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座談公木革命文學思想

(網友鐘再紅報道)也許一些年輕的朋友不不知道公木是誰？但一定熟悉這嘹亮的歌聲：“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風煙滾滾唱英雄，四面青山側耳聽側耳聽”。他就是這些膾炙人口的詞作者。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雄壯歌聲，“中國革命文學杰出代表公木教授創作思想座談會”在長春召開。
近日，配合吉林省紀念公木教授誕辰100周年系列活動，在長的中直、省直、市直多家文化單位，在位于長春市西南的全國著名大學吉林大學，鄭重召開“中國革命文學杰出代表公木教授創作思想座談會” 。
公木，本名張松如，１９１０年６月２１日出生于河北省辛集市，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病逝于長春，歷任東北大學教育長、東北師范大學教授、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所長、吉林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副校長、吉林省作家協會（省文聯）主席。
１９３９年，公木在延安與鄭律成合作，創作出《八路軍大合唱》，其中《八路軍進行曲》于１９８８年“八一”前夕被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歌》。后公木曾參與修訂《東方紅》歌詞，創作電影《橋》《白毛女》《英雄兒女》的主題歌歌詞，并先后出版詩集《中華人民共和國頌歌》《崩潰》《我愛――自選詩集》《公木詩選》，詩論集《詩要用形象思維》《毛澤東詩詞鑒賞》《第三自然界概說》，以及《老子校讀》《老子說解》《老莊論集》《道家哲學智慧》等論著，是個集多學科研究成果于一身的宗師級學者，其研究在海內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目前，吉林大學校內設有公木教授的巨型雕像。
同時，吉林大學文學院正式設立有“公木獎學金”。

本次座談，與會各界人士主要就公木多年來的創作思想和精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吉林省文化界老領導、吉林省、市作家協會（文聯）名譽主席、國家一級專業作家侯樹槐同志到會并講話，就公木教授兼任中國作家協會吉林分會（吉林省文聯）主席時的情況，向與會同志作了介紹，對公木教授對吉林省文化事業、教育事業的杰出貢獻，特別是公木老主席對我省文學新人的發現與扶植方面做出的極其巨大貢獻與無私奉獻，給予高度評價和肯定。
吉林省長白山地區松海泉礦泉水廠駐長春經銷處經理給本次座談會贊助了松海泉（小瓶裝）礦泉水四箱（24瓶裝）。
吉林省紅色文學活動主要召集人王興亞同志在主持座談時首先介紹了吉林省擬將開展的專項研究活動，他說：“公木教授是吉林省文學人士非常熟悉和親切的一位老前輩，所以，我們這一系列專項研究計劃中的活動，由本次“中國革命文學杰出代表公木教授創作思想座談會”開始，接下來，還將舉行楊公驥（代表性經典革命老作家、延安時期將馬克思主義率先引入文化學術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原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導、吉林省文化界、社會科學界主要領導人）、蔣錫金（代表性革命老作家，原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導）、韓笑（建國前革命青年作家，吉林市人，著名革命老詩人，原廣州軍區文化部長）、紀鵬（建國前革命青年作家，長春市九臺人，著名革命老詩人，原解放軍總政治部北京黃
寺干休所享受軍級待遇的離休老干部）的作品（或學術思想、創作思想）研討活動。（現在已列名要進行研討的這幾位前輩，都是交往甚多、交情甚厚的同事、師生、朋友關系，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現此提示有關研究人員注意。）“
王興亞特別強調指出：“今年是公木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吉林省幾個主要單位，搞了幾場專門的隆重紀念，對他的紀念和研究，都已經很多，作為受他直接教益成長的文學后來者，我們要紀念他的感人事跡當然很多，但是，我們現在研究和弘揚公木教授，先不做這方面錦上添花的事，要干點最啃勁的關鍵事，我們作為研究紅色革命文學的人，將重點研究他的革命文學和學術方面的創作思想，這樣，我們的這個座談或研討，又與其它的紀念公木教授不同，有我們獨一無二的特點，有我們的特點和特色。
“事實上現在絕大多數的紀念和研究，都回避了公木教授作為一個革命詩人、革命學者的巨大現實，這影響了我們對公木的認識和理解。眾所周知，公木教授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但是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不知道，公木57年時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勞動多年，種過地，養過豬，甚至由于工作認真，在勞動改造的農場當了幾年的養豬組組長，吃了很多苦，七十年代末平反后，與很多當過右派就反思、反毛、反共的人不一樣，他對毛主席、對黨依舊忠心不改，革命的熱情和激情一直保持到老，他這個經歷和北京的已故著名革命老作家劉紹裳是一樣的。對劉紹裳感興趣的人多，知道的就多，宣傳的也多，可是公木教授學者的身份較濃，這些事情公眾了解的就少。公木教授在世時，一直是當時公開發行的紅色文化雜志《中流》的熱情
堅定的支持者，這是殊為可貴的。

幾位吉林省教育界、文化界的老領導，都是與公木教授交往甚多的公木教授學生，深情講述了公木教授的感人往事，從人品、淡泊名利、痛恨社會腐敗等方面，向大家全面介紹了公木教授的胸襟坦蕩無私。

長春市文化界代表侯曉文同志總結幾位老同志稱贊公木人格的講話時，高屋建瓴的說：“公木教授這些真正感動人、震撼人的事情，現在很少有人知道。其它一些老革命作家，比如接下來要展開研究的楊公驥教授，類似的感人事情也很多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提起了。這也看出當前中國紅色革命文學的研究和宣傳極其薄弱與微小，相關各單位今后一定要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力度。
“公木教授是一個革命目標始終如一的老革命作家，是我們大家要認真學習的榜樣，我們要研究他的創作思想，繼承他對理想堅定不拔的追求精神，搞好我們的紅色文學事業。這是一個大課題，我們一定要作實、作好。這是我們的責任，這是我們的使命。”

正在外地的吉林省原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公木教授學生桑逢文同志，委托在吉林大學的老同學、吉林省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原總編輯周航同志，對本次座談活動表示祝賀，對這一宣傳弘揚革命老作家的活動，表示贊賞和支持，認為這項活動即有史學價值，更有強烈現實意義，非常好，非常及時。
與會人員重點討論了桑逢文同志的最新文章《百年誕辰 人倫師表——懷念恩師公木先生》，認為這是一篇對全面研究公木教授指導性很強的文章，桑老很深刻的指出了公木教授的人性、人品，特別是對公木教授的革命性、正義性，有很具體、很深刻的闡述，我們對公木教授的研究可以按這篇文章的思路進行，可以用我們的研究將桑老出的大題目作好、作細。（桑逢文同志文章詳見另附）。大家一致認為：今后我們對公木教授的研究工作，要更多向桑老請教，請他指點，請他更多提供一手資料。
會議決定，利用長春研究公木教授的多種優勢，建立一個公木教授研究小組，給公木教授的研究建立結構和體系。

