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言匪語之十二：

“在希望的田野上”

1、“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

記得中學音樂課本上有一首歡快的歌曲叫《在希望的田野上》，帶有民歌的色彩，節奏明快，歌詞也很好記，是少有的幾首與《共產主義接班人》、《接過雷鋒的槍》、《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硬朗的主旋律歌曲不同的歌。這首歌創作于七八十年代之交，1981年元旦在中央電視臺播出，迅速紅遍大江南北。按照詞作者陳曉光的說法，這首歌是他在四川、安徽等地深入生活，有感于生機勃勃的農村生活而創作完成的。這首歌唱出了一幅“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禾苗在農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聲中成長”的浪漫詩意的田園風景，唱出了改革開放初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煥發的樂觀、幸福的狀態。

這種敘述方式與現代性，即站在城市的角度敘述鄉村生活不同。在現代性關于鄉村的敘述中只有兩幅面孔，一個是落后、愚昧的鄉村，一個是美麗、懷舊的鄉村，前者是為了論述現代的正面及進步價值，后者則通過構建一個浪漫的田園來回應現代性帶來的改變（一種對現代性的批判）。一個是對前現代生活的批判，一個是對前現代生活的懷舊。這樣雙重想象是建立在“前現代=鄉村”、“現代=城市”的修辭之上，也就是把一種現代性的時間表述固化為一種空間隱喻。從這里可以看出在“城市=現代”的想象中，鄉村沒有言說和觀看的位置，鄉村只能是童年、最好的舊時光或逝去的樂園，也就是一種被現代性破壞、放逐或非現實的幽靈化空間。這首歌頌耕作、勞動和收獲的田園美景看起來屬于那種關于田園的反現代的現代性敘述，但差異在于，這首歌中“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田野上生活”的敘述主體是“我們”這一集體指稱。與建立在城市與農民的分離或外來者“我”眼中的鄉土風景的敘述不一樣，盡管作為創作者是以采風、體驗生活的方式來敘述一種希望的田野，但這種“我們”卻使得采風者的位置消隱了，反而創造了一種與田野、村莊、家鄉一體的敘述主體。可以說，這種對于田園風光的書寫，從某種程度上延續了50-70年代左翼文藝中對于土地、鄉村的正面表述以及敘述者與被敘述對象的合二為一的“講話”精神。

這首歌與《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鄉戀》等同時期的歌曲一樣，受到了港臺“時代曲”的影響，是大陸流行歌曲的先聲。但在出現之時也被當時的媒體批評為“靡靡之音”，尤其是以《鄉戀》為代表，形成了新時期初期著名的“《鄉戀》風波”[1]。由于演唱者李谷一采用“氣聲”、“輕聲”的唱法來演唱《鄉戀》，脫離了正統的美聲、民族唱法。從1980年2月，《北京音樂報》就刊登了一些批評意見，認為這首歌趣味不高、格調很低、不夠健康、毒害了廣大青少年，為修正主義招魂，是黃色和資產階級歌曲等等。其后在北京西苑賓館召開的第四屆全國音樂創作會議上，對《鄉戀》也多有微詞。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對這首歌的支持，如《光明日報》就刊登文章認為這種新的演唱方法是大膽的創新，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體現。按照李谷一的回憶，這首歌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支持，不僅在人民大會堂演出，而且還受到了千萬聽眾的喜歡。最終《鄉戀》出現在1983年首屆春節晚會的舞臺上，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曲目。對于這段波折，在一種后續的敘述中，往往被表述為“凡是派”與改革派的爭論，前者代表著保守、守舊、不思進取的力量，是文革極左的遺風，后者則是新生的、開放的、進取的力量，是改革開放的支持者。這些歌曲的流行，也被作為改革派對凡是派的勝利。因此，“凡是”對改革的批判就成為一種守舊的代名詞，而對于計劃經濟、社會主義體制的市場化改革被作為一種銳意進取、勇于創新、突破藩籬的象征，一種反（社會主義）體制話語獲得了另一種（官方）體制的肯定和認可[2]。

