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協、深圳文聯：曹征路小說《問蒼茫》研討會

【左岸特稿】

主辦：中國作家協會　　深圳市文聯、作協　　人民文學出版社
時間：2009年7月10日
地點：中國作家協會會議室
參加人員：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陳建功，中宣部文藝局文學處處長梁鴻鷹，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胡平，深圳市文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楊宏海，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彭學明，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潘凱雄，雷達、于愛成、何向陽、孟繁華、賀紹俊、吳義勤、施戰軍、李建軍、洪清波、韓毓海、邵燕君、張未民、張燕玲、李云雷、李朝全、姜詩元、岳雯、付艷霞等。
 
　　長篇小說《問蒼茫》是中國作協重點扶持辦簽約作品，同時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文學創作工程首批簽約項目。作者曹征路系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一級作家。作品曾獲各類獎項，多次收入當年的中國各類年度最佳小說選本。中篇小說《那兒》2005年發表后轟動一時，連續幾年被廣泛關注和密集評論。曹征路成為廣東省享有全國聲譽的幾個重要作家之一。
　　《問蒼茫》曹征路是繼《那兒》《霓虹》等現實主義題材作品廣受關注之后，再次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資本運作中草根人物的人性與命運；再次用渾厚的現實主義筆法、富有社會理想的責任意識觸及中國現代社會的整體現實，寫就的一部長篇力作。作品以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為背景，以一家臺資企業的勞資矛盾為切入點，全面敘寫由此帶來的中國社會的現代變遷以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流動重組。用驚心動魄的故事，鮮明個性的人物，深沉銳利的思考觸摸社會現實，考量《新勞動合同法》的利弊得失，追問全球金融危機之下，“世界工廠”中國的未來走向。
　　作品中，農民進城成了工人；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成了CEO；大學教授成了資本顧問；村長變成了董事長；打工族變成了公民代理……小說中每個個體身份的變化都不那么簡單，反應的恰恰是整個階層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重新組合。在這樣的變化中，勞資關系已經成為全部矛盾沖突的核心。在以點及面，由表入里，以史鑒今的敘寫中，《問蒼茫》深刻觸及了中國社會由農業轉向工業，由傳統轉向現代的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變化，可以作為對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從另外一種角度的深刻總結。
　　在溫軟的耳語式寫作之風泛濫，越來越多的作家局限于“身邊現實主義”和“個體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氣下，在“底層寫作”越來越失去生活基礎和情感根基，日益變成“訴苦文學”、“安慰寫作”，日益失去批判聲音的寫作環境中，曹征路的寫作異軍突起，他秉承的批判現實主義風格，他對社會現實的深刻體察、對底層現實的批判認知，對未來社會發展走向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都足以賦予他表達文學理想和社會理想時候的高亢音調。文學寫作為什么人的問題，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的問題等等這些屬于傳統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老話題，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因為《問蒼茫》的出現而擁有了新的內涵，也理應得到新的、更高的定位。
　　曹征路《問蒼茫》對于當代文學的意義，專家指出，首先在于它是一部標志性的現實主義作品，是中國當代社會艱難轉型路上的一個剪影，是一部哀眾生之多艱的小說，“它是為當代修史，是第一部用社會現實、精彩故事解讀《資本論》的小說”。有評論稱《問蒼茫》為“當代的《子夜》”，曹征路為“中國的小林多喜二”。
