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紅學論戰，胡適以對曹雪芹身世的考證打跨了蔡元培所代表的索隱派，新紅學由此建立，并主導了往后的紅學研究。如今回看那一段紅學爭論，所謂《紅樓夢》乃曹雪芹自傳的說法，經得起文本的細膩推敲嗎?胡適當時于《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中以“最不敢贊同”不屑其如下觀點：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
曾公開嚷嚷“《紅樓夢》哪有藝術價值！”的胡適恰恰忽略了對該書內容或情節的考證，既然他認為“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而雪芹“生于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且析論其祖：
“曹寅一生的歷史，決不像一個貪官污吏；他虧空破產，大概都是由于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收藏精本的書，刻行精本的書；交結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們又不會理財，又不肯節省；講究揮霍慣了，收縮不回來，以致于虧空，以至于破產抄家。”
并給出自己的結論：
“《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
“《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
然而，何以《紅樓夢》第七回要借老奴焦大之口：
“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汙穢自己的家族；又于第六十六回讓柳湘蓮說出這般尖刻：
“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個石獅子乾凈罷了！”
來詆毀家門；再觀第四回有關薛蟠搬進賈府梨香院的敘述：
“誰知自從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賈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绔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
豈不成了對己身所由出的嚴厲指控！試問這些駭人的揭露何從得見曹家一絲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老老實實的描寫”云乎哉?胡適于前揭文對前述蔡元培引文有這樣的論評：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頗輕視那關于‘作者之生平’的考證。無論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我們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證‘著作之內容’。這是大錯的。”
其實，胡適對《紅樓夢》考證可謂舍文本正途而就作者生平之歧徑，其自誤誤人的罪過還會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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