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與其說他"抑杜揚李”，倒不如說他一并打破李杜身上的偶像光環，一視同仁。如此不同的觀點，使得人們不免會對其寫作動機感到好奇;郭沫若習慣于在著作中附上前言后記，表露寫作動機與經過，然而這本書卻并沒有前言后記，如此，便更使得人們不得不去探究其撰寫動機了。又“偏巧郭老的觀點和毛主席相同，這便有可能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復雜了。”(郭沫若女兒郭平英)

　　正因如此，《李白與杜甫》便成為了一部飽受爭議的著作，其中對它的貶斥要多于對它的褒揚。有的論者認為它迎合了特定的政治氛圍，有人將其放置在“政治/文學”的二元對立框架下，認為其總結了著者人生，表達了對局勢的反省，當然也有學者跳出“政治迎合說”，去探測其中更為隱秘的心思。

　　在還原該著論爭語境的基礎上，本文認為，郭沫若在蕭滌非等人的杜甫研究中，敏銳地發現了以排斥叛逆、張揚規訓為特征的意識傾向是千年來一以貫之的，他故意唱反調，通過塑造別樣的李杜形象來展示歷史的復雜性，并以李白為鏡像，體現出他對自己被描繪成“個人主義”的漫畫形象的感慨和憂憤。

　　本文原刊于《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感謝李斌老師授權。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著述動機發微

　　李 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 郭沫若紀念館)

　　一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最后一部學術著作，也是他最有爭議的著作之一。郭沫若學術寫作速度很快，但他卻在這部著作上耗費心血、反復修改，從寫作到出版用了四年之久。郭沫若習慣在著作中附上前言后記，披露寫作動機和經過，但這部著作卻沒有前言后記，他的心跡隱而不彰。諸如此類原因，《李白與杜甫》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和爭議。竺可楨等人在日記中記錄下了閱讀感受，惲逸群等人給郭沫若寫信談自己的心得體會，茅盾、周振甫等人在私人通信中討論其優缺點，蕭滌非等人在課堂上回答學生有關這部著作的各種問題。1978年后，隨著“科學的春天”的到來，學界呈現出更為活躍的局面，迄今為止，據不完全統計，有關這部著作的學術論文已經有兩百篇以上，人們對其意見紛呈，但總體上貶多于褒。

　　有關《李白與杜甫》的評論，竺可楨、茅盾、惲逸群、周振甫等人一面贊譽其“一掃從來因襲皮相之論”(1)，“自必勝于《柳文指要》，對青年有用”(2)，“書中卷首駁陳寅恪(第六頁)以李白為胡人，這是正確，陳是胡說”(3);一面也指出該著“論杜稍苛，對李有偏愛之處”，考證闡釋上“亦有未能使人信服者”(4)，“以為咸陽為碎葉之訛，這有疑問。”(5)

　　1978年，著名杜甫研究專家蕭滌非發表《關于<李白與杜甫>》，對郭著在學術上的諸多創新沒有提及，卻詳細指出其“曲解杜詩”“誤解杜詩”等多種缺憾，隨后很多文章均與蕭滌非觀點相似，王錦厚、李保均等學者雖以抱著理解之同情的態度，充分肯定該著價值，但也不得不承認其“論斷過于武斷”、存在“若干資料、考證的失誤”。(6)

　　與此同時，研究者開始進一步追問該著的撰寫動機。

　　最初出現的代表性觀點，是認為郭沫若迎合了毛澤東和那個特殊時代的政治氛圍。1979年，夏志清問前來美國訪問的錢鐘書：郭沫若為什么要寫貶杜揚李的書?錢鐘書答曰：“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反不喜‘人民詩人’杜甫，郭沫若就聽從圣旨寫了此書。”(7) 這一說法廣為流傳。大陸有學者認為，郭沫若之所以“憎惡”杜甫，“原來是因為某個領導人談過他喜歡‘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而不喜歡杜甫，于是這位學者就只好用對比的手法貶低杜甫而抬高李白。” (8)臺灣學者金達凱認為：“關于《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寫作動機與目的，大都認為郭沫若是揣摩當時中共統治者的心理，迎合毛澤東的好惡，不惜違反自己以往尊重杜甫的言論，作違心之論。”“當大陸政治季候風轉向時，郭沫若就換了另一幅面孔與口吻，《李白與杜甫》一書，就是這種急劇轉變的產物。”(9) 直到不久前，還有學者認為這部著作體現了“郭沫若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將偉大領袖的審美情趣拔高為平衡文學藝術家歷史地位的準繩”，表面上是反潮流，但“滲透全書的那種帶有‘文革’印記的拔高或苛求歷史人物的思維方式，在實際上迎合了這股潮流。"(10)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郭沫若迎合的是“遵法反儒”的政治風氣：“據說李白已內定為法家詩人，而杜甫是儒家，《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是順乎尊法反儒的時代潮流”。(11)“此后不久便隨之而來一場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独畎着c杜甫》以揚李抑杜為基調，正是迎合這種政治運動的需要的。”(12) 這些觀點今天已經成為各種貶低郭沫若人格的網絡文章的重要證據。