吉林省文化界、理論界、吉林大學校部以及文學院、研究生院有關負責同志、專家學者30多人出席了座談會，并就公木教授創作思想研究問題發表相關看法。
作為一個嚴肅的純學術性活動，參加者都以對公木教授的愛和敬重自愿參加，由于主辦單位缺少必要經濟條件，大家完全出于熱愛和熱情進行這樣一個“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的非商業活動，所以，本次活動沒有紀念品，沒有午餐。
本次座談會對吉林大學相關領導熱情為本次活動提供場地和必要活動條件深表感謝。
中午11點30分，座談在公木教授永遠讓人激昂的《英雄贊歌》聲中結束。人散了，但在空曠的會場上空，歌聲還在響著：
風煙滾滾唱英雄
四面青山側耳聽側耳聽
晴天響雷敲金鼓
大海揚波作和聲
人民戰士驅虎豹
舍生忘死保和平
為什么戰旗美如畫
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
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開鮮花

一聲吼叫炮聲隆
翻江倒海天地崩天地崩
雙手緊握爆破筒
怒目噴火熱血涌
敵人腐爛變泥土
勇士輝煌化金星
為什么戰旗美如畫
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
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開鮮花

附錄：有關公木教授的介紹和文章

公木主要作品
　　《公木詩選》、《詩論》、《中國古典詩論》、《中國詩歌史》、《中國詩歌史論》、《詩要用形象思維》、《中國文化與詩學》、《老子校讀》、《老子說解》、《老莊論集》、《先秦寓意概論》、《十里鹽灣》、《崩潰》、《黃花集》、《第三自然界概論》、《毛澤東詩詞鑒賞》等。

