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村莊和一部小說
——溫泉屯走訪記
□何吉賢 魯太光

【左岸特稿】

 
    溫泉屯是河北省涿鹿縣位于冀晉蒙三省區交界處的一個普通村莊，距北京市區不到150公里。在現代中國史和文學史上，它因一部小說而聞名，這部小說就是女作家丁玲寫于1948年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以反映1946年溫泉屯（小說中叫“暖水屯”）第一次“土地改革”為內容的小說在1951年獲得了斯大林文學二等獎，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小說作者丁玲與這部被逐漸確立為“紅色經典”的小說備受爭議。63年后，正是丁玲和她的土改工作隊坐著驢車去往溫泉屯發動土改的季節，筆者也來到了溫泉屯。
 
土地之“戀”
 
我們是從沙城進入溫泉屯的。坐火車從北京北站到懷來縣的沙城，快車不過一個半小時，沙城到溫泉屯有30里路，坐汽車不到半小時就到。小說中地主李子俊在土改前搶摘的果子和翻身農民集體摘得地主富農的果子，都是當天或連夜運往沙城販賣的。
走在從沙城通往溫泉屯的農村公路上，穿過業已干枯的洋河和桑干河，放眼望去，滿眼都是一片一片的葡萄園，間或有少量的棗樹和梨樹點綴其中，紫色的牽牛花在果樹旁寂寞地開放。已是臨近葡萄收獲的季節，早熟的葡萄已經下架，公路上不時有滿載葡萄的運輸車駛過，而主流品種龍眼、白瑪奶、紅地球等都還掛在架上，串串飽滿沉重，一幅豐收在望的景象，地上飄蕩著一股混雜著泥土、果樹和植物的清香。
 
“車緩緩的走過高粱地，走過秫子地，走過麻地，走過綠豆地，走到果園地帶了。兩邊都是密密的樹林，短的土墻圍在外邊，有些樹枝伸出了短墻，果子顏色大半還是青的，間或有幾個染了一些誘人的紅色。聽得見園子里有人說話的聲音，人們都喜歡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果實。”
 
