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反映三線工廠命運變遷的小說。
首發于《人民文學》2009年第六期。
第九屆新語絲網絡文學獎一等獎作品。
上善若水
(中篇小說)
文 ◎ 胡破卷
一
一路上,對面的人都按捺著興奮。他無疑是害羞的,生怕別人看出他的激動,所以蜷著身子,專往視線的邊遠地帶躲。本來就矮,縮頭縮腦的樣子,和樹蔭里盤虬的樹根沒啥兩樣了。
中途,賣盒飯的來了。哐當聲中,推車的中年大嫂豪邁地驅逐著走道上支出來的腿:“盒飯十塊!只賣一次,待會兒就沒啦!”
“你餓不?”對面的人輕聲問。
我朝他笑笑:“肚子不餓,眼睛餓。”車窗外一重山又一重山,歡快地跑了十幾年,依舊是好看的。
半晌,餐車又推回來。喊聲變了,口氣依舊強硬:“盒飯五塊!最后一次啦,不買就等著餓肚子吧!”
“這么快就降了一半。”對面的人訕訕地對我笑。顯然他很想給我買一盒,但見我興致不高,只顧沉醉在窗外的景致里,便噤了口。
這大概是世界上最緩慢最消極的火車了,是個站都停。
老河口東站到了,車廂頓時空了一半。老河口東在這趟旅途中絕對算是大站,要停靠20分鐘。等我從窗外爭吵蹦跳的小販中回過神來,對面的人已經不見了。他什么時候下的車?我完全沒注意到。擔心了一會兒,他又悄無聲息地回來了,手里多了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五個茶葉蛋。
我吃了兩個,他吃了一個。剩下的兩個在茶幾上像演員冷了場。他確定我不再吃了,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收了起來。
這趟車從襄樊到安康。下一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谷城。
十五年了,車廂依舊面如菜色。十五年前就瀕臨淘汰的車,居然一直用到了現在。車廂壁和茶幾上污漬斑駁,刮痕累累。車窗難以放下和抬起,塵屑像苔蘚在滑軌里生了厚厚一層。這樣的列車,如同缺乏關愛的繼子,毫無希望地在鐵軌上爬行,隨時準備著為其它列車讓道。可以想象,乘坐這趟車的,也只能是農民、工人、出自平民家庭的學生,以及像我這樣的不名一文的人——我們這些人,有個共同特點,與其說是貧窮,倒不如說,命運在我們足下一瀉千里,永遠不會出現動人的轉機。
就像這趟列車,十五年,一成不變。
十五年前,每逢假期,我坐這趟車回家;假期結束,坐它返校。
十五年后,載我回家的還是它。甚至列車員也還是那群懶洋洋的人——妙齡女孩變成了中年大媽,十五年時光綁在腰身上,沉甸甸的。
半個小時后,谷城火車站到了。按常理,我們是該出站臺的。出了站臺,有一條通往縣城的大馬路,中途拐個彎,一段通往801廠的上坡路突兀而生。可是這樣就繞遠了。801廠的人,從來不走這條常規大道。他們選擇走山路。
一條蜿蜒的小路自站臺通往山梁深處。801廠就靜臥在大山的褶皺里。
801廠的職工和家屬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山路——除去雨雪天氣,這山路使歸途都變得靜謐安寧起來。山路不長,但有些繞。翻過兩座山頭,801廠便隱隱在望了。
外人第一次來801廠,看見山路兩旁都是蒼松翠柏,會覺得這廠里的人生活在山水畫里一般。其實不然。進入工廠家屬區,你會發現這里同所有廠礦的家屬區一樣,林立著式樣單一、面目晦暗的居民樓。目光遠處是磚瓦樓群,墻壁赭紅,這是七、八十年代的底色。近些的,就是水泥混凝土質地的了。新鮮的灰色不如陳舊的赭紅色經看,但大家還是希望住進灰色里。灰色代表更高一個階級。
我家當然在赭紅色里。那里面的房子全是一個格局:狹小的一室一廳,陽臺堆滿雜物,兼做廚房。衛生間兩家共用。這樣的居室,是別奢談什么舒適的,不過是個吃喝拉撒睡的所在。
我和他寂寂地往家走,蔫頭蔫腦地貼著墻跟。幸虧是正午,整座801廠都在午休,與熟人照面的尷尬因此略去。不是所有重逢都令人欣喜。
躡手躡腳上到三樓,他剛掏出鑰匙,隔壁的房門突然打開了。
王嬸胖了,十年前的雞蛋臉攤成了荷包蛋。“橋橋回來了?”依然是十年前招呼我的方式,語氣透著驚喜,“你爸爸早上5點多就起來去襄樊接你!”
得謝謝王嬸的驚喜。這說明她并不介意我的過去。我恨不得讓全廠人都知道,其實我是個良民。出那個事兒,純屬走路時被自己的屁沖了一跤。
二
那個和我一起回家的人,不是別人,他是我的父親。現在,父親收拾好工具,出去給一戶人家打家具了。我留在家里睡了個午覺。家里的竹床都睡紅了。原來每年夏天,傍晚時我便與父親合伙將它抬下樓,父子二人擠在上面納涼。我進去后,夏天睡在統一發放的草席上。草席被汗水浸濕后不會呈現竹床的銹紅,只會日漸酥松,最后漚出洞。
這一覺十分綿長,醒來時已近黃昏。
在襄北農場,午休也是有的。集體制的午休,斬釘截鐵、異常短暫,醒來時常常感覺意猶未盡。年輕人總是能睡的,何況農場里每天都要勞動。遇到農活忙碌的時候,全身要連續酸上好幾天。
坐在竹床上我清醒過來了。出來了,真的出來了。該做什么呢。我沒有重獲自由的喜悅,只有對未來的迷茫。或許該給父親做一頓晚飯吧,可是我連家里的柴米油鹽放在哪里都不曉得。
那,先整理一下自己的行李吧。其實能有什么行李呢。進去時兩手空空,出來時多了一本紀念冊。上面寫著獄警真誠的祝福:走向新生——我的新生在哪里?
呆坐在板凳上,直到父親回來。半個小時后,一頓豐盛的晚餐擺上了桌。酸豆角炒肉末,清炒蠶豆米,黃骨魚湯。一大碗油鹽飯。還有兩個茶葉蛋,是火車上剩下的。
“吃完飯還要去嗎?”我問父親。
“嗯。可能很晚才回來。你先休息,不用等我。”
“怎么催得這么緊?”
“有活就做吧,哪里還輪到咱們挑三揀四。現在掙錢難,找我打家具的越來越少了。”父親的口氣有些沮喪,“都嫌我的樣式老了。可是你知道,那些老式家具要多結實就有多結實。現在那些花哨的玩意兒,用不了幾天就到處出問題。”這倒是真的。家里擺的就是他結婚時自己打的家具。憨頭憨腦的模樣,卻一直用到了今天。看它們的架勢,再用十年還是風采依舊。
“要不我跟你學做木匠吧?”
“現在做木匠怕是養不活自己咧。如今都興買成套的家具。你剛出來,先休息一段時間,想清楚自己該做點啥。”
“我也不知道。”20歲到30歲的十年里,我學會的唯一一項技能是農活,可是在這個偏居一隅的工廠里,我沒有土地。
“哦,對了,”父親掏出個東西遞給我,“拿著。以后方便聯系。”
“這是什么?”
“手機。”
“手機?”
“就是手提電話。你在里面待了十年,現在社會變起來像螞蚱跳,好多東西你要慢慢知道。”
“怎么花錢買這么貴重的東西!”我是知道這個東西的,十幾年前它還叫“大哥大”,不像現在這么小。上高中時,地理老師率先在全校買了一部,沒事就舉著那個碩大的“磚頭”嘰里呱啦,全校紛紛側目。
“唉,現在手機可便宜了。兩百就能買一個。”
原來如此。十年真空一樣的生活,出來后,我感覺自己像個外星來客。
父親出門后不久,下起了暴雨。老房子,密閉性差,外面下雨,雨水便順著窗架流淌一地。所幸雨很快就停了。把窗戶推開,濕潤的風灌進來,墻上的日歷被撩撥得嘩嘩作響。看清楚了,2006年8月25日。悶熱被吹散,五臟六腑里全是雨后的清新。此時再回憶往事,也有了一絲明凈的底色。
三
該怎么講述這個故事呢?或者說,我該如何啟齒呢?這樣的敘述,真是令人難堪。
十年前的這個時候,我是武漢一所醫學院的大學生。“天之驕子”。
十年后的此刻,我是一個刑滿釋放人員。“社會渣滓”。
如果用法制報道慣用的筆觸,我的敘述,是為了揭示“一個風華正茂的大學生,是如何淪為階下囚的。”
可是,請原諒我必須先從這座工廠談起。我是這座工廠的衍生物。類似木耳與枯木的關系。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均與這座工廠唇齒相依。
801廠——當然這只是一個代號。用代號來指代的工廠有很多,它們大多是軍工企業。可是,從我記事時起,801廠似乎同部隊就沒有什么關系了,它是隸屬于鐵道部大橋局的一個工廠,全名叫谷城縣橋梁工廠。但幾乎沒有人稱呼它的全名。801,人們約定俗成地這樣稱呼它。簡潔,利落。
大橋局總部設在武漢,因為修建了武漢長江大橋而名噪一時。之后大量分廠便觸須一樣向全國各地伸展。這些地方包括南京、鄭州、九江、廣州……它們都扎根在了城市里。惟獨這個801,孤零零地落到了鄂西北的山坳之中——當時,鄂西北山區是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為了支援“襄渝鐵路線”的建設,801廠便順應時勢地誕生了。
這樣的背景,讓這座“三線工廠”蒙上了一層特殊的氣質。
首先,它與地方有著難以消融的隔閡。對,“地方”。這是一個略帶歧義的詞匯。801的職工和家屬,在內心繪出了楚河漢界,凡是廠外的一切,都屬于“地方”。801是他們內心孤傲的疆域。
客觀地說,這種隔閡首先是來自于地方的敵意。
工廠隸屬于大橋局,主要收入當然歸大橋局所有,地方幾無油水可撈。七、八十年代,工廠效益正好,幾乎可以稱得上是紅火。在一個貧窮封閉的山區小縣,出手闊綽的801廠人理所當然遭人嫉恨。
工廠里的絕大部分職工來自武漢,因為國家建設的需要來到此處。可以想象,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的他們,是無法融入落后茫昧的地方文化的,甚至,在面對當地土著時,他們會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的最典型表現是婚戀。
工廠里鮮有人愿意和當地土著婚配。他們的首選是大橋局在其它大城市分廠的職工。這樣便可以憑借婚姻,體面地返回城市。其次是內部消化。“吃國家公糧”在那個年代是一樁理直氣壯的榮光。雙職工享受的待遇更是優渥:分房,子女免費入托入學,公費醫療,大人小孩乘坐火車一律免票……連逢年過節發放的福利都是雙份的——兩大筐年貨,兩大箱水果,全家人再怎么使勁吃也吃不完,最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們爛掉。爛水果從垃圾站里淤出來,發了酵的甜味籠罩著全廠,那濃郁刺鼻的味道里浸透著工人階級最后的驕傲與自豪。
只有條件最差的光棍,才愿意娶當地女人為妻,而愿意嫁給當地男人的,多半是名節不清或家道落魄之極的女子。
報復很快就來了。地方電力部門經常給工廠斷電。尤其在夏天,斷電更是家常便飯。通常的情形是:全廠家屬區突然墜井似地漆黑一片,驚呼聲隨之四起。停電了!所有人都嚷嚷著走出房門,馬路上熙熙攘攘、人聲鼎沸:個狗日的,又要給電老虎喂肉了!