百年誕辰 人倫師表
——懷念恩師公木先生
桑逢文
【吉林日報消息】今年6月21日是我國著名詩人、學者、教育家公木先生誕辰100周年。作為他的學生，我始終難忘先生的音容笑貌，難忘先生的高風亮節。特別是當想到他走到生命的盡頭時，我因公外出，沒能為他送行，心中充滿了遺憾。而當內疚和思念的情感匯聚到一起，又催生了滿眼的淚水，使我的思緒回到了與恩師交往的歲月……
那是1962年，公木先生調入吉林大學工作，任中文系教員兼代理系主任，我當時是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對于公木先生的大名早有耳聞，知道他是著名的詩人、學者，年輕時就奔赴延安參加了革命，有豐富的革命閱歷。那首威武雄壯的《八路軍進行曲》，就是先生在革命圣地延安，與鄭律成合作創作的。1988年“八一”建軍節前夕，經黨中央批準，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親自簽署命令，正式頒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同學們都為有這樣一位意志堅定、充滿革命激情、才華橫溢、治學嚴謹的老師而驕傲，始終對先生充滿了崇敬。先生曾被錯劃為右派，蒙受不白之冤，但在感情上我們和他沒有絲毫隔閡，對他十分尊敬。先生先后給我們講授過先秦兩漢文學史以及中國古典詩歌論、毛澤東詩詞鑒賞等專題。先生講課的最
大特點是，聯系實際，生動活潑，旁征博引，深入淺出，深受同學們歡迎。比如，他給我們講授漢代辭賦家趙壹的《刺世嫉邪賦》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回味無窮。趙壹在漢代辭賦家中并不算最出色的，與賈誼、司馬相如比起來稍遜一籌。而先生在講課時卻選了趙壹的《刺世嫉邪賦》，肯定是經過慎重思考的。這篇文章尖銳地批判了當時統治階級的腐朽、道德風氣的敗壞、邪惡奸佞的得勢、權門豪族的不法、正人賢才和庶民階層的被壓抑，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當時有的人為了私利阿諛奉承的丑惡嘴臉，鮮明地表達了作者憤世嫉惡、正直耿介的性格。先生在講課時，給我們講清了這篇辭賦反映的時代背景，對文中的典故準確闡釋，語言生動優美，分析透徹深邃。當講到“舐痔結駟，正色徒行”時，先生非常氣憤。他說，
給有權有勢的人舔痔瘡，這樣的人還真的得以坐上四馬高車，而正直的人由于不去出賣靈魂，不去討好權貴，只能徒步而行。這樣的結果無疑助長了奉承拍馬、追逐名利的風氣。話鋒一轉，他神態凝重地教導我們說，現在是新社會，人們要有新的精神面貌。今后無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堅持正直，誠信做人，要樹立“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精神，不要獻媚取寵，不要趨炎附勢，要懂得人格和尊嚴比什么都重要，要相信正義最終會戰勝邪惡。
當時我們只是覺得先生講課生動形象，含義深遠，很受啟發，很受教育。現在回想起來，它的意義遠不止如此。先生當時已年過半百，經受了革命的歷練和人生的坎坷，但他正直的品性不改。經歷過反右斗爭等政治風浪，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講真話、講實話。丁玲曾經說過，她一輩子在文藝界的朋友不少，可是正直的不多，活著的只有10個，其中一個就是公木。1957年批判丁玲時，《文藝報》把她在延安寫的《三八節有感》等文章找出來，發了一個“再批判”的“特輯”，當年親身經歷過延安那段生活的人不少，難得公木先生敢于站出來，為她說公道話。
對于先生的博學多識和道德風范，凡是受過他教誨的吉大學子有口皆碑。他傳授的知識讓我們受益終生，他的人格力量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知識分子沒有逃脫被迫害的厄運，他也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批斗。在一次批斗會上，所謂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們被勒令哈腰低頭，這時，一個押著先生的學生喝令他：“蹲下！”然后卻用自己的腳墊在他的身下，實際是暗中保護他，使他免受皮肉之苦。可見先生在學生中的威望之高。
先生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他的很多思考都能給我們有益的啟示。現在很多對先生的研究文章，都缺少這方面的內容。1994年，我任省政府副省長時，和省委宣傳部的兩位同志一起，手捧鮮花到先生家祝賀他的85歲生日。可能事先有人給他透露了消息，他早早就在自家院子里等著我們。當我看到老師精神矍鑠、和藹可親的樣子，順口說出來：“老師，您不像85歲的人，看您的神態倒像是58歲！”大家不約而同地哈哈大笑起來，先生說：“那好啊，就借你的吉言了……”先生熱情地把我們讓進客廳。客廳不大，卻擺放了很多書，有的書還放在座位上，一看就知道先生正在專心地研究什么，被我們的到來打擾了。我們一時不知道坐在什么位置更合適。先生似乎看出了我們的心思，連忙把座位上的書挪開，讓我們坐下來說話。當
時，除了對先生表示生日的問候和祝福外，自然也談及了很多話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談到社會上存在的種種不正之風，甚至是腐敗現象時，先生表情變得有些嚴肅了。他接過話題說，腐敗問題也包括學術腐敗，必須下決心治理，但是對此也不要大驚小怪，這是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問題，世界許多國家都有這個過程，就連英、美、法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都經歷過這個階段。這就好比修一條堤壩，出現蟻穴和縫隙是難免的，只有發現了并堵塞了這些蟻穴和縫隙，才能加固堤壩，不至于潰堤。對于社會上出現這樣或那樣一些不如人意的問題，除了加強教育外，最主要的是要靠逐步地建立健全法制、健全制度，走社會主義的正道，才能使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得到遏制……
先生是一位胸懷全局的教育家。他本身是高等教育工作者，但還時時關心著基礎教育事業。那是1996年9月5日，教育部重點項目——國家基礎教育實驗中心在東北師大建立，這天舉行實驗中心大樓奠基儀式。時任省委書記張德江、省政協主席張岳琦，同時邀請公木先生、車敏瞧先生等參加奠基儀式。我作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長也參加了此次活動。公木先生當時已87歲高齡，他莊重地鏟下了第一鍬土，培向奠基石，臉上露出充滿希望的笑容……是詩人的豐富想象，使他從“奠基”兩字中聯想到許多許多。在往回走的路上，他拉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蓋樓要先打好地基，辦教育要先抓好基礎，不重視教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只有辦好基礎教育，我們培養高素質人才才能有來源。你現在是吉林省分
管教育工作的副省長，要多關心基礎教育，特別是廣大農村的中小學教育……”
先生瘦弱的身軀承載的是偉大而高尚的靈魂，從他筆下噴涌出的詩句展現出的是寬廣的胸懷和激越的力量。不管你在什么時候，不管你在什么場合，每當唱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時，立刻會調動起你周身的每一個細胞，使你精神抖擻，充滿力量。當你想到，在延水河畔，在窯洞前，那時八路軍處于艱難的環境中，是他的歌聲號召人們：“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這歌聲發出了拯救民族命運的呼喊，這歌聲堅定了子弟兵必勝的信念，這歌聲響徹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鼓舞著人民軍隊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英雄贊歌》是先生為電影《英雄兒女》而創作的主題歌。它不僅升華了抗美援朝英雄的思想境界，也成為鼓舞一代代青年
人的號角，“晴天響雷敲金鼓，大海揚波作和聲”，多么壯闊的氣勢！每次聽到這首歌，我都從心里涌出了自豪感：這是我的老師寫的，同時也激勵我像老師那樣做人和做事。《吉林大學校歌》是老師專門為吉林大學建校50周年而創作的。唱起它，使我們認識到肩負的責任；唱起它，使我們更加珍惜學習的時光；唱起它，使我們懂得追求是無止境的——人比山高，腳比路長。敬愛的老師，您的教誨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我始終把“人比山高，腳比路長”作為座右銘，并把這充滿哲理之言印在我寫的《履跡回眸》一書的封面上。每當遇到困難和挫折時，想起您的這句話，我的心就敞亮了：只要認準目標，堅定地走下去，沒有越不過去的高山，沒有跨不過去的大河！
詩人臧克家說過：“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公木老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確實在他的一代代學生們心中活著，在人民心中活著！
先生晚年患腎病，子女要捐腎給他做腎移植，他不肯，直到病重時才住進醫院。醫生說，如果進行透析治療還可延緩一段時日，可他還是不同意。他說：“如果接受透析，我只能躺在病床上了，不能研究和寫作，生命還有何意義？”先生對生命價值真諦的理解，足以值得我們深思。值得告慰先生的是，他臨終前一直念念不忘的關于《詩經》研究的成果整理，是他的弟子、助手趙雨把先生未完的事業當作自己的頭等大事，兢兢業業，辛勤勞動，終于完成了，使先生留給后人的精神財富又多了一筆。
根據先生的遺愿，他把畢生學習、研究用過的3萬多冊藏書及著作、手稿，以及工作用過的桌椅等，全部捐獻給家鄉。先生1910年在河北束鹿縣（現為辛集市）一個農家呱呱墜地，赤身而來，走過了89年人生路程，最后又凈手回到家鄉的土地上。為了永遠紀念這位出生在這塊土地上的赤子，辛集市政府在辛集市烈士陵園深處，為先生建立了一處陵園，我的老師就長眠于此。同時還在辛集市中心建立了公木紀念館。
先生為革命貢獻了一生，為人民奔走了一生。他留下了桃李滿天下，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而他自己卻兩手空空地離開了我們。這正如聳立在他墓園中的那塊沒有經過任何雕琢的黑色自然花崗巖墓碑那樣，寓意為“化木為煤，永遠燃燒”，這正是先生精神的寫照。
恩師，我們永遠懷念您！
（作者系吉林省原副省長、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說說一直副校職的大人物公木
現在我們研究公木，重點要從公木的精神力量上發現和挖掘。自古來文以載道，文以人傳，作文的前提就是做人。公木從1946年由軍隊轉到一直
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韓笑詩文集》中，我看到我解放前在中共東北大學時同學韓笑寫我們共同老師公木的一段文字，他說1983年他還在廣州軍區文化部長任上時，回故鄉吉林省，在長春前護后擁的去看公木老師時，那時公木教授徹底平反好幾年了，教授恢復了，吉林大學副校長的職務也恢復了，公木老師住在一棟日偽時期大雜院的舊樓中，就兩間半小屋，到處堆裝了書，此處沒有像樣和值錢的東西，而且公木老師身體狀態看著也不太好，韓笑就很難過，就對公木老師說，“您老受委屈了，如果您老當年不是為了革命發展去教書育人（當時黨中央為培養建國干部，在佳木斯建立了中共歷史上第一所正規綜合性大學東北大學<即今東北師大>，這樣公木等就從軍隊轉到地方負責東北大學創建工作，任東大教育長），如果您老一
直留在部隊上，您老是軍歌作者，是延安時斯的老前輩，部隊不可能讓您當右派，而且部隊也沒有反右一說，部隊現在至少要給您個大軍區副職的待遇，有秘書、有司機、有天天跟著的保健大夫、有警衛班、有小樓，可您老現在出個門，自己坐公交車不說，走遠了還得自己老伴夾著急救包照顧，這樣生活太難了，怎么能讓您這樣一個對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的老人這樣生活呢？”韓笑提出：要對當時的中共吉林省委書記高狄和曾在吉林省長期下放工作過的軍委領導洪學智反映一下這個事情，讓他們說話給公木老師在省里安排個掛名的政協或人大的副職，提高一下待遇，把房子、車子、秘書什么的解決了。
可公木老師卻淡然一笑，堅決不讓，說我就是做學問的人，決不去當官，也不允許你們任何人說這個話，你們來看了我又去說這個話，給人感覺就是我讓你們向黨要待遇了，這樣的事你們絕對不能干，我要有這個晚節。還平靜的講：要歷史的看毛主席和黨的一些做法與問題，要從民族和黨的整個發展上想這些事情，個人榮辱與歷史向前推進比，不足掛齒。
確實，公木教授這個副校級從解放前由軍隊轉入黨的革命教育界，一直干到死，到他死的時候1998年，吉林大學還只是個教育部屬正司局級單位，2000年中央才將吉林大學列為直管，升格為副部級單位，所以，公木教授這個副校職（副司局級職）從開始干到結束，正是這個原因，韓笑作為他的學生才看不下去，才要替他說說公道話。從他簡歷中大家可以看到，從46年到中共組建的第一所革命大學東北大學當教育長，一直到死之前當的副校長、其實一直都是在副校職干活。因為這個中共的東北大學，不是張學良當軍閥時建的那個在沈陽的東北大學，是現在的東北師范大學，我問過東北師大的老校長，他說他可以作證，當時公木當的這個教育長，就是現在東北師大教務長這個職務，這個職務在學校是一個副校職。所以這樣很可笑，
這樣對待公木這樣一個大人物，換了別人，肯定要委曲，說不定要到處跑官要官甚至告主管領導用人不公，甚至去想盡損招折騰管自己的官，現在大貪官文強不就講了么，我一直是個好人，是個好官，但是干來干去沒提拔上去，就非常委曲，就自己沉倫，就自甘墮落了，不然，如果當上更大一些的官了，就會有責任心，就不會現在這個樣了。你看這樣的混蛋居然還講得這樣理直氣壯，而且這個鬼話據我了解，還居然在社會上很多一直沒提拔上去的大官小官中間引發很大共鳴。可見現在人心到了什么程度，社會風氣到了什么程度。
幾十年名氣那么大一個公木教授，一直就在一個職位上，全國也是少見的，可他老人家一直任勞任怨、認認真真的干。單從這一點上講，也可以以看出他的人品、人格了。其實，正如斯大林講，‘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也正如方志敏烈士講：‘清貧潔白的生活正是革命者的本色’。這樣的性格是真正革命者的性格。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說得好：“革命者要做大事，但是不要當大官。”

