紅樓”鑄青史》（文匯出版社2015年11月）、《蕭紅蕭軍交游考釋》（春風文藝出版社2020年6月）、《“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與魯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至2020年12月，初版及三個修訂本，5次印刷，發行逾2萬冊）、《民族的呼喚——魯迅與蕭紅蕭軍》（已訂立正式出版合同，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出）等。

　　從1997年5月22日，到1998年3月31日，短短10個月時間內，秋石在上海《文匯報》接連發表了《毛澤東與蕭軍》（1997，5，22）和《魯迅與蕭軍》（1997，11，3），北京《文藝報》《彭真與蕭軍》（1997，9，17），《解放日報》《蕭軍與王實味事件》（1998，3，31）等四個整版紀實。

　　于1998年第4期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發表痛斥蕭紅研究領域虛無主義思潮的12000字《文學不是荒謬——評〈人鳥低飛〉兼致王小妮》；在《中華讀書報》發表三整版蕭紅專論：《誰在蕭紅研究中謬托知己——為胡風丁玲辯護幾句》（2005年6月1日），《蕭紅的那半部〈紅樓〉心結析辨》（2015年2月25日），《蕭紅“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稱號33年追蹤調查》（2021年11月3日），和大半版《蕭紅“回家”》（2021年12月15日）等。

　　迄今，年屆77歲的秋石，仍然活躍在魯迅研究、左翼文學研究、淪陷區文學研究和與之相關的領域里，且年年有新風貌的研究成果獲公開發表。

　　作者簡介

　　秋石，原名賀金祥，浙江紹興人。200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兩個倔強的靈魂》《呼蘭河的女兒》《我為魯迅茅盾辯護》等選題書14部，曾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香港文匯報》《當代》《中國作家》《新文學史料》《新華文摘》《魯迅研究月刊》《魯迅研究年鑒》等，及人大、南大、復旦、華中師大等高校學術刊物，京、滬、贛、遼、浙等地出版社，發表、出版逾600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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