這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一開始，一位一生“不氣餒地勤苦”在土地上的富裕農民顧涌眼中所見的果園。這位對土地有著“無止境的欲望”的農民在小說的最后被劃分成了“富農”，獻出了部分土地。從小說的第一節到臨近小說結束的第五十一節，像顧涌這種深扎在土地上，對土地涌動著無窮無盡、欲罷不能的“貪戀”情感的情緒，在全書首尾貫通，構成了小說情感構架的基礎。
       60多年過去了，滄海桑田，曾經需要擺渡的桑干河和洋河已只剩下跡近干涸的河床，高低不平的丘陵也已大片大片地推平。土地對于中國農民的意義已完全不同，大量農民離家進城務工，成片土地拋荒，對于許多農民來說，曾經是衣食所依、須臾不可分離的土地，似乎已不再那么重要。這片曾涌動過中國農村第一波“土改”浪潮，激動無數農民在“土地歸家”的期盼中流淚、流血的土地是否還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村民們的一生所依，是否還像為解放戰爭提供無窮人力物力保障的時候那樣，動力依舊？
       溫泉屯所在的涿懷盆地與法國波爾多緯度相同，土壤條件也相似，自古盛產優質葡萄。近年來，由于大力發展葡萄種植業和相關產業，形成了以葡萄為龍頭的產業鏈。溫泉屯一個村3000多畝土地，有2000多畝種植了葡萄，田間地頭、街巷院落，到處可見高低不同的葡萄架。據鎮里的統計數字，由于葡萄帶來的收入，全鎮農民人均年收入達到了4200多元。除了少部分從事經紀、儲運和加工的人，大部分種植葡萄的農戶還是與土地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村支書趙長林告訴筆者，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很少，只有個別有專業技能的人才出去，絕大部分青壯年都留在了村子里，“賣力氣掙錢，還不如在村里種葡萄！”每畝葡萄5000-8000元的毛收入，每戶至少種兩畝以上，再加上少量的玉米和其他收入，溫飽之憂已基本不存在了。實際上，提起溫泉屯，周圍人都會一致稱贊那里的富裕。但這種“富裕”還只是相對的，溫泉屯所在的涿鹿縣四五年前還是國家級貧困縣，而涿鹿縣所在的張家口地區，17個縣區中，有10個屬于國家貧困縣。
       與全國其他很多農村地區不同，對于溫泉屯人來說，土地仍是生活的基本所依，它寄托著年輕人致富的夢想，也是老年人養老的保障。如果你遇到一位陌生的村民，聊天中詢問對方種了多少畝葡萄，基本就可以判斷出他的生活狀況。曹樹林是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張裕民的原型曹永明的大兒子，這位稱丁玲為“姑姑”，當年曾差點被丁玲夫婦收為養子的農村老人現已年逾花甲，一輩子都在土地上討生活，“只管種地，地里的活沒有什么不能干的。”現在老兩口自己種了兩畝多葡萄，農忙的時節，孩子們會來幫忙，“日子過得不錯，很滿足了。”唯一鬧心的事就是老伴得了“鵝爪風”，干不了農活和家務活，嚴重的時候坐也不是，站也不能，只能躺著，縣里、張家口、石家莊、北京的醫院都去看過了，還是不見好，大醫院醫生開的藥太貴，也不能在村里的“醫保”報銷，就停止了，只能在家里養著，反正病也“不要命”。村支書趙長林四十多歲，以前也開過長途客車跑運輸，但現在不干了，家里種著十多畝葡萄，“收入頗豐”，大兒子已從河北科技學院畢業，在北京的高科技公司工作，已沒有什么好擔憂的了。
       種葡萄雖然成本不高，但最怕有病蟲害，嚴重的時候甚至顆粒無收。農戶一般只能按口口相傳的經驗，保護能力相對較弱。村里有葡萄互助社，但他們主要是以經銷為目的，而且入社的農戶數量也有限，如何提高數量更多的中小種植戶的保護能力，仍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
       葡萄種植開始于分田到戶后的80年代末，二十多年來，葡萄幾乎覆蓋了溫泉屯全部的土地。這里有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有榜樣的力量，也有政府的引導。葡萄為溫泉屯人帶來了財富，但也使全村人的生計全部“拴”在了葡萄一種作物上，其中的利害得失，俯身在土地上的農民似乎還沒有來得及想。隨著中國加入WTO年頭的增加，入世對中國農業的影響正在逐步深入到每一寸土地，對于溫泉屯農民來說，他們雖然多年與“市場”打交道，但在“市場”的巨手之下，他們不過是一棵棵沒有依撐的小苗。攜帶著資本和集約化經營利器的現代農業正在進入他們的生活。我們到的那幾天，鎮政府正在與一家港資企業洽談，準備分三期投資上億元資金，在離溫泉屯不遠的杏園村開發三千多畝的葡萄園，建造現代化的葡萄酒廠。對于立志于“學浙江，把葡萄產業做大做強”的鎮政府來說，這當然是好事，規模化種植和經營帶來的效應也會惠及小農戶。但如何在來勢洶涌的現代化農業面前保障小規模家庭農業的利益，使它們不至于招致滅頂之災，在招商引資帶來的激動中，這樣的聲音還是沒有聽到。畢竟像溫泉屯這樣的村子，600多戶農戶中，從事小規模種植的還是絕大多數。
 