（注：本文作者樊萬清同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長期擔任東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吉林大學黨委書記）

研究公木要從他的革命者氣節著手

 公木是我們吉林省作家協會（省文聯）的老主席，德高望重不說了，是我黨文化戰線上的大英雄、大功臣不說了，公木可研究的東西很多，但是，我們研究公木，不單要‘風煙滾滾唱英雄’，更要重視他平凡、平靜中這些感人的品質和事情。說句實在話，正像毛主席所說，一個人做一、兩件好事不難，做一、兩件頂天立地的事不難，難得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比如有些同志講到文強，這個混蛋當年也是個生死關頭為了國家人民利益冒死往上沖的主兒，也算是個英雄好漢，現在重慶市公安局搞光榮足跡展覽，還有文強不可抹滅的功跡照片陳列。但是，正如毛主席早50年看透講的那樣：打仗的時候容易，面對拿槍的敵人容量，有那么一個環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反正老子橫豎橫了，‘雙手緊握爆破筒，怒目噴火熱血涌’
，一激，虎氣一上來，英雄一跳出戰壕，這個事對一些人來講，往往不是件難作的事。但是，和平年代了，花花綠綠亂了，糖衣炮彈多了，一個革命的人如何把握自己，就是個大問題了，所以一進城，革命一成功，劉青山、王子善這此當年的革命英雄、革命功臣就變化了。我們現在研究公木，要多從這個角度上狠下功夫，從他作為一個革命者這個角度著手，從他是一個有骨氣、有正義感的中國文化人的角度著手，重點研究公木如何看淡名利，如何無私無畏的搞革命的文化事業，研究好這樣一個甘于平淡甚至清貧、甘于寂寞甚至孤獨的革命文化老人，研究好他一輩子為什么始終對黨對革命對紅色的文化教育事業，幾十年來，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終癡心不改，理想不變，信念不倒，這非常非常不容易，這對于黨的革命文化事業
來講，將有很大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注：本文作者王肯，是公木教授建國前在中共東北大學時的學生、吉劇創始人、革命老作家，原吉林省作家協會（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

公木介紹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每當聽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那雄壯的歌聲，很多人就想起歌詞作者、我國著名詩人、學者、教育家公木。
    公木1910年農歷五月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莊，今年是他百歲誕辰。公木一生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貢獻卓著，在現代詩歌創作、學術研究、教育實踐等方面有很高地位。
    公木原名張松如，公木是他常用的筆名。其實，他除了發表詩作，日常生活、教學科研是很少用筆名的。他1930年1月加入共青團，從此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七八月間，在延安和鄭律成合作創作《八路軍大合唱》一舉成名，榮任胡耀邦直接領導下的軍委直屬政治部文藝室主任。1942年作為唯一一名部隊文藝工作者代表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受到毛澤東的接見。1953年在鞍鋼搞職工教育頗有成效，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贊揚。1954年10月，周揚出面調公木到北京，接替丁玲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所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冤案平反，任吉林大學副校長、吉林省作協主席等職。
    人們提起公木，最先想到的會是氣勢磅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1939年夏秋，公木和鄭律成在延安的窯洞中合作創作《八路軍進行曲》，后更名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65年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88年7月25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歌。
    除創作《軍歌》歌詞外，公木還創作了電影《英雄兒女》插曲《英雄贊歌》等優美和諧、傳唱不衰的歌詞。
    作為詩人，公木對我國詩壇的貢獻是巨大的，為后輩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
   