“喂肉”一般需要1個小時。電力恢復后,喧囂的家屬區重新安靜下來,人人回家吹著電扇看著電視——在八、九十年代,看工廠自辦的有線電視臺播放的港臺錄像,是801廠人最熱衷的消遣;有時,遇到職工結婚或子女考上大學之類的喜事,還會整晚整晚地播放“點歌臺”。
停水也屢見不鮮。工廠用水來自當地的南河水庫。南河是漢江的一條支流,起源于神農架。河水原本奔騰不息,廠里的小孩每年夏天都去那里游泳和抓螃蟹。自從上游修了水庫后,河道便明顯枯瘦,河水潺潺如泉水,有氣無力地注入漢江。
夏天停水是一件令人萬分惱火的事情。而且水的恢復不像電的恢復那么立桿見影,有時需要幾天的斡旋和調解。其間工廠居民的生活用水,全靠去附近的農村挑。有熱心腸的村民自己建的水井,免費給大家挑水,也有厲害的,身子叉在井邊收費,一桶兩角到四角不等。
這樣的報復是官方的。更多的報復來自民間。
發生在地方青年和工廠青年之間的斗毆從未消停過,幾乎每隔兩三年就會殘廢幾個,有時也會死人。這時工廠領導便如臨大敵,反復向職工們敲警鐘,叫他們管好旺盛青春無處發泄的子女。
再有,居住在工廠周圍的一些農民,不時竄到工廠車間里偷盜一些物質拿出去變賣。起先是廢銅爛鐵,后來發展到直接拆卸機器零件。此類事情屢禁不止,工廠頭痛之極卻也毫無辦法。也有直接偷到職工家里來的。一旦抓住,平時早就熟絡的街坊鄰居——多半是工廠里不同部門的職工——便一擁而上,一頓暴打。
801廠,就是這樣一個既封閉又完善的小社會。子弟學校,幼兒園,職工醫院,郵局,菜場,儲蓄所,澡堂,食堂,這些都是有的。除了火葬廠,這座工廠完全可以承載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所面臨的一切。
自身機制的完備,使得工廠融入地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令人尷尬的是,工廠同武漢總部的關系始終是絲絲縷縷無法斷絕的。工廠一切都靠總部調度,自己卻身處交通不便的外地,遠嫁的閨女一般,總部多少有些無暇顧及。因此,工廠的待遇和資源,同坐落在繁華城市里的其它分廠相比,顯然又差了一截。這一切,都造就了801廠高不成低不就,既自負又自卑的心態。
擁有這種心態的人群里,也包括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有著一個異常動聽的復姓:慕容。從我記事時起,周圍就沒人稱呼她的全名慕容黎。他們都叫她慕容老師。關系親昵的,就直呼慕容。
是的,想必你已經猜出,我的母親是801廠子弟學校的一名教師。她教初中語文,有時也兼帶政治課。她的教學水準是得到同行和學生認可的。幾乎每年她都可以拿到一些教學獎勵,有時還會在全局的教學競賽中獲獎。
母親是怎么來到801廠的,我不太確定。但我可以想像當初“支援三線建設”的激情之火一定是在她的心里燒得一躥一躥的。而當初的這個決定,幾乎讓她的整個后半生都處在懊悔之中。
父親進入工廠的軌跡卻清晰可循。在801廠建廠初期,因為發展的需要,會吸納一些地方人員進入工廠。其實能提供給他們的,無非是些后勤配套的工作崗位,諸如水電工、木匠、花工等。這些崗位除了工資,幾無獎金可拿,但對地方上的人來說,這依然是巨大的誘惑。進入國家體制,成為一名吃公糧的工人,是他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的父親,正是因為這樣的機緣,進入801廠,成為一名木工房的木匠。
來自“地方”的父親,盡管以正式工的身份進入了這家工廠,但工廠回饋給他的,只能是正式工的面目,而不是正式工的真情實意。工廠職工不會在心里將他的真實來歷一筆勾銷,他終究還是地方上的人。他所享受的情感待遇,同進廠之前毫無二致。
與此不同的是,父親為數眾多的,仍在地方艱難度日的親朋好友,卻將父親視作了實打實的“公家人”。從此父親的處境微妙起來:他身上負荷著親朋好友的希望與嫉妒,成為一個可依附可索取的對象;而這樣的負荷,顯然是一個身處橋梁建筑工人外圍的木工所難以承載的。卑微、疏離、有苦難訴——這樣的心緒糾纏了父親一輩子。
父親與母親的結合,聽上去像是一則奇譚。母親來自武漢,子弟學校的教師,干部編制;身材高挑,氣韻嫻雅。而且,母親不是那種聲名狼藉的女人,她一直是端莊賢良、穩重自持的。即使在很多年后,這一點依然被人所稱道。在外界看來,母親和父親這樣的人走到一起,頗有些落難的意味。
我長大后,曾不懷好意地向母親詢問過這件事情。這樣的詢問是在試圖挑撥離間,因為我覺得母親對父親的寬容實在是過了分。但母親的反饋令我失望。她回憶多年前的事情時,語氣平淡得像一縷云煙——去木工房找師傅做一根教鞭,就這樣認識了。熟稔后,發現他心地善良,就漸漸走到了一起。
與母親的云淡風輕不同,父親回憶起當初的情景,整個人都是醉的。
父親說,他第一次見到母親,是在廠食堂。母親穿著一條碎花裙排隊打飯。那么多人,他一眼就看見了她,可是母親的目光從未在他身上做過片刻的停留。父親覺得這輩子都可能不會和她說上一句話了。
有一天,父親正在上班,突然有人敲木工房的門。父親看見母親站在門口。她背對著陽光,長辮子浸成了金黃色,雙腮上的絨毛清晰可辨。她是來找他做教鞭的。她脆生生的普通話在父親聽來,簡直如同天籟。父親當時激動得都結巴了,他叫母親次日來取。
父親動了個心眼。第二天母親再來時,父親說昨天忘記問母親想要什么顏色的了,所以沒有擅自上漆。母親想了想,說:“綠色的吧。”父親讓母親隔一天再來。
一天之后,母親再次來到木工房,父親變戲法似地在母親面前擺出一長溜教鞭。粗的細的長的短的,每一根都仔細刷了綠漆,綠漆外又鍍了層清漆,父親說這樣就不容易掉色了。
母親呆住了,好半天才抬起頭看了父親一眼。“就這一眼,”父親笑著說,不知是得意還是無奈,“你媽媽就賴上了我。”
“媽媽賴上你?”我心想,倒像是媽在倒追你似的。我忍不住揶揄道:“爸,你魅力真大!”
我不知道母親和父親待在一起是什么感覺,但我和父親在一起時,遇到的常常是層出不窮的尷尬。有時我驚訝于母親鋼鐵一般的意志,她居然可以和父親這種灰頭土臉的人相安無事地生活了這么多年。我就不行。我缺乏母親那樣寬廣的包容心。我甚至覺得,我的成長史,就是一部因父親而蒙羞的血淚史。
四
最早的蒙羞可以追溯到幼兒園時代。我還記得,一群小朋友圍坐在草坪上,老師讓大家輪流到草坪中央,模仿各自父親工作時的形態,然后大家來猜職業。
有小朋友拿著一根樹枝作教鞭,在空中指指點點。這是教師的子女。
有的拿起玩具聽診器。這是醫生的子女。
有的坐在板凳上,雙手圈成一個圓,左右轉動,口里伴以鳴笛聲。這是司機的子女。
……
輪到我了。
我曾在木工房見過父親干活。我最喜歡看的是刨花。隨著刨子的來回運動,刨花像浪花一樣翻滾出來。疙疙瘩瘩的木頭,收拾得像水面一樣平整光溜。
我努力模仿著父親干活的樣子:左腿斜支,右腿跨在工作臺上,彎腰,上身前傾,雙手推著想象中的刨子。一下,一下,又一下。
眾人皆呆。
老師問:“陸遠橋,你在做什么?”
“……刨花。”
老師愣了一下,忍不住笑了:“哦——原來你爸爸是木工!剛開始我還以為你在磨菜刀。”
老師話音剛落,一個調皮的男生馬上悠長地喊了一句——“磨剪子嘞鏹菜刀!”眾人頓時笑得東倒西歪。
在那個年代,時常會有師傅挑著一套鏹刀磨剪子的行頭,走街串巷,大聲吆喝著“磨剪子嘞鏹菜刀”以招攬生意。他們來自鄉間,套著黑乎乎的圍裙,風塵仆仆。這是一門又臟又吃力的手藝。
可是……可是老師為什么會把木工活與這樣的手藝弄混淆?
雖然沒有明確的鄙薄,但我還是感到了難堪。多年之后,我可以確定那只是老師的無心之語。但對當時的我而言,還很難冷靜地判斷那個拖得長長的“哦——”到底是恍然還是不以為然。
第二次蒙羞是小學時的一次家長會。班主任要求家長和子女一起參加。母親因為忙于自己班級的家長會,所以這次出面的是父親。父親在所有男家長中個子是最矮的,甚至比有些同學的母親還要矮。我和他坐在第一排,感覺異常別扭。我從小就是班里個子最高的,早已習慣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坐到第一排,只覺得黑板上的字壓得眼睛酸脹。我側了身,決意不再看黑板,卻發現身邊的父親居然只和我齊肩高。頓時我的后背一涼,仿佛身后無數嘲諷的目光已經貼上來了。
那次期中考試我考了全班第一。班主任讓父親到講臺前發言,談談教育子女的經驗。事實上,平時一直是母親在管我,父親很少過問我的學業,他哪有什么經驗可講。父親想推辭,可是來不及了,班主任已經走下講臺盛情邀請。眾人開始熱烈鼓掌。這大概是父親一生中唯一一次面對大眾發言。
父親杵在講臺上,一開口就結巴了:“大,大家好。”接下來不知道該說什么了。父親看著臺下,我看著父親,兩人賽著冒汗。臺下的笑聲已快噴薄而出。班主任見狀,連忙打圓場:“看來陸師傅沒有準備好,那這次就算了,下次我們再聊吧。”父親如夢初醒:“是是是。對不住大家,我也不知道該講啥子,還是以后叫他媽來講吧。”
回家路上,我跟在父親后面,故意隔得遠遠的。我乜著他的背影,越看越矮。
進了屋,父親有些不好意思:“對,對不起,爸給你出洋相了。”
我一肚子的郁悶不知道該如何發泄,畢竟他是我爸,于是一句完全不符合科學規律的話脫口而出:“每次吃飯總不停地叫我吃吃吃!你自己以后能不能每頓飯也多吃一碗,爭取再長高一點兒!”
父親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來。我驚訝地看著他。他居然還笑得出來。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遭遇尷尬的頻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認真嚴肅地思考與父親脫離父子關系的問題。當然,也只能是想想。再不好的父親,也是我唯一的父親。
一個讓你頭痛的父親倒也罷了。偏偏他在當地的一些親戚也跑來興風作浪。父親雙親已故,有一個哥哥和姐姐在谷城縣北河鎮務農。姑姑倒是個明理的人。她和父親一樣沉默矮小,卻勤勞踏實,不到迫不得已絕不給別人惹麻煩。大伯一家就很成問題。兩個兒子整天偷雞摸狗,農活雙手不沾,在鄉鄰里口碑甚惡。
偏偏父親一向持有“長兄若父”的觀點。聽父親說,小時候他在南河里摸魚,差點被淹死,是大伯救了他。命都是大伯揀的,所以父親對大伯幾乎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可惜大伯實在缺乏長兄風范,時常利用父親來滿足自己的私欲,他的兩個兒子成了他的幫兇。
有一天,我在上學路上遇到大伯的大兒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堂兄雖是個農民,對流行事物的嗅覺卻十分靈敏,801廠小青年中流行的喇叭褲飛機頭蛤蟆鏡他是一樣不落。他似乎剛剛和人打過架,戴著掉了一個鏡片的殘疾蛤蟆鏡,脖子上還有幾條血道子。他一見我便飛奔過來,問我身上帶錢了沒有。
我答:“帶了,不過等下要交校服費的。”堂兄叫我先把錢借給他,他急著買煙,等過幾分鐘儲蓄所開門后就取錢還給我。煙買好后,他叫我在原地等著,自己往儲蓄所方向走去,說是給我取錢。我在原地等了半個小時,直到快遲到了,才撒腿往學校跑。坐在教室里,我還不死心。堂兄取好錢,會到教室來找我吧?所以課間休息時我也忍著不去上廁所。一直到快放學,堂兄也沒來。眼看班主任已經開始收校服費了,我只好沖出教室,先去廁所把憋了一下午的小便解決掉,然后跑到辦公室找母親。
“別等了。”母親嘆了口氣,“他不會來了。記住,以后不管大伯家的人找你要什么,一律說沒有。”
可怕的事情還沒完。
有一年,大伯找到母親,再輾轉通過校長,給長期賦閑在家又不愿種地的堂哥堂嫂,在學校的工地上謀了個搭建操場的活。兩人來后根本不好好工作,精力都消耗在撲克牌上。一天課間休息時,兩人為了誰的牌技更臭而爭吵起來。堂哥追著堂嫂打,只見兩人滿操場飛奔,大呼小叫,雞飛狗跳,全校都跑出來看熱鬧。我在窗戶邊輕輕一瞥,一眼就發現了站在人群外,羞惱得滿面通紅的母親。
一群男教師上前勸架,得到的回復竟然是“這是我老婆,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堂嫂見自己的男人被團團圍住,立場立刻180度轉變。她擠進人群,咆哮道:“不要動我男人!”