　　在80年代產生的這些觀點，符合反思文革、貶低郭沫若的時代思潮，但跟事實并不相符。首先，郭沫若對杜甫有微詞是其一貫的表現，而并非如上述論者所謂的見風使舵、對杜甫“先揚后抑”。其次，毛澤東盡管在1958年前后確實公開說過喜歡李白，但后來他對李白也有過嚴厲批評，他同王洪文、張春橋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時說：“你李白呢?盡想做官!結果充軍貴州。”(13) 辯證地看待歷史人物，是郭沫若和毛澤東的共同特點。以郭沫若對毛澤東的了解，他不可能只知道毛澤東肯定李白的一面，而不知道其否定李白的另一面。故他即便迎合毛澤東，也不會如此拙劣。再次，《李白與杜甫》開始寫作于1967年，尊法反儒、批林批孔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開始展開的，在波橘云詭的激進年代，處于決策層外的郭沫若不可能在四年之前就能預料到后來的高層思想。即便遵法反儒開始之后，江青、張春橋多次到郭沫若家里逼迫他對此表態，他也沒有公開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反倒是不斷承受毛澤東對他尊儒的批評，還險些被江青授意之下的馮友蘭公開點名批判。綜上所述，說《李白與杜甫》為了逢迎毛澤東，趕上尊法反儒的時代潮流的觀點無疑是站不住腳的。

　　1990年后，開始有學者超越“政治迎合說”，(14)去探測郭沫若通過《李白與杜甫》表達的更為隱秘的心思。最初進行這方面嘗試的是劉納，她根據自己的閱讀體驗，認為《李白與杜甫》并非謹嚴的學術著作，而是“用文學筆法寫成的書”，“在‘人民性’的標準尺度和‘揚李抑杜’的表層評價下面，隱隱然藏著作者不便言明的曲衷和異常微妙復雜的心緒”。這種“隱微”，即郭沫若通過李白的失敗總結自己熱衷政治的人生;通過對李白“活天冤枉”的描寫表達對文革期間遭遇冤屈的文人學者的同情;以“對朋友是否講義氣和對權貴是否巴結”為做人準則對當時以政治標準衡量一切的做法提出質疑。(15)劉納的觀點影響很大。有論者認為應該將《李白與杜甫》“當作散文或者是小說片段來讀”,“是一部‘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的隱喻之作”，郭沫若通過李白對自己的政治活動和“忠君”思想進行了反思。(16) 也有論者認為《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的“一次精神涅槃，是為自己唱的一首哀歌”，著者對“杜甫‘忠君思想’的惡評，其實質是想喚醒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獨立與人格反思，擺脫知識分子的歷史宿命”，體現了郭沫若在文革中難得的“孤獨與清醒”。(17)還有論文認為這是“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作者借學術研究寄托哀思、表達懺悔;對特定殘酷環境不滿和無奈;有意無意檢討自身，以及對古人進行月旦所表達復雜感情、傳達復雜信息的著作”。(18)著名學者謝保成亦持相似的觀點：郭沫若對李白政治失敗的哀嘆“無異于說此時郭沫若自己”，對杜甫的評價是針對當時荒謬的現實：“一邊是‘大有益于中國人民’的人幾乎統統被打倒，一邊是被‘饞臣’、‘賤臣’們‘人民化’的‘旗手’正干著‘大不益于中國人民’的事，就不難理解郭沫若‘不得不如是’之‘抑’‘被人民化’的‘杜’的‘苦心孤詣’了。”(19)

　　這種“人生總結說”和“情感寄托說”的共同點是受80年代純文學和反思文革思想的影響，在政治/文學的二元對立框架下，將郭沫若從文革政治中超脫出來，賦予他“孤獨與清醒”的先驅者的特質。這些觀點產生的初衷在于一些學者反感于貶低郭沫若人格與維護郭沫若形象的需要，并且受到如下兩方面材料的支持。一方面，我們以前對《李白與杜甫》創作的具體時間不能確定，信任與郭沫若有過通信之誼的周國平等人的說法，認為《李白與杜甫》創作于郭沫若的兩個兒子離世之初，因此人們很自然的將這兩件事聯系起來，從而賦予這部著作以悲劇和反省的色彩。(20) 另一方面，陳明遠在大量偽造信件中塑造出一個跟當時政治環境疏離的“郭沫若形象”，從而誘導人們從“對抗”的角度去思考郭沫若跟局勢的關系。(21) 但這些說法十分可疑。首先，一部反省文革的著作卻成為文革期間少有的學術出版物之一，相關審查部門不會如此粗心。第二，據新披露的材料來看，《李白與杜甫》中關于杜甫的主體部分在1967年4月11日他聽到郭民英去世的消息前已經完成，(22)跟其“喪子之慟”沒有關系。第三，陳明遠披露的這批信件被證明是偽造的，此外關于郭沫若“對抗”那個獨特時代的證據就幾乎沒有了，相反，至少在1967年3月開始寫這部著作之前，郭沫若對于當時的政治態勢并不抵觸，只是后來，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去世和林彪事件發生后，他才跟局勢有所疏離。因此，在政治/文學的對立語境下，塑造出一個“反思”和“清醒”的“郭沫若形象”，可能只是部分學者在我們這個時代出于維護郭沫若的需要而產生的良好愿望，而在事實上則經不起推敲。

　　已有的“人生總結說”和“情感寄托說”雖然站不住腳，但《李白與杜甫》也不是一部單純的學術著作，這部著作的確“隱隱然藏著作者不便言明的曲衷和異常微妙復雜的心緒”，只是這種“隱微”需要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探究闡明。

　　二

　　《李白與杜甫》按出版時的目錄排序，分別為《關于李白》《關于杜甫》《李白杜甫年表》，但在寫作時間上，最先寫出的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節即《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交往》，其次是完成于1967年3-4月的《關于杜甫》的主體部分。也就是說，《李白與杜甫》最先寫的是杜甫的部分。

　　目錄

　　一、關于李白

　　李白出生于中亞碎葉

　　李白的家室索隱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一次大失敗

　　——待詔翰林與賜金還山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二次大失敗

　　——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

　　李白在長流夜郎前后

　　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

　　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

　　(此目錄為編者所附，來源當當網，中國長安出版社2010版)