 他和臧克家、田間、艾青等是齊名的，處在同一創作期，成果也一樣豐碩，著名詩篇有《我愛》、《哈嘍，胡子》、《鳥槍的故事》等。從1927年創作第一首詩《臉兒紅》開始，到1998年7月寫下最后一首詩《讀〈鵬城頌〉——致張朔》，他的創作生涯長達70余年，出版過《人類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頌歌》《崩潰集》《黃花集》《棘之歌》《公木舊體詩抄》等10多部詩集。他的詩創作，到在延安主編《部隊文藝》和發起成立“鷹社”時達到第一個高峰，代表作《鳥槍的故事》發表于《部隊文藝》第一期，在延安曾引起轟動。公木有深厚的文學功底，兼擅新詩舊詩創作，有豐富的創作實踐，對詩詞創作素有研究。1961年到吉林大學中文系任教后，開講《毛澤東詩詞解讀》得心應手。不僅從政治視角，更從藝術視角，從詩詞創作
規律的角度進行解析，大膽深入，向人們展示出一個瑰麗獨特的藝術世界。這部講稿出版后，重印30多個版次，發行60多萬冊，創造了詩詞鑒賞類圖書暢銷的奇跡，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公木的學術研究起步很早，到晚年老樹著華，更是碩果累累，為繁榮發展社會科學一些領域的學術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1935年公木作《屈原研究》一文，署名章濤，刊于《東方文化》3月號上，同年還由北平震中印書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著《中國文字學概論》。1954年他與楊公驥合寫《中國原始文學》，并共同擬定《中國文學史綱目》。1958年與朱靖華合著的《先秦寓言選釋》。1979年1月，公木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到改正，恢復了黨籍，進入人生新時期，學術研究也進入黃金階段。他“御風與時間同步”，抓緊一分一秒時間著述寫作，相繼出版了《詩要用形象思維》《老子校讀》《老子說解》《詩論》《商頌研究》《歷代寓言選》等專著。皇皇六卷《公木文集》，其中大部分是這一時期完成的。特別引起學界關注的，是他
在晚年發表《第三自然界概說》，提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論范疇。他對《老子》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將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獻相結合，開拓出學術研究的新境界，受到海內外學界的高度重視。
    公木還是我國著名教育家，他的大半生是在學校的講壇上度過的。從中學到大學，從國統區到解放區，從北京到長春，他嘔心瀝血教書育人，以自己豐富的知識和滿腔的心血培養了一批批學子。除了有形的作品、研究成果和教學業績，公木還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無形與有形的卻又很寶貴的東西。
    甘為人梯的園丁精神。公木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教育工作，熱心傳道授業，辛勤栽培，可謂桃李滿天下。這些學生，既有著名的專家、學者，也有優秀的記者、教師，既有身負重任的各級領導，也有基層一線默默奉獻的普通工作人員，甚至是未曾謀面的晚輩后生。他不僅培養了成千上萬的學生，而且培育了一大批詩人，為我國詩壇輸送一批一批新生力量。
   
 百折不回的真理追求。公木一生追求真理，受盡人生磨難，但他百折不回。他一輩子敢講真話，為此吃了不少苦頭，也依然不改。他說：真話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話。說真話是求真理的前提。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他對政壇的一些風氣不滿，有感于有的領導干部不愿聽真話，他幾次以詩的形式，反映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心聲，向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提出建議。他對自己作詩、治學、為人的要求是“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時，不媚俗；不唯書，不唯上”，敢于直言，一副錚錚硬骨。公木自從選定了共產主義信仰，就沒有改變過。坐過牢，被通緝過，甚至有被殺頭的危險，都不能使他改變信仰。即使被黨組織多次錯誤處分，直到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蒙受那么大冤屈，遭受那么多苦難，也沒有改變
信仰，依然對黨和人民肝膽相照。他在一首詩中披露心聲：“一從結發讀宣言，便把頭顱肩上擔。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難。窮途未效阮生哭，晚節當矜蘇子堅。問俺早知這么樣，早知這樣也心甘。”
    樸實無華謙和的詩人品格。公木為人忠厚樸實，樸實得像他家鄉冀中平原的農民，普普通通，低調行事，不喜張揚。待人接物特別謙虛和善，不爭名，不爭利，與人友好相處。有人當他的面夸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他總是說：“主要是鄭律成同志的曲子作得好，是音樂給它插上了翅膀。”說到《東方紅》的署名，有人問他：“1949年出版的《大家唱》第二集，發表《東方紅》歌曲時，署名是張松如改詞，后來署名怎么變了呢？”他也只是淡淡地說：“我只是在沈陽參與整理的執筆人，不敢掠取創作之名 。”
    斯人已去，風范永存。最后，讓我們引詩人臧克家先生的詩《東北有嘉木——祝張松如（公木）老友八十壽辰》，作為本書的結尾，也以此表達我們對他的懷思：
    東北有嘉木，挺拔知根深。
    不與爭春色，自有歲寒心。
    我頌嶺上松，我歌老詩人。
    詩人為我友，木訥見醇純。
    君子貌若愚，含練實超倫。
    術業成就大，嘆我望后塵。
    長飲延河水，戰斗愿獻身。
    詩歌千百首，引吭發強音。
    論交兄弟行，差肩五六分。
    形骸隔千里，交感兩顆心。
    白頭互映照，永在是青春。 （樊希安）
公木，原名張永年、張松甫，又名張松如，筆名公木、龔棘木、席外恩、四名、魂玉等。公木1910年夏出生于直隸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北孟家莊村。他先后考入直隸正定省立第七中學、北平大學第一師范學院國文系。1930年1月公木秘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冬,公木與同學一起拜訪了在北平探親的魯迅先生,聆聽了教誨。并為他們正準備籌辦的《文學雜志》向魯迅先生組稿，魯迅對他們的《文學雜志》給予了支持和指導,并為創刊號寫了一篇新作《聽夢說》。學生時代，公木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因搞暴動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曾兩次被捕入獄。
　　1933年至1937年，公木先后在山東滋陽省立第四鄉村師范和河北正定中學任教。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投筆從戎，經林伯渠同志介紹奔赴晉綏前線，參加由程子華任司令員的敵后游擊隊，任宣傳股長，開始用“公木”筆名。1938年8月，受黨組織委派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并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秋，公木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宣傳科任時事政策教育干事時，與同科的朝鮮籍音樂指導鄭律成一起，兩人決定合作譜寫一部由八首歌曲組成的《八路軍大和唱》。那硝煙彌漫的戰場，那沖鋒陷陣的號角，那威武雄壯的隊伍，使詩人的靈感之火化作撼人心魄的詩句。公木帶著激情，一氣呵成，寫出了《八路軍進行曲》
 、《快樂的八路軍》、《八路軍與新四軍》、《炮兵歌》、《騎兵歌》、《軍民一家》等八首歌的歌詞。《八路軍進行曲》堅毅豪邁，熱情奔放，音律和諧，朗朗上口，有著一往無前，無堅不摧，排山倒海的革命氣概。同年冬，這首歌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油印出版，首演于延安中央大禮堂。1940年該歌在《八路軍軍政雜志》發表后，在各抗日根據地廣泛流傳、深受喜愛，成為激勵廣大軍民團結抗戰，英勇殺敵的精神力量。1941年8月，該歌獲延安五四青年獎金委員會評定的音樂類甲等獎。解放戰爭中，各部隊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任務，對歌詞作了修改，更名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49年此曲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曲目。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統一修訂歌詞，刊于《部隊歌曲選集》第一集。1965年改名為《中國人民
解放軍進行曲》 。
 
