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萬世成蹉跎”。從古至今的漫長歲月,隨著晨昏滾滾,落日西墜而飛逝。光陰虛度,一事無成,余不覺人生已近半百。人類最早的記時方法是從“立竿見影”開始的,中國人最早發明了日晷捕影的太陽鐘,銅壺滴漏的水鐘,以及號稱機械鐘鼻祖渾天儀。吾邦是“道法自然”的詩意國度,日晷、滴漏、渾天儀千百年來俱是宮廷威儀的擺設,而民間計時大多看天辨時,如“雞叫頭遍”、“日上三竿”、“月掛樹梢”還有“一袋煙的功夫”等,反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求大概不求精確,而城中則夜分為五更擊鼓報更。皇帝卯時即起,大臣寅時候朝,遇到勤政的主也挺辛苦。
接下來由水動渾天儀變成現代的機械鐘,電子鐘,石英鐘……就沒中國人什么事了。這是“文明基因”所決定的,就象古時工匠建房,梁枋門窗的尺寸相近即可;畫家繪事亦放眼四海,而不會去深究光源色譜。自然的好處就是“自然”,而精準的壞處就是“刻板”,以前農人都會看云識天,而今人離了鐘表便成了瞎子,沒了機械便不會識病辯癥。現代科技給人類生活插上了“翅膀”,但也令人失卻了許多應有的“絕活”。
舊時凡大戶或中戶人家,廳堂陳列的規格是太師壁掛中堂對聯,下設天臺幾陳東瓶西鏡,后在中部增設西洋座種,每隔一時或半點便會自鳴報時。吾輩兒時常見的是枕邊的馬蹄鬧鐘,五斗櫥柜上的三五牌座種,還有校園里的電鈴大鐘。后來時新“英雄牌日歷鐘”,那長方形的簡潔造型,在國人看來是總覺得不夠順眼,于是,祖父親自操刀給日歷鐘加了個木匣,長方形的匣子兩端是雙猴望柱,中間拱起的半圓象征著初升的朝陽,金雞報曉,葵花迎風,牡丹竟放,生機勃勃。“一唱雄雞天下白”,這是1972年那個時代的氣息,永遠的朝氣蓬勃。某次,祖父寫信告之:他在我大姑姑家小住時,左鄰右舍看到他做的鐘匣后,紛紛提出請求,而祖父則有求必應,一時忙竟得不可開交。
許多年后,余隨友去到“古玩地皮鏟家”處看貨,偶見40年前樣式別致的長方形木殼鬧鐘,詢價合意便隨即購回。此鐘外型頗似西式三連衣櫥,中間是圓形時鐘,兩邊側角分列落地開窗,內置手繪山水畫片,造型簡單大氣,堪稱六、七十年代“南京鐘”的精品。清初《廣陽雜記》載,明末江寧人吉坦然制造過一件自鳴鐘,被奉為南京鐘的鼻祖。后至太平天國時期,南京城內曾出現過40多家造鐘作坊,鼎盛一時。余喜京劇,故收藏舊物時特別留意“戲物”,此鐘記錄了曾經的“京劇革命”,便成了“家藏有戲”的新寵。但見藍底鐘面映襯著紅衣少女高舉紅燈的圖案,遠處正有一列火車奔馳而來。以手旋緊發條后,鐘居然還能“滴答滴答”地走動,那紅燈也伴著聲響閃爍其間。“手提紅燈四下看,上級派人到隆灘,時間約好七點半,等車就在這一班……”往昔京劇《紅燈記》的唱腔隨口而來。
《紅燈記》的最早藍本源自沈默君創作的電影《自有后來人》,后被哈爾濱京劇團和上海愛華滬劇團先后搬上舞臺。最后經翁偶虹改編,阿甲導演,李少春和錢浩梁飾分A、B角,定名為《紅燈記》并由中國京劇院排演,在1964年的全國現代戲展演中大放異彩。1970年由北京電視臺攝制的黑白的屏幕復制片《紅燈記》供全國電影院放映;而后,八一電影制片廠1971攝制的同名彩色舞臺藝術片,遂成“樣板戲”的魁首,此為《紅燈記》的沿革。余1969年秋上小學,恰逢萬家爭唱之時。鄰居有鄔老師懂音樂,閑時便教吾學唱《都有一顆紅亮的心》,此乃旦角的唱段,童音脆亮,男女聲近,余沒幾天也就學會了,后來聲名在外,便被推舉為學校慶六一兒童節聯歡會的節目,余平生第一次登臺亮嗓,并與京劇結下了難解之緣,可以肯定地說將相伴此生。