　　郭沫若1967年研究和評論杜甫，是有感于當時的杜甫研究現狀。這在書中有明確表達：“以前的專家們是稱杜甫為‘詩圣’，近時的專家們是稱為‘人民詩人’。被稱為‘詩圣’時，人民沒有過問過；被稱為‘人民詩人’時，人民恐怕就要追問個所以然了。”（23） 據書中所引，所謂“近時的專家們”，主要指的是馮至、傅庚生和蕭滌非三人。而他們在研究杜甫時，順帶也對李白有所評價。

　　馮至在抗戰時期就開始杜甫研究?？箲鸾Y束后，馮至轉入北京大學，寫出了《杜甫傳》。在這部著作中，馮至根據自己輾轉大后方的人生體驗，對杜甫顛沛流離的一生充滿了同情，他一方面贊美杜甫“面對現實，寫出了許多替人民訴苦、為國家擔憂的不朽的詩篇”，另一方面也指出杜甫出身官僚家庭，受儒家影響很深，將希望寄托在統治者身上，但統治者總是令人失望的，所以他的詩歌常常表現出矛盾的一面來。(24) 馮至一面對杜甫充滿了敬意，另一方面則認為李白的游俠與求仙“是貴族的、與人民隔離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李白對人世間一切的秩序表示反抗，看不起堯舜，看不起孔丘，只為了他自己要有高度的自由。”(25) 如此建構出了“人民詩人”杜甫與“個人主義”者李白的對立。

　　傅庚生193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國文系，1948年到西北大學任教，不久寫出《杜甫詩論》，于1954年出版。這本書主要跟仇兆鰲等傳統中國的杜甫研究者對話，仇兆鰲等人認為杜詩“敦厚溫柔”，“忠君憂國”，足以風化教育百姓。在傅庚生看來，“說杜甫是一貫地忠君憂國，‘一飯不忘君’，把諷刺詩都曲解為歌頌底，是統治者御用文人的鬼話。”“杜甫生在封建社會里，能夠勇敢地站到人民這一面來，諷刺暴露社會上的種種腐敗與黑暗的現象，實在是了不起的人。”傅庚生雖然也指出了杜甫“不能走向起義的人民”，思想上有矛盾，但高度評價他“到底又已走向人民這一面來，暴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與兇殘，激動著人民的反抗情緒與正義感，拉長了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距離;他既曾寫了許多反映當時現實生活的史詩，在社會的前進與發展上是有功績的。”“一定是人民的詩人，或至少是與人民相結合的詩人，才能夠創造出有生命、有血肉、現實主義的偉大詩篇，與詩人的名字同垂于不朽，杜甫正是他們之中的一個。” (26)關于李白，傅庚生則發揮了明人顧宸的觀點，后者認為，李白從永王李璘，是“文人敗名事”，杜甫不以成敗論李白，體現了他的“至性”。傅庚生在此基礎上說：“李白既從李璘反抗朝廷，失敗后定罪流放”，杜甫不站在“統治者誅求”和“被統治者馴伏”的一面對待李白，表現出了“反封建的意味”。(27)

　　蕭滌非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院，抗戰時期曾在西南聯大任教，新中國成立后任教于山東大學中文系，并擔任《文史哲》副主編和《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委等要職，是著名的杜甫研究專家。在《杜甫研究》中，蕭滌非將馮至和傅庚生的論證進一步推進，確定杜甫是“人民詩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杜甫詩的人民性，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可以說是有目共睹，人所熟知的。” (28) 蕭滌非還感嘆說，杜甫以前和同時代的詩人，“都很少意識到人民的存在，對人民的命運，不是毫無興趣，便是關心不夠，很難寫到他們”(29)，李白就被包含在這些“很少意識到人民的存在”的詩人之中。

　　一般來說，學術專著的流通范圍主要是學術圈內，但這三部書影響卻很大。馮至《杜甫傳》出版兩年多就印刷7次，發行量接近1萬冊?！抖鸥υ娬摗?956年12月出版了新一版，短短14個月后就印刷了5次，印量高達43000冊?！抖鸥ρ芯俊飞舷戮?956年6月出版，1957年1月第2次印刷時印量高達49000冊。這些書印量大，讀者多，影響了很多學者，著名詩人廢名(馮文炳)在1962年發表了《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他將杜甫和魯迅相比，認為兩人“都是憎惡本階級的感情極重，自己愿站在‘螻蟻’的一邊，愿站在‘孺子’的一邊。” (30)魯迅在當代中國的地位特殊，廢名對杜甫的評價跟蕭滌非等人的觀點是高度契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僅是這三位從國統區過來的學者揚杜抑李，從延安過來的范文瀾，在他那本影響極大的《中國通史簡編》中，盡管明確提出不可“抑李過甚”，但在分論兩位詩人時卻明顯存在褒貶。他稱李白政治見解差，永王李璘欲在東南割據，李白從他反對朝廷，“想依附李璘大有作為”，“信仰道教、以神仙自負，托體在空虛，而又不忘名利，最后不免日暮途窮墮入污濁中”。李白受不了亂離中的困境，“因而屈服于李璘”，而“杜甫對君忠誠，在家天下的封建國家里，君是國的代表人，忠君實際就是愛國”，“擇善而從，無所不學，所以稱為兼備眾體，集古今詩人之大成的偉大詩人。”(31)

　　吊詭的是，范文瀾、蕭滌非等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者在評價李白與杜甫時，跟當時正轟轟烈烈批判的“資產階級學者”胡適等人的觀點竟然驚人一致。

　　長期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胡適在寫于20年代的《白話文學史》中認為：李白是“山林隱士”“出世之士”，“與人間生活相距太遠了”，“他歌唱的不是我們的歌唱”;而以杜詩為代表的詩歌，則“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杜甫是我們的詩人，而李白則終于是‘天上謫仙人’而已”。(32)