公木
　　1941年5月公木調軍委直屬隊政治部文藝室任主任，1942年9月調魯迅藝術學院任教。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公木參加文藝工作團到東北開展革命工作，被任命為本溪市委宣傳部長。1946年1月，公木參加籌辦東北公學任黨委書記、教育長。1947年4月成立東北大學教育學院，公木任院長。全國解放后，公木曾在鞍鋼教育處任處長。1954年10月調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任副所長、所長，在此期間代表作協赴匈牙利、羅馬尼亞交流訪問。1958年公木被錯劃“右派”，并被開除黨籍，安排到吉林圖書館任館員。1962年，公木被分配到吉林大學中文系當教員，他開始轉入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公木的冤案得以昭雪，恢復了黨籍。他先后擔任吉林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副校長，吉林大學文學院名譽院長，吉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暨文學協會主席，中國文聯委員暨吉林省文聯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顧問暨吉林分會主席、中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會長、中國詩經學會名譽會長等職。
　　1998年10月30日公木病逝于吉林長春。如今，公木先生的塑像矗立在吉林大學的校園內；公木安葬于河北省辛集市烈士陵園。
人物評價
　　
 
公木
公木是我國著名的詩人，學者和教育家。他在《公木詩選》后記中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詩”。他以驚人的毅力從《千家詩》學起，酷愛唐詩宋詞，在漫長的學者之途當中，邊學習邊創作，終于打下了廣泛的古典文學和語言學的堅實基礎。
　　公木還是東北師范大學創始人之一，東北師范大學校歌詞作者。曾任吉林大學副校長兼中文系主任，吉林社會科學院院長兼文學研究所所長，吉林社會科學聯合副主席兼語文協會主席，吉林省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暨中國作家協會吉林分會主席等職務。當年，84歲齡的他依然思想非常活躍，精力旺盛。在他的倡議下，又組起了《中國詩歌簡史》編委會，他團結了一批人，立志要填補中國詩史的空白。公木堪稱是應用生命寫詩的人，老詩人的心里燃燒著一顆永不熄滅的火種。
主要貢獻
　　李曾主編《部隊文藝》等，源源不斷地在各地詩文報刊上發表詩作及論文等。魯迅的文學學風和蔣光慈等人的詩作成為他一生奮斗學習的楷模。公木的詩情猶如長江之水滾滾而來，又如黃河之濤一瀉千里而一發不可收停。
　　
 
公木
他以清新、質樸的格調熱情歌頌農民的覺醒，廣大群眾獲得解放的興奮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之情。不僅如此，他還在培養一代新人的路途上嘔心瀝血，當今一代新詩人邵燕祥、張志民、流沙河、未央、雁翼等都尊敬地稱公木為老師。應該說公木為年青人留下了很多很多。
　　詩人公木的成功詞作《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更是不可不提的，這首“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作曲家鄭律成譜曲便猶如插上了翅膀，當年，它帶著高昂、激越的旋律自由地翱翔在根據地，縈繞在清涼的上空。50多年來，這首歌曲激勵著一代八路軍戰士，一代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戰斗、成長、奪取勝利，為人民建功立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舉世聞名的歌曲《東方紅》的誕生和定稿發表中，公木也傾注了一腔心血，這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都證明了他在創作問題上的寬厚胸懷。公木又確確實實是“以歌作為工具的宣傳家”。公木原詩、詞、文學作品為后人留下了很多，人們也從他的作品中汲取營養。
創作歷程
《八路軍進行曲》
　　《八路軍進行曲》創作于1939年，歌詞作者公木，曾是一名文武雙全的抗日戰士。公木的真名叫張松如，原任吉林大學副校長，1910年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莊一個農民家庭，在外祖父的幫助下入學念書。公木1938年8月從抗戰前線去延安，在延安抗大學習。學習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寫歌詞、詩歌。學習結束后，組織上留他在抗大政治部宣傳科當時事政策教育干事。此時，鄭律成在抗大政治部宣傳科任音樂指導，給抗大學員教唱歌。在一起工作中，他和鄭律成配合得很好。當時，鄭律成住在他隔壁，他倆像親兄弟一樣友好，鄭律成常到他的住處來玩。一天，鄭律成坐在他床上翻看他的筆記本，發現他那個本上有很多詩，高興得不得了，很快為《子夜崗兵頌》譜了曲。鄭律成唱給他聽，他聽后非常高興，說：“一首詩變成一
支歌，那確實是一個質的飛躍。”到了1939年四五月間，鄭律成提出搞個“八路軍大合唱”，約他寫詞。鄭律成還說，什么叫大合唱，就是多搞幾首歌嘛。此時，冼星海與光未然也提出搞“黃河大合唱”。“大合唱”這名稱，就是這樣來的。雖然公木住在山洞里，心胸和視野還是很開闊的。他首先寫了《八路軍軍歌》和《八路軍進行曲》，接著還寫了《騎兵歌》《炮兵歌》。8月份，“八路軍大合唱”的歌詞全部寫完。延安的條件是很艱苦的。當時抗大連風琴也沒有，鄭律成就哼著作曲，他唱，公木聽。9月份，曲還沒作完，鄭律成就調到魯藝音樂系去了。魯藝音樂系的條件好一點，有樂器。10月份，鄭律成作曲完畢，“八路軍大合唱”的全部歌曲印成油印小冊子，傳遍全延安，傳遍全軍，掀起了唱歌高潮，前方后方都唱。1940
年5月，《八路軍軍歌》和《八路軍進行曲》兩支歌刊登在總政主編的報刊上。總政宣傳部部長蕭向榮還專門請公木和鄭律成去吃飯，說了很多鼓勵他們的話。
 
