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鬼進城》聯想到國民性
柏林的街頭,夜涼如水,涼颼颼的,想想晚冬的積雪有時能把人的高靴都全沒掉,還沸沸揚揚地迅速抹平了個個腳印,人走在上面,好象是在施展踏雪無痕的輕功,顧城就是這樣地感覺到自己形如鬼魅,陰磣磣的,才有了“零點的鬼,走路非常小心,它怕摔跟頭,變成人”的代表詩作,就在他慨嘆日耳曼人周密嚴謹的性格中,蘊含著燃燒一切的瘋狂因子時,顧城自己也被鬼上了身,以“無為而無不為”的老莊玄學為指導,在毀滅中成了他所推崇的“至人”。
被世人常常拿來與德國作比較的日本,也總是散發著森森的鬼氣,日語有“魔鬼語言”之稱,對人的生存技能進行殘酷超強訓練的“魔鬼訓練營”極度火熱,人們以做“鬼”為榮,而有財閥宣稱:鬼是一種堅定的信仰,一股至死也放不下的執著,工作鬼是日本的驕傲的脊梁。
有哲人說“性格就是命運”,這樣斷定雖然未免偏頗極端,卻也的確道出了幾分真理,正是性格左右著人世界觀的形成,支配了人的抉擇和行為,從而極大的影響了其命運。作為個體的人是如此,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環境下形成的民族又何嘗不是,只是我們習慣將民族的性格稱為是民族的精神。中國人自我觀照,遂有了魯迅所批判的“阿Q”,現在正大上QQ,外國人看我們,有的就吐出了“豬羅”的謾罵,也有將中國人的品性捧上天的,但就是沒有將我們看作是鬼而憎恨畏懼的。
現代中國人自知不自知地崇尚中庸之道,一團和氣,讓人放心,凡事看開,教人知足,寬容馬虎,做做君子,明哲保身,學學烏龜,他們是平原,掉不進深淵, 縱然也點綴了些許的丘陵,卻離高峰相距何其遠。但這種平坦不是本來就有的,而是被時光所磨平的,民族就象個體一樣地從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乃至于老年,漸次演變,已五千歲高齡的中國人其心態性格已處在垂暮的階段,陶醉于過去的輝煌卻拿不出實干的成果,我們能向世界吹噓的除了古國的舊文明外,又還有多少活人所創作的成果?我們沉緬于祖上的功業,但細究歷史,就會發現,秦皇的統治可以說是中國式的法西斯,漢武的暴政也充滿了右翼的色彩,奉行極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的蒙元與納粹有著驚人的相似,正被大吹特吹的滿清前期政府跟日本軍國主義者如出一轍。現代中國需要新的制度與意識,可國人所反感和批判的精神體制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所推崇神往的盛世風范,這是一大諷刺,一大笑話,抑或也是一大可悲吧。
“生當為人杰,死亦為鬼雄”的李清照被人們所誤解為婉約典型,了解嘔血創作的詩鬼李賀的人也越來越少了,有“世紀鬼才”之譽的李敖也畢竟只是個異數,為變法而被車裂的商鞅,因忠貞而投江的屈原,刺殺成功而自己毀容剖腹的聶政,隨田橫死于尊嚴而集體自刎的五百壯士,這股悲愴而激越的至剛至陽的精神本是我們民族的個性,對現代中國人來說,卻是多么的陌生,以致在國內外的民眾眼里,中國人一直就是“好人”的形象。如果說中國的前四千年從整體上說是個“生猛”的歷史,那近一千年來的表現就幾乎完全是個“陽痿”的民族。尚可喜的紀念館建起來了,岳飛的“民族英雄”定性也被自己的歷史教科書翻了案,而對于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我們有的只是幾句外交部發言人的口水反應,趙薇軍旗事件很快就得到了廣大國人的寬容和淡忘。人們說:生活,只有生活,才是現實的。中國人的世界觀經五千年的風雨錘打,已經很成熟,很圓融,我們正在徹底地失去青壯年期的朝氣,正被自己剝奪泱泱中華的民族精神。我們已經是人,而不再是“鬼”,這,究竟是一種進化,還是一種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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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