　　胡適的觀點跟一千多年來的傳統社會的多數文人士大夫的觀點高度一致。中國傳統社會的文人士大夫對杜甫的評價相當高，對李白則頗有微詞。仇兆鰲等人將杜詩和《詩經》比肩，這是傳統社會對一個詩人最大的贊譽。朱熹論到：“李白見永王粼反，便慫恿之，詩人沒頭腦至于如此”。《鶴林玉露》稱：“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蘇欒城集》說：“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冷齋夜話》亦稱：“舒王曾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這些看法似乎是胡適等人觀點的由來。

　　新文化運動要打倒封建的傳統文化，胡適更是主張“全面西化”;而新中國成立后，思想文化界自上而下清算了胡適的資產階級思想。經過這些轟轟烈烈的思想運動后，學者們盡管使用了“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思想觀念和方法研究杜甫和李白，但李杜的地位卻并沒有根本改變。杜甫的頭銜從“詩圣”換成了“人民詩人”，他仍然高踞在詩人的榜首，而李白還是政治上有污點，是個人主義者。這說明在新文化運動以及隨后的更為激進的思想改造運動的表層之下，有一種意識傾向仍然堅韌地存在著，它張揚規訓、放逐異端，“揚杜抑李”是其重要表征。在持這種意識傾向的人看來，無論是為君還是為民，杜甫都符合社會的倫理規范，表現出了對體制的順從和維護，而李白則是叛逆于社會和體制的充滿危險激情的個人主義者，是體制和社會的異端。

　　終身為叛逆和激情辯護的郭沫若，敏銳地意識到當代很多學者仍然持有著傳統觀念：“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舊時代的士大夫尊杜甫為‘詩圣’，特別突出他的忠君思想，不用說也是把他敬仰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們，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別強調杜甫的同情人民，認為他自比契稷，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懷抱，因而把他描繪為‘人民詩人’，實際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面孔。” (32)

　　當“完全是儒家的面孔”的研究者的著作在新中國暢銷時，說明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思想改造運動可能并沒有完全改變傳統意識。這正是郭沫若深感不安的地方，他要站出來辯駁。

　　三

　　對于李白與杜甫這兩位偉大的詩人，盡管郭沫若確曾說過他更喜歡李白，但總體來說，他對他們一視同仁。早在1928年，郭沫若想寫一篇《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顧》，在“詩的修養時代”的提綱中特別提出了李白和杜甫。流亡日本期間，他回憶在成都上中學時跟李劼人等同學的游樂活動中，亦有“次韻杜甫《秋興》八首”(34)的往事，的確，在他舊體詩創作的第一個高峰的1912年左右，很多作品便帶有鮮明的杜甫風格。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也曾像蕭滌非等人一樣稱贊過杜甫，他為杜甫草堂題寫過“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的聯語。在《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文中，他贊譽杜甫“對于人民的災難有著深切的同情，對于國家的命運有著真摯的關心”，“他所反映的現實，既真實而又生動，沉痛感人，千古不朽。實在的，艱難玉成了我們的詩人。”(35) 對于李白，郭沫若除了將他與杜甫并舉為偉大詩人、明確說自己幼時十分喜歡他外，也曾指出他的缺點：“李白等的詩，可以說只有平面的透明”。(36)可以這樣說，郭沫若在李杜之間是不曾有過明顯抑揚的。再者，郭沫若也不曾將李杜作為中國文學的最高峰，在他看來，他們的作品是多少有些雅化的，而郭沫若卻更喜歡像清代陳端生的彈詞《再生緣》那樣的民間文學。

　　《李白與杜甫》之動筆寫作，很明顯出于駁論的憤激。這種憤激情緒的對象正是那經歷幾十年的新的文化運動仍然沒有改變的傳統意識。其實，這種憤激情緒已醞釀多年。1961年，當他看見陳寅恪在文章中居然將陳端生置于杜甫之上時，不禁拍手稱快：“的確，我們是有點厚遠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對唐宋的舊詩人我們每每奉之為圣哲;而把明清的彈詞女作者則一概屏之于俗流。” (37)而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修訂本在1965年的出版，可能是這種情緒的引爆點，但對于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是要團結的。故點名批評的卻是蕭滌非等人。

　　客觀來說，馮至、傅庚生、蕭滌非等人的杜甫研究是有貢獻的。馮至在研究中能處處看到杜甫在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即便對“三吏三別”這樣的名篇，馮至也能如此解讀：“如果強調人民的痛苦，反對兵役，就無法抵御胡人;但是人民在統治者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下到了難以擔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閉上眼睛不看，堵住嘴巴不說。”(38) 傅庚生處處跟“每飯不忘君”這樣的傳統闡釋對話，認為杜甫很多詩歌不是“忠君”，而是對統治者有著明顯的諷刺，并對“沉郁頓挫”的風格提出了值得重視的解讀。蕭滌非不僅綜合分析了杜甫詩歌的“人民性”，而且細致研究了杜詩的體裁形式。這些成果不僅跟傳統杜甫研究有別，亦不同于梁啟超、胡適的研究，在學術上是有所推進的。馮至等人的成就，郭沫若當然是知道的。當他的憤激情緒為《李白與杜甫》的創作愉悅所沖淡時，我們不難發現他有認同蕭滌非等人觀點的一面。如他贊美“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為“很有光輝的詩句”(39)，認為“杜甫在《登慈恩寺塔》中能夠諷刺唐玄宗的荒宴，在《麗人行》中能夠揭露楊家姊妹兄弟的豪奢”(40)等等。但在憤激情緒之下，郭沫若卻故意處處要跟蕭滌非等人唱反調。對于蕭滌非等人以“人民詩人”來延續千百年來對杜甫的“圖騰化”，郭沫若硬要打破杜甫身上的神性光環。