這種對流行歌曲的爭議也在新時期初期其他文化領域中出現，如文學界有朦朧詩、美術界有星星畫派、電影界有第五代電影，他們被作為一種具有創新精神的藝術，或者說它們在敘述語言上與50-70年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以及文革藝術有著鮮明的不同。曾經作為敘述規范和慣例的文學藝術突然變得“朦朧”了，這種“不透明性”或陌生化被看成是對50-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文藝的挑戰，同時也是對以“文革”為對立面的改革開放的支持。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之時，這些當時有爭議但事后獲得認可的文化事件就成為印證改革開放的重要標識（如羅中立的《父親》、劉心武的《班主任》、張丕基的《鄉戀》等作品）。當然，并非每次“創新”都能獲得官方的認可，80年代也出現了多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只是這種保守與改革的敘述模式成為理解80年代改革開放歷史的基本框架（這種激進與保守的標簽也是50-70年代歷史的基本形態）。但有趣的問題在于，無論是《鄉戀》，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這些歌曲都是社會主義體制內部的產物，是社會主義文化體制創作的典范。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是1981年由中國音樂家協會創作委員會的《歌曲》編輯部和安徽省音樂家協會的《樂壇》編輯部聯合組織一批全國著名的詞、曲作家到安徽農村深入生活的結果，采風回來不久舉行了以“在希望的田野上”為命名的匯報音樂會。這種體驗生活、與工農相結合的創作過程依然延續了50-70年代文化的生產方式。進一步說，80年代的反體制或先鋒運動都依托于社會主義舊有的文化體制，獲得體制或官方的肯定與承認依然是這些文化藝術運動的內在情感追求，但也從另一個方面印證體制自身的破碎與裂隙。也就是說，在80年代被作為反叛和先鋒的藝術表達，是一種體制內部分裂的產物。直到80年代末期，體制所具有改革活力才逐漸被消弱，這也是商品化在1988年被大力推進的時期。正是在這個時期，電影界出現了體制外制作的第六代電影，按照張元、王小帥的說法，他們無法像第五代那樣有體制裂隙和保障（在制片體制中，很難獲得拍片機會），只能另辟新路。

2008年是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年頭，《在希望的田野上》也被作為改革開放初期農村政策所帶來的興旺、繁榮的體現。與《鄉戀》相似的，在這里，田野、故鄉、家鄉、愛情成為一組相關的意象來描述那個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時代。除此之外還有《大海啊故鄉》（1982年于洋導演電影《大海在呼喚》中的插曲），歌中唱到“小時候媽媽對我講/大海就是我故鄉/海邊出生/海里成長/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風吹海浪涌/隨我漂流四方/大海啊大海/就像媽媽一樣”，“媽媽”、“故鄉”、“大海”成為“我”生活的地方，“走遍天涯海角/總在我的身旁”；還有蔣大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這首歌因1986年在春節晚會演唱而家喻戶曉），根據詞作者鄔大為的說法，這首歌創作于60年代末期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不久，是詞作者采訪珍寶島前線的結果。“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有我可愛的故鄉/桃樹倒映在明凈的水面/啊！故鄉！生我養我的地方/桃林環抱著秀麗的村莊/無論我在哪里放哨站崗/總是把你深情地向往/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有我迷人的故鄉”，這首歌如同唐代的邊塞詩歌一樣，在邊疆思念祖國/家鄉，“桃花盛開”的田園風光也成為故鄉/祖國的所指；與此相似的還有《十五的月亮》（1984年4月詞作者石祥在連隊采風后創作的）：“十五的月亮，照在家鄉，照在邊關/寧靜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守在嬰兒的搖籃邊/我巡邏在祖國的邊防線/你在家鄉耕耘著農田/我在邊疆站崗值班”，這也是以邊疆的視野來回望家鄉/祖國（如同1984年流行的香港歌手張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國心》，在另一個華夏邊緣的區域來訴說“中國心”）。

