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天職和時代的失職　　

趙居平

屈原最感動我的詩句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曹操最感動我的詩句是“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杜甫“暮投石壕村”的時候，有兩個差人前來征兵，老頭子嚇得逃走了，家里只有老婆子和兒媳婦，實在沒有男人，在“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的較量后，兩個兇神惡煞的官差就把老婆子抓走了。手無縛雞之力的杜甫不能阻止這場悲劇的發生，他卻寫了千古名篇《石壕吏》。

柳宗元被貶到柳州的時候，他碰上了一個祖祖輩輩都以捕蛇為業的人，他的爺爺死于捕蛇，他的父親死于捕蛇，但他仍然樂于捕蛇，即使因為捕蛇而死，他也是無怨無悔，因為“苛政猛于虎也。”柳宗元是當地的地方長官，雖然不能改變捕蛇人的悲劇命運，但他寫出了千古名篇《捕蛇者說》。

白居易在宮市里看到驕橫跋扈的兩個太監把“心憂炭賤愿天寒”的賣炭翁的一車炭搶走了，他雖然不能改變賣炭翁的悲劇命運，卻寫出了千古名篇《長恨歌》。

關漢卿聽到了竇娥的悲劇故事，寫成了千古名篇《竇娥冤》。

今天，我們雖然沒有誕生像屈原、曹操、杜甫、柳宗元、白居易、關漢卿一樣偉大的作家，但我們并不缺乏寫成千古名篇的題材或者見聞。

當我們看到了成都女人唐福珍因為螳臂當車地阻擋拆遷而不得不澆上汽油而自燃身亡的情景，我們不光無動于衷，而且麻木不仁，當然不會寫出千古名篇《唐女冤》的。

當我們聽到或者看到嫖娼幼女的官員的時候，我們不光無動于衷，而且麻木不仁，當然不會寫出千古名篇《亂搞吏》的。

當我們看到或者聽到有的小小村長比古代的滅門的知縣還要殘暴的時候，我們不光無動于衷，而且麻木不仁，當然不會寫出《地頭蛇》的。

當我們看到許多假共產黨員借著黨和國家的名義肆無忌憚地奸淫擄掠大發國難財的時候，我們不光無動于衷，而且麻木不仁，當然不會寫出《弱勢者說》和《變節吏》的。

我們不會寫出一句為民請命的詩句的，我們也不會寫出一句揭露黑暗現實的句子的。盡管我們接受過共產主義教育，盡管我們的思想覺悟高過了屈原、曹操、杜甫、柳宗元、白居易等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封建士大夫，但是，我們不會寫出一句富有人民性的詩句來。

我們其實應該是被稱為作家的那一群體面的人們。

昨天，我讀了近日《中國青年報》上的一篇文章，上面寫道：11月28日，殺害了父母、妻子、兩個兒子、妹妹共六位至親的北京人李磊在三亞被抓。為了說明此類現象的普遍性，文章又舉例說，今年8月13日，安徽人宋美生把妻子和一對正在上大學的兒女鎖在家里活活燒死。2008年12月，河南一位婦女將公公、婆婆以及不滿十歲的一雙兒女殺害，隨后自殺。2006年12月，安徽人朱大鵬將妻子和兩個兒女先后殺害，被捕后他還揚言道：“最大的遺憾是不能殺死父母親！”

我沒有從網上去搜索更多的殺親慘案，然而，我卻不能面對這樣的案件無動于衷，麻木不仁。我真的有話要說。曾記得幾年前，有人因為謀財害命而讓縣長一家滅門；曾記得幾年前，有內蒙大叔因為兩個女兒念不起書父女三人飲鴆自盡；曾記得數年前，有要因為天價藥費而家破人亡。今又見唐福珍因為住不起房因為反對拆遷而自燃身亡……最為可悲、可嘆、可憎、可恨的便是李磊屠殺至親六人的滅門事件。我不禁要問，我們究竟活在怎樣的世道？是杜甫遭遇的安史之亂？是屈原遭遇亡國之亂？是曹操遭遇的建安之亂？是柳宗元、白居易遭遇的黨禍禁錮之亂？是關漢卿遭遇的亡國之亂？抑或是民間傳說的江湖亂道之亂？抑或是上層所標榜的和諧之亂？

我上學的時候，我的老師經常這樣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通過石壕事件，暴露出統治階級窮兵黷武的罪惡，折射了安史之亂時期的黑暗現實；通過捕蛇者的悲慘敘述，表達作者對封建統治者橫征暴斂的罪惡的血淚控訴。盡管這樣地歸結文章的中心思想，曾經遭到了某些所謂的專家們的譏笑。只是當后世讀者面對“李磊殺親”的亡家滅種的特殊事件時，他們又該作何解釋呢？他們難道說不會聯想到我們今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充滿著赤裸裸的金錢關系，人的兇殘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現實的黑暗和丑惡也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