公木
　　公木教授曾說：“如果我不坐幾次牢，不親身參加抗戰，不親自作抗戰時事研究，那是絕對寫不了這樣的歌詞的。在‘八路軍大合唱’中，抗戰的三個階段，我都寫上了，寫成大兵團音樂形象，不是個游擊隊的形象。其實，1939年還沒有形成大兵團，但要站在抗戰形勢發展的高度去寫。這是我當時的一種真感情，很自然很自覺地寫的。不是首長叫寫的，也沒有誰告訴我要這么寫，也沒領導提意見，更沒有開什么研討會。回想起來，那時我們二人膽子也真夠大的，既沒有請示也沒有匯報，一寫就是軍歌、進行曲。這樣的環境，我想只有在那個年代才有，在任何時候可能都是不行的。”
《英雄贊歌》
　　《英雄贊歌》的詞作者是一位著名詩人、學者、教育家公木；曲作者是一位大作曲家劉熾。公木先生于1998年10月30日因腎功能衰竭在吉林長春辭世；劉熾先生于1998年10月23日去世。兩位大師雖并非同年同月出生，但離開人世時卻象約好一樣，同年同月，祭日只相差了7天。
　　據劉尚嫻回憶：當時編劇毛烽和導演為《英雄贊歌》寫歌詞，找到了公木先生，先把沒有最后剪輯的電影毛片給他看，之后他鉆進長影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拿出了“烽煙滾滾唱英雄”。
　　
 
公木
公木先生的夫人吳翔回憶當年情景是這樣的：“寫《英雄贊歌》是1962年，當時武兆堤、田方、劉熾他們三個一起來家里找。公木對我講，他們讓我寫歌詞，我不想去，我是摘帽右派，費挺大勁寫完之后還不定會怎么說。后來武兆堤、田方、劉熾還是非拉著他寫，公木就被他們給拽走了。第二天下午他回來說就寫了四段歌詞。我問他，你的新思想基礎是從哪兒來的？底氣又是什么？他說我不是前幾年寫了一個“烈士贊”的詩嘛，我感覺《英雄兒女》這電影就跟那詩有關系，都是寫英雄，劉熾給我講了腳本、主題，然后我就寫出來了。