　　該作品的意義還在于沖擊了“宏大敘事解體論”；沖擊了二元對立的戲劇性敘事框架，回到了現實主義歷史的美學的日常性敘事；真實展現了一個現代大都市的時代氛圍，與以往專寫酒吧、別墅、寫字樓，失戀、孤獨、焦慮等個人情感的都市小說劃清了界線。
　　據悉，該作品在《當代》2008年第6期發表后，即引起批評界高度關注，《長篇小說選刊》頭題作了轉載。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初正式出版后，迄今已有《文藝爭鳴》、《南方文壇》、《文藝評論》等理論刊物刊出討論專題，多位著名批評家撰寫研究文章；此外，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還收購了該作品的話劇改編權。
　　為深入研討該書，探討該書對于當代文學寫作的積極意義，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辦公室、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文學創作工程組委會辦公室、人民文學出版社、深圳市文聯等單位，于2009年7月10日在中國作協十層多功能廳，聯合舉辦《問蒼茫》學術研討會。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陳建功及全國知名專家學者30多人出席。
　　下面是研討會的錄音整理。
 
　　胡平（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曹征路是活躍在文壇的現實主義作家，其創作具有別樹一幟的個人特色，且能夠引動爭議，特別是200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那兒》曾哄動一時，連續幾年被廣泛關注和密集評論，說明了他的不同凡響。繼《那兒》之后，曹征路現在又推出了長篇小說《問蒼茫》，這部作品再次用批判眼光審視資本運作中草根人物的人性與命運，再次用渾厚的現實主義筆法，富有社會理想的責任意識，觸及中國社會的現實。作品中大學教授成了資本顧問，村長成了董事長，打工族成了公民代表。小說中每個人的身份變化都不那么簡單，反應的卻是社會結構的重新組合，作者對社會發展方向的深切關注表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為民眾寫作的自覺立場。這部作品也許仍然會引起爭論，但真理總是在爭議中更加顯露，對這部作品的評價也將是多方面的、話題廣泛的和饒有趣味的。
　　下面我們首先請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成員陳建功同志講話。
　　陳建功（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昨天半夜看完這部作品，今天舉行曹征路的長篇小說《問蒼茫》研討會，首先代表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對研討會的召開，對曹征路本人表示熱烈的祝賀。
　　大家知道我們正在迎接新中國成立60周年，兩年前中國作家協會和深圳市委市政府聯合啟動了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工程，專門推出一批重點扶持作品，曹征路的長篇小說《問蒼茫》也是其中一部。在我們扶持研討的一批作品中，我們曾經開過研討會的《深圳大道》，那是在宏闊的時代，以生動傳神的藝術形象展示了深圳特區從風聲水起到騰飛的過程，真實再現一個民族精神的嬗變，有生活的真感受和思考的新高度。在小說敘事上也有追求，有突破。又比如我們后天即將舉行研討會的《中山路》，從歷史的溯源和展示，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改革開放之路是中國的強國之路，復興之路，這都是全國文壇界的寶貴收獲。
　　曹征路的《問蒼茫》又給我們帶來什么呢？他給我們所反映所關注的改革開放題材的創作是否提供了新鮮的東西呢？讀了這部作品我認為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作家直面生活矛盾的精神和獨立思索的勇氣。《問蒼茫》以尖銳的筆觸、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揭露了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某些陰暗面。比如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的所謂繁榮，等等。這些都體現了曹征路發現生活的敏銳和獨立思考的深度。對于當代文學界，甚至管理層面都是難能可貴的。這些現象的直面，有利于我們站在和諧社會建設的高度，思考科學發展和以人為本的重大問題，也使得這部作品所呈現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沖擊力將轉換成建設和諧社會的巨大動力。