后來,余將暑假中采草藥和買廢鐵之所得,到書店購了《紅燈記》的連環畫,水墨所繪的畫面很接近電影,回家還挨父親的“剋”,現在想來可能他屬民國人的緣故。長輩愛看美國的《綠野仙蹤》,就象小輩喜歡美國的《變形金剛》。再后來方知這本連環畫系出自軍旅畫家董辰生的手筆。他早年長于畫英雄人物,晚年更對傳統文化情有獨鐘。董老自小就喜愛京劇,于是,他的畫筆下誕生了許多舞臺感極強的京劇人物。無論英雄人物還是京劇人物,他們所蘊涵的“天地正氣”是一脈相承的,就象戲歌里所唱:“生死離別尋常事,百代忠良報國恩。自信生來有傲骨。不在人前矮三分。”余慶幸自己成長于揚眉吐氣的年代,能看到自主原創的藝術。如果問中國人近代有什么自主原創?也就是新中國這30年,而前后兩端都是唯“洋”首視瞻,洋面粉洋大片,省心但窩囊!曾看外交官沙祖康接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專訪,回顧“銀河號”事件時,竟17次用“窩囊”這詞來表達當年的感受。后來“窩囊”多了也就麻木了,或象“吳賤民”般肉麻當有趣了。
事物總是有陰有陽,生于憂患向往安樂。當發現這個世界原來還有“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好事時,便將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停掉軍工,賤賣國企,引進外資,販盡資源……非但笑貧不笑娼,到后來還為虎作倀!1988年,臺灣有個祖籍東北的藝人叫侯冠群,在北京的出租車上聽到帶有西洋配器的京劇,經好奇地打聽后方知是《紅燈記》,從此,遂成“樣板戲迷”。2000年春節,中國京劇院到臺灣演出《紅燈記》,使彼岸見識了“比鋼鐵還要硬的共黨分子”。出人意料的是在“去中國化”的大氛圍中,《紅燈記》場場客滿,盛況感人,有老者看后大聲道:“李登輝就是鳩山”。2005年7月,侯冠群隨臺灣新黨訪問團來大陸,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代表新黨宣讀祭文,正是“要做一個堂堂正正中國人”的理念,使他在《紅燈記》的唱腔中找到了情感的歸宿!2008年春,一則“京劇進課堂”消息,引來主流媒體的“大圍剿”,原由是教材中安排了包括《紅燈記》在內的“樣板戲”唱段。吾因多年不問國是,許多事還蒙在鼓里,而接下來南方報系在的贓獨和火炬事件中的表演,令人頓悟“風云突變必有內奸”,而對《紅燈記》的好惡恰好就是照妖鏡
兒時看《紅燈記》是“聽評書替古人落淚”。40年后的今天,首都舞臺重現京劇《紅燈記》,余在電視上連看兩遍,特別對《赴宴斗鳩山》那場戲有了全新的思辨。日本鬼子為軟化共產黨員李玉和的意志,選在掛有“獨樂”牌匾的客廳設宴,接著便開始大談“人性”。鳩山隊長從“人生如夢轉眼就是百年”,談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從“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談到“為我”的做人訣竅;最后談到了“信仰”只不過是一種“買賣”,并推出了“不死心眼”叛徒王連舉作為表帥。經過30年來的正面教育,怎不使人心明眼亮?鳩山的這套“獨出心裁”的見解,對有著堅定信念的窮工人李玉和來說,當然是“搟面杖吹火,一竅不通!”但不幸的是這些敵對勢力用來軟化對手的招術,不就是如今行賄者對受賄者的“循循善誘”嗎?竟還堂而皇之成了吾邦立國的“特色理論”。所有劣跡的根源均出自“獨樂”、“人性”、“為我”、“買賣”,而叛徒“不要太死心眼兒了”的訓導,也成了如今貪官和教授們的“口頭禪”。蘇聯的倒覆正是從知識界倡導“人性論”開始的,而正是“人性”的復辟,使我邦社會發展的方向漸與“天理”背道而馳。