據有關網頁講，李磊是80后，有一個近乎完美的家庭，有勤勞善良的父母，有活潑開朗的妹妹，有勤儉持家的妻子，有可愛的兒子，一個六歲，一個一歲半，但在一夜之間，他把他們都殺了。網上還說，李磊的父母都是農民，卻因為拆遷得到了六百元的補償，李磊自己還開著一家生意不錯的餐館，生活應該說是無憂無慮的，但他把自己的六個至親至愛的人都殺了，他的身上已經沒有一點農家子弟的老實巴交，只是農民起義式的暴發戶的兇殘與野蠻。但他的殘忍，超越了所有階級的殘忍。

即使兇殘如古代中國古代的皇帝，即使兇殘如中國古代的皇后，他們也未必毒過青年報上列舉那幾個當代中國人的。尤其是李磊的殺親慘案真是前所未有。中國歷史上殺死兒子的皇帝，可能只有十六國時期的石虎的。中國的皇帝被兒子殺死的也只有四個例子，北魏的建立者拓拔珪被兒子拓拔紹殺死，南朝宋文學劉義隆被兒子劉邵殺死，隋朝的建立者楊堅被兒子楊廣殺死，后梁的建立者朱全忠被兒子朱友珪殺死。中國的皇后殺死親生兒女的可能只有北魏馮太后、靈太后和武則天等極少數女人了。南朝的劉駿、劉彧、蕭鸞、蕭寶卷為了捍衛皇權殺了好多兄弟和叔叔，卻也沒有對自己的妻子、兒女、父母大開殺戒的。三國后主劉禪的兒子劉諶殺了妻子兒女，卻并沒有殺父母和妹妹的。可我們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卻接連發生了許多樁前所未有的六親皆殺事件。面對這樣事與愿違的事情，我們可以因其是為數不多的個案而忽略不計嗎？面對這樣的事情，我們還要為事出有因有的社會而大唱贊歌嗎？出了這樣的事情，難道說跟我們這樣的社會、跟我們這個社會的領導人沒有絲毫的責任嗎？我們把文革的責任全部推到了毛主席一個人身上，那么，我們把我們這個社會所有丑態百出的事件的責任人又推給誰呢？

不是冤家不聚頭似乎只適合于婚姻不能自主的古代，而在今天的和諧中國又怎么會上演這么一場史無前例的六親皆冤的慘劇呢？

我知道，不管當代人怎么掩飾，后來者居上的中國讀者一定會把李磊殺親的社會責任推到我們這一代所有中國人的身上的，尤其要推到最當代的領導人身上的。

李磊是一個有錢人，一個在逃跑后每天都揮霍一萬元的先富者。他一定西裝革履，打著領帶，風度翩翩，傲然現在經常出入豪華社會場所的上流人物，也許還油頭粉面，大腹便便，很時髦，很有魅力的。這個油腔滑調的家伙，他也許很會討好各種領導和各種女人。他無疑是這個社會最吃得香的人物之一，說不定還是國家模范人物，受到黨和政府和多種獎勵。我不知道他為什么殺害親人的原因的。但是，我想，當他把刀子砍向他的父親的時候，他一定升起了想當皇帝取而代之的欲望；他的鋼刀舉向母親的時候，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難道她的母親是潘金蓮，潘金蓮也該武松去殺，輪不到他來殺的。即使他的母親比三為王后、七為夫人、九為寡婦的夏姬淫蕩，而夏姬的兒子只是殺了跟母親鬼混的國王和大臣，絕對沒有殺害自己的母親的。