眾人大跌眼鏡:“那怎么行?他把你鼻子都打出血了。都什么時代了,還隨便毆打婦女!”
“我的男人我樂意被他打!”
有老師揶揄道:“還是得依法辦事,該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我日你媽!”堂嫂對著插話的老師,石破天驚地大吼一聲。
全場嘩然。
我坐在位子上,淚水在眼睛里打著轉。在801廠,好事不出門,壞事轉瞬之間便傳得風生水起。蜚短流長是這個封閉體系的娛樂消遣之一。相信過不了多久,全班同學都會知道那開天辟地的一對男女就是陸遠橋的堂哥堂嫂!
惱人的事情源源不斷。大伯一家人總是能卡在工廠發放福利的時節聞風而動。他們大搖大擺空手而來,吃喝一番,然后拎著工廠發給父親的福利,腦滿腸肥地滿載而歸。有時我真是詫異,一個屋檐下怎么會長出這么極端的兩種人。一個靜默謙卑,用胸膛墊著別人的脊背;一個呼嘯陰戾,踐踏著別人的肩膀往上攀。
有一年冬天,大伯一家人突然又跑來了,說是到縣城買東西順路經過,看看弟弟和弟妹。家里菜不夠,母親馬上跑出去買菜。他們大口吃著飯,大碗喝著酒,隨地吐著痰,肆意抽著煙,搞得家里烏煙瘴氣。深夜,父親把這家活寶送下樓,母親累得一下子癱倒在地。父親回家,恰好看見這一幕,連忙把母親扶到床上歇息。母親終于落了淚:“老陸,你回去給你大哥說一聲,以后別總來突然襲擊。我又要上班,又要給他們做飯,真的很累啊!”母親很少有這樣的抱怨。以她的性格,縱然再恨再惱,也不肯輕易流露,這一次真是忍到極限了。
“好的好的。”父親一邊忙不迭地應聲,一邊打掃殘局。整個過程他都羞慚地低著頭,好像大伯的過錯是他犯下的。
其實,父親一直在努力改變自己,試圖與母親達成精神生活的和諧,可惜終究心力不濟。父親沒有太多文化,對文化卻非常推崇。他一直在努力使自己風雅起來,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母親顯然也清楚父親身上沒有多少可供我學習的地方,于是她在離開谷城前,反復叮囑我,要多向宋老師請教,要多借鑒宋老師身上的優點。
這倒是真的。同宋老師比起來,父親顯得乏味、貧瘠,甚至穿衣走路都透著平庸的意味。
父親所有的天賦和精彩,全在手藝活里。
我注意到父親這一點,是在高一暑假。
“木匠手中無爛木。”父親常常對我說。那一年暑假,廠里進了一批搭腳手架的毛竹,剩下的殘次品就堆在路邊任其腐爛。父親見了,心疼不已,陸陸續續將它們拾了回來。
每天吃罷晚飯,父親就借著路燈和月光,專心對付那些竹子。那天我切了一片西瓜,出門帶給父親。月光下,我看見父親將一根竹子擱在腿上,左手持竹,右手握刀。刮完青去完節,一刀劃過,一劈兩半。劈篾時,刀經過的地方,就有一條竹篾象柔軟的絲在跳躍。他的眼睛并不看手下的刀,完全是憑著手感在動作,竹篾卻那樣聽話,柔順地在他手中舞動。我走到父親對面,他的臉被竹篾分割成一塊一塊的,橘黃的燈光在其間頻閃。竹篾最終被破成粗細均勻、厚薄一致的片和絲。父親將竹片和竹絲互相插扭,經篾緯絲順滑如行云流水,而他始終是成竹在胸、沉迷其中的神態。窄小的街,不時有納涼的行人過來圍觀,父親卻渾然不覺。他心無旁騖,凝注于指尖的游弋。平庸無奇的面龐,因雙眸中專注沉著的光芒,傳遞出興盛蓬勃的氣息。
我看得呆了。那片西瓜,就一直端在手里。
這是父親擅長的疆域。這是屬于他的天地。他在里面飛揚馳騁,盡享歡愉。
——當然,這也只是瞬間的輝煌。當手中的活計收了工,父親便重新回到疲沓謙卑的狀態里。
我意識到了父親的可貴之處。可是,這些并沒有被他自己所察覺。父親始終覺得自己的這門手藝不合時宜,是上不得臺面的。他還是希望我能跟著宋老師學一些“高雅的有文化的”東西。而他自己對那些高雅的玩意兒,也同樣躍躍欲試。
在宋老師的指導下,我學會了下圍棋,然后我教會了父親。父親成了我在那個征戰欲亢奮的年月里最多的筆談對象。父親的水平實在太臭,我經常要讓他四子甚至九子。即便如此,他還是常常一敗涂地。父親身材粗短,手指卻纖細瘦長,這十根手指玩木頭玩得精彩絕倫,卻伺候不好光滑玲瓏的棋子。父親怎么也學不會用中指和食指拈棋子,他總是用拇指和食指捉住棋子,然后重重按下,其架勢和力道像在棋盤上按下一枚圖釘。每次看見這一幕,我都要在心里嘆氣,雖然在手藝活上是天才,但在其它方面,父親確實是一竅不通、無可救藥的。母親和只會做手藝活的父親在一起過了這么多年,真是需要極強的耐心呢。
我一直以為母親是逆來順受的,但后來我發現自己錯了。母親雖然表面上對父親極盡謙和包容,卻在暗地里做著調回武漢的工作。一次,我無意中在母親辦公室的抽屜里發現母親與武漢親朋好友來往的信箋和便條、往返武漢的票根,以及一些錯綜復雜的關系圖。母親每年獲獎的證書也被小心翼翼地保管著,它們裝在一個紙盒子里,磚頭一樣厚厚一摞,我想母親認為它們足以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這些證書,同時具備了叩門磚的面目和性質。
不難想像,在這些蛛絲馬跡背后,匍匐的是母親一次次回武漢找要害人物打通關系的艱難努力。很多年后我回想起來,這真是一種天真而無望的努力,就像母親自己后來告訴我的,沒用的,這些獎勵證書其實都不及領導的一句話一個條子。
一年后,母親的努力也被父親發現了。那一年國慶節,母親撇下一家人返回武漢。大概是做通了一些工作,調動的事情有了眉目,再回到谷城,母親眉眼里的笑意掖都掖不住。那一次,母親給我捎回來一個軍帽,那是當時小學生中最流行的裝束。母親幫我戴上,信誓旦旦地說:“橋橋,媽媽總有一天要把你弄到武漢去,可不能在這個山溝里窩一輩子。”母親的興奮感染了我,我也跟著激動起來。我戴著軍帽,昂首挺胸,好像明天就可以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武漢的馬路上。
父親察覺到了母親的異樣,那段時間他經常莫名地陷入沉思。房子隔音效果不好。半夜我聽見父母在說話。黑暗里,他們的嗓音被刻意壓低,但依然可以辨出個大概。父親對母親說:“知道你想走,我其實也是希望你能走成的,窩在這里,我曉得你心不甘……只是你走了以后,可得經常帶橋橋回來看我。”
媽媽似乎是在哭:“老陸,真是對不住你。”
——那深夜里的哭泣聲至今回想起來依然令我動容。母親當時的努力是收到了成效的,只是希望像種子一樣播下,一直拖到三年后才破土而出。或許是手續確實繁瑣難辦,或許是掌握玄機的人希望將線拉得再長一些,總之,母親在三年后才真正走成。
五
母親離開谷城前,我們一家三口居住在一套狹小的一室一廳里。我睡外廳,父母睡里間。是一樓。陰暗。潮濕。憋悶。地面永遠處在一種汗涔涔的狀態。衛生間兩家公用,因為常年見不到陽光,鼻涕蟲閑庭信步,蟑螂神出鬼沒。
本來我們家是有機會闖入灰色的新樓群的,卻因父親的一次自作聰明而坐失良機。廠里建好新家屬樓后給每家打分,按照分數高低來決定新房歸屬。我家排名雖算不上十分靠前,但也有機會排上隊。但在新居民樓建好前一年,父親看了省報屁股上一則關于房改的新聞,那可能是社會上關于房改的最早報道了。報道中說取消企業福利分房勢在必行,今后擁有房屋產權必須自籌資金購買。
父親一廂情愿地認定那是中央傳遞給他的訊號。既然買房子的錢咱家肯定出不起,不如趁政策尚未出臺,免費換一套樓層和朝向更好的。母親則一心忙于調動,考慮到萬一自己調動成功,那新房子也肯定沒戲,倒不如依父親所想,換一套房子,于是同意了父親的決定。
父親寫了申請,如愿換到了三樓。一年后,新居民樓建好了。我家因為這次換房,自動失去了競爭新房的資格。而入住新房的人,也沒有像父親所想像的那樣需要自己掏一大部分錢。父親眼睜睜地看著很多工齡比他低的人搬進了新房,而自己卻搬進了一個位于三樓的同樣規格的一室一廳。“換湯不換藥”說的就是這種事。父親懊悔之極。
“廠領導也太不重視中央的信息了,”他在飯桌上對我們說,“中央明明就是在提醒大家以后不要再搞什么福利分房了。”
“算了,老陸。”母親安慰他,“別放在心上了。這個三樓的房子也蠻好的。”
不管父親在家里做什么決定,母親都很少投反對票,而這一次母親對父親的寬慰,幾乎到了縱容的地步,連我都快看不下去了。事實上,這么些年里,母親對父親唯一的抗拒,就是對大伯一家人的排斥。母親心里發了狠,再不伺候那些人了。當大伯一家人又毫無征兆地從天而降時,母親就牽著我去吃食堂,然后在學校辦公室里待到晚上十點。估計那些人走了,才和我摸黑走回家。通常這時家里已經被父親清掃干凈,但空氣中仍然殘留著白酒和油炸花生米的氣味。
可是,房子的事情不像躲避大伯一家人那樣輕巧。錯過這次機會,也就意味著我們一家人一輩子都要像寄居蟹一樣窩在這間狹小的房子里了。沮喪過后,我對父親的解釋產生了懷疑。盡管才十歲出頭,但我已經預感到,即使父親不多此一舉,我們家也得不到那兩室一廳的新房。制定規則的人深諳規則從來都是流水的性質,總能巧妙地將父親和與父親類似的那群人繞過去。與新房子擦肩而過的懊悔,其實是源于父親一廂情愿的天真。
諷刺的是,時間證明父親當年的預感其實是正確的。今天,福利分房政策早已灰飛煙滅。預感來得太早的父親,卻成為當時的一個笑柄。
為了緩解家庭的擁擠狀況,父親又想出了一個點子——他真的是蠻喜歡動腦子的,雖然絕大多數點子都臭不可聞——他決定將房頂用來儲放雜物的暗層改造成一個閣樓。此舉讓周圍鄰居大驚失色。“太不安全了!”他們紛紛勸他。“老陸啊,那個小暗層,丁點兒粗的鋼梁,怎么撐得住一個閣樓?!”