“當大地剛從薄明的晨曦中蘇醒過來的時候，在肅穆的，清涼的果樹園子里，便飄起了清朗的笑聲。這些人們的歡樂壓過了鳥雀的喧躁。一些愛在晨風中飛來飛去的有甲的小蟲，不安的四方亂闖。濃密的樹葉在伸展開去的枝條上微微的擺動，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在那樹叢里還留得有偶爾閃光的露珠，就像在霧夜中耀眼的星星一樣。那些紅色果皮上有一層茸毛，或者一層薄霜，顯得柔軟而濕潤。云霞升起來了，從那密密的綠葉的縫里透過點點的金色的彩霞，林子中反映出一縷一縷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淡黃色的薄光。”
這段濃墨重彩的話是丁玲在描寫溫泉屯翻身農民集體采摘地主果園中的果實時寫下的，它也收進了后來的中學語文課本中。歡樂的人們與在晨曦中漸漸蘇醒過來的果園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美好的勞動者享受勞動果實的圖景。這里有深沉的對土地的愛，這種愛貧農有，富農有，地主也有，而只有當它與勞動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是一幅最美的圖畫。
 
 
階級之“癢”
 
       透過成片的葡萄園，陽光下的溫泉屯看起來安靜祥和。走在村里東西南北規劃整齊的街上，兩邊的房子已看不出多大的差別，從房子和院落的外觀上看，60多年前村里顯著存在的貧富差距已不存在，而那場為了實現真正“耕者有其田”的風暴的痕跡似乎也已蹤跡難尋——過去的似乎都已歸于記憶了。
       為了幫助我們尋找歷史，村里的干部找來了幾位老人：92和90歲的任志恩和任志會兄弟、87歲的李仲德老人，他們都經歷了1946年的土改，任氏兄弟還是當時的民兵。也許是時間確實太久了，老人們的年齡也確實太大了，對于那段歷史，老人們已不太能說得清楚。但在老人們的敘述中，有兩點卻一再被提起。一個就是小說中暖水屯頭號斗爭對象、“惡霸地主”錢文貴的原型韓文貴“就不是一個好人”，他是個獸醫，見識的人多，交際面也廣，確實像小說中描寫的，是個“搖著羽毛扇”、“二諸葛”似的人物，“干了不少壞事”，斗爭他是村里絕大多數人的共同意見，雖然從土地占有數量來說，他算不上一個大地主。第二點就是土改后還鄉團的殘酷報復，抓了不少人，還殺了人，為了免遭迫害，他們這些參加過土改的青壯年都躲到山上去了，大冬天的也不敢回家。村民樊存和的父親樊廷成是小說中那個小學校里愛編小調的快樂的敲鑼人吳老頭的原型，本來以為自己年齡大，可以免此橫禍，不料卻還是未能幸免，慘遭殺害。雖然村里的地主們沒有直接出面，但“從那以后，仇恨就加深了。”在涿鹿縣檔案局編的“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烈士名錄”中，溫泉屯有6人在列，其中一半犧牲于還鄉團之手。為此，小說中縣委宣傳部長章品的原型張雷組織了一支“護地隊”，進行了有力的還擊，這支完全由農民組成的護地隊受到了當時晉察冀中央局的大力表揚。
       丁玲后來斷斷續續寫了30多年，卻最終沒有完成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續集《在嚴寒的日子里》想要描寫的就是后來的這段歷史，在這段歷史中，階級仇恨真正以你死我活的方式爆發了出來，原來潛伏在小說中，靠村民們敘述、靠工作隊“啟發”的那種階級之痛，終于激化為現實中實實在在的沖突。不知道丁玲寫續集的意圖中，是否包含了洗刷加在前一部小說頭上的“富農路線”的污名。
