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中不可無鈣　　

           王學忠　　

  建房需要梁和柱，有了梁和柱房子便能夠挺立于歲月的風雨中不倒，否則，就會坍塌，成為一堆廢土。寫詩和建房一樣，想長時間站立，立在人民心上，也需要有像梁和柱一樣的骨架支撐，這一支撐其任憑風云變幻依舊昂首聳立的精神骨架，就是詩歌中的鈣。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們作斗爭”。毛澤東這里所說的“消滅敵人的武器”，就是鈣，就是刀和槍。自然，“文藝”也包括“詩”。打開浩瀚的中國詩歌史，其實，被人民喜愛并世代傳誦的優秀詩歌，皆離不開像刀和槍一樣的鈣，一樣充滿血性的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　　

   屈原面對壅君、奸臣的殘酷迫害，身陷囹圄也依然吟唱“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抒發著對祖國和人民的熾熱情感。杜甫在顛沛流離、茅屋為秋風所破的窘境中仍牢記一個詩人的職責，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一幅幅時代的畫圖，一聲聲啼血的吶喊，揭露和控訴那個兩極嚴重分化的所謂盛世。身居高官，且也可“一身獨暖”的白居易，沒有隨風逐流，與達官顯貴們沆瀣一氣“鞭笞黎庶”，在“樽壘溢九醞，水陸羅八珍”的奢侈荒淫中唱和太平，卻不怕得罪權貴，冒犯皇上寫下了：“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晴”，“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用詩人的良知為民請命。　　

   詩歌引起百姓共鳴，被世代傳唱，不在其形式而在思想，不在其作者生前聲名如何顯赫，而在其胸腔里是否奔流著“抒時代情，言人民聲”的赤血。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殘酷壓迫下的近現代，也誕生了一大批像屈原、杜甫那樣不畏權勢，敢為民言的優秀詩人，他們血性的吶喊，靈性的詩思贏得了人民的喜愛。艾青通過《手推車》的形象，發出了那個時代人民痛苦的悲鳴：“手推車／以唯一的輪子／發出使陰暗的天空痙攣的聲音”，“穿過寒冷與靜寂”、“廣闊與荒漠”、“徹響著／北國人民的悲哀”。臧克家的《老馬》用同樣的手法，繪制了另一幅勞動人民的生存場景：“總得叫大車裝個夠／……背上的壓力往肉里扣／……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眼里飄來一道鞭影”，駁斥了統治集團豢養的經濟學家們所謂“剝削有功”、“資本家養活了工人”的謬論。劉大白的《成虎不死》一詩，寫的更像一篇哲學論文，有理有據，生動形象：“假使無數農民的身子都跟著你死了/田主們早就沒飯吃了/假使無數農民底心都跟著你的身子死了/田主們都可以永遠吃安穩飯了”，“你底身死是田主們底幸／你底身死心不死／正是田主們底不幸啊”。歷代統治集團善用的治民手段，就是在奴役人民的身時也同樣奴役人民的心，讓被奴役者不視為被奴役，始終服服貼貼、心甘情愿，甚至覺得活得還很幸福，很有尊嚴。　　

   艾青說“詩是一種對欺蒙者的揭露，是一種對于被欺蒙著的警惕……在國破家亡的年月，也是在人民的心里播撒對于自由的渴望與堅信的種子”。國破家亡，保家衛國的戰爭年代，一首奔突著血性的詩歌，能夠起到“一夫擋關，萬人莫入”的作用，鼓舞全軍將士乃至整個民族勇敢地走向戰場。南宋將軍詩人辛棄疾，一邊揮劍作戰，一邊握筆作詩：“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岳飛率領他的將士與敵人拼殺的更為慘烈：“架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陸游即便到了晚年，也依然滿懷“氣吞殘虜”的雄心，“鬢雖殘，心未死”，回望那一幕幕令人心海激蕩“笛里誰知壯士心，沙天空照征人骨”的歲月。現代詩人中也有許多這樣的一邊打仗一邊寫詩的詩人，田間面對“血泊中生長的大豆、高粱”“破屋板上躺著的打抖的爹娘，”憤怒地把詩當成標語，寫在路邊的墻壁上：“假使你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動員和鼓動人們參軍，打仗。陳輝寫的每一首詩都將自己的生命和祖國人民的命運連在了一起：“祖國啊／我是屬于你的一個紫黑色的／年輕的戰士……也許明天／我會倒下／也許，在砍殺之際／敵人的槍尖／戳穿了我的肚皮／……在敵人的屠刀下／我不會流一滴眼淚”，“戰士的墳場／比奴隸主的莊園更美麗”。田漢深知一個與多個及四萬萬個的不同作用，他在詩中向整個中華民族發出了呼吁：“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只有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慘遭三座大山蹂躝的中華民族才會奪取最后的勝利．　　