母親看看房頂,再看看父親,再次默許了他的決定。她對質疑的鄰居說:“老陸做事還是可靠的,他既然有這樣的想法,心里肯定有譜。”
作為一個木匠,父親對建筑似乎也有一些天分。他對自己的規劃充滿信心。
不得不承認,這是父親一生中頗具風華的一筆。
兩個月后,閣樓建好了。
父親動用了電鉆和鋼梁,牢牢加固了暗層的受力面。一排刷了清漆的寬木板有效延伸了暗層的空間,每塊木板都被大號螺絲鉚在墻壁上。引申面用了木柵欄作防護。他在閣樓里安下了一張床,一個桌子,若干個木箱子。小小的暗層,儼然成了一個獨立的新房間。只是上去頗費周折,必須動用梯子。
除了父親,沒人敢爬梯子上去,更沒人敢在那座“空中樓閣”里面睡覺。但父親就敢。他做的東西他自己心里有數。他站在上面,不顧我和母親的擔憂,表演似地跳來跳去。夜晚他就睡在閣樓里面。他睡得鼾聲四起。
事實上,閣樓比大家想象的要結實得多。十幾年后的今天,它依然完好無損。這個化腐朽為神奇的閣樓幾乎成了801廠的樣板工程。同樣蝸居在赭紅色樓群里的工人階級兄弟,紛紛登門取經。很快,很多戶人家都自建了這樣的閣樓,居住困境因此大為緩解。廠領導也懶得過問這股自建風——一堆無人問津的老房子,你們想怎么折騰就怎么折騰吧。
閣樓的面世,將父母分居的秘密暴露出來。之前父親和母親一直睡在里間。閣樓修好后,兩人就再沒在同一張床上睡過覺。訝異歸訝異,更多的是頓悟。敢情父親和母親同床異夢已經很久。
印象中父母最后一次鬧別扭,發生在閣樓建好半年后。那天母親從學校帶回一張水彩竹子畫,是宋老師的手筆。母親覺得挺雅致,便將畫裱了,掛在客廳里,灰暗的家里頓時有了一絲綠意。
父親不知是受了啟發還是受了刺激,突然就迷上了種植花草。他找工廠的花工要了好些花苗。牡丹月季居多,也有文竹和茶花。家里本來就小,這些花花草草一旦駐扎其中,人便幾乎無處落腳。母親雖不說話,但臉上寫滿了苦不堪言。父親知趣,將這些花草都轉移到了陽臺上。一天,母親在陽臺炒好一盤四季豆,剛一轉身就讓十面埋伏的花盆給絆了一下,四季豆撒了一地。母親悲從中來,飯也不做了,把盤子往桌上一擱,轉身就把陽臺上的花草往樓下搬。父親慌了神,阻止也不是,幫忙也不是。母親將那些花盆都撂到樓下的空地上,眼角掛著淚回到家。
母親用這種方式,徹底否定了父親的附庸風雅。
父親坐在家里,呆若木雞。母親冷靜了一會兒,起身回到陽臺,將摔了一地的菜清掃干凈,又重新炒了一盤端上來。母親進進出出的時候,父親一直在輕聲嘆氣。
他們鬧別扭的表征就是如此奇特。與其他家庭里女人的呼天搶地男人的拳腳相加等常態模式截然不同,他們鬧別扭通常是這樣的:母親繼續做自己的事情,不置一言,父親在一旁用抒情哀怨的語調輕嘆。這樣的局面,很容易讓人相信是沉默的母親在理,而父親的聲聲不斷,倒像是在試圖博取他人的同情。
沒過幾天,那些被逐出家門的花花草草就被清潔工收拾走了。
六
我上初二時,母親終于調動成功。遺憾的是,盡管她竭盡全力,卻依然沒有辦法解決我的戶口問題。她只身一人返回了武漢,在漢陽區的一所中學教書。
父母開始了長期兩地分居的生活——其實即使在一個屋檐下,他們也早已分居。奇怪的是,這種游離狀態并沒有損壞他們的婚姻,相反,他們似乎比以往還更親密了。每逢假期,母親就往谷城跑;父親則因為我的留下,眉眼都舒展了。此時再回想起那個深夜里父親的請求和母親的哭泣,不知他們會不會同我一樣,多少會覺得當時的悲情其實有點好笑。
因為沒能和母親一起走成,起初我還有一種被遺棄的挫敗感。但母親臨走前的一番話,將我的希望重新點燃——“母親實在沒有能力把你弄回武漢了。好好學習,宋老師會輔導你的。將來考上武漢的大學,就能和母親團聚了。”
正如母親所叮囑的,我同宋老師越走越近了。宋老師真誠地響應著母親的委托,對我特別照顧。倒是父親對宋老師一直不冷不熱的。父親當然不希望我和宋老師走得太近。我猜想他是有點害怕宋老師將我從他身邊搶走。但他也希望我能跟著宋老師多學點東西。801廠里工人居多,像宋老師這樣有文化又熱心的人是罕見的。父親就抱著情感上排斥、理智上支持的心態,目睹我和宋老師越來越熟絡。
宋老師大母親七、八歲的樣子,是子弟學校頗有聲望的英語教師。雖然他和我母親同為初中部教師,但來往并不密切,也就是見面點點頭,打聲招呼,簡單寒暄幾句的程度。都是有點矜持的人,來往便也是克制的、有分寸的。宋老師和母親的境遇有些相似,我想這大概是宋老師愿意輔導我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我自己也爭氣,宋老師說我“有培養前途”。教師總是有一點職業性的挑剔,對有希望的學生還是上心一些。
和父親完全不同,宋老師是個雅趣頗多的人。文學、圍棋、繪畫他都有一手。在子弟學校的教師隊伍里,真正的大學畢業生很少,大多是師專或中師畢業,宋老師卻是實打實的大學生。他早年畢業于華南師范學院外語系。之所以落到這個山溝里,聽母親說,完全是因為當年所謂的政治錯誤。據說他和一個臺灣親戚有聯絡,被人檢舉揪了出來,把他發配到這個山溝來教書已經算對他客氣的了。
宋老師走在801廠里,很有點超塵拔俗的味道。他是個高大清爽的人,面部棱角分明,五官跟模子刻出來的似的。他的眉眼有些意思:眼窩輕微凹陷,眼白泛青,睫毛長長翹翹,根根茁壯分明,襯得眉弓愈發醒目,加上眉毛深濃,真是有點像電視里的外國人——按當時的說法,這叫長得“洋氣”。
和長相一樣突出的是他的倒霉。他的愛人是軌枕車間的技術員,兩人結婚還沒兩年他愛人就出了事。那天他愛人在車間里檢查軌枕質量,身后一束綁扎牢實的鋼管突然把鐵絲繃斷了。鋼管反彈過來,擊中她的后腦,人當場就昏死過去,之后再也沒有醒來。那時還沒有“植物人”的說法。很多年后大家回想起來,宋老師的愛人其實就是個“植物人”。
宋老師照顧昏迷了的愛人六年。六年里他愛人一直沒生褥瘡,這被職工醫院的醫生視為奇跡。但更大的奇跡并未出現。六年后,他愛人死于呼吸系統感染,而朝氣蓬勃、年富力強的宋老師,也已褪盡了青春華彩。
很多人在背后議論,說宋老師妻子的死對他來說不啻為一樁幸事。大家都相信他的霉運會隨著妻子的死亡而結束。而且這時政治成分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被人看重,以宋老師的條件,想再婚并不難,還有得挑。
但老天又給宋老師開了個玩笑。妻子去世不久,岳母突發腦溢血,宋老師又迎來一個偏癱患者。
兩年后,宋老師的岳母去世。
八年。抗日戰爭都打完了。宋老師最好的年華全賠了進去,他被磨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眉宇間已經有了一絲暮意。工廠里有熱衷算命的人說宋老師八字克妻,天生就是個孤老命。不知道是不是被這樣的傳聞嚇住了,再沒有人給宋老師介紹對象,而宋老師似乎也無意續弦。與母親不同,宋老師從來就沒有想過返回城市。或許他也知道自己回不去。他就這么安之若素、簡簡單單地活著。不抱希望,也不絕望。認真上班,下班就窩在家里。在大家心目中,他已經不再是一個“人”,他只是一個“教師”。
記得有一年端午節,我在去澡堂的路上看見宋老師在食堂買了幾個粽子。他邊走邊拆開吃,大概是噎著了,神情倉惶地到處找自來水管。我突然覺得宋老師真是很可憐。
母親離開谷城后,我失去了最好的玩伴和朋友。與父親又實在玩不到一起去,內心的孤獨可想而知。宋老師這個時候的出現,就像一場及時的心理慰藉,令我重新振作起來。
或許是經歷過于坎坷,宋老師在外面始終是穩重沉默的。但在我面前,宋老師煥發出了另一種神采,甚至顯露出了一絲并不符合他的年齡和身份的孩子氣。我還記得第一次去他家,素樸潔凈的房間,像醫院一樣冰涼。他家也在赭紅色樓群里,和我家規格一樣的一室一廳,但因為是獨居,所以倒顯得有些寬敞。空氣中有隱約的藥味,大概是因為家里曾經有病人長期臥床,這味道已滲透到墻壁里,消不掉了。書柜里裝滿了教科書和文藝類書籍,書有的橫著放,有的豎著放,有的抻著兩條腿,代表著正在閱讀的狀態。桌面上是一摞從廠圖書室借的雜志,《人民文學》、《十月》什么的。宋老師從櫥柜里掏出一聽麥乳精。我喝了一杯,他又給我沖一杯。我喝完第二杯,他馬上再續上一杯。“我,我真的喝不下了。”我對宋老師說。此時宋老師的眼神已經不對,他一歪頭——我真是萬分驚詫已經四十多歲的他居然還有一歪頭的天真——笑得像個孩子:“其實麥乳精干吃特別好吃,比沖的還好吃。我常常偷偷這樣吃,不信你也嘗嘗?”
我頓時感覺毛骨悚然。宋老師的表現有悖常理。這是一種父母對幼子才有的故作天真。我知道宋老師是沒有孩子的。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他將我視為他的孩子。我只能是我父親的孩子,盡管我并不崇拜他。
再者,宋老師所言的“偷偷這樣吃”讓人感覺蹊蹺。他家里就他一個人,根本不會有旁人監看他,也不知這“偷偷”二字從何而來?難道他妻子和岳母還在家里陰魂不散?我決定再也不來宋老師家了,以后還是在辦公室里向他請教問題吧。
七
在801廠,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軌跡是相似的。小學生一放學就揮舞著書包在附近的山林里嬉鬧追打。初中生里,極少有人想上高中考大學,讀個大橋局自辦的技校,畢業后回廠當工人,吃喝不愁,過過小日子完全沒問題。成績好些的,則更樂于考同樣是大橋局自辦的橋梁中專,畢業后回廠當個技術員,工作之余念個函大電大,慢慢往上提,朝干部的方向走。理想在這里連奢侈品都不是,它壓根就不存在。
窗戶是被宋老師推開的。
他帶我們班的英語課,他喜歡用幻燈片來練習大家的口語。幻燈片里的風景讓我們大開眼界。有一次,幻燈片里是武漢的英語簡介:長江大橋,武漢三鎮——“別看人家是鎮,可是人家一個鎮比咱們這個縣城大10倍都不止!”宋老師說。大家不禁咋舌,這鎮也太大了吧,每天上學還不得走死?又陸續見到了武漢大學的櫻花、華中師范大學的桂花、中山大學的棕櫚……“你們以為801就是整個天與地么?讀個技校,回廠做個工人,把父母走過的路再走一遍,你們覺得這樣有意思么!你們看看這些大學,光校園的面積,就比我們廠還要大。”這下大家更吃驚了。平素我們總在抱怨801廠實在太大了,上學、去澡堂洗澡、去食堂買饅頭,騎自行車都要騎那么久。沒想到,居然有比801廠還要大的學校!而且那些學校里什么都有:高大明亮的圖書館(廠里只有一個圖書室),寬敞規范的操場(廠里鍛煉全靠在馬路上撒足狂奔),甚至還有游泳池(廠里的大人小孩全在南河里狗刨)——天,這么一比較,這個被視作安樂窩的801廠其實什么都不是!