對上一代中國人而言，那首以“向前向前向前……”開頭的《八路軍進行曲》，可謂耳熟能詳。這是詩人公木和作曲家鄭律成的共同創作。公木早年就讀輔仁大學，后改讀北師大，是一個激進的文學青年；抗戰時來到延安，成為著名詩人。但在“反右運動”中，他卻成了中國作協的最后一個“右派”。他的一生充滿坎坷，本書是他的孫女所寫的傳記，此處選摘其中幾個片斷。
    向魯迅先生組稿
    1932年11月，魯迅回北京探望病中的母親。23日，魯迅應邀到北大和輔仁大學演講。這消息也激起了北師大同學們對魯迅先生的向往，他們也想親耳聽先生的聲音。
    我祖父公木就讀的師大中也有“左翼作家聯盟”，其中的一個支部推選我的祖父與王志之為“左聯”學生代表，去邀請魯迅先生。他們并不知道先生的具體住處，于是去請教系主任錢玄同。他們不知道，錢先生當時和魯迅先生之間的關系并不十分愉快。一聽要求，錢先生的臉色立刻冷了下來：“魯迅？請他來干什么？”胡適、張東蓀等先生也經常去北師大講課，據說錢先生鼓勵同學們去聽胡適等先生的講座。
    盡管在自己的系主任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但我祖父他們還是和魯迅先生取得了聯系，并登門拜訪。三個同學就當前文學界的一些問題與魯迅先生進行了交談。
    王志之說：“北平的同學們，都希望周先生留在北平。”先生說：“啊，那可不成。我這次一來，便有很多的人放冷箭，說我是來搶他們的飯碗，說我是卷土重來。何苦叫這些人不放心，倒不如趕快卷土重去。”
    我祖父等人介紹說，他們正在準備籌辦一份《文學雜志》。魯迅先生十分高興地表示支持，并答應給他們寫稿。果然，先生回上海后，于1933年元旦，為他們寫下一篇新作《聽夢說》。
    當時書店對雜志的條件極為苛刻，書店不支付稿費和編輯費，而雜志所售出的款項全部歸書店所有，書店只支付二三十本的雜志。雜志的稿件完全依靠左聯盟員寫、譯或約稿，而稿酬卻是“暫以本刊為酬”。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不可能以左聯的名義出版公開發行的刊物，使用的是文學雜志社的名義。《文學雜志》一創刊，就得到魯迅的支持與指導。
    魯迅的文章刊登在三月的《文學雜志》創刊號上。魯迅看到寄去的樣刊時，指出：第一期編得“太板”。他對他們說：加入的人一多，就會活潑些。第二期五月出版，我的祖父當時已到山東教書，他利用假期回北師大住了一個夏天，和谷萬川同住，一起編輯了第二期雜志，其中刊登了張天翼、鄭振鐸的文章，還特別刊出了由魯迅、茅盾、郁達夫、丁玲等為“發起人”的《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這是由魯迅先生直接或間接代征的。第三和第四期合刊在七月份出版，發表了我的祖父《時事打牙牌》和《父與子》兩首詩。這期合刊上還載有茅盾先生的《雜志辦人》一文，文中告誡人們要盡可能保持“人辦雜志”，力求不落到“雜志辦人”的境地。只是可惜這一期雜志出版后，雜志社就被查封了。
　　戰歌和戰友
    我的祖父和鄭律成于1939年1月相識在延安的一個窯洞里。那天，著名的大鼓演唱家呂班領來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一進窯洞就喊我祖父的綽號：“博士，給你介紹一位戰友，咱們抗大的音樂指導，小鄭，鄭律成。你們倆一個寫詩，一個寫曲兒，正好可以配成一對兒。”
    當時，冼星海與光未然合作的《黃河大合唱》在延安很受歡迎。鄭律成向我的祖父提出共同搞個《八路軍大合唱》，我的祖父當時還不了解什么是“大合唱”，只是想：大約就像元曲的套數吧，不過沒譜調，先寫幾首歌詞，然后再分別制譜，作為組曲，豈不就是“大合唱”了嘛！
    首先創作出來的歌詞就是《八路軍軍歌》。接著，他又創作出了《八路軍進行曲》、《快樂的八路軍》、《八路軍與新四軍》、《騎兵歌》、《炮兵歌》、《軍民一家》。幾首歌詞一氣呵成，加上原來的《子夜崗兵頌》，共八首歌詞，用了一周多的時間。
    第二年夏天，總政宣傳部部長、創作過當年廣為傳唱的《遠征曲》的蕭向榮邀請我祖父公木和鄭律成，到文化溝口吃了一頓青年食堂的紅燒肉——“三不粘”，并告訴他們說：這些有關八路軍的歌曲，已由“抗大”學員傳唱到各個抗戰根據地，很受廣大戰士歡迎。
    1940年5月，延安舉辦“五四中國青年節”征文活動，共征集稿件150件，作者110名。《八路軍大合唱》以《獻給八路軍的軍歌合唱集》為名，被評為音樂類甲等獎。吳玉章擔任評獎委員長，丁玲、周揚等擔任評委。得獎作品共23件，甲等獎金40元，乙等獎金20元。這項獎金是由中央領導同志捐贈的。其中毛澤東捐贈300元，周恩來及王稼祥各捐贈200元。
    1940年9月1日，由蕭三、劉御和公木等發起組成的延安新詩歌會出版的《新詩歌》創刊。蕭三1940年送給我祖父一本莫斯科出版的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祖父有意向它學習，在到文藝室前夕，他所寫的《再見吧，延安》，已露端倪；及至建立了鷹社，得到天藍同志的幫助，更多理解了一些惠特曼的精髓，還試譯了《我坐在大地上》等若干首，《我愛》、《哈嘍，胡子》正是我祖父在這種興頭上寫下的。由于寫了這些詩并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發過作品，日后，他曾被一些詩歌史家列名于“七月派”。其中《我愛》這首詩，是我祖父自己最鐘愛的。
    鷹社和“蒺藜”
    1940年冬，我祖父公木離開抗大，搬到位于文化溝的軍直政治部來。到第二年五月，軍直政治部文藝室就正式成立了。
    文藝室人雖然不多，可是心齊熱情高。主要活動，一是走出去，到軍直各單位去搞歌詠、演戲，開展文藝運動；第二就是搞創作，小說、散文、詩歌以至翻譯。主要做了這么三項工作：（1）創辦了一個綜合性的文藝刊物——《部隊文藝》，（2）成立了一個文藝團體——鷹社，（3）置辦了一個大型墻報——《蒺藜》。
    《部隊文藝》是解放區內最早出現的以發表作品為目的綜合性文藝刊物，公木任主編。《部隊文藝》創刊號于1941年12月印行，用的是根據地自己生產的土紙。在《部隊文藝》上，發表了黃既、晉駝、沈其東等同志的小說，麥播、朱子奇、侯唯動等同志的詩，方杰、李潔等同志的散文小品。祖父的長詩《鳥槍的故事》也是首次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部隊文藝》雖只出了三期，但它是解放區部隊文藝中最早的期刊，在延安和敵后產生過一定影響。
    鷹社也由公木任社長。陜甘寧邊區23個縣的地圖像一只昂首東翔的雄鷹，因此，他們把文學社團取名為鷹社，也寓意著部隊的新文藝創作的奮發向上。“像雄鷹一樣高飛吧，不要在飛著的時候停止了！”俄羅斯詩人卡拉姆金贈普希金的詩句，在文藝室傳誦得很熟，大家很受鼓舞。
    鷹社的建立，受到邊區文協的資助，每開會一次，資助100元，恰夠供應一次午餐。先后曾召開過兩次全體成員大會，會期一天，都是開的大討論會。
    當時，有一些年輕人在文化溝辦《輕騎隊》墻報，很有影響。接著出來的是黨校第三部的墻報，也很轟動。這些墻報的主題多為批評不平等。有畫漫畫的，有寫小字報和打油詩的。政研室有位同志就寫了一首“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內容的四六句。王實味是突出的代表人物，寫了《野百合花》，又在墻報上攻擊李維漢，一時間把延安都轟動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鷹社主辦的《蒺藜》墻報誕生了。受延安寫諷刺小品的影響，“蒺藜”墻報刊登了朱子奇、侯唯動的歌頌詩，同時也刊登了晉駝的諷刺小品和公木的諷刺詩《小圍墻》：“大圍墻里又修起小圍墻，/這可不同于北京的紫禁城。/紫禁城里住的是龍鐘皇王，/是革命首長住在小圍墻當中……”不過這種諷刺情緒并沒有得到發展，整風運動已從上層開始了，這樣，墻報的發刊也就成了終刊。
    據說，康生在一次審干報告中信口說：“《輕騎隊》旁邊有個《蒺藜》，里邊有不少壞分子。”更可怕的是，鷹社的名字也受到了質疑，批評者居然質問他們：“德國法西斯的黨徽標志中就是鷹，你們為什么叫鷹社？”我祖父和鷹社社員在以后幾十年的風云變幻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難。
　　“我投舒婷一票”
    轉眼到了新時期，在新詩潮躍升的態勢中，女詩人舒婷非常引人注目。祖父公木通過他的學生徐敬亞的介紹，較早讀到了舒婷發表在《今天》雜志上的那些詩歌，非常欣賞。1979年4月和6月，《詩刊》先后發表了舒婷的《致橡樹》、《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和《這也是一切》，引起詩壇的關注。《福建文學》自1980年第二期開始，展開了舒婷詩歌作品的討論，歷時11個月。
    在1983年3月舉辦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屆（1979－1982）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頒獎儀式上，獲獎作品《雙桅船》的作者舒婷只說了一句話，淚水就忍不住奪眶而出。她說的是：“在中國，寫詩為什么這樣難？”
    我的祖父作為評委，于1983年3月初赴北京參加全國作協舉辦的這次評獎。10日結束工作回長春，就認真地為《詩刊》撰寫了《我投舒婷一票》，對舒婷的作品發出了來自老一代詩人的一份支持。但是，這篇稿子卻沒有能夠順利面世，而是被退了回來。《詩刊》退稿的理由，據說是原擬刊出一組評委的評論，后來因為多數評委沒有能夠如約寫稿，又不好單發，只好把原稿及已經付排的大樣退還給了我祖父。這篇稿子后來改了題目，刪節后刊載在《書林》雜志。
    1983年夏天的時候，對朦朧詩的批評越來越激烈。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和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等，在當年10月召開的“重慶詩歌討論會”上，成了詩歌界有問題的代表性言論，據一位曾在《詩刊》社工作過的詩人介紹，詩歌界對它們的批判從
    1983年9月一直持續到1984年春天，其間僅在《詩刊》上發表的有關批判文章（包括轉載的徐敬亞的檢查）就達十數篇之多。處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徐敬亞的老師和《崛起的詩群》的指導教師，我的祖父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但我祖父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1985年2月，《詩刊》在頭條位置刊載了由公木、嚴辰、屠岸、辛笛、魯黎、艾青等18位老詩人聯署的《為詩一呼》，文中吁請各級文藝領導：“應該重視新詩，要給予真正的關懷和實際的支持，要通過各種途徑和采取各種方法，推動新詩的發展。”
    摘自《我的祖父詩人公木的風雨年輪》  張菱著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2004年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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