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哥和堂堂的關系說起來有點復雜，屬于那類非敵非友，卻又仿佛亦敵亦友的關系，總而言之，他們絕不是相互毫不相干的兩個人，有過幫助、有過瓜葛，更有過批評。按堂堂的說法“ 相得者兩次，疏離者兩次“。

      堂堂提倡幽默，且是將英語humour一詞轉譯漢文“幽默”的首創者，并定義“幽默“為“處于俏皮與正經之間”。可迅哥對這個說法卻有點兒摸不著頭腦，他于是問道：“不知俏皮與正經之辨，怎么會知道這‘之間‘”？并明確講他是不愛“幽默“的，因為那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但，說歸說，做歸做，迅哥的文章確能令讀懂他的人常常發出會心的微笑，這不是幽默又何以名之？堂堂雖然愛談幽默，他的文字展示給讀者的似乎更多是一種“悠閑”的意味，可供品味，然而，幽默感實在是不多。讀堂堂的文章，能夠讓人深深的感到堂堂是熱愛生活的人，他細致、灑脫，淡定，富有情趣，懂得享受人生。在他的筆下，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人物故事都被以雅致輕松的風格娓娓道來，不僅有相當的知識量，更能感覺到文字藝術的魅力。迅哥則不然，莫說灑脫、淡定與他的文字毫不沾邊兒，就是講生活的情趣，好像也讀到的不多。批判，諷刺，哀痛、憤懣、吶喊是訊哥文字的主題，在他那里幾乎沒有一絲的悠閑，因為他在與時代一同前行。訊哥也是細致的，但遠沒有堂堂那樣雅致，他用的是一把精準的激光手術刀，把古往今來的裹在雅致外衣里面的黑暗與血腥解剖給大家看；迅哥的文字也含有豐富的知識量，但不像堂堂那樣用來展示中西，古今生活方式的如何不同，他用歷史告訴眾生古往今來只有“吃人“二字。堂堂與迅哥是如此的不同，也難怪玩不到一起，尿不到一壺。

       迅哥的家庭出身雖然遠非閏土一類的貧下中農可比，但也算是個吃過苦的孩子。按他自敘： “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 and “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和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堂堂則出身于一基督教牧師家庭，雖不是大富大貴之家，卻自小生活優裕，家庭中西文化氣氛濃厚，所接觸的基本是那個時代上流人群，全然沒有迅哥少年時代困頓不堪的遭遇。不同的社會地位自然也會產生不同的思想和信仰，所以讓兩個身份、背景不同的孩子產生相同的信念的確是難了點兒。在國難當頭的時節，堂堂以一篇又篇的文字，細膩的描寫戒煙的痛苦，椅子是坐著舒服還是躺著舒服，這是訊哥絕對不肯做的，他沒這個時間，恐怕也沒那個心境。堂堂是”熱心冷眼看人間“的旁觀者，迅哥則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戰士。堂堂僅僅是喜歡”革命“而已，而訊哥則是”革命“的推動者和革命思想武器的制造者。思想的力量并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能夠成為人們實踐動力的思想才是力量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講，迅哥的思想遠深刻于堂堂，被稱為”民族魂“是恰如其分的。作為個人，迅哥是一個覺悟了的人，他意識到他個人的遭遇實際上也是全民族大多數人的遭遇，而制造這種遭遇的根源是需要以革命的手段去加以鏟除的。堂堂總愛說中國人的性情是愛悠閑的，也許因此他說他不喜歡革命家是有道理的，因為革命家都是激進的，不懂悠閑。其實，“悠閑”是一種過生活的產品，想悠閑的不僅是中國人，西方人也多得是，關鍵是看儂是否有購買力，連吃飯都成問題還想悠閑，那成本未免太大了。在堂堂與迅哥的年代，堂堂雖自有一方天地，但無論如何也談不上主流，只是比迅哥的日子過得舒坦一些而已，屬于那類在家有若干傭人，出門洋車代步的精英人士，這恐怕也是我們在他的筆下看不到危機的原因，因為，在他眼里世界本該如此，自古亦然。個人的“明性達理“遠比“戰斗”更重要。堂堂稱訊哥，曰：與其稱文人，無如號戰士。戰士注定是痛苦的，要過那種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不胸悶那才活見鬼了，因為堂堂們的悠閑成本都由迅哥們給承擔了！

        然，世間人如堂堂者常在，而如迅哥者卻不常有。為那只占20%購買力的80%的人群去生產精神之產品、思想之武器，本身就是個累活，有時候既吃力又不討好，蓋非人中之圣者而不為，或不敢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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