我坐在板凳上,心里像沸騰了一樣不停翻滾。我感覺十分難受。我知道有什么東西不一樣了。
亢奮的狀態持續了好幾天。幾天里,吃不好,睡不好,心頭酸脹,總想大喝一聲。一天上課時,我開始感覺肚子不舒服。第二天,腹痛開始加劇,還伴有發燒。宋老師感覺我不對,把我背到了廠醫院。
我靠在宋老師的后背上,奇特的馨香撲進鼻子里。像是檀香,又像是茶香。是同父親身上木質和油漆混合的氣味迥然相異的味道。我也發現,宋老師的頭發里,已經摻雜了一些白發。
給我看病的是職工醫院的老醫生。他給我做了觸診,診斷我是急性闌尾炎。
“您就這么摸摸,就肯定是闌尾炎?”宋老師和我一樣感覺不可思議。
老醫生篤定地笑:“癥狀和體征都很典型,麥氏點壓痛和反跳痛都很明顯。”
真是神奇。老醫生說先查個血象,可能要動手術,這讓我害怕起來。老醫生還是笑瞇瞇的:“不要怕,一個小手術,爺爺已經做過好多次了。”
父親還未趕到,宋老師背著我去做檢查。盡管肚子很疼,人也在發燒,但靠在宋老師背上,我卻感覺無比熨帖。我忍不住說:“做醫生好有意思啊。我以后也要做醫生。”我的語氣是羞怯的。一直以來,我羞于對他人談及自己內心的想法。是宋老師的安妥鎮靜消融了我的膽怯。
宋老師淡淡地笑,鼓勵我道:“要做醫生,就得讀醫學院。你一定能行的。”
父親到了。術前談話、簽字,一切按部就班。父親和宋老師看著我推進手術室,臉上的擔心如出一轍。
我醒來時,已是在病房里。藥水勻速地滴落。父親和宋老師一個站在左邊,一個站在右邊。
看見我醒了,宋老師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局外人身份。他訕訕地對父親笑笑,囑咐了幾句術后注意事項,便靜靜地推門離去。很多年之后,當我回想起這一幕,想起宋老師眼中的不舍、難堪,甚至是委屈,陷落在暮色般的恓惶里,我仍是忍不住想要落淚。
我在病床上,把之前告訴宋老師的話復述給父親。與宋老師的平靜不同,父親幾乎是被電擊了一般呆望了我好一會兒。我怯怯地喊一聲“爸”,他才猛然回過神來。他一反常態像個孩子一般手舞足蹈著:“哈哈,我兒子以后要做醫生!”我正要制止,一個護士恰好推門進來。父親未能及時收勢,揮舞的雙手僵在了空中。我害臊地閉上了眼睛。
八
中考時我考了個體面的分數,順利考上了襄樊五中。我離母親設定的目標越來越近了。
中考成績是宋老師幫我拿的。在他的辦公室里,宋老師把成績單放在我手心:“以后我輔導不了你了,你要靠自己去努力了。”我接過成績單,開心地笑著。宋老師注視著我,眼珠完全定住了。我明顯地察覺到,一種失控的情緒正在狹小的辦公室里潛滋暗長、醞釀發酵。宋老師的舉止突然親昵起來。他抱住我,力氣越來越大。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難堪。這樣的舉止,幾近狎昵,已然超越了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界限。我甚至看見了宋老師眼中的淚光——對我來說,這近乎恥了。我掙扎著跑掉了。
同樣高興得失態的還有父親。父親拿著成績單興奮得像個孩子,還專門做了一桌好菜,自斟自飲。父親的興奮讓我有些莫名其妙。考上重點高中又不是什么特別了不起的事情。倒是這桌菜確實挺好吃的。
上高中了。我心無旁騖,除了學習什么都不懂。有這樣的心態,成績不好都難。這時,我所學到的東西已經遠遠超越了父親的知識范疇,我們之間的交流也越來越少。每次回家他只有一句話,反反復復地說:多吃點,吃好點,不要委屈了自己。
他沒多少錢的。家里除了他自己做的家具和竹器,還有什么呢?一臺黑白電視機。就這了。但哪怕荷包里只有一塊錢,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我。
他一直在努力掙錢。這種努力隨著我進入高中,變得愈發顯著。家里的經濟狀況因為父親的努力在明顯好轉。那時,家家都買木材找父親定制家具。父親收費不高,作出的樣式也是大家認可的四平八穩的風格。父親就是靠著一朵朵刨花、一枚枚釘子,日積月累,攢足了我的大學學費。
我每個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坐那趟襄樊到安康的列車。坐的次數多,和這趟車幾乎成了朋友,甚至每個車廂的服務員都面熟了。破破爛爛的車,我當時自然不會想到它會一直用到我年屆三十。
在家里休息一個周末,改善下生活,帶上換洗衣服,周日下午再坐車返回襄樊。我還記得高一期末考試之前的一次返校。六月,氣溫像西瓜一樣熟了,我靠窗坐著,不停地出汗。父親一邊問我渴不渴,一邊把目光落到了一個茶水攤點上。我預感不妙,忙說我根本不渴,但父親已執意朝茶攤跑去。他取了一杯茶水便朝我跑過來。他惟恐列車啟動,所以步子很急,錢也沒來得及付。賣茶水的邊追邊叫:“杯子杯子!俺的杯子!”
全車廂全站臺的人,都聚焦著這一幕。我氣惱極了,將身子縮到座位里,用最快的速度灌下了那杯茶水。這樣的茶水攤,還是我上小學前的盛行物,現在早沒人用這種不衛生的方式喝茶了,也虧父親想得出來。我把杯子還給追上來的攤主,攤主收了杯子和父親的錢,嘟嘟囔囔地走了。
這輩子都忘不了這場窘境了。我決意不再正視父親。火車開動了,我沒有看窗外。父親肯定還在站臺用目光追尋著我,但我寧可裝作什么都不知道。那時我十五歲,虛榮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我不再愿意和父親一起出門了。父親可能連一米六都不足的身高,還有因過度操勞而顯得滄桑的容顏,都讓我隱隱的難堪。囫圇吞下的那杯茶水,水里零星有幾片茶葉。我把它們嚼碎了,苦澀的味道久久不散。
九
心思開始變得紛亂復雜,是在高二。
每天晚飯前有一堂自習課。那天,窗邊突然熱鬧起來。一個大嗓門的女生扭過頭:“陸遠橋,有人找!”
站在窗外的是宋老師。上高中后,我和宋老師已經很少見面。放假回家,我也總是故意躲著他。兩人之間似乎有了一點心照不宣的隔膜與疏離。
宋老師朝我笑笑。那一瞬,我小小的虛榮心突然漲得滿滿的。因為覺得父親的形象實在拿不出手,所以我堅決不讓他來學校看我。同學都有些奇怪,怎么從來不見陸遠橋的家長來探望他。但今天的宋老師,不得不承認,確實很有風度。一身漿洗得干凈挺括的中山裝,一條煙灰色圍巾,干干凈凈的微笑著的臉……他瘦了很多,面頰卻因此愈發棱角分明。
宋老師是來襄樊辦事的,順便看看我。他請我在鼓樓商場附近的一個餐廳里吃飯。我問他:“你怎么瘦了這么多?”
宋老師還是笑。這是他一貫的表情。永遠是云淡風輕的微笑。好像那么多磨難從來不曾在他身上發生過。
吃完飯,宋老師送我回學校。一路上,他反復叮囑我要好好學習,注意身體。他有些失神,眉宇哀傷,人也變嘮叨了,而之前他總是言語節制、點到即止。
“那,我走了。”看得出宋老師還有好多好多話想囑咐我,可是我真的要遲到了。
“走吧。”
我走進學校很遠,轉身看見宋老師灰色的身影湮沒在漸漸黯淡下來的夜幕里。
晚自習后,宿舍里總有幾分鐘夜談會。下鋪仰天蹬起我的床板:“今天來的是你爸不?看上去好排場哦!”
我不置可否。有些心虛,又有幾分得意。我把臉蒙在被子里,忍不住想笑。
有時生活的急轉直下真是驚人的。
高二暑假,學校只放了很少幾天假。大家早早回到學校,要進入高三沖刺了。
一天傍晚,母親突然來了。我已經好久沒見到母親了。母親陪我在外面草草吃了飯,詢問了一下我的近況。我如實相告。母親心事重重地說:“那就好。橋橋啊,其實我這次來,是想帶你去見一個人。”
在襄樊市中心醫院腫瘤科,我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宋老師。
“宋老師,你這是咋了?”面前的宋老師已經不復一年前的風采。他面色橘黃,瘦得完全脫了型,肚子卻像孕婦一樣鼓得老大。
母親在病床前頓了一會兒,又和宋老師互視了片刻,然后對我說:“橋橋,喊爸爸。”
“啊?”
“橋橋,喊一聲爸。就一聲。”母親的語氣已近哀求。
我腦袋嗡地一下,人呆住了。
雖然之前也有過這樣的直覺,但我從沒當過真。剎那間,所有的困惑全部豁然而解:我和宋老師越來越像的、有點歐化的眉眼;完全不像父親,快和宋老師齊肩高的身量……
“媽——”我側過身,咬牙切齒地朝母親吼了一嗓子。
我怎么喊得出口。倒不是扭捏和害羞,實在是太過荒謬和離譜。我甚至感覺到了惡心。一年前室友的誤解令我竊喜,今天誤解成真,反倒令人羞恥。
“橋橋快喊啊。”母親的眼淚快出來了。
“算了,不要勉強他。”宋老師勸道。他的聲音輕得像羽毛一樣。
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宋老師那次來襄樊辦事,想必就是發病來確診的。或許,那時他多半已經被確診,所以帶著蒼茫的面具,緊趕慢趕,趕在形神俱毀之前,到學校來看看他的親生兒子。
再推測一下,不難算出我應該是誕生在宋老師的愛人去世后、岳母發病前的那半年里。現在看來,是宋老師岳母的突發重病,徹底打亂了宋老師和母親當時的計劃。以他們當時的狀況,是根本承載不了一場婚姻的。
可是他們這樣,不是對“父親”的背叛嗎?原來我一直有點不屑的“父親”,才是那個最最可憐的人!他養了我十七年,而我根本不是他兒子!“父親”這個木頭疙瘩,居然被瞞了這么多年!
母親和宋老師可真能偽裝。他們兩個平時見面也就是簡單打個招呼,誰會想到背后卻深藏著這么多不為人知的事情。
那真是崩潰的一天。天地都變得怪異起來。錯綜復雜的念頭像肥皂泡一樣不斷往外冒,腦海里全是噼里啪啦的爆裂聲。我想我就快完蛋了。上天給我的這個玩笑像掄圓了的耳光,左右開弓,把我扇成了一個撥浪鼓。
巨大的荒謬感并沒有因為不久后宋老師的去世而結束,反而進一步惡化。
宋老師去世時,我一滴眼淚都沒掉。我并非不悲傷,只是這悲傷被巨大的荒謬感所包裹,蛹一樣被困在繭里,找不到出口。
此外,我也做不到母親反復給我交待的,像一切都不曾發生似地繼續生活。回到家,雖然可以做到不向“父親”談及此事,可我再也無法直視“父親”的眼睛,甚至,我再也不能對他喊一聲“爸”。
如果我喊他爸,那,那個已經去世的人是我什么?