　　其次，這部作品在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果。比如被金錢矮化的教授，都堪稱經典。他們帶有個性發展歷程上獨有的人生體悟，可以說也都是我們熟悉的陌生人。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體現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積累和高度的提煉升華能力，大大豐富了改革開放30年文學人物的畫廊，其貢獻也是不可忽視的。
　　這部作品別開生面之處是是他揭示了很多我們沒有見過的層面。我們過去也多次去深圳，我們看到了很多正面的那種，光明的，這也是事實，但呼喚我們更多注重科學發展，注重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注重我們很多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提醒了我們注意。很久以來我們每每都在期待，期待作家對深刻變革的中國現實超越浮泛的采寫，更多地投入感同身受的情感的煎熬，發出血脈相融的訴求。這部作品呼喚更加公平平等的社會環境。我相信盡管對這部作品反應的生活面貌或許會有分歧，但作家表現的真實具有無法抵抗的魅力。不難看出，曹征路真正投身于深圳改革發展進程，而獲得了銘心刻骨的感受，使這部作品以其獨特性征服了我們。
　　《問蒼茫》是曹征路的又一個重要收獲，也是我國改革開放題材創作的最新成果。我相信通過各位評論家的評論，將對這個作品的創作，對這一題材作品的創作有很大的推動。曹征路也一定會繼續調動創作的激情，保持對生活的密切關注和豐沛的情感積累，保持不斷開拓的思想和藝術境界的追求，創作出更多新的佳作，為展現我們的歷史變遷，展現我們新的生活畫卷做出更大貢獻。
　　楊宏海（深圳市文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來賓，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在北京來召開我們深圳著名作家曹征路先生的長篇小說《問蒼茫》的學術研討會。首先我也要代表深圳市文聯黨組、主席團、深圳市作家協會對今天到會的所有專家、學者和媒體的朋友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
　　深圳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在文學創作上這幾年不斷地涌現了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就在我們北京，在我們中國作家協會和現代文學館近年來都先后舉辦了幾位作家的專題研討會。比方說大家比較熟悉的作家楊黎光、李蘭妮、彭名燕等等都曾經在北京召開了研討會。這次我們來自深圳大學的著名教授、作家曹征路先生的作品又一次來到北京，進行交流和研討，對深圳文學界來講也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所以首先我除了感謝各位專門來參加我們這個研討會，同時我也要向我們的著名作家曹征路老師表示敬意。
　　曹征路老師是在我們當代文壇上是一個非常有實力的作家，但是他好像真正引起我們整個文壇的更大的關注是在2004年發表《那兒》之后。我們知道，其實在《那兒》之前曹征路先生的小說，已經幾乎年年入選中國小說每年的各種選本。這樣的一個作家，他實際上原來本身就已經躋身在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中的前列。但為什么直到《那兒》出來之后在國內文壇才引起那么集中的關注呢？在我剛才所列的那么多深圳作家當中，真正在我們一些大學、雜志、網站等自覺地來提出來研討作品的，曹征路可能是第一個。這是一個很突出的個案，這一點上可以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
　　第二點，就是我留意到，曹征路老師之所以引起我們的主流文學界的關注，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他近年的創作當中，關注底層，而且用比較鮮活的文學形象去反應底層。所以在文學評論界，談到底層寫作的時候，曹征路是繞不過去的一個重要人物。這又是一個給我印象很深的東西。