       一個“富農路線”的污名，一頂“一本書主義”的帽子，《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丁玲帶來了榮譽，也帶來了無盡的災難。對于“富農路線”的說法，丁玲自己感到很委屈，她辯解說，她寫“顧涌”這一形象時，任弼時關于農村劃分階級的報告還沒有出來，她是個作家，只能按照自己所看到的生活和人物來寫，她說，“我們開始搞土改時根本沒什么富裕中農這一說。就是雇農、貧農、富農、地主。我們的確是把顧涌這一類人劃成富農，甚至劃成地主的。拿地的時候也盡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說是獻地，實際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壞地不足以維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還是拿了，并且認為這就是階級立場穩。在這樣做的當中，我開始懷疑。有一天，我到一個村子去，我看見他們把一個實際上是富裕中農（兼做點商業）的地拿出來了，還讓他上臺講話（當時有些工作也是一會兒‘左’，一會兒右，拿了他的地又要讓他在群眾中說話，要群眾感謝他，真又是很右的做法），那富裕中農沒講什么話，他一上臺就把一條腰帶解下來，這哪是什么帶子，只是一些爛布條結成的，腳上穿著兩只兩樣的鞋。他勞動了一輩子，腰已經直不起來了。他往臺上這一站，不必講什么話，很多農民都會同情他，嫌我們做的太過了。我感覺出我們的工作有問題，不過當時不敢確定，一直悶在腦子里很苦悶。所以當我提起筆來寫的時候，很自然的就先從顧涌寫起了，而且寫他的歷史比誰都清楚。我沒敢給他訂成分，只寫他十四歲就給人放羊，全家勞動，寫出他對土地的渴望，寫出來讓讀者去評論，我們對這種人應當怎么辦？書沒寫完，在一次會議上，聽到了批評：說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農民家里怎么臟，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會同情地主、富農。雖然這話是對一般作家講的，但是我覺得每句話都沖著我。我想：是呀！我寫的農民家里是很臟，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顧涌又是個‘富農’，我寫他還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惱。于是，不寫了，放下筆再去土改。那么顧涌這個人物是怎么來的呢？也許是從那個人站在講臺上，拿出那么一條破腰帶，這樣一個形象一閃而產生吧！但是根本上從哪兒來的呢？還是從我工作中來的，在工作中因為這一個問題我不能解決而來的。從富裕中農這個問題中，就設計了顧涌這一個人物。”
       為寫這部小說，丁玲三次下鄉參加土改，小說中對暖水屯階級關系的刻畫和對土改政策的闡釋綜合了作者對解放戰爭過程中華北解放區整個土改過程的理解。應該強調，土地改革，尤其是建國前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個一次性的運動，它是一個分成多階段，不斷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在實踐中形成政策，在政策指導下進行實踐，又在實踐中修正和完善政策的長期的過程，這中間甚至也會出現相互否定和自我反復的現象。