如果宋老師是我爸,那這個喊了十幾年的爸又是什么?
混亂的關系如蛛網將我纏住了。
從此對著“父親”,我只能直說:你。每次開口之前都斟酌躊躇半天,確保不讓那個已經熟極而流的“爸”脫口而出。
“爸”成了我的口語倉庫里,一個被徹底封存了的詞匯。
十
801廠在九十年代中期步入頹勢。
客觀地說,工廠領導還是殫精竭慮在想辦法。無奈工廠蝸居山區,資源、交通、資訊都成問題。閉塞的環境使工廠越來越跟不上時代。工廠長期接不到工程,效益越來越差。這么看來,母親早年的警覺是對的。她早早就離開,避免了將自己的命運完全被動地捆綁在工廠身上。
就在外部風雨飄搖、內心凌亂蕪雜的背景下,我考上了武漢的一所醫學院。這是我第一次去武漢。同樣也是“父親”的第一次。
在谷城火車站候車時,“父親”說,這是他第一次去這么遠的地方,居然還要坐火車!如果不是我考上大學,他永遠都不會有這個機會。“父親”言語里的興奮和感激,都令我難過。
在火車上,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話格外的多。顯然他很樂意同那些陌生的乘客分享他此行的目的。那是屬于他的小小虛榮。
“老師傅,您這是去哪里呢?”
“去武漢,送兒子上大學。”
“念啥咧?”
“臨床醫學。”
“哎呦,那敢情好!畢業后當大夫!”
我難堪得想撲出窗外。捱到中午,等其他乘客都睡得東倒西歪時,我鄭重地對“父親”說:“你,不要再這么多話了!真的很惡俗!”
“父親”知趣地閉了嘴。他打開食品袋,取出兩塊在廠食堂買的雞蛋糕,近乎討好地遞給我。我們各自咀嚼著一個蛋糕,“父親”看著窗外連綿不絕的山巒,突然很隨意很平淡地說:“今天是我生日。”我陷進蛋糕里的嘴停止了咀嚼,手顫抖了一下,愣在那兒半晌說不出話來。
我從來不記得“父親”的生日。但“父親”一直記得我的。我十歲那年,廠里的副食店還不能做生日蛋糕,“父親”便跑到縣城,給我買了一個。小小的,不太新鮮,奶油厚實甜膩。全被我吃掉了,“父親”嘗都沒嘗一口。
眼前的這個人,我的社會角度的“父親”,他的皺紋居然這么多了。原先我雖然不崇拜他,但一口一個“爸”還是親熱熟絡的。再不完美的爸,也是你的爸,是天下唯一一個可供你扯皮耍賴的爸。但那件事情之后,“爸”這個字,我是再也叫不出口了。
我相信他也感覺到了。可他什么也沒說。
在武昌南站,我們見到了母親。我和“父親”第一次去了母親在武漢的家。一路上,“父親”在公共汽車上不停感嘆。真大。武漢真大。武漢怎么可以這么大。“你聲音小一點兒!”我扭過頭提醒他。母親淡淡地笑了笑。對“父親”的一切,她都一如既往地了然、包容。原來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現在我明白了。母親自覺有愧于“父親”。與其說她對“父親”包容,倒不如說她是借此來尋求心靈的救贖。
房子在漢陽區建橋新村。兩室一廳的舊房子,面積很小。客廳小得——三個人在里面都顯得有些轉不過身。房間里每件擺設都是真刀實槍起作用的,花哨的裝飾品在房間里絕對找不到。這樣的房間就是為了盛納被生存之韁緊緊束縛的中年婦女的生活的,它杜絕一切華而不實。母親輕聲說這房子來的很是不易。母親辛辛苦苦返回城市,但看得出來,她在城市里生活得也未必有多如意。
晚上去外公外婆家吃飯。長到十八歲,我第一次見到了外公外婆。當年,母親作為一名中學教師,嫁給一個地方上的木工,外公外婆為此痛心疾首,將母親視為家族的奇恥大辱,甚至很長一段時間與母親斷絕了來往。
見面時并不親熱,也不生疏,幾句寒暄過后便是幾乎沒有言語交流的晚餐。這頓飯的核心是我和“父親”。外公外婆的目光不時聚焦到我身上,帶著審視和打量,而對木訥沉默的“父親”視若無睹。這樣的刻意讓我和“父親”都拘謹萬分。我吃得小心翼翼,惟恐吃相不雅,又擔心咀嚼聲音太大。無疑,這是含蓄內斂的一家人,飯桌上籠罩著一層特殊的氣場,所有人都在故作鎮定。
回家路上,我偷偷對母親說,以后再也不吃這樣的飯了,雙方都難受。那時我已懂了一點人情世故,明白這樣的飯局,最受傷害的,其實是“父親”;而從根本上來講,他又是最無辜的那個人。
母親給我收拾東西。她邊收拾邊說:“現在好了,你考到武漢來了。以后每個周末都過來。洗個澡。換身衣服。改善下生活。”“父親”在旁邊聽得樂呵呵的,仿佛是他自己在享受著這樣的溫馨。
大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沒有特別的欣喜,也沒有特別的不快。經歷過這些事情,我的內心已然鎮定了許多。生活中最真實最荒謬的面目都見識過了,我想,不會再有什么變故會讓我大驚失色了。
十一
然而不,不是這樣的。我想說的是,即便你活到了一定份兒上,自認神經已是金屬質地,但當新的意外砸向你時,你還是會心悸,會失態,會不知所措。就像在電視里看到的過山車,坐在車里的人對將要發生的一切都有所預期,可面對每一個新的俯沖,他們還是會失聲尖叫。
我的大學生活在1996年的夏天戛然而止。
那一年暑假,我回到谷城,用做家教的錢給父親買了一個生日蛋糕。“父親”的生日,我記得的,8月25日。“父親”那一年50歲。
這是“父親”生命中的第一個生日蛋糕。
八月的最后一天,我啟程返校。同以往獨自一人不同,這次還多了個旅伴。陸小軍。大伯的次子。我的堂兄。堂兄這幾年發了。他初中畢業后,去了昆明打工。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工,總之是有了錢,家里三層樓的房已經蓋起來了。這個夏天,他也從云南回來,在涼爽的谷城蹲了一夏,準備坐車到武漢,然后轉車去江蘇“進一步開拓事業”。堂兄說,他還想再蓋一棟三層樓房,專門用來養豬養雞。這話是當著“父親”和我的面說的。我知道他為什么這樣說。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他們家的人合不來。”我抱怨“父親”。怎么就攤上這么個旅伴。
“唉,畢竟還是親戚。”“父親”說,“總不能叫人家說,你考上大學了,就瞧不起人家了。”
“現在是他瞧不起我吧?”我忍不住笑了,“不過我也不稀罕和成功人士來往。”
“你看你。其實也就順個路,路上有個人照應總是好的。”
“那你給他說好,到了武漢,就各走各的。我可不想和他有什么深交。”
“那是那是。他打工也忙,不會麻煩你的。”
在火車上,兩人倒也相安無事。他旁若無人地啃著鳳爪,嗑著瓜子,喝著啤酒,很自得地享受著。很快我的雙腳就陷在一堆雞骨和瓜子殼里了。看得出來,他做人的所有快樂和底氣都來自于荷包。他對自己的人生狀態很滿意。
快到武昌站了。他的東西多,我就一個包。“弟,幫我背個包吧。”他左支右絀的,有些狼狽。我幫他背了一個包,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訴他:“一出車站,咱們就各走各的,我回我的學校,你去開拓你的事業。”
“那是,”他叼著煙,模仿港臺片里的阿Sir甩甩頭發,“我江蘇的朋友還在等我咧。”“朋友”是他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之一。
下車后,在站臺上才走了兩步,我就感覺有點不對。怎么冒出這么多穿警服的人?突然我發現跟在身后的陸小軍泥鰍一樣快速往人群里鉆。我還沒回過神,幾個警察已經撲過來,把我壓倒在地。
血涌出了鼻子。“怎么回事?!”我又驚又痛。
那個倉皇逃竄的家伙也沒能跑出多遠。
“你們,”我掙扎著,“你們一定是弄錯了!”
“錯不了,逮的就是你們!”
“我根本不認識他。”我知道一定是陸小軍犯了什么事,急于撇清自己。但這句話聽上去更像是畏罪推諉。
在火車站警務室,陸小軍的幾個包被一一肢解。他們打開我幫他背的包,用刀片劃開里面的夾層,一層又一層塑料薄膜被撕開,終于一包東西掉了出來。“看,還說沒有!”警察證據確鑿地看著我。
“混蛋!”我如夢初醒,邊踢邊朝陸小軍怒吼,“這就是你的事業?!”
他像霜打了一樣,蔫著腦袋,阿Sir的屌樣不翼而飛。更多的東西被搜了出來。半晌他抬起頭說了句實話:“各位大哥,真的和他沒得關系,只是讓他背一下,我一個人背球不動。”
“別大哥大哥的亂喊,這里沒人是你大哥!”警察糾正他。“他是你什么人?”
“我堂弟。”
警察上前啪地給了我一耳光,頓時我明白了“眼冒金星”絕非語言學上的夸張。
“站好站好,別以為踢他就能撇清自己。你剛才不是說根本不認識他的嗎?!”
十二
十年前的這一幕,就像肌理清晰的一場噩夢。之后的很多年,它還一遍遍地在我腦海里閃回。我立于其外,像一個情緒被充分調動起來的旁觀者,既無法抽身而退,又無法強行闖入逆轉乾坤。
這件事情成為命運的分水嶺。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幫堂兄運了毒,判刑十二年。堂兄給判了個死刑。運量太大了。據說律師當時接了案子,第一句話就是:“這人的膽子也太肥了。”堂兄從小就有無知無畏的素質,做事從來不考慮后果。
父母來襄北監獄農場探望我,我只愿意見母親,不肯見“父親”。
對大伯家長期積壓的憎惡,此刻全部爆發了。只是這一次,所有的情緒,全部轉嫁到了“父親”身上。
母親對我說:“不要怪爸爸!”
“他根本不是我爸!”
母親說著說著眼淚開始打轉:“他好歹養了你二十年。”
“我把我最好的十二年都賠給他了!”
“橋橋,”母親泣不成聲,“我真不知該說什么好……事情到今天這個地步,真是完了。”
真是完了。
青春。夢想。希望。全部被一把掐死。
鐵窗生涯就這樣開始了。自由的喪失倒在其次,人格的屈辱首當其沖。從入獄的第一天起,我就要學著放棄尊嚴。我要將自己視作一個真正的犯人,一個確實運過毒的丑陋分子。否則,這樣一個荒謬的自我改造過程,將難以求證和維系下去。
說來不可思議,第一樁考驗人的居然是上廁所。
監獄里的廁所自然是公用的,但這個廁所也太簡陋了:一個破敗的磚瓦棚,兩條縱深的長溝,一寬一窄。窄的是小便池,高峰的時候站成一溜。寬的是大便池,辦事時需橫跨其上。沒有固定位置,甚至沒有隔板。兩個同時解決問題的人,赤裸相見便不可避免。面對面地蹲著,低頭即見對方黑黢黢的家伙,平視顯得頗具挑釁意味,于是我只能保持仰天長嘯狀——鵝鵝鵝,曲項向天歌……一邊蹲著一邊默誦,結果蹲了半晌還是一無所獲。
“解不出大便怎么辦?”整整三天有始無終,我欲哭無淚地問同宿舍的一個犯人。
“唉,剛開始我也這樣。你把對方想成一坨屎,就可以屙出來啦!”