　　最能體現郭沫若打破“圖騰”的是分析杜詩《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杜甫在成都期間，被一位老農拉著從早到晚飲酒，老農大呼小叫，不斷贊美當時的成都府尹、杜甫的朋友和上司嚴武：“酒酣夸新尹，畜眼未曾有。”“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蕭滌非高度贊美這首詩的“人民性”，評其在杜詩中“對勞動人民的品質的歌頌得最全面最突出”，“形象地刻劃了田父的直率、豪邁、熱情慷慨的典型性格。”“他完全陶醉在這位田父的精神世界之中了。”(41) 但郭沫若卻認為蕭滌非等人的分析“完全是皮相的見解”，杜甫寫這首詩的目的絕不在于感謝和贊美老農，這首詩是寫給嚴武和他的幕僚看的，是“要借老農的口來贊美嚴武”。(42)于是，在郭沫若的筆下，杜甫這首“人民詩”被翻轉為“馬屁詩”。客觀地說，郭沫若的分析確實體現出了他作為歷史學家的敏感和豐富的生活閱歷，故能目光如炬、如老吏斷獄。嚴武在史書上是有惡評的，杜甫如此吹捧他，十足說明杜甫為了功名和報酬，亦有不分對象，不擇手段的時候。

　　郭沫若還重點研究了“三吏三別”，這六首詩在一千多年來一直受到高度推崇，新中國成立后，它們的崇高地位并未改變。馮至認為它們是杜詩中的“杰作”，是“詩的模范”，“繼承了《詩經》的傳統，影響了后代的進步詩人”。 (43)蕭滌非認同馮至的看法，認為這六首詩“一方面根據當時人民固有的‘同仇敵愾’的愛國熱情進一步鼓勵人民參戰”，“另一面則大力揭露當時兵役的黑暗并直接痛斥統治者的殘暴”。(44)傅庚生認同明人王嗣奭的看法。后者認為，這幾首詩寫下層百姓，“其苦自知而不能自達，一一刻畫宛然;同工異曲，隨物賦形，真造化手也!”傅庚生認為“造化手”其實就是“現實主義”，還進一步說：“杜甫正是為了人民不能自達其苦，才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詩人的正義感，用一支橫掃千軍的詩筆，替這些被壓迫的人民吶喊。”(45) 對于這千百年來的偶像，郭沫若再次無情撕開了它的面具：“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46)

　　對《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與“三吏三別”的分析，跟郭沫若對杜甫的整體評價一致，他認為杜甫過著地主生活、功名心強、門閥等級觀念根深蒂固，但“新舊研究家們的眼睛里面有了白內障——‘詩圣’或‘人民詩人’，因而視若無睹，一千多年來都使杜甫呈現出一個道貌岸然的樣子，是值得驚異的。”(47)

　　郭沫若反感的，是被偶像化的“道貌岸然”的杜甫，而對于跟體制有些不合拍的不雅馴的杜甫，他反倒有幾分喜歡，所以他寫了《杜甫嗜酒終身》，將杜甫對酒肉的熱愛以及酒后的狂態寫得淋漓盡致，還根據自己多年的思考(48)，將杜甫之死說成是因為牛肉過飽所至，這就有力地將杜甫從偶像拉回了人間。如此呈現的，是不那么雅馴的杜甫，正如劉納所說：“從郭沫若描述語言中所挾帶的熱烈情緒可以看出，他對這‘真正的杜甫’不唯不厭惡，甚至有認同感和親切感。”(49)如此我們可以理解郭沫若后來的解釋：“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圣人’，當為‘它布’（圖騰），神圣不可侵犯。”(50) 郭沫若在杜甫研究中所要做的，正是通過呈現杜甫不那么雅馴的凡人的一面，來回應那以排斥叛逆、張揚規訓為特征的將杜甫“圖騰化”的傳統意識傾向。

　　在寫作李白部分時，由于沒有駁難的對象，郭沫若心態相對平靜很多，故能較多看到李白的優點。但他對于李白的缺點亦毫不留情。他說李白一面在諷刺別人趨炎附勢，另一面“忘記了自己在高度地趨炎附勢。”(51) 當李白感到安祿山叛變迫在眉睫時，他自己卻要“竄身南國避胡塵”。郭沫若不禁嚴厲譴責：“這時的逃避卻是萬萬不能使人諒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長安，為什么不留在中原聯結有志之士和人民大眾一道抗敵?”“實在是糊涂透頂”(52)。他還指斥李白受《道箓》是“干下了多么驚人的一件大蠢事!”(53)

　　如此看來，《李白與杜甫》并非如錢鐘書等人誤解的“揚李抑杜”，對于李杜，郭沫若要雙雙祛魅：“其實無論李也好，杜也好，他們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么燦爛了。”(54)李杜“都未能完全擺脫中國的庸人氣味”(55)，“都緊緊為封建意識所束縛。他們的功名心都很強，都想得到比較高的地位，以施展經綸，但都沒有可能如意。”(56) 他寧肯抬出一位不大知名的詩人蘇渙，對于這位早年做盜賊晚年叛逆唐廷的“異類”，郭沫若仔細解讀了他僅存的幾首詩歌，為他“深知民間疾苦”，“鏟平險阻，爭取勞苦人民能各得所需”的“造反”精神所折服，稱他才是真正的“人民詩人”。(57)

　　郭沫若對李白與杜甫的雙雙祛魅，實際上提醒研究者，研究問題得從不同角度、正反兩方面入手，將歷史人物“圖騰”化不僅可能離歷史真相有距離，而且可能固化了傳統意識的某些偏見。而這種偏見，正是郭沫若以李白為鏡像所親身遭遇到的，故他對于李白的處境感同身受。