就涿鹿地區來說，它起碼經歷了四個明顯的階段，第一次即小說中描寫的“五四”土改，這次土改的口號是“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具體政策是“中間不動兩頭動”，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消滅地主封建剝削。第二次是1947年年初的土地復查，檢查、糾正1946年夏季“五四”土改不徹底和因發生偏向而遺留下來的問題。第三次是1947年底到1948年春進行的“土地平分”，這次“既否定了‘五四’土改，又否定了土改復查，使‘左’傾錯誤愈加嚴重。” 1947年底中共中央開始糾偏，任弼時作“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指出“左”傾是一種自殺政策。涿鹿縣1948年夏在搞過土改復查和平分的村莊進行了糾偏，可稱為第四次土改。
在這個過程中，在劃分階級成份上，尤其是在第三次“平分土地”的土改中，犯了不少“左”傾錯誤，不少村子把歷史成份與現時的經濟狀況混淆起來，著重查三代，追歷史，把前兩輩是地主富農而本人未享受過地主生活的也劃成地主富農或以破落地主論，涿鹿縣地方史中記錄了這樣一個例子，岔河村劉號，他祖父及父親前半輩是地主，其父后半輩已破產下降為貧農，破產已30多年，劉號當時才18歲，他原來僅有3分地，土改時分得4畝地、5只羊、1條牛，這次平分查三代便被劃分為地主，三個叔伯兄弟也被劃成破落地主。還有就是把政治思想品德與經濟狀況混淆起來，以感情代替政策。例子是上町村的王宣，抗戰前有旱地10畝，租種地10畝，年收核桃150斤，杏仁100斤，有騾子1頭，牛1頭，羊100只，全家5口人全都參加勞動，雇了一個羊倌，有時也雇少量短工，全年總收入折谷17石，欠外債300元。抗戰后，經減租減息廢除了外債，“五四土改”分得10畝地，現有水地3.27畝，旱地14.88畝，年收谷12石，核桃600斤，折谷6石，杏仁100斤，折谷2石，有一條騾子跑運輸年收谷5石，全家總收入25石，9口人需要開銷21.6石，尚余3.4石，按政策應劃為上中農，可是因為他人緣不好，愛罵人，好打架，這次查階級時群眾說他是“上町村的大旗桿”，結果定成惡霸地主被斗爭了，還把他的東西沒收了不少。
       丁玲的小說中當然無法反映整個土改的反反復復的過程，我們也無從知道她對暖水屯這場階級斗爭的真正清晰的分析。但她為我們呈現了土改風暴中這樣一個“非典型”村莊的階級之圖，在這幅圖景中，土地改革，以及為土地改革而進行的對階級的破癰之痛，是對村莊這個共同體的關系的真正改善和彌合，正因為如此，“發動群眾”才成為了土改的最終落腳點。
       始建于1995年，2004年又經重新擴建的“丁玲紀念館”中，有一個展室專門陳列了小說中人物原型的照片及其介紹，小說中的人物一一浮現，堅定的張裕民（曹永明）、年輕而又有沖勁的程仁（韓義）、沉穩的趙德祿（趙全祿），以至陰險的錢文貴（韓文貴）、略顯文弱而憂郁的李子俊（李仲祥）。在村中行走，與不同年齡的村民交談，在丁玲紀念館中瀏覽，手捧一卷小說，你會驚嘆一部小說與一個村莊竟有如此親密的關系，你甚至還會懷疑紙上的文學史的“偉力”，你會問：一部小說史，除了可以寫在紙上，它還能刻在大地上，印在普通人的心中嗎？
      