如果把這些80年代前期出現的流行歌曲放置在一起，就可以看出，這種對于故鄉、田園、土地的書寫成為一種有效的國族認同。無論是大海，還是“你守在嬰兒的搖籃邊”，家鄉/祖國都是一種女性的形象，一種提供撫慰和養育的地方，是一個懷舊的、思念的遠方。有趣的是，這種濃郁的對于故土的思念與80年代初期“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城市/都市景觀存在著某種錯位。這一抹對于家園、故鄉、祖國的鄉愁恰好不是用來展開一種前現代的鄉愁或對現代性的批判，反而是為了論述現代性的合法性，是對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希望的田野”的肯定。這與那種通過把50-70年代論述為封建法西斯專制的窒息、戕害來印證現代化合法性的修辭充當著相似的意識形態功能。這似乎與“現代化=城市”、“前現代=鄉村”的邏輯相矛盾，“美麗的田園”竟然與“現代化”的高歌猛進耦合在一起。這或許和80年代被作為一種家園重建、秩序恢復的論述有關（所謂“撥亂反正”），正因為革命、極左路線導致50-70年代家國破碎、妻離子散，所以現代化是一種重建“希望的田野”的動力。如果說90年代在大眾文化中出現的對于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是對急速推進的市場化改革的某種情緒性的反應，那么在80年代中前期以流行音樂為代表的鄉愁中，一種對于現代性的正面論述借用了田園牧歌式的鄉土景觀。這種“現代/城市”與“田野”的和諧共處，也正是80年代中前期所形成的改革共識的體現，正所謂“我們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2、“我們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印證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村所出現的繁榮景象，這與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大力發展和扶持鄉鎮企業有關。這種“離鄉不離土”的生產方式既就地解決了過剩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又把生產收益最大程度地返回到本土的生產和建設之中。因此，80年代中期城鄉差距被極大縮小。可是“我們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并沒有持續多久。這種繁榮景象在1985年推動城市改革之后就逐漸消失了。伴隨80年代中后期城市改革的啟動以及90年代更為明確地以東部沿海地區作為出口加工廠的發展模式，使得農村很快變成這種發展模式的附庸。正如1989年春節第一次出現了民工潮，農民作為勞動力開始向沿海集中。而鄉鎮企業在市場化競爭中也面臨危機，八九十年代開始衰落，其吸收就業、服務鄉村的功能也逐漸喪失。當然，這種加工企業從臺灣、韓國轉移到中國東部沿海的歷史動力還在于冷戰終結，資本可以流動到勞動力等各種生產成本更為廉價的海峽西岸。

在90年代這種以城市為現代化中心的市場化改革，農村被淪為土地、資源、勞動力的供給之地，逐漸失去了自主發展的可能。正因為要制造更為低廉的商品，必須維持更為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導致城鄉差距重新拉大。再加上這種以出口為主體的生產模式，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內需不足并沒有影響到過剩的生產。這種把農村重新被邊緣化的生產結構，農民的勞動力以及土地資源被城市不斷地吸納，從而使得90年代的中國變成了內部殖民/移民的經濟結構。到90年代末期三農問題成為與下崗同樣嚴重的社會危機。這種中國內部的城市與來自鄉村的農民工的關系，就像美國、西歐等第一世界與龐大的來自第三世界或前東歐國家的勞工一樣，也如同富裕的亞洲四小龍與菲傭等東南亞打工者的關系。這種模式加速了農村的凋敝，在土地減少、人力被城市所抽空的局面下，農村很難恢復“希望的田野”的浪漫景象。直到2002年新一屆領導人上臺以來，一種以工養農、反哺農村的政策才逐漸出現。這些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合作生產的嘗試被看作是對90年代激進推行的市場化政策的一種調整。

這種關于“三農問題”經歷了80年代初期的繁榮、90年代的凋敝以及新世紀以來的好轉的敘述方式，與敘述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基本策略相似[3]。對于改革開放三十年，并沒有使用那種從失敗走向勝利、從低谷走向高潮的敘述，而往往被表述一種過山車似地，從七八十年代的輝煌到90年代中期的挫折或陣痛，再到2008年的和平崛起的空間地形圖。與農民在這三十年中相似，曾經作為國家主人的工人階級也經歷了過山車式的命運。關于國企改革的歷程也被敘述一種下降再上升的歷史段落。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國企改革的歷程恰好從另一個方面說明這種出口加工式的發展模式對于中小國有企業帶來的深刻影響。

80年代初期不光有“希望的田野”，也有實行了生產責任制、獎勵制而煥發生機的國營企業（如同實行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一樣）。如當時的改革文學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中所描述的這種體制內部的調整所帶來的生產積極性。這種80年代逐步實行的自負盈虧、政企分開、經營自主的改革，試圖打破計劃分配、行業壁壘，以滿足人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從而形成政府主要以宏觀調控的方式來間接引導企業的微觀生產，在企業獲得自主權和引入競爭機制的同時，讓市場來調配生產資料[4]。與此同時，鼓勵私營企業發展。到了90年代初，許多國營企業因社會負擔過重等諸多原因而無法在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尤其是在以東南沿海為中心的加工業的沖擊下，國營企業面臨破產的危機。在這種背景下，90年代之初召開的十四大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國企改革的目標，而現代企業制度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中表述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政府也開始實行“抓大放下”的國企改革的方針[5]，即重點發展占全部國有工業總利稅80%的九大支柱行業，放棄那些效益差的中小國有企業。由于大部分國有工人恰恰工作在這些中小企業中[6]，因此，在90年代中期國企甩包袱的攻堅戰中，導致大量工人下崗。在文學領域出現了一批以國企廠長或中層干部為主體的《分享艱難》、《車間主任》等“現實主義沖擊波”，以實現一種（讓人們）“分享艱難”[7]或（讓下崗工人）“重頭再來”的意識形態撫慰。曾經作為社會主義主體的工人階級走到了歷史的最低點。2004年在國有企業進一步轉制中出現了管理層收購的方式來轉移國有資產（在郎咸平的“揭秘”下），已然完成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的國有企業如何進一步走向資本市場成為爭論的焦點。與此同時，已經遠離社會議題很久的文學界，此時出現了對“純文學”的反思和“底層文學”的呼喚。