　　四

　　在一千多年里，盡管不少人認同李白，高度評價李白，但在很多人看來，李白在政治上是叛逆的，詩作華而不實，遠離人民，對社會也是叛逆的。這些關于李白的觀點，被梁啟超、胡適等人繼承了下來，也被他們的學生或同事范文瀾、馮至、傅庚生、蕭滌非等人繼承了下來，成為了定論。但郭沫若從李白這里看到的卻是自己的鏡像。李白性格的叛逆、對體制和傳統的反抗，正是郭沫若自己的寫照，而李白被驅逐的命運，也符合郭沫若在文化教育界中的處境。

　　郭沫若著力為李白的政治活動翻案。其策略是先為李璘翻案。他通過對《資治通鑒》等史料的詳細考察，認為唐玄宗聽從了房琯等人的意見，在逃亡途中采取了諸王分制的辦法。李亨負責恢復黃河流域，李璘負責經營長江流域。但李亨在分制詔書下達之前，就已在靈武稱帝，他不同意分制，暗中下令討伐李璘，李璘腹背受敵失敗被殺。如此看來，分明是李亨逼死李璘，但成王敗寇，后來忠于帝王的史家卻認為是李璘反叛，這于李璘是天大的冤枉。李白被李璘請到軍中，但并沒有發揮什么作用，李璘帳下的人事實上是不重視他的。李璘敗后，李白本被宋若思等人援救，但有人以他的名義偽造《為宋中丞自薦表》，表中夸大李白的文采，把李亨比喻為懦弱無能的漢惠帝，這樣的“任意栽誣”，“便增加了李白的狂妄之罪，率性嚴加究辦，長流夜郎!這在李白真是活天冤枉。”(58) 后來雖然在流放途中遇赦，但從此一蹶不振，在流浪中死去，落得一個千秋罵名。

　　傳統觀點由李白從李璘“叛逆”等表現認為李白不關心天下蒼生，是“個人主義”者。郭沫若對此是不贊成的。為了唱反調，郭沫若就拿李白與杜甫相比，他舉了很多例子說明李白的性格和詩歌都比杜甫“更富于平民性”。他認為，在《贈崔司戶文昆季》、《宿五松山下荀媼家》、《秋浦歌十七首》之十四等詩歌中，顯然能夠發現“李白不拿身分，能以平等的態度待人。”故而，“人們自然也就喜歡他。舊時的鄉村酒店，愛在燈籠或酒簾上寫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遺風’等字樣，這是對于李白的自發性的紀念。杜甫也同樣好酒，但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說過，任何地方的酒店打出過‘少陵世家’或‘少陵遺風’的招牌。”“人民的喜愛畢竟和士大夫階層或者知識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選擇的。”(59)

　　跟“個人主義”相關的，是《李白與杜甫》中有關屈原的討論。郭沫若認為，在屈原與宋玉之間，杜甫“抑屈揚宋”，是因為他繼承了班固、顏之推等人所認為的屈原“露才揚己”的觀點，體現其“封建意識的特別森嚴”。走筆至此，郭沫若大發感慨：“總之，屈原是不合格的。極力贊揚屈原的人，如賈誼，如司馬遷，如李白，也都是不合格的。” (60)而郭沫若，正是現代中國對屈原評價最高、著墨最多的人，從“五四”時期到他逝世前，他通過詩歌、話劇、學術著作、散文等多種體裁對屈原一直念茲在茲，獎掖有加。他不但贊譽屈原，對具有屈原特點的蔡文姬、陳端生也致以最大的敬意，從而形成了他的古典文學研究的鮮明特色。而郭沫若所贊譽的人，和他自己一樣，都個性鮮明、“露才揚己”、富有反叛精神和抒情色彩。當他說這些人“都不合格”時 ，明顯帶著憤激的情緒。

　　郭沫若力辯李白這位浪漫主義詩人雖然表面看起來昂首天外、反叛秩序和體制、歌頌醇酒婦人，卻有比杜甫更真摯的平民情懷，有拯救祖國于危難的愛國精神，但被誤解、被栽贓，落得個“世人皆欲殺”的罵名。這實際上是對自己長期以來所受責難的申辯。

　　郭沫若作為創造社的領袖，以叛逆的姿態和撕碎一切假面的激情出現在文壇，受到以北大、清華的教授們為代表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詬病。胡適、徐志摩等人跟他都有過論戰。當朱自清用“異軍突起”形容創造社時，其實隱隱之中點出了郭沫若的“異己”身份。郭沫若之所以花大氣力駁倒朱自清的同事陳寅恪有關李白為胡人的論斷，肯定李白是漢人，大概也是對這種異端身份的敏感。

　　許多學院派知識分子對郭沫若的叛逆和激情都很反感。沈從文在1930年嘲笑流亡中的郭沫若沒有純正的“趣味”、“不會節制”、“糟蹋文字”、“創作是失敗了”。(61)季羨林在1932年的日記中說：“讀完《創造十年》，我第一就覺得郭沫若態度不好，完全罵人。” (62)錢鐘書雖然沒有直接點名批評過郭沫若，但在1933年評論曹葆華的《落葉頌》時推崇“消滅自我以圓成宇宙，反主為客”的“神秘主義”，反對“消滅宇宙以圓成自我，反客為主”的“自我主義”(63)，在論者看來：“他對自我主義所作的描述，儼然是對郭沫若的‘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之類‘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沖動的傳神寫照。” (64)沈從文、錢鐘書等人反感“罵人”、反感“自我主義”，要求節制，處處表現出了郭沫若于他們作為“異己”的存在，而其背后正是他們對傳統的遵守和對體制的順從。