 
記憶的連續和斷裂
      
       在溫泉屯村委會辦公室的墻上，我們見到了溫泉屯歷史中的另一位名人。用一位村委會干部的話說，除丁玲外，他是溫泉屯歷史中的另一位“貴人”，他就是在溫泉屯擔任了將近10年村支書，被稱為“桑干河畔土專家”的下鄉知青程有志。
從1964年自張家口市下鄉，到1982年離開，程有志在溫泉屯呆了將近20年，這位當年與邢燕子齊名的全國先進知青代表、共青團中央委員、五屆人大代表、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再次使溫泉屯名聞天下。丁玲她們到溫泉屯土改時，程有志才兩歲，20歲上來到溫泉屯插隊，立志在“廣闊的農村天地大有作為”，并一呆就是將近20年。
在1974年3月那封名為《把知識獻給農村》的寫給全國知青的著名公開信中，程有志敘述了自己如何最終愛上了溫泉屯的一土一瓦、一草一木的過程，他說，感情轉變的關鍵是“世界觀的轉變”，像貧下中農一樣，成天與莊家果樹打交道，卻不感到沒出息，不感到屈才。不知道程有志在說這個話的時候是否想到了將近三十年前，那個同樣作為外來“知識人”的丁玲與溫泉屯的婦女在炕頭上做針線、嗑瓜子、聊家常，與青年和老年農民在檐下、院中話農事、談村史的情景。
在溫泉屯“扎下根”來的程有志先是與農民一起，對隊里的老梨樹研究改進剪修技術，使老樹更新復壯，三年間全大隊梨產量由幾萬斤猛增到五十多萬斤。1966年又開始組織干部、農民和知青“三結合”的試驗場，其中玉米試驗田畝產達1200多斤，高粱畝產810斤，全大隊推廣后，平均畝產增加一倍多。試驗場先后培育了70多個農作物良種，除在本地推廣外，還支援15個省、市38萬斤。程有志后來參加了省和國家的農作物雜交試驗項目，選育出了張玉1號、2號、3號、4號和1059等11個優質高產玉米新品種，尤其是他將矮生基因導入玉米新品種選育中，被稱為“在國際上具有領先水平”。他選育的“張玉”系列品種曾在張家口市玉米面積中占70％以上，在北方各省市中推廣面積近3000萬畝，創造了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1975年3月出版的《遺傳學報》第二卷第1期上，載有他的論文《玉米自交系改良的若干經驗》，署名是“河北省涿鹿縣溫泉屯大隊農業科學試驗場下鄉知識青年程有志”，在學術學院化生產的今天，這幾乎是難以想象的。
       程有志最終離開了溫泉屯，他離開時的1982年，村里開始第一次分田到戶，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有某種必然的聯系。如今，村委會會議室的墻上，程有志的照片與歷屆溫泉屯黨支書掛在一起，一個城市外來者，夾在土生土長的溫泉屯人中，繼續見證著這個他曾奉獻了青春的村莊的滄海桑田。
       談到程有志，村委會里老人的口氣就好像談論一個村里人一樣，只是他已離村上城讀書或工作了。但程有志終究是與一個時代聯系得過于緊密的人，而那個時代正在遠去，即使是在溫泉屯這樣革命痕跡非常明顯的村莊里。當被問到對集體化時代有什么印象時，帶領溫泉屯人鬧土改的第一代村領導人曹永明的后代曹樹林大爺說得很干脆，“不好，吃不飽肚子，沒錢花。”偌大的村委會廣場空空蕩蕩，堆放著村里明星企業包裝廠的原料和產品，曾經氣勢宏偉的戲臺則已經改造成了包裝廠的車間。村委會村支書照片欄下的介紹語也打上了今日溫泉屯人的鮮明印記：“1973—1982年任期內開發荒地1000畝，建立了農機隊、鑄造廠、良種場，‘五七’技校，改善水利設施，新打機井15眼。”新開發的荒地增加了村里人的土地，水利設施，尤其是機井的開鑿則直接惠澤眼下的葡萄種植。其實，即使是以今日的眼光看，程有志的時代與今天還有一些割不斷的關系在，比如，玉米和高粱新品種的培育和推廣為解決溫飽問題提供了余裕，使得更多的土地可以騰出來種植葡萄，因為一般的農戶都是用少量土地種植糧食供自己食用，余下的大部分土地種植葡萄創收；集體化后期程有志帶領村里人平整土地、開荒，不僅擴大了土地數量，也為大面積推廣葡萄的種植鋪墊了基礎。
       程有志干成的事在今天已不可能了。我們在村里的街巷中穿行，常常為街巷的灰土、坑洼所苦。村的西半邊在當初擴建丁玲紀念館的時候，用政府下撥的款項修了水泥路，街道兩邊也修了排污明渠。五年多過去了，村東半邊的街道還是泥路。由于當地的土質屬沙土型，雨水和污水沖蝕下，不少地方出現了一道道深溝和坑洞。我們問現任支書趙長林為什么不修，因為為了自家門前的路，村民們應不會缺這點錢。趙書記說，修路款無法向村民攤派，要村委會想法解決。他們計劃開發村東頭小商店集中的一塊商業用地，開發成了，自然有錢給全村修上水泥路了。
 