從80年代末期國企改革中出現工人下崗之時，恰好也是農民工正大量進城充當廉價勞動力之時，一邊是作為社會包袱被淘汰，一邊是源源不斷地成為城市建設和工廠發展的無產階級勞動大軍。一個被大量失業，一個被大量就業。如果說90年代中期以來是工人階級失去歷史主體位置的時代，那么這也是農民工以廉價、彈性勞動進入城市的時代。工人階級下崗與農民工進城同樣都是市場化的產物，只是替代或填充工人階級位置的農民工卻始終處在曖昧與無法命名的狀態之中。兩種完全相反的運動，卻實現了相似的結局，就是把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工人和小農經濟或個人經濟下的農民變成除了出賣自身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勞動者，盡管農民工依然還保有一份養家糊口的土地，但也如同下崗職工微弱的養老金一樣，以保證勞動力自身的再生產。2002年以來在逐漸扶持三農的同時，政府也提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社會保障制度也在逐漸解決下崗職工的醫療保險問題。“希望的田野”似乎又煥發了生機，曾經的苦難與危機也成為改革開放、社會轉型所必然要經歷的陣痛與代價，已然和平崛起的中國可以償還90年代所遭遇的各種歷史及社會債務。

這樣一種作為完滿結局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敘述非但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反而提供了難得“發展”機遇。農村這一被資本/市場拋棄在外部的空間又稱為消化生產過剩危機的空間，伴隨著中央政府通過激活農村市場來拉動內需，農民及農村開始由勞動力、土地等資本的原料供給方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消費品市場。盡管在這種由廉價勞動力變成消費者的角色轉換中，農民終于享受了遲到的國民待遇，只是這種待遇與其說是補償，不如說是為資本及市場成功地進入農村市場提供基礎和保障。

3、“我們的未來在希望的田野上”嗎？

之所以會想起《在希望的田野上》這首老歌，不僅僅是為了懷改革開放的舊，而是因為曾經被認為落后、愚昧的鄉野又成為拯救金融危機的“希望的田野”。對于出口受到嚴重影響的中國來說，從2008年下半年，政府就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刺激農村消費，對下鄉的家用電器、汽車等耐用品進行消費補貼或以舊換新，以此來拉動內需，彌補出口的損失。不僅僅如此，即將出臺的全民醫療制度改革終于惠及全體國民，農民開始被納入醫療保險的行列，而最近又公布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免費享受政府醫保。這些政策是2002年新一屆領導人上臺以來所實施的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延續，包括廢除農業稅、給種糧農戶以補貼、擴大農村公共品供應、統籌城鄉發展、深化綜合改革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措施。在金融危機的時代，為什么曾經被現代化的價值所否定的鄉村又會成為“希望的田野”或拯救性的空間呢？以至于拉動內需的重任要依靠這些與中產階級相比遠遠沒有消費能力的農民身上呢？這是不是某種程度上改變著農民作為農民工的廉價生產者的功能呢？還是為了撫慰因出口而減產、破產的“返鄉”農民工的失業情緒呢？

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在國際壞境中的位置，其強勁的發展潛力，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盡管經過半年多的低迷，但經濟增速似乎已經開始回升，巨額的經濟刺激計劃也初見成效。這種消化危機的能力，恐怕與中國擁有廣袤的“希望的田野”有關。也就是說，與美國等深入水深火熱的金融中心不同，雖然中國已經改革了三十年，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僅從經濟總量和外匯儲備上說），但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原因在于中國的城市化或市場化率還很低，依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農村人口，有三分之二多的地區是農村。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中國有著如此廣闊的未被資本化的處女地（盡管可耕土地已經逼近18億畝的紅線），這些被作為落后、愚昧的田野在這個災難深重的時代成為最具“希望”的區域。因為不用海外投資或殖民，只要把過剩的資金和原有出口的商品成功而有效地轉移為內需，就可以轉移金融危機對于中國這個制造業世界工廠的影響。而要把農民變成消費者，顯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如果連中產階級都勒緊腰帶，那么收入本來就低的農民怎么會去消費呢？