那時，殘陽如血，沒有革命的壯觀，只有白色恐怖的血腥。殺了母親和父親的李磊再接再厲，他把毒刀舉向了妻子，他的妻子在如花似玉的時候被他愛得死去活來。中國古代殺妻的人很多，吳起殺過自己的妻子，因為古老中國把媳婦、妻子一直是當作外國人看待的，李石面對曾經同床共枕的妻子也許下得了狠心的。殺了曾經山盟海誓地要相守一生的妻子，李磊又獅子張大口地面向了他的兩個繼承人，面向了他親生的兩個兒子，兩個曾經被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丟了的寶貝兒子。這個時候的李磊，這個三塊石頭組成的家伙，他果真是心如鐵石了，他竟然舉明晃晃地屠刀真的把兒子殺了。古人尚且說虎毒不食子，但現代人李磊把自己的兒子殺了。殺了兒子，他又把一母同胞的妹妹殺了。他像武松血濺鴛鴦樓一樣，如寇如仇地殺害了自己的全家人。武松是小說中的人物，不是現實中的人物，但憑著天下第一英雄的神勇，殺了十五條人命后就動彈不得了。然而，也許并不是武林高手的當代中國的真實人物李磊，在輕輕松松地殺了全家之后，他也沒有想到自殺，而是逍遙法外地繼續享受人生，像所有的窮兇極惡的人那樣，他只知道眼前的快活，只知道無恥之尤地享受人生……這樣的六親不認的家伙，自開天辟地以來，還有哪一個時代和社會有過呢？也許真的只有我們的這個社會和時代，才有著誕生李磊的客觀土壤和主觀生存的環境的。毛主席的六位至親成為中國的六位名垂青史的烈士，李磊的六位至親成了自己屠刀下的犧牲品，對比如此鮮明，自然就洞照出了毛主席時代和李磊時代的光明與黑暗來。

董卓、李逵都是殺人不貶眼的魔王，但他們不會把屠刀面向親人的，而且，他們孝敬母親的美德千古贊頌。蔡邕之所以對著董卓被所有人唾棄的尸體號啕大哭，施耐庵之所以對動輒殺紅了臉的李逵唱贊歌，就說明董卓和李逵身上還有著不可泯滅的可取的人性。而李磊卻是毫無人性的，他比董卓、李逵更無恥。他既成事實的殺妻滅子的行徑，比陰謀未逞的陳世美還要殘忍。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子不嫌母丑，兒不嫌家窮，虎毒不食子，糟糠妻子不下堂，兄妹情同手足，李磊把人類最親密無間的關系全部破壞了，雙手沾滿了親人的鮮血，那些跟他的血液息息相通的鮮血，無法喚醒他的良知，就像金錢的魔鬼腐蝕得當代中國的一些精英不知道什么叫道德底線一樣，他比無惡不作的大搞種族滅絕的殖民者還瘋狂，他比十惡不赦的古代暴徒還要殘暴十萬倍。我曾經說，古代中國的皇帝是最壞的人，現在看來，今天的像李磊這樣的改革開放的利益者和發狂者才是最壞的人。

今年的中國可以說是“殺”字當頭的最不和諧的一年，鄧玉嬌殺了淫官，全國人民拍手叫好；劉漢黃殺了臺商，全國家人民拍手叫好；通鐵工人殺了總經理，全國人民拍手叫好。當然也有不叫好的，那就是人民的敵人。而這一次，李磊殺了自己的六位至親，全國人民都不會拍手叫好了，估計人民的敵人也不會拍手叫好的。也許所有的中國人，無論死去的人，還是活著的人，都面對李磊殺親而無言以對的。禽獸不會做的事情，當代中國的有錢人李磊做了出來；殺人魔王做不出的事情，當代中國的有錢人李磊做了出來。五千年中國記載中沒有的事情，當代中國的有錢人李磊做了出來。這是當代中國的光榮還是悲哀呢？我曾經試圖在《白雪兒》中塑造出殺母逆子的形象，但寫到最后，我還是讓想殺母的逆子白亮子陰差陽錯地死在父親之手。生活果然比藝術更荒誕，更恐怖，李磊殺親添補人類史上最丑惡最空白的一頁。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嗟夫，猛回頭吧，一意孤行的先富起來的中國人，你們再也不能執迷不悟地繼續發展人類的精神大危機了。我認為，警鐘聲聲的2009年，我們中國人都經歷了有史以來最發人深省的四大危機：一是經濟危機，我們靠著抬高房價的泡沫經濟戰勝了；二是政治危機，所謂民主人士妄圖改變顏色的革命仍然有恃無恐地進行著，人民簡直沒有還手之力的；三是文化危機，我們仍然不能獲得諾貝爾獎，我們仍然沒有寫出人民滿意的作品，我們仍然不能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占領人心、國民和民心，金錢至上仍然占領著中國的每一寸領地；四是精神危機，是所有危機中最大的危機，雖然有網民網開一面地加以挽救，卻是收效甚微。李磊滅門便是精神危機到了極端境地的集中表現，正所謂“中華民族到了危機的時候”。精神危機如果不能迅速根治，我們所面臨著不光是亡黨亡國的危機，還面臨著亡族滅種的危機。