“哦。”難怪他們對著我可以流暢自如,原來在他們眼里,我不過是一坨屎——都混到這個份兒上了,可不就是一坨屎嗎?
想通之后,難題迎刃而解。一坨屎,終于可以鎮定自若地對著另一坨屎活色生香。
接下來,是無止境的的改造學習。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學時代。大家圍成一圈誦讀各類文件和指示,不時群體交心,每個人都要踴躍發言,深刻剖析自己的劣根性,真誠交流入獄后的心路歷程,展望出獄后的全新人生……
身邊的人和我一樣,都暫時或永久地失去了自由。但與我的放任自流不同,他們有得是逆流而上的斗志。我悄然尾隨他們奮力擺動的尾鰭,觀看著他們為了盡早出獄而做出的或狡黠或盲目的努力,無所不用其極的努力。
一位挪用公款的水運工程學院教授,他曾經帶過的研究生以他的名義完成了一個研究課題,還得了獎。他得逞了。他因此被減刑三年。出獄那天,他在眾多弟子的簇擁下揚長而去,風光得像結束考察的領導。
一個無用但無畏的無期徒刑罪犯,將兩根手指喂進了脫谷機的嘴巴。他也得逞了,如愿以償保外就醫。
既無用又無膽的人也在努力。他們靠的是“不怕臟、不怕苦、不怕累”。有兩個人,每次打掃衛生,都像幼童奔向親娘一樣直奔廁所。甚至有一次為了廁所的打掃權還發生了爭執。當然最后他們也得逞了。裹著一身屎味的他們,分別提前半年和四個月離開了監獄,將那座臭烘烘的寶藏留給了后來者。
……
我在監獄里清醒地看到了原始狀態的生命力量。雖然很多人的努力并不光彩,甚至齷齪,但我依然會被他們強烈的生存渴望所打動。這些努力是當時的我所匱乏的。入獄后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茫然的、消極的、渾噩的。我連最基本的生命力都不具備,哪怕這種力量在土地里靜默的莊稼身上都能找到。
是了,莊稼。入獄前,雖不至于五谷不分,但對于土地和莊稼我是生疏的。而在襄北農場監獄,土地就是我們的家,莊稼是我們的左鄰,二十四節氣是我們的右舍。我該慶幸收留自己的是襄北監獄農場。“勞動改造”是我們服刑的一部分,我卻因此結識了土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入獄前,時間在鐘表上轉著虛空的圈;入獄后,時間是谷倉里具象的堆積。春天,旋耕機翻開泥土,大地漾起了泥浪。蓄勢了一冬的土壤將幼芽托出地面。幼芽們大口大口吮吸著雨水,沒多久便綠出了氣候。夏天天熱,卻是農活最多的時節。大家排隊走過田埂,無數只手臂在陽光下呈現出古銅色的反光。光腳探進水田,腳丫踩斷了花草的莖稈,空氣里氤氳著植物漿液的清香。累了偶一起身,眼前的水稻青翠俊逸、揚花抽穗。秋天,所有的辛勞見了分曉。陽光雨露,都釀成了金黃的稻谷。轟鳴的收割機將成熟的水稻割下,白生生的大米很快將裝滿糧倉。這時就要養田了。土地剛剛娩出了糧食,氣虛血弱,需要休生養息。板結的土地被重新犁松,開始補食新鮮空氣和肥料。此時的土地,平整靜謐,就像坐月子的女人,平添了從容豁朗的母性光輝。然后是冬天了。土地上只剩下宿根與枯茬。土地用因果流轉的方式鎖住了自己。土地走進了生命的思索期。寒夜里無涯的寂靜,仿佛是土地耳語給人間的,洞曉天命的緘默。
——土地在耳邊告訴我:人生就是兩個字,種與收。
土地豁暢了我;土地夯實了我。土地收留了我;土地拋遠了我。土地搖醒了我;土地平息了我。土地摔打了我;土地重塑了我。
與生活并行延伸的念頭也就慢慢成型了。看清一個隔世,現世便被旁照得愈發清晰:現世里的人們是如何心平氣和地與生活相攜前行,那些泥土中的礫石一樣的挫折、勞頓、災難,是如何傷害了我們,又如何溫暖了我們。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理解父母,理解宋老師,理解他們和我所經歷過的一切。
父母分別隔兩個月來監獄探望我一次。他們很少一起來,盡量錯開。這樣每個月我都可以見到自己的家人。獄警告訴我,這可能是襄北監獄歷史上探視頻率最高的一對父母。對父親的抵觸已經漸漸淡了開去。他也不是有心的,他又有什么錯呢。他的痛苦無力、進退維谷可能更甚于我——畢竟,他是我父親呵。
入獄三年后,一種奇特的因子在我身上蘇醒了。
我高中時學的理科,高中語文又是眾所周知的枯燥匠氣,所以這之前我對人文類的東西毫無興趣。但經過這樣一番生活劇變,宋老師傳給我的那些基因開始發揮作用了。監獄生活相當枯燥,每天集體觀看完《新聞聯播》,我就去監獄圖書室看書。圖書室里只有為數不多的文學書籍和雜志。將它們一一看完,我決定自己寫點東西。我相信我可以寫得和他們一樣好。經過獄警的審批,我給《襄樊晚報》投了一篇散文。我不清楚報紙的出版周期,一個星期后見報紙沒登出來,以為沒通過。我想這沒什么,我有足夠的耐心繼續寫下去,并且肯定會越寫越好。稿子發表出來是在三個星期后。報紙在同區的囚犯和獄警中傳遞了一圈。這之后,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多了起來。我被委以重任,辦黑板報、寫匯報演出劇本、編輯內部通訊刊物……這時我發現,坐牢并沒有之前自己所想象的那么暗無天日,那么絕望和不堪。哪怕是禁錮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我也能挖掘出生活的樂趣。我想這里面有歲月的賜予,也有宋老師的遺傳。正如他在艱難的鰥居歲月里,同樣享受著繪畫、寫作的樂趣一樣——很多東西潛伏在基因里,繞都繞不過去。
只是我沒想到,生活帶給我的這些樂趣,會為我換來兩年的減刑。這或許是另一種角度的“種與收”吧。
十三
2006年9月1日深夜,我坐在暌違十年的家中。窗外雨疏風驟。在清涼的夜里追憶往事,心情也是寧馨平靜的。
父親回家后,會發現我放在桌子上的行李。我想,還是盡快回武漢尋找工作比較好。在這個小小的縣城里,我的過往已成為一則刊登在報紙法制版的獵奇報道。在一個人人都知曉這段故事的環境里,我是很難找到工作的。而我必須活下去。體面的,堂堂正正的。就像陽光下坦蕩茁壯的莊稼。
父親去火車站送我。一路上,他絮絮叨叨的:“到了武漢,可得聽媽的話。”說完他就后悔了,吶吶地解釋,“我知道你一向是個聽話的孩子……”生怕刺激到我似的。
其實我真的不介意。都過去了。
位置靠窗,父親看我一頭汗,轉身買了一瓶礦泉水遞給我。
我還記得那一年送我回襄樊,父親曾經遞給我一杯茶水。
生活中永遠不缺似曾相識的一幕。
列車啟動了。
我看著父親離我越來越遠。當列車轉過拐角時,站臺上的父親,頹然坐在了地上。父親老了。委頓,知命,疲憊。
我恨自己是一個多么赧然,多么羞于表達內心情感的人啊。
火車啟動前,我多想將那瓶礦泉水遞給又瘦又老的父親,同樣是滿頭大汗的父親。可是當我積聚起了所有的勇氣,我已經離他太遠,夠不著他了。
十四
因為脫離社會長達十年,回到城市后我遇到了很多尷尬。好比第一次坐公汽。我傻傻地坐在位置上等著,納悶為什么沒有售票員來售票。后來是在司機的呵斥下,我才向門口的箱子里投了1元兩角錢。司機白了我一眼:“還想逃票。”我的臉一下子變得滾燙。
——這是每一個刑滿釋放人員都必須經歷的,夾生飯一樣的過渡期。要硬著頭皮咽下去,堅決不能回鍋再造,那樣只能煮成一鍋糊飯。
可以想像那段時期有多難。工作不好找。沒有學歷和文憑。沒有一技之長。難以啟齒的大學終止原因。個人簡歷里無法解釋的空缺的十年……
兩個月后,終于找到了一份來之不易的工作,是在一艘夜游輪渡上做勤務員,干一切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打掃衛生,放映歌碟,搬運酒水……雖然不是正式工,卻是個實在活。每個月有一份相對穩定的收入,我可以養活自己了。
每天第一個來,最后一個走。凌晨兩點半,做完清潔,從浮擺不定的輪渡回到岸上,會有一種特別踏實的、重歸大地的感覺。然后我走路回家。夜班車很難等,也是為了節省車票錢。
到家時往往已是凌晨三點。母親已經熟睡。留在保溫桶里的夜宵,還是溫熱的。
冬天到了。半夜下了雨。走出渡口,我發現母親撐著傘在雨中等我。
“媽,你怎么來了?天這么冷,感冒了怎么辦。”我心疼地責備她。
“啊呀,”母親的聲音里透著歡喜,“我本來都睡了,迷迷糊糊是感覺下雨了。好大的雨,又冷……我在被窩里祈了半天,雨還是沒有停的意思。反正我醒了就睡不著,就想著來接接你,路上還可以和你說說話。”
我回到武漢的第一天,就在母親的書桌上看見了幾本經書。“媽,你什么時候信佛了?”一個人民教師還信這些實在是有些荒謬了。
母親有些不好意思:“到了這個年紀,自然而然就信了。”
不過,虔誠信佛似乎并沒有給母親帶來什么。甚至連一場雨的停止,菩薩也不肯成全她。
這一年,父母都已退休。母親勸父親來武漢住,父親不肯,他覺得還是谷城住得自在,空氣好,蔬菜又新鮮,還有木工活做。“你知道的,他只要能摸著刨子錘子鑿子,人就有精神。一天不沾木頭,他整個人都是蔫的。”母親笑了起來。或許因為是深夜,人有些渴睡的恍惚,那天晚上母親的話格外多。
那天晚上我還知道了很多事情。本來母親和宋老師已經訂好了婚期,但宋老師岳母的重病把計劃全部打亂了。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子未婚先孕足以毀滅她的一生。
所以其實從一開始,母親就向父親坦陳了一切。父親那時就已經知道我的存在了。他對母親提出的唯一一個要求,就是婚后不要再和宋老師來往。母親恪守了這個諾言,父親配合她完成了這出戲。他們結婚后,母親提出打掉我,那時已經兩個月了。父親勸住了她。“既然有了他(她),那就是命中注定的。”這是父親當年的原話。
讓母親難過的是,生下我不久,計劃生育政策就開始實施了,她和父親不可能再有孩子了。這件事讓母親愧疚了一輩子。父親當時也是有些情緒的,但每次一看見咿呀學語的我,他的眉頭就舒展了。他是真的喜歡孩子,即使不是他的血脈。既然這個孩子喊了他“爸”,他就不能撒手不管。
——原來,從一開始,父親就知道我是宋老師的孩子。但他一直視我為己出。寒風涌進肺里,我整個人都快窒息了。
我說父母怎么可以這么多年一直維持著這樣一種高難度的關系。白晝與黑夜一樣截然不同的人,卻相濡以沫了幾十年,任風雨飄搖,還不離不棄的。現在我才明白,將他們緊密連系在一起的,并非是交集的方式。他們兩個人,加上宋老師,三個無力的人,支撐起了一個穩定堅固的三角形。而被嚴密保護在三角形中間的,是我。在宋老師退場后,我則在不知不覺中補上了那個缺角。
“其實老陸心里一直都有數的,后來你不肯喊他爸,他也明白。但他從來不怪你。他只是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可憐。沒人比他好過多少。
“今年過年我們一起回谷城,你父親這些年過年都孤單得要命。我們順便去宋老師的墓地上看一看,他畢竟是你的生父。”
我機械地走著,內心一片蒼茫。雨停了,路面結出了薄薄一層冰花——水要經過怎樣百轉千回的歷程,才能在這薄如蟬翼的厚度里,綻放出晶瑩的光澤?