　　這是為什么？昨天從深圳飛北京的路上，我突然冒出這么一個想法，我們中國當代文壇當中，教授作家不少，格非、閆真、南翔、葛紅兵等等，還可以念出一串。但是在我們教授作家當中能夠那么深入地關注底層，反應底層，那么深切地反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當今社會真實狀態的作家，似乎曹征路先生又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典型的個案。那么就有個問題提出了，為什么曹征路能夠有這種能力，有這種情懷來關注底層，來反應底層？我這里以一個深圳人或者說以一個與曹征路先生比較早認識的一個朋友，從這個角度來講一點我的感受。
　　我比曹征路老師早到深圳，我是1985年到深圳，曹征路老師在我印象中他大概是1992年。深圳是市場經濟先走一步，城市化、現代化先走一步的城市。這樣的城市，它的社會的變革的程度，對人性生命體驗的這種程度，都為作家提供了很多城市所不能提供的這樣一些資源。而曹征路先生到深圳之前當過知青，當過兵，回城之后安排工作當工人，工人之后他又當過文聯的主席，文藝研究所的專門研究人員。在此之后到了1992年，毅然投奔深圳，投奔市場經濟，到了市場經濟運動最激烈的這么一個城市。而且他當時來到深圳的時候，雖然說是到大學，但是當時的任務是去主辦一個關注外來勞務工的一個綜合性雜志，這個雜志當時的前身叫做《生力軍》，后來改成《闖世界》。其實按我們今天話來說他辦的就是一個關注打工文學的刊物，恰好1992年我當時也在關注深圳的打工文學、深圳的打工青年的群體。所以在這個時候，曹征路老師和我認識了。
　　認識的時候，他要我推薦一些當時早期的打工青年作家。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曹老師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文化打工者，他把內地非常好的條件丟掉，來到深圳。而當時給他辦一個雜志的條件是非常不具備的。如果沒有搞錯的話，曹老師又延聘了一批文化打工者，那些編輯們都是一些臨時工，其中也有打工文學的早期的作者，像黃毛，所以我特別留意到曹老師在創作談里，帶著很深的情感回憶當時辦打工雜志的那段生活，特別談到了黃毛這個打工青年，打工文學的作者。當時曹老師在這樣的環境下把自己的身段完全放下來，奔走于各種各樣的人之間，要稿子，要資源。我這次來之前還找到了當時曹老師創辦的這個《生力軍》創刊號，他當時把打工的這個運動稱之為類似我們歷史上的闖關東、走西口，把這個打工青年稱之為生力軍。
　　一開始他就是一種博大的一種民間情懷，投身于深圳的這樣一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之中。我現在要解讀一下為什么。有人說大學教授怎么會關注那么底層的東西？為什么曹教授做到了，而其他很多大學教授肯定做不到？我昨天在飛機上跟曹老師有段對話，曹老師承認他現在的創作很多資源得益于那段文化打工生活。在當時困難的環境下他就能夠跟底層的人打成一片，他眼睛就向下看，向前看，這點給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認為曹征路先生的民間情懷真正的確立，就是來到深圳之后或者說更為突出的是來到深圳之后，生活經歷造就了今天的曹征路，造就了《那兒》和《問蒼茫》。
　　《問蒼茫》寫于2008年1月1日《新勞動法》生效前后，反映的是深圳這座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現實，與當下的關系十分迫近。小說中隨處可見現實的場景題和生活細節，以及來來往往的似曾相識的面孔或表情。可以看出，作為象牙之塔里的大學教授的底層立場，對底層民眾的苦難和掙扎以及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成長的關注與思考，貫穿文字其中的是作者的赤子之心和飽滿的悲憫情懷。
　　我看《問蒼茫》的時候，很多人物，很多的場景，很多的文化元素，我在生活中，在深圳可以找到影子。我非常佩服曹先生，在那么短的時間內他有那么深入生活的能力，我們評價深圳作家的時候，甚至其他作家的時候，我們覺得曹征路的成功在于他深挖一口井。當他雜志辦不下去的時候，最后只能當大學教授了，當大學教授他還繼續深挖這口關注民生，關注底層的這口井。而且他一直沒停過，他跟很多作家不一樣，很多的教授不一樣，按他自己的話說，對深圳的五行八做三教九流都有一些接觸，也認識一些朋友，其實他是有意識地接觸這些人，試想一個大學教授有幾個能夠這樣做的？你像他們當年的編輯部的同仁都是一些熱血打工青年，都是為了尋求新體制創新生活而來，每個人都百分之百地相信，既使是漂泊也比無聊強，既使被剝削也比混日子強，資本家再丑陋也比單位領導強。