李磊的惡行顯然超越了有史以來最丑惡的人生和人性。他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市場經濟社會所培養的不朽的典型的。李磊不是萬惡的舊社會的培養出來的，他是我們這個最偉大、最和諧、最美好、最開放、最先進的社會培養出來的。也許，仍然會有人為李磊的行為辯護的，因為替我們這個社會和時代的陰暗面而辯護的人從未缺少過的，就像是為剝削者辯護的精英在三十年里從來沒有缺少過一樣。相反，直視這個社會和時代的作家卻是少得可憐的，鞭撻這個時代和社會的丑惡現實的作家好像嚴重地缺席了。據我有限的閱讀，我沒有發現哪一個著名的作家為今年的“殺”字大張旗鼓地說真話的作家。改革開放時代的所謂作家，他們從來沒有對改革開放做過一件有益的事，他們除了助紂為虐，什么有益于人有益于歷史有益于黨和國家的好事都沒有做出來的；他們既沒有寫出一句關注民生的名句，也沒有寫出一篇提高民族精神的名篇來。好多年來，我們都說是文革摧殘和毀滅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泯滅了良知和人性，像所謂的夫妻間告密和父子、母女斷絕關系的事情，被夸大到了難以形容的地步。只是那些事情，比起李磊的殺親，在我看來就簡直不值一提了。我們總不能把李磊“大義凜然”地自我滅門的罪過記在文革的頭上吧？李磊改革開放地極端殘忍地滅絕人性地殺害六個至親滅門的罪過，毫無疑問只能記在改革的頭上的。

幾年前我住院的時候，有一個是老干部的病友對我說，今天的腐敗分子把國民黨和封建統治者沒有做出來的壞事全做了，一件也不剩的。

但愿李磊把我們這個時代的丑惡全演光了，但愿他的出現能讓我們的當權者和決策清醒起來。真的，我們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如果再這樣下去，也許發展到有一天，中國就會成為殺人冠軍的時代和社會，不光殺家里人，也會殺領導人，還會殺所有人的。錢不光會使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發瘋的，也會使所有人發瘋的。因為，重物質而不重道德的時代只會使所有人走向墮落和毀滅。詩曰：六親不認殺人狂，改革開放譜新篇。父母妻妹兩兒冤，斬盡殺絕攀高峰。又曰：骨肉相殘尋常家，帝王心腸敗家子。神女當今中國殊，摸著石頭磊李磊。

李磊慘無人道、慘不忍睹、慘絕人寰的殺害至親的案件，黃帝堯舜不負責任，秦皇漢武不負責任，朱元璋、康熙、乾隆不負責任，曾國藩、李鴻章、慈禧太后、蔣介石、汪精衛不負責任，毛主席不負責任。但是跟李磊的年齡一般長的我們這個時代要負責任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人都要負責任的。

我知道，這顯然不是領導人的主要責任，而似乎更應該是作家的責任，因為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因為作家沒有盡到自己的天職，我們的社會和時代才這樣的墮落與腐朽到了極點。想想伏爾泰、左拉、薩特等一代代敢于堅持真理的法國作家，我們的當代作家就更應該為自己的失職承擔起無可推卸的責任的。薩特榮獲諾貝爾獎而拒絕領獎，中國當代夢寐以求地想獲得諾貝爾獎而不得，其人格的高下何止是天壤之別。

一個不能承擔責任的人就是一個懦夫。哪怕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還是殺人不見血的政客，只要他不承擔責任，他就是一個十足的懦夫。

一個不能承當責任的作家就是一個小人。哪怕是腰纏萬貫的文人還是官運亨通的文人，只要他不承擔責任，他就是一個十足的小人。

一個不能承擔責任的民族就是一個墮落的民族，哪怕創造的GDP再高，只要他不承擔拯救社會文明的責任，它就是一個走向自我毀滅的民族。

當代中國那些名聲大振的作家，幾乎都沒有承擔什么社會責任，更沒有盡職盡責地擔當起作家拯救社會的天職來的。

當代中國道德的淪散，與作家的失職關系最大的。即使時代失職了，即使當權者失職了，作家也不能失職的，因為作家是墮落的時代和社會永不墮落的良知。

我不是作家，不要說是國家級和省級作家，連縣區級作家都不是的。但是，作為這個時代和社會的一個失敗的文人，我仍然覺得我對這個社會和時代也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緊急剎車四個字，既說給那些決不走回頭路的叛徒，也說給那些真正能夠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頭腦清醒的卓越的久經考驗優秀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但愿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但愿我能夠寫當代中國的《石壕吏》和《賣炭翁》來。

不寫了，再寫下去，可能又要為先富者和當權者所恥笑了：你吃得不多，管得多，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你不在其位，卻是想謀其政，真是居心叵測！你不是作家，卻對時代和社會指手畫腳，真是沒有經過文革沒有經過焚書坑儒時代……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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