　　傅庚生是胡適的學生;馮至是沈從文的同事;蕭滌非是季羨林、錢鐘書的同學，跟沈從文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沈從文曾向親戚推薦他的《杜甫研究》。蕭滌非、沈從文等人有著相似的眼光和趣味，這些趣味和眼光雖經過新中國的歷次思想改造，卻并沒有根本改變，郭沫若之所以頗為偏激地堅決要同蕭滌非等人的杜甫研究唱反調，是切身感到這種排斥異端的道統和學統的強大、堅固和偏執。

　　更可憂的是，這種意識形態還彌漫開來，為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所共享，體現出了廣泛的代表性。就是丁玲、胡風這樣的著名左翼作家，對郭沫若的叛逆和不雅馴亦心存反感。丁玲在20年代初攜同學慕名拜訪郭沫若，當聽到郭沫若在笑談中對茅盾露出不屑時，作為茅盾學生的丁玲頓時覺得一個偶像的坍塌，半個多世紀后，丁玲還在日記中記憶猶新地寫下這段往事。(65) 抗戰初期，胡風在家信中將郭沫若的“民眾動員”和組建第三廳誤解為“招兵買馬”，擴充個人勢力。(66) 這些觀點跟季羨林、錢鐘書等人所謂的郭沫若好罵人、是“個人主義”者的觀點如出一轍。盡管在寫作《李白與杜甫》時，丁玲、胡風早被打壓了，但其意見在同一陣營中未始沒有代表性，范文瀾的觀點就是鮮明的例子。

　　《李白與杜甫》對于同一陣營的不理解也有諷喻。關于李白與杜甫的關系，一直是唐代文學的一個熱點。傅庚生等人認為杜甫對李白有著“至性”深情，這繼承了梁啟超在《情圣杜甫》中的觀點。但郭沫若卻認為杜甫并不理解李白。杜甫在李白流放后寫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在郭沫若看來，這些詩對于李白的敵人過于寬恕。同時，李白“體貼著唐玄宗的意旨在辦事”，“也想借永王之力掃蕩胡塵，拯救天下蒼生，然而杜甫卻把它說成是找飯吃而受到處分。”這正跟胡風誤解郭沫若組建第三廳的情況類似。杜甫關于李白最后一首詩是《不見》：“不見李生久，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亦“透露出了當時的統治者和西蜀的士大夫階層對于李白的一般的態度。杜甫處在這種氛圍中能夠哀憐李白，自然表示了他的友情。但他只憐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來，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應該殺而可以不殺，如此而已。”(67) 落筆處寫出了李白晚年的孤獨與悲涼。

　　更讓郭沫若感到擔憂的是，這種延續下來、彌漫開來的意識不僅為多數人所共享，且并不如其部分持有者所宣稱的那樣寬容和大度，而十分偏執、充滿殺氣。他們認定自己是對的，對于“異己”，不僅索性宣布“失敗”，劃在學術和文學的圈子外，還唯恐不能將其消除。1966年4月，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上發言提出“燒書”一說，這實際上是出于自我保護的需要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而同樣受到壓制的一些文人學者卻大為不滿。他們的不滿倒不是認為郭沫若沒有骨氣，而是認為郭沫若“該殺而未殺”。1966年11月28日，早年求學于北京大學的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郭沫若最好弄筆，編古裝戲劇，又為曹操、武則天翻案，此次得政府保護，僅輕描淡寫地在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會中作一自我批評了事，京、滬同人皆不滿意。”(68)“同人”可不是紅衛兵，這應該也是像顧頡剛一樣有著學院派背景的文史研究者，“同人”的意見大有置郭沫若于兇險境地的目的。郭沫若滿懷深情地寫到李白政治失敗后“世人皆欲殺”的悲慘境地，未始不是對自己處境的寫照。這些人經過歷次運動，卻頑強地將其意識傾向保存了下來。

　　郭沫若逝世后，局勢變換，斗轉星移，靠邊站的文人學者重新掌權，正如郭沫若所預感的那樣，這種傳統意識傾向的擁護者對他從來就不會寬容。周汝昌回憶自己從五七干校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李白與杜甫》被人“誤解”的那段往事時憤慨地說：“平生忍辱負垢之事不少, 而此亦‘大端’也。” (69)直到現在，黃苗子還在訪談中說郭沫若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寫序是對沈從文“最大的一個恥辱”。(70) 這些學者討論其它問題都能心平氣和，唯獨談到郭沫若，就按捺不住其情緒，看不到其可取的一面，足見這種以排斥異己為特征的意識傾向的偏執和頑固。胡適、沈從文、蕭滌非、周汝昌等人的朋友和學生們很多，且長期占據具有知識界的領導地位，他們的看法影響了普通人，因此對郭沫若的非議從未間斷，于今尤甚。這是在郭沫若的意料之中的，他在討論到李白和蘇渙的失敗時反復說：“李白豪放，寫了不少憂讒畏譏、憤世疾俗之作，有時非常沉痛，非常激烈。這其實就是打中蜂窠的彈子了。盡管玄宗換為肅宗，而毒蜂窠依然還是那個局面。因而李白便不容于世而困死在當涂。”“毒蜂窠太大了，整個封建社會就是顆大毒蜂窩，一個彈子自然無可奈何，彈子少了也是無濟于事的。”(71)

　　有論者在論述沈從文時曾提出了如下深刻見解：“反主流的郭沫若和丁玲們是歷史上的偶然的瞬間，向幾千年的歷史和‘文明’的抗爭終歸失敗，而沈從文則代表了歷史的‘常識’和‘勢力’，透過這種神圣的歷史‘常識’和‘勢力’的不可搖撼和終歸勝利，我們可以感受到沈從文那種溫文爾雅和極度節制的語調也難以掩蓋的意識形態的傲慢，我們也可以感覺到郭沫若、丁玲們當時對此強烈的憤慨。”(72)《李白與杜甫》正是郭沫若在這種強烈的憤慨情緒下，向那堅硬的傳統的意識傾向所做的最后抗爭。盡管如此，他還是同李白一樣，難逃被漫畫化和放逐的悲劇命運。