十五
春節前,我和母親回到801廠。我們發現這里已經面目全非。
和中國眾多的“三線工廠”一樣,陳舊的管理、閉塞的環境、沉滯的節拍……801廠被時代遠遠甩在了身后。在生死存亡的邊緣,工廠的遷址,便成為必然。這一年,工廠的主要部門都轉移到了武漢市蔡甸區。而一些邊緣部門,比如子弟學校、父親所在的木工房等,則留在了當地。
工廠原址已開始衰敗。廠區不復早年機器轟鳴、熱火朝天的景象。家屬區人煙稀寥,空房子越來越多,原先爭得要打破頭的房子,現在像消耗不掉的余糧一樣囤著。
記憶中,801廠的春節,到處花團錦簇、彩旗飄飄,除夕夜鞭炮聲此起彼伏。而現在,鞭炮聲零零散散,夜晚也不再燈火通明,每棟樓都只有寥寥幾盞燈光。
這座大廠的往昔被時代無情地碾碎了。
父親為我和母親的到來興奮無比。他整天樂呵呵地做著家務,置辦著年貨。房子很有些年頭了,卻被他擦得窗明幾凈。帶著歲月痕跡的潔凈,總是令人心酸的。
我知道父親是極其孤獨的。出事之后,他和大伯家都面臨著一場災難。大伯家失去了一個兒子,從此自覺地與父親斷了來往。父親和姑姑家的交往也隨著姑姑一家人的南下打工而日漸稀薄。煢煢的父親,利用消耗不盡的時光,做出了一套微型農具,擺放在櫥柜里。那是父親仿照農具實物,按比例微縮制成的。手推車、大花轎、紡車、碾子、耩子,都是他兒時的記憶。這套小巧精致、古色古香的微型農具,倒是罕見的收藏佳品。曾有人想出高價購買,被父親拒絕了。父親至今用的還是木匠的傳統工具:鑿子、斧子、鋸子、刨子、錛子、角尺、墨斗。可以想象父親是怎樣像老僧入定一般,鋸、刨、鑿、銼、磨,一點點完成這些精致玩意兒的。它們只能是一個人孤獨寂寥到極致時的產物。
而活計的萎縮,加劇了父親的寂寞與失落。以前人們還不舍得買家具,家家戶戶都靠木料去給空房子穿衣裳。如今,原本屬于木匠的活計已被專業廠家所瓜分,木匠的生存空間還能剩下多少?
離除夕還有兩天,我想去澡堂洗個澡。父親說,澡堂早垮了,泡澡池都生青苔了。現在廠里的食堂、澡堂、俱樂部什么的,都關閉了。留在廠里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殘。當年青春肌體一樣富有活力的小社會,如今已蛻變成社會的一個細胞,需要依靠地方的營養來維持運轉了。
一家人,最終走路去縣城洗的澡。
在澡堂我給父親搓背,父親后背被搓得通紅,像個烤熟的大蝦。父親沒喝酒,人卻好像醉了,赤著身子在躺椅上躺了好一會兒才緩過勁來。
年貨已經辦齊。是父親趕在我和母親回來之前去縣城置辦的。他一個人,大包小包,興沖沖地拎回家。而原來,廠里的商店和副食店,就足以包辦一切。
現在的801廠,既蒼涼又落魄。這里不像飽滿的城市,也不像荒寂的鄉村,這里是綢緞抽絲后殘留的縫隙,是舊磁帶歌曲間隙處的沙沙聲。
而留下來的人,同父親一樣,大多是坦然平靜的。工廠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不易察覺,卻又順理成章。每一步都細微渺小,以被人們忽略的速度,細致篆刻著命運的紋理。他們的命運隨著工廠的起伏而起伏,工作、家庭、情感從不曾停止過位移。身處其中的人誰會刻意體察這些時時刻刻的細微變化呢?而我因為缺位了十年,驟然旁觀,看到的效果便格外觸目驚心。
母親和我去宋老師的墓地。
801廠群山環抱,人死之后,都是火化,然后將骨灰盒埋葬在附近的山里。像宋老師這樣的,沒有根基和來歷的異鄉人,去了也就去了,水珠蒸發一般,不著一痕。他和他的妻子、岳母葬在一起。母親說,宋老師的墓穴其實是個空穴。他去世后,他的同事如他生前如囑,將他的骨灰撒在了南河里。
景象荒涼無比。看來很多年都沒有人來看望過宋老師了。他是一個人際如此清淡的人。荒草已經齊人高。我們拔著草,墓碑上的宋老師漸漸顯露出來。照片里的他,沉靜安寧,像一塊被河水撫摸、擁抱和打磨過很多年的鵝卵石。
這個被命運封喉的男人。這么多年,我只看到了他永遠平和溫煦的笑,卻從沒看到他緊咬的牙關。
這時我已經可以理解當年宋老師和我在一起時的失態。坐在他對面的,是他的血脈,是他唯一的子嗣,是他生命的延續。可是這個孩子永遠只能叫他“宋老師”,不能叫他“爸”。他當時已經沒有親人,除了自己創造親人,別無它法。可是他創造的親人卻無法與他相認。
但我心里清楚,他的嚴正,他的狷介,他的清平,他的隱忍,無一例外,都流淌進了我的血液里。
母親告訴我,宋老師去世的時候非常安靜。肝癌來勢兇猛,他幾乎沒怎么反抗,很干脆很輕松地便放棄了。大概也是明白,在命運的洪流面前,個人的抵抗是徒勞的罷。
還記得小時候看《動物世界》。里面說,大象是一種能夠感知死亡的生物。當嗅到死亡氣息時,它會孤獨而從容地離開象群,走到一個獸跡罕至的地方,悄無聲息地死去。
其實宋老師也是啊。
十六
這一年,我最大的變化是可以自如地面對父親了,也可以親熱地喊他“爸”了。多年前被封存的一個詞,終于被重新挖掘出來了。
我聊起我的工作,父親聽了很高興。他現在就喜歡和我聊這些。
他一會兒問:“長江水那么急,在上面漂著是個啥滋味?”
一會兒又問:“暈船是咋樣的?和暈車一樣嗎?”
我竭盡全力給他形容,他聽得津津有味,眼神中有無限向往。到了暮年,父親的好奇心有點返老還童了。
我說:“要不你以后也來坐一次吧。”
父親害羞地笑了:“可別讓領導看見了,影響不好。”
他頓了頓又說:“我以后死了,別埋了,浪費地,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南河里。我漂到漢江,再漂到長江,看你在輪渡上是咋個樣在工作。”
我和母親都笑了。父親難得開個玩笑,而這玩笑竟如此浪漫。
誰也不會想到,父親的無心之語會成為他生命終結的注腳。
父親走的時候非常安靜。他坐在陽臺上曬太陽,收音機開著,是他喜歡的豫劇。大年初三,他非常累了。老百姓過年的準備過程是很辛苦的。父親為了迎接我和母親,打年貨,做吃的,熬了好幾次夜。炸花生米、炸藕夾、炸肉丸子、鹵肉鹵蛋,他用熱烈的食物表達內心的情感,他要讓我和母親一回家就能過上一個安穩舒坦不用出力的年。
他坐在板凳上睡著了。冬日午后的陽光,像溫軟的舌頭舔著他。母親說別打擾他了,讓他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和母親就待在房里看那臺小小的黑白電視。
傍晚,收音機已經是地方新聞了。母親說,他今天怎么睡這么久。我們走到陽臺,父親焊在板凳上,紋絲不動。他雙腿并攏彎曲,上身靠在扶手一側,略微后仰,脊梁則緊貼椅背。這是我們所熟悉的小動物,兔、貓、狗受到驚嚇時準備后退的姿勢。這也是父親一貫的姿勢。
我感覺到了異樣,慢慢走上前。
父親就這樣靜靜地走了。
他蜷縮在暗處的身影,像不小心暴露出來的樹根,躲在樹蔭里,努力想回到土壤的懷里去。
現在,他終于回去了。
治喪。我和母親翻箱倒柜地找父親的照片,要用作掛在墻上的遺照。
父親的抽屜,從我懂事時起就牢牢鎖著。他也從來不肯在我面前打開。
撬了鎖,終于打開了。
里面是大量的獎狀和獎牌。“陸遠橋同學獲得谷橋廠子弟小學1983年三好學生稱號”……甚至有一年春季長跑比賽的獎牌都留著,已經生了銹。這個溫暖而嚴密的抽屜,保護著我所有的榮譽。
父親的照片是那么少。最終我們選定了一張他年輕時候的照片,那時他應該剛剛被選進工廠。
照片上的父親顯得溫柔、青澀,是和宋老師一樣的表情。其實,表情是我們最貼身的一層衣服吧,密合得我們渾然不覺。但父親不是宋老師那樣的鵝卵石質地,而是,像一滴渾然天成的水珠。
晚上,父親退休前帶的徒弟上門說,父親退休后,沒事總跑到木工房干活,在倉庫里留了東西給我,說是留給我以后結婚用的。
我和母親詫異地走到木工房,用父親留下的鑰匙打開他生前使用過的小倉庫。
里面是一套全新的、結實方正的老式家具。是父親這么多年,用收集到的邊角料打制的。
家具已經刷好了清漆。光滑的釉質表面,在月光下,熠熠生輝。
十七
料理完父親的后事,我和母親返回武漢。我繼續在輪渡上工作。母親繼續為我準備夜宵。生活一如既往。按部就班的人生,并非總讓人厭倦,它還讓人踏實和心安。
這天凌晨,最后一班輪渡。工作人員和游客都疲憊了,輪渡靜靜地朝渡口駛去。
難得可以休息一下。我坐在船沿,借著燈光和月光,翻閱當日的報紙。那一天,哦不,剛剛過去的一天,是2008年6月15日。報紙上說,這一天是父親節。
我呆坐著,四周只有陣陣濤聲和船體的嘎吱聲。父親節在我的忙碌中,像這一江水,不知不覺、悄無聲息地滑過了。
我是和水有緣的。自小生活在南河邊的一座工廠,喝著南河水長大。南河匯入了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江。而漢江,也在我夜夜工作的城市,匯入了長江。
長江就在我的身下迅猛奔騰,浪花翻卷。把頭探到江面上,你會發現眼前流淌的已經不再是漢江、南河等支流里的水。它們不再溫柔潺潺,它們是如此洶涌浩瀚;而當濺起的水花撲到臉上時,你又分明發現它們是如此輕柔曼妙。這才是水的本真面目。
知道我為什么要對你講這個故事嗎?
父親去世后,我們如他生前所囑,將他的骨灰撒在了南河里。
在南河邊,父親融入河水之中,緩慢卻決絕地離開我和母親。生命中的兩個父親,他們用奔赴一場約定的姿態,完成了生命的告別。他們生世迥異,卻殊途同歸。他們居住在同一座工廠里,一生中可能互視過無數次,卻只能相對無言,懷揣著一個共同的秘密。終于有一天,他們融合在了一起。這是男人之間最誠摯最感激最良善的擁抱。
他們游在南河里,游向漢江,游向長江,游到我和母親的身邊。在水中,他們體內的一切剛力與硬度都融化了,他們變得柔軟無比。是他和他,以及無數個柔軟的“他們”,匯聚成這波瀾壯闊的江水。
憂傷,也如一滴水,需到圓潤方能墜落。生命中第一次為父親落淚,就是在這個夜晚。兩個父親告訴我,生命就是這樣合二為一的。一邊用骨骼承擔痛苦、屈辱和卑賤;一邊用信念支撐善良、寬宥和尊嚴。一個奔騰浩瀚如長江,生生不息地馳騁于天地之間;一個微笑著流淌于大地的皺紋里,渺小頑強如滴水,柔韌至善如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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