　　他們面向打工仔編刊，自己也定位為打工仔，曹征路在和他們并肩作戰同時，對底層的打工生活有了直接的體驗和積累，并與之接下了深厚的樸實的情感。他在創刊號上就發表了張偉明、安子等打工者的作品，正因為這個原因，他事先來找我，希望介紹安子等人給他認識，需要采訪他們。《問蒼茫》里柳葉葉的身上就有安子的影子。柳葉葉是作者著墨最多、精心呵護的人物，是作者理想中的新時代的正在成長的“新人”形象。她從貴州農村來到深圳，自尊自信自強，頑強地反抗著指引她墮落的各種勢力，作者賦予她愛情的憧憬和人生的詩意。她是一個詩人，追求知識，擁有愛的能力。她在深圳這個城市經歷成長、獲得知識、詩歌和愛情的理解，都可以從當時享譽全國的打工妹安子的經歷找到應證。
　　在曹征路的作品當中我覺得有兩個他的關注點，一個是對知識分子的關注，第二個是對傳統上的工人階級和現在意義上的農民工的關注。對知識分子的關注，剛才建功主席也講了我也非常贊同，比如他對趙學堯教授，包括也有文人特色的常來臨等等的這種智慧的痛苦，從智慧的痛苦到精神的裂變、異化，我覺得這是寫得很成功的，對他來講是特別熟悉的，特別精彩的，這里不展開談。但是我覺得他更為可貴的在挖掘新人方面，他寫的柳葉葉在打工經歷當中怎么樣成為一種既適應這種現代文明，又有這種傳統的觀念相結合這樣的一個，又能夠面向未來的這樣的新人形象。這個人物形象我覺得是非常可貴的，因為我們的現在和未來，在農民工當中，在我們的新人當中非常需要這樣的形象。包括唐源，我就想起北京當年也有不少這樣的打工，為打工者維權的組織，深圳也有很多，我知道曹征路老師跟他們也有接觸。
　　我記得前年我們在深圳的打工學論壇，邀請了北京的一些學者過來，中國社科院的陳福明他們過來，要調查農民工的維權情況。當時我們一塊到了寶安一個維權組織搞的沙龍活動，我們一進去就看到有個維權組織的幾個人士和十幾個農民工在一起，這十幾個農民工全是手指頭斷了。維權組織告訴他們怎么樣維權，怎么樣討回應有的賠償？然后他們一起唱歌，唱他們打工的歌曲，然后有類似唐源這樣的人給他們宣講維權的知識，他們共同商量怎么樣維權，怎么樣進一步發展。我覺得在柳葉葉和唐源身上的確是我們看出了我們在市場經濟大潮當中的一些新人的形象。這里不展開談。
　　我主要的要談的一點就是，我覺得曹征路先生最可貴的，就是那種深入市場經濟的第一線，他不是純粹的理論的東西，也不是純粹的那種想象性的東西，他更加深入到這個改革開放的橋頭，深入到市場經濟的這種內部運作，對市場經濟對人性的擠壓、異化，造成的種種狀態來去思考。
　　深圳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城市已經慢慢走向成熟，深圳是一座包容性很強的城市，也是具有文學理想的城市，在這個城市當中有非常多的新的情況、新的問題需要我們探討。比方說我有個困惑，關于企業的文化，它們也正試圖在這樣的情況下找到一個點建立一個核心價值觀。我突然想起我們有一個比較先進的企業叫做康佳，他的一個企業文化的口號叫我為你，你為他，大家為康佳，康佳為國家。他就是說在這樣一個企業當中，有資本家，有共產黨，有港臺的資本和管理人員，有大陸的打工仔，有技術人員，他們在同一個工廠，共同創造利潤，肯定當中也有剝削。這種情況下他必須找到一個他的一個核心點，核心價值觀，所以就是我為你，你為他，他們都為康佳，康佳多賺錢，你老板也賺了，共產黨也獲得了利潤，國家也強盛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對這樣一個企業文化怎么樣評判？我自己還沒有底，但我覺得這肯定是我們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必須要探索的一個命題。
　　有人說曹征路：鬢發灰白，身體結實，話語沉穩，見解獨到，生活規律，不愛熱鬧，是作家氣質，工人外表，為人低調，作品張揚。內心的暖意一直蘊含在他的文字之中。
　　那么讀一段曹征路的話可以體會到他在深圳生活當中的一些感悟和他的一些叩問，讀一段曹征路的話，就可以體會到他內心的情感：“有一天我站在大街上，仰視著那些命名為帝、皇、王、豪、霸的巨大建筑物，想象在那里進進出出的各色面孔，忽然心生悲涼，嗟呀長嘆。我腳下的這片土地，是170年來中國地火奔突風云激蕩最為慘烈的一塊。曾經的歲月血雨腥風，苦難迭出，歷史吊詭，滄海橫流。大地如此蒼茫，今日誰主沉浮？”
　　我想曹征路先生的叩問也是中國當今的叩問，因為我們市場經濟不可阻擋，但是在發展市場經濟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的人類，我們中國的命運未來該如何發展？我們的文學該如何凸顯我們應有的人文形象？我想這就是曹征路提給我們當代文學的一個最好的命題。
　　潘凱雄（人民文學出版社）：
　　曹征路應該是我們出版社的老作者，老朋友了，他這幾年有影響的幾部作品，像《那兒》、《霓虹》《問蒼茫》，我們都有很好的合作，因此對他整個寫作過程比較了解，應該說曹征路是一個非常嚴肅，非常嚴謹的，也非常認真的作家。這幾部作品好像都不是太順暢，都經歷了一次到多次的改稿的折騰的過程，這一部《問蒼茫》也是，我想責任編輯跟他聯系的時間更長，從我知道他構思這個長篇到最終成稿大約兩年多時間。去年上半年完成了初稿，前半段完成初稿。我們責任編輯開始很細致地交流，包括我本人也就這個稿子跟他談了一次，回去又吭哧吭哧半年多。把他的寫作過程給大家介紹一下，的確可以從這些細節上看得出來這是一個非常嚴謹、認真、嚴肅的作家，這一點在當前的文壇上也是難能可貴的。