 
“三個世界”里的精神世界
 
我們到的那幾天，正逢村里有兩件大事。一件是縣里組織了一個有好幾百人參加的臺灣祭祖團，來距離溫泉屯不遠的橋山祭祀黃帝先祖，順便進行“經貿洽談”。《史記·五帝本紀》中載：“黃帝崩，葬橋山。”橋山就在溫泉屯鎮里虎溝村南，為此，鎮政府里的工作人員忙得都不能回家。因為祭祖團車隊要經過溫泉屯，村里面的干部也在四處布置大掃除。還有一件大事就是村西頭的溫泉寺大雄寶殿落成開光了。溫泉寺建成已快有十年，大雄寶殿則新近才落成，據說花了將近10萬，都是村民募捐的。村干部都沒有出面，聽說我們想去看開光儀式，支書趙長林對我們說，“你們不能去，我也不去！”
溫泉寺就坐落在丁玲紀念館西側的一個高土臺上，山門宏偉，傲視著整個村莊。寺下的丁玲紀念館是在一座舊廟基礎上改建的，灰磚黃瓦，古色古香。進門有一座丁玲青銅立像，院內有四個展室，分別展示著《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不同版本、丁玲研究的有關資料，小說人物原型介紹，丁玲當年用過的一些實物等。紀念館的雛形是丁玲50年代初從小說獎金中拿出一部分資金資助成立的全國第一個農村文化站，現在，紀念館院內還掛著一塊“叢喧文學社”的牌子，據說這是當地的一個文學社團，只是牌子還在，活動卻已好久不見了。這是我所見的最為樸素和簡陋的紀念館，展出的書籍和資料就放在普通的玻璃柜里，甚至裸露在外面，慢慢受著平房潮濕的侵蝕。紀念館平時門可羅雀，與門前廣場和附近溫泉寺人來人往的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個村莊辦一個這種類型的紀念館在中國也許非常罕見，但如何堅持下來并賦予其活力，恐怕還是一個難題。
這幾天，村里像過節一樣，集市天天有，很多人的家里都請來了親朋好友。村東頭的空地上搭起了帳篷，擺放上了木馬轉臺、飛天輪、氣槍射擊等娛樂設施，花花綠綠，像個廟會，孩子們玩得很快樂。喇叭里整天大聲放著怪聲怪氣的音樂，刺耳地飄蕩在整個村子的上空。入夜時分，遠近各村的年輕人都匯集到這里，成群結隊或成雙成對，人頭攢動，在昏暗的燈光、嘈雜的音樂、紛揚的灰塵刺激下，四處走動。夜幕下，帳篷里的喇叭在大聲招徠客人，里面馬上就有“最令人激動和刺激的節目”上演了。聽說這是村里承包給人辦這個“交流會”的，交了錢，村里也就不管了。
村西頭丁玲紀念館前的廣場已成為村民活動的公共空間，著名的“槐抱榆”樹下，時常有人在下棋、聊天、玩耍。每天傍晚，村里的老年秧歌隊都會在這里扭一段秧歌。這幾天，廣場上也搭起了臺子，請來了縣里的歌舞團和晉劇團，為慶祝大雄寶殿開光助興演出。歌舞團演出的那晚，村里男女老少成群結隊趕來看熱鬧。村里人自己出的兩個節目是演出的高潮，一個是村里兩個“文藝骨干”表演的一段說唱，一老一少，扮相滑稽、親切，一出場就獲得了鄉親們的喝彩。她們歌頌了村里眼下的好日子，把村里的很多事都說進去，唱出來了。另一個是村里秧歌隊表演的秧歌舞，看起來訓練有素，聽說這支秧歌隊還在縣里的表演中獲過獎。
       也許是因為機緣巧合，讓我們趕上了溫泉屯的這個“熱鬧”時光。從村西頭轉到村東頭，肅穆安靜的革命時代的紀念館，人來人往的高踞在泥土臺上的寺廟，欲望洶涌的商品時代的交流會，一個村莊，三個世界，共同構成了一個村莊人的精神和文化世界。也許，這就是在奔向富裕道路上的溫泉屯人的真實的精神世界。
（特別感謝趙晗、王中忱為本文采訪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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