   在中華民族的詩歌史中，也記下了一些平時不大寫詩，但卻在災難突降時刻，用鮮血和生命僅寫過一兩首詩的詩人的名字，他們的詩同樣給詩史增添了輝煌。陳然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威脅利誘，沒有屈服、投降，他的“自白書”是這樣寫的：“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葉挺在獄中戴著沉重的鐐銬寫道：“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刑場上的夏明翰高昂著頭顱，吟誦了一個讓劊子手欽佩又膽寒的預言：“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后來人”。　　

    這些像刀像槍又像火的充滿時代精神的詩歌，不僅起到了在國家危難時刻鼓舞人們用鮮血和生命去守護、捍衛，也激勵人們在當家做主人的日子里同樣用生命去熱愛，建設。新中國誕生初期，公劉在《五月一日的夜晚》一詩中，寫出了那一代人內心真正的喜悅：“天安門前，煙火像一千只孔雀開屏／空中是朵朵云煙，地上是人海燈山／數不盡的長衫發辮／被歌聲吹得團團旋轉/……為了享受這一夜／我們戰斗了一生”。解放了，當家了，滿腔的愛化作了沖天的革命干勁，黃聲孝在《我是一個裝卸工》一詩中寫道：“我是一個裝卸工∕建設祖國打沖鋒∕舉起泰山還嫌小∕能把地球推得動”。郭小川的《祝酒歌》也記錄了自己和林區工人的同樣心情：“林區的工人啊∕專愛在這兒跟困難作對//一天歇工∕三天累∕三天歇工∕十天不能安睡∕十天歇工∕簡直覺得犯了罪”。建設自己的家園，需要有沖天的革命熱情和干勁，也需要有一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團結友愛的革命大家庭的氛圍。賀敬之和著時代的旋律寫了《雷鋒之歌》：“你全身的血液∕你每一根神經∕都沸騰著∕對祖國的熱愛∕‘雷鋒’——∕……兩個字∕說盡了∕親人們的∕千般叮嚀∕‘雷鋒’——∕……一句話∕手握手∕陌生人∕紅心相通……”這些從肺腑中、血管里迸發的詩句，在那個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年代，的確起到了添磚加瓦、推波助瀾的作用。胡風說：“詩，我們這一代最真誠的詩，應該是對于這個受難的控訴的聲音，應該是對于這個前進的歌頌的聲音。”　　

    戰爭結束了，人民解放了，勝利了。已失敗的剝削階級，封建、專制、官僚資產階級等邪惡勢力，還會以各種面孔、各種手段向善良的人們發動猖狂的攻擊，其兇險、慘烈甚至不遜色血腥的疆場。牛漢借《巨大的根塊》，言說了自己的遭遇：“灌木叢∕年年長，年年砍∕掙扎了幾十年……∕灌木叢每年有半年的時光∕只靠短禿禿的樹樁呼吸∕它雖然感到憋悶和痛苦∕但卻不甘心被悶死”。曾卓的《懸崖邊的樹》也寫了他自己的處境和心境：“它的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它似乎即將傾跌進深谷里∕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他們的堅強、堅韌、樂觀、忠貞，讓每一個有幸讀過該詩篇的人感動、敬佩。北島似乎已看到了東方天際的曙光：“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這個時期書寫此類詩歌的詩人還有魏巍、綠原、雁翼、流沙河等等。　　

    不幸的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沖擊下的當下，詩歌幾乎完全墮落了。變成了一種商品、一種娛樂形式，官場上一種文雅的表現。無論形式上洋的“橫的移植”，還是土的“傳統的堅守”，大多只是個體病態心理的發泄，無聊、無病的呻吟，或捏著嗓子嫵媚用盡的溜須拍馬。詩歌與市場上冰柜里的雪糕、貨架上的西紅柿、土豆一起俱進到了一個熱熱鬧鬧的市場經濟社會。著名文藝批評家賀紹俊嚴厲批評了這一傾向后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至今仍然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和研究當代社會的問題，中國五、六十年代的國家體制所造就的中國新型的工人階級隊伍，已形成了一個很厚實的工人文化傳統，這種傳統突出體現為樂觀、向上、富有創造力……這種傳統和精神是一種精神的鈣，對于患上軟骨病的當代詩歌和文學來說需要補充‘鈣’”。魏巍也在多篇文章中強調：“我們當代的文學包括詩歌也的確應該補血、補鈣了。”另外其他一些作家、評論家也發出了類似的呼吁。他們希望當代的作家詩人老老實實地深入到工農群眾中，火熱的斗爭中，去掉浮躁，挺起腰桿，用做人的良知、靈性的詩筆，為人民代言，發出真正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聲音，人民真實的聲音。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