　　我想說《問蒼茫》至少說是一部很有意味的作品，至于怎么評價這個意味，是各位見仁見智的事情。其實我覺得他意味不在于底層寫作，因為這個概念就另說了，他的意味主要在關注中國社會的發展，關注中國現代化進程當中一些重大的問題。盡管你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盡管他這樣關注可能會引起爭議，這恰恰是這一部作品的意味或者他的意義所在。比如這里面集中表達的，集中圍繞的就是這樣一個在現代化進程當中，勞資關系的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沖突，給人的命運帶來的變化。這個跟底層不底層沒關系，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非常巨大的問題，也是中國在走向現代化歷程當中回避不了的一個問題。盡管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從自己的理解，自己生活的變化對這樣一個勞資關系發表種種的意見，但這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遲早繞不開的一個問題。當生產力發生巨大的變化的時候，生產關系不發生變化行嗎？如果我們口口聲聲講自己信奉馬克思主義，卻回避馬克思主義根本的問題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經常有時候在繞開這些問題，比如幾年前曾經有一部書，大概是社科院他們組織的課題叫中國社會各階層調查報告，類似這樣的，后來下架了。原因是社會調查有一系列的指標，經濟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等等等。調查下來社會地位排后面幾位的，一個是工人，一個是農民，那就很麻煩，跟傳統的理論就發生了沖突，你的基礎怎么變成社會的底層了？但是我想是不能簡單地看這些問題，包括所謂主人公身份的變化，這些問題都不是那么簡單的。以前叫主人公，但實際上是不是主人公？這些問題都是中國社會發展，尤其在現代化進程當中面臨的非常重大的問題，是繞不開的問題，是遲早要談的問題。
　　那么現在這個曹征路的這幾部小說實際上始終在關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繞不開的問題，所謂底層只是他作品呈現的表象，而更深層的味道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問題。他用文學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觀察，表達了自己的思考，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不理解，但是這個問題我想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今天不談明天一定要談，這就是我說的他的作品的意味。正是有這樣一個意味，為我們對這個作品展開它的研究和討論提供了一個基礎。
　　梁鴻鷹（中宣部文藝局文學處處長）：
　　這個書我看了，看了一章以后我覺得這個書可能是將來一個很重要的作品。我讀完以后想了一下，寫了一篇東西，但是我剛才聽他們講了以后對我有新的啟發，我覺得還是不按稿子講。
　　首先我覺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這本書還是非常有勇氣，并且我覺得在這本書出版過程當中發生的事，我覺得也是很值得現在出版和文學研究關注的。我覺得這個書的價值主要這么幾條。
　　一，我覺得他還是當今作家的擔當的問題。這個所謂作家的擔當，我覺得不單是現在比較流行講的是民間的立場也好，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好，還不止這個，我覺得曹征路身上是一種比較可貴的精神在里面，我覺得他對社會的關注，他對他自己手下筆的分量的認識，我覺得應該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二，我覺得他還是對現實主義的這種弘揚，在新條件下弘揚這樣一種價值，通過這本書表現的非常充分。你從這個書從頭到尾讀下去，確實是很嚴肅很扎實的東西，沒有一種我對這個生活不了解我就要去寫，我對這個現實還沒有研究透我就要去長篇大論談，沒有這種。他來自于生活，他是切切實實的，他把自己整個寫作過程都在網上公布了。他研究了這個東西，研究了這些人物當中所透露出的東西，這個東西我覺得就是對我們現實主義的。現實主義大伙兒聽了覺得很老套，實際上這個力量還是有的。這種東西我覺得再過多少年也是不過時的，只要你把握的好，只要你有了新的時代的東西，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非常可貴的。好像現實主義不是太有分量，不是太占地位的時候，我覺得他這個作品弘揚的這種東西價值就很應該值得肯定。