　　注釋

　　(1)《惲逸群遺作選》，上?！渡鐣茖W》1981年第2期。

　　(2)《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札》，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頁。

　　(3)《竺可楨全集》(第2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2頁。

　　(4)《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札》，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頁。

　　(5)《竺可楨全集》(第21卷)，上?？萍冀逃霭嫔纾?007年版，第382頁。

　　(6)王錦厚：《略論對<李白與杜甫>的批評》，《郭沫若研究?？?第四集)，《四川大學學報》編輯部，1983年。

　　(7)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72頁。

　　(8)張亦馳：《杜甫“冤案”》，《北京晚報》1980年9月6日。

　　(9)金達凱：《郭沫若總論：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動的縮影》，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463、456頁。

　　(10)馮錫剛：《郭沫若的晚年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6頁。

　　(11)陳榕甫：《杜甫優劣古今談》，《文匯報》1980年12月17日。

　　(12)胡可先：《論<李白與杜甫>的歷史與政治內涵》，《杜甫研究學刊》1998年第4期。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頁。

　　(14)楊勝寬在《<李白與杜甫>研究綜述》(《郭沫若學刊》2009年第2期)中將相關研究歸納為“政治迎合說”“情感寄托說”“人生總結說”“人格解剖說”“審美取向說”五種，其實都在本文歸結的兩種之中，同時該文也沒有追究五種說法相互的關系和各種說法的時代背景。

　　(15)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郭沫若學刊》1992年第4期。

　　(16) 賈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231頁。

　　(17) 劉海洲：《時代的反諷 人生的反思——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文藝評論》2011年第2期。

　　(18)王琰：《<李白與杜甫>：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變奏》，《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19)謝保成：《寫<李白與杜甫>的苦心孤詣》，《郭沫若學刊》2012年第2期。

　　(20)周國平《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邵燕祥《<李白與杜甫>傳達了晚年郭沫若怎樣的心靈信息》(《北京日報》2004年9月6日)都認為這部著作帶有“喪子之慟”的色彩。

　　(21)陳明遠偽造了大量郭沫若書信，這些書信被黃淳浩《郭沫若書信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收錄之后被學界當成信史廣泛使用，幾乎成為人們研究文革時期郭沫若的必引材料。郭沫若的秘書王戎笙對這些書信的真偽作了細致的辨析(見王戎笙《郭沫若書信書法辨偽》，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堪稱定論，可惜現在還很少有學者重視。

　　(22)蔡震等：《郭沫若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出。

　　(23)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125頁。

　　(24)馮至：《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第183頁。

　　(25)馮至：《杜甫傳》，第32頁。

　　(26)傅庚生：《杜甫詩論》，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5、76、351頁。

　　(27)傅庚生：《杜甫詩論》，177-178頁。

　　(28)蕭滌非：《杜甫研究》(上)，山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頁。

　　(29)蕭滌非：《杜甫研究》(上)，第78頁。

　　(30) 馮文炳：《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人民日報》1962年3月28日。

　　(31)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73、676、680、681頁。

　　(32)胡適：《白話文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05、206、220頁。

　　(33)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181頁。

　　(34)郭沫若：《中國左拉之待望》，《中國文藝》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

　　(35)郭沫若：《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光明日報》1962年6月9日。

　　(36)《郭沫若詩作談》，《現世界》創刊號，1936年8月16日。

　　(37)郭沫若：《〈再生緣〉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陳端生》，《光明日報》1961年5月4日。

　　(38) 馮至：《杜甫傳》，第36頁。

　　(39)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61頁。

　　(40)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56頁。

　　(41) 蕭滌非：《杜甫研究》(上卷)，第73頁。

　　(42)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40-141頁。

　　(43)馮至：《杜甫傳》，第36頁。

　　(44)蕭滌非：《杜甫研究》(上卷)，第24-25頁。

　　(45) 傅庚生：《杜甫詩論》，第239頁。

　　(46)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35頁。

　　(47)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203頁。

　　(48) 郭沫若在20年代的小說《萬引》中曾思考過杜甫死于食物過飽這一問題。

　　(49)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郭沫若學刊》1992年第4期。

　　(50)《郭沫若同志就〈李白與杜甫〉一書給胡曾偉同志的復信》，《東岳論叢》1981年6期。

　　(51)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38頁。

　　(52)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54頁。

　　(53)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86頁。

　　(54)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15頁。

　　(55)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3頁。

　　(56)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47頁。

　　(57)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249、250頁。

　　(58)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76頁。

　　(59)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18、120頁。

　　(60)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79、180頁。

　　(61)沈從文：《論郭沫若》，《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153-160頁。

　　(62)季羨林：《清華園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頁。

　　(63)中書君(錢鐘書)：《落日頌》，《新月》第4卷第6期，1933年。

　　(64)龔剛：《反浪漫主義的詩學檄文——解析錢鍾書唯一的新文學作品論》，《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

　　(65)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頁。

　　(66)吳永平：《<胡風家書>疏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7頁。

　　(67)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10、112頁。

　　(68)《顧頡剛日記》(第10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68頁。

　　(69) 周汝昌：《李杜文章磋謗傷》，《杜甫研究學刊》1996年第4期。

　　(70)張新穎：《黃永玉先生聊天記》，《鐘山》2017年第1期。

　　(71)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249、250頁。

　　(72)曠新年：《沈從文的傳奇》，《新文學的鏡像》，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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