可笑的是反觀美日等國,言必他國“滅絕人性”,但他們自己信這套“鬼話”嗎?且看:在日本人人甘愿為帝國犧牲,不惜剖腹也決不投降;美國賣水賣種子賣國債可以,但“信仰”決對成不了“買賣”!奧巴馬就職講演明確言道:“回想先輩們在抵御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時,他們不僅依靠手中的導彈或坦克,他們還依靠穩固的聯盟和堅定的信仰。”可見“買賣”與“信仰”切不可混談!我邦自作多情30年,到頭來才發現世上并非“什么都是買賣”,墨西哥即便收了你的錢也不會出賣民族尊嚴。而要做到如日本的“決不投降”,美國的“信仰不賣”,或朝鮮的“獨立自主”,墨西哥的“不近人情”,其首要任務必需先“滅絕人性”,而不是“將心比心”,否則是辦不成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堅守國家利益和人的尊嚴!現在看來,毛時代的理念更接近甚至超越美日,這才是真正的“強國之路”!所以,尼克松死后還要拉著毛澤,東在圖書館“落座暢談”,真正的對手彼此都會尊敬對方,而“王連舉”充其量不過是捏人家手里的一張牌,要用《紅燈記》里的戲詞來形容,那就是“斷了脊梁骨的賴皮狗”!窮工人的話就是一語中的,毫不留情。
陸天明在談及其子的電影《南京南京》時說:“我們對日本侵略者的表現,僅僅停留在《紅燈記》中鳩山隊長那個層面上。這種單一的、模式化的表達方式”,不知他到底看過《紅燈記》沒有?想當然胡言是學者的通病。鳩山隊長大談“人性”之時,陸川才剛滿月吧?而他今天胡編的這個“人性角川”,無疑就是帝國的叛徒,日本人民是決不會“笑納”的,連扮演者中泉英雄,在其本國也成了人人追打的“狗熊”。1943年6月28日,劉少奇起草給續范亭的一封信,其內容主要是論述“人性”問題。毛澤,東對信稿作較多批語,批評了劉關于人性的一些不正確觀點。毛批:“至于‘人類共同利害’,從來就沒有過,只待將來階級消滅后才會發生”。劉凳的確不可分,鑄成今之危局。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之間就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最后看鹿死誰手!羊降狼還是要被吞的。
1975年9月,官居文化部副部長的李玉和飾演者錢浩梁,驅車悄至北京積水潭醫院,病床上躺著的是他的老師李少春。因為突發腦溢血,昏迷不醒……1976年后,錢浩梁遂成敗寇被下大獄,刑滿后被懂戲的高占祥安排在河北戲校。1992年在山東的某場演出,錢浩梁突然摔倒后被診斷為腦溢血,此前,他已13年沒能上臺,演員離了舞臺什么也不是。戲迷喜愛文革落難時的周信芳,也同樣尊敬被打入另冊中的錢浩梁。余是在看了多年的傳統戲后,再回頭重看《紅燈記》影片的,可以看出他的唱念有許多李少春的意韻,但其高大威猛的氣概和那精準的功架,確實勝人一籌,想必后無來者!
年初,望星空在劍橋講演:“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封閉落后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中國的面貌已煥然一新……”,余憤然關閉了電視!“小國扔鞋大國性侵”就是今日中國之局面,面對尋釁強暴抗議部還每每以“友好”自欺欺人,除了窩囊還是窩囊。正如《霍元甲》主題歌所唱:“因為畏縮與忍讓,人家驕氣日盛”。“問我國家哪像染病,沖開血路,揮手上吧”。晚清是“寧與外寇”;民國是“挾洋自重”;30年前是“洋為中用”,而現在簡直就是“里通外國”!世上那有國家這般的“門戶開放”? 時至今日,有識者恍然大悟,建國以來為什么要批《武訓傳》、《清宮秘史》;為什么要評《紅樓夢》、《水滸傳》;為什么要斗走,資派、學術權威……就是為了牢牢掌握主動權,防止今天這種內憂外患危局的出現,而劉凳的世儈哲學到頭來不過是“吃大虧占了小便宜”。且問“煥然一新”的時代怎沒了半點“貧窮僵化”時的氣概?還需低三下四地隔空放話求人家別“貶值”?內修人權,外爭國權,“斗爭哲學”永遠不會過時,不斗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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