在這個背景下，改善農村的消費環境和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就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基本設施。比如沒有穩定的電力，肯定消費不了下鄉的家電，沒有足夠的汽油，也不可能去購買汽車，有了汽車沒有公路恐怕也不行。因此，架橋鋪路、通水、通電、通油，就成為當下政府巨額投資的對象，也就是要讓農民逐漸過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城市化生活。這些基礎設施可以使過剩的資本固定下來（通過把資金實物化、領土化或空間化以減少流動性），既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又避免資本流動過快帶來的通貨滯脹。另外，如果解決不了醫療保健等后顧之憂，也不能讓我們的農民兄弟打開錢袋子。當然，最重要的是，如何來提供農民的收入才是關鍵，沒有錢，總不能貸款消費，在就連城里人還沒有養成刷信用卡的習慣，這種預支消費在農村更難推行。不僅僅如此，在家電、汽車等過剩產能紛紛下鄉的同時，無法就業的大學生（各種過剩的商品）也被作為過剩人才引入鄉村，回鄉創業以及大學生村官被認為是“新知青運動”[8]。這與二十幾年來資金、土地、勞動力總是被城市所吸納的方式完全相反，過剩的商品、人才回流到農村，對于已經做了幾十年二等公民的中國農民來說，真是危機時代的“意外”收獲。

這又是一次資本主義歷史上使用空間轉移危機的老故事。如果說金融危機是一次債務危機，一種把未來的錢借貸到今天來消費的貸款、舉債造成的危機，那么這種時間危機依然需要空間置換來化解，正如美國再次舉債（向未來索要債務）來刺激國內市場，希望能夠增強消費者的消費信心。這種空間轉移與資本主義發展存在著內在關系，最早論述這個問題的是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盧森堡，在其《資本積累論》中把海外市場與資本主義內在的生產過剩危機聯系起來，正是海外市場保證了資本主義可以度過生產過剩與內部消費不足的危機。美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使用“時間-空間的修復”的概念來描述這個過程。如果把現代性、金融危機描述為一種透支未來來拯救今天的時間向度的危機，那么空間置換的方式可以轉移這種時間性的危機，通過不斷拓展的空間來擴大資本主義的版圖，把這種透支的時間危機轉移為空間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希望的田野”也就是哈維所說的“希望的空間”。意大利依附理論家喬萬尼·阿里吉也借用哈維的“權力的領土邏輯”（使資本固定在空間、領土的范圍內）和“資本主義邏輯”（打破空間的障礙和藩籬，使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利潤更高的區域）的區分，來論述資本過度積累與空間生產的關系。這也正是殖民地為什么在資本主義全球征服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殖民地這一外部空間對于資本主義生產來說充當著雙重功能。一方面是獲取更為廉價的原料、勞動力、土地、資源的地區，另一方面也是產品的消費及傾銷之地。這種田野、欠發達地區、未市場化的區域，就如同殖民地一樣，也充當著雙重功能。

這樣兩種似乎相互矛盾的功能，成為資本主義及工業化的基礎，盡管二戰以后，作為資本主義加工區域開始以外包或資本轉移的形式擴展到東亞區域，但作為核心技術及產品附加值依然控制在美國等資本主義的核心區域（正如從八國聯軍到G8，一百年來，作為最發達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依然保持著高度的重合）。而問題在于，這樣兩種功能是相互矛盾的，恰如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矛盾是一樣的，為了提高利潤，生產者的成本越低越好。也正是這個原因，二戰后的東亞地區成為出口貿易加工區（從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臺灣、韓國再到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加工廠），但這種廉價的勞動力必然又很難承載一種消費者的任務，從而出現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局面。而當美國消費疲軟，就影響到中國的生產，這就又造成中國把過剩的產能如何消化的問題，這個問題恰好又與作為廉價勞動力自身消費不足相沖突，幸好中國還有“希望的田野”。

在農民、農村由被剝削、被剝奪的負面想象變成走出困境的“希望的田野”的過程中，卻呈現了這個時代最大的悖論。當現代化/資本主義化/工業化推進的過程時，農村一直充當著補給的功能，不斷地為這種現代化提供勞動力和土地，但當現代性出現危機或問題之時，被掏空的農村又稱為救世主。而拯救危機的方式，并沒有對產生危機的現代化之路及生產模式帶來反思和否定，反而是通過把未市場化的區域以更大的速度城鎮化、市場化的方式來延續這種危機之路，這就是武俠小說中的“以毒攻毒”嗎？試想，如果農村真的消失了，等到下次危機到來，又去哪里尋找“希望的田野”呢？

匪兵

2009年8月

http://blog.sina.com.cn/feibingji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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