　　三，大伙兒都提到他寫的人物，他寫的這些人物確確實實有一些人物是我們可能感覺得到，從我們的新聞報道當中，從我們報告文學當中或者從我們周圍的人都看得到，但是沒有像他這種集中的出現，他寫了幾類。柳葉葉是一類，還有幾個所謂知識分子，去給資本家做顧問。尤其他寫的一些讓我們感到很失望或者很刺痛，因為我一看到常來臨出場我就還是非常不舒服。因為我是吃國家機關飯的人，我說這個書記變成資本家跟前的大紅人，你說怎么辦，將來怎么辦這個事？但是呢他確確實實是存在的，他身上的這種復雜性，我后面還要講，這個人物對當代文學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他將來是很重要的一個人。還有陳太那樣的既能上的去，也能下的來，既有感情人軟弱的地方也有堅硬的東西，從臺灣到大陸這么折騰，她身上的我覺得也是很不單純的。大家比較說的多的就是唐源，唐源這個身上所凝聚的那種，從唐源的身上，我覺得是曹老師寫的比較成功的一個人，也許大家覺得不是太豐滿，但是作為這部作品有了唐源這個人物我覺得才壓得住。我覺得唐源和柳葉葉最后走到一起，我覺得他對社會的認識還是積極的，這一點上他超越了批判性小說的框架。如果說一部作品對現實過于關注就是大家認為這部作品肯定對社會有所批判，是要不滿的。
　　當然了，作為作家來講，如果你作為一個作家，如果對社會完全是滿意的，完全是整個就覺得好的不能再好，這樣的作家肯定不存在，不可能有這樣的真正的作家，不是這樣的，往往就是說好像曹老師也講過，我覺得也是這樣的。就我們這個社會來講，就我們這個制度來講，我們總體是在曲折中前進的，我覺得就是唐源和柳葉葉這樣結局。否則，這個小說就會走到一種很難出版的狀況。我覺得就這一點來講，曹征路處理的還是比較成熟。包括跟責任編輯的溝通也是很有必要的。當今的文學創作和我們社會如何達成一種共同的一種，我覺得很有必要，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我們提出了問題，但是還要讓這個社會總體上應該能看到社會的這種前進。這樣來講我們文學創作生產會達到一個很好的，這是很必要的東西，很現實的東西。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曹老師處理的或是比較好的。
　　有鑒于這幾點我覺得這部小說很有價值，我覺得是應該認真對待的，他的意義不只是一種社會學的意義或者對我們，對認識整個社會的，我覺得他在意識上，他到底是文本上怎么樣，他的文學性到底是什么？這個作品達到什么地步才算文學作品？藝術性怎么才算強？我覺得能達到《問蒼茫》這種程度，他的文學性就是強的。如果說是，我覺得這個作品給我們一種沖擊和帶來那種思考，我覺得應該充分肯定他在藝術上的成就。衷心的祝賀這個作品的出版。
　　如果這個作品還有什么不足的話？我倒沒有細想，像唐源這條線的處理，如果說是能再豐富點，我說不太好，因為我對這條線不是太了解，但是我覺得唐源能寫到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他作為一個正面人物出現在這個作品當中，我覺得這個人物是最可貴的，很不容易，我覺得寫這樣一個人物，暫時可能還很少有人能處理這些問題，處理的還比較能夠被我們所接受。所以我跟曹老師頭一次見面，但是我對他的書非常喜歡，所以我祝賀曹老師。
　　雷達（中國作協創研部原主任）：
　　我自己認為《問蒼茫》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我們做當代文學這一塊的人不管你專門研究或者不專門研究都要注意這個作品，而且要試圖解讀這個作品，我也是帶著這么一個想法認可這個書，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尤其面對這么一部作品我只能談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近期我們近年來出了一些東西，有幾部作品我認為很值得讀，像這部《問蒼茫》，因為我覺得很有他的特點。《問蒼茫》正如剛才幾位講過的，它是我們必須讀的。它是一部真實的大膽地探取生活，帶批判和審視眼光，富有探索性和獨立思索精神并且富有挑戰性，不是向誰挑戰的問題，是向自己挑戰也是向讀者挑戰，甚至是對社會的認知能力挑戰，你怎么回答這些問題？我覺得他有這個特點，有這種挑戰，他的挑戰性是對社會的認知能力，分析能力，理解能力的挑戰。把困惑懷疑憂慮都提出來，很多問題可以說在短時期是沒有解決辦法的，所以作者也取了《問蒼茫》這樣一個題目，帶有追問性。
　　因為劇烈的社會變革的震蕩，書中所有的人，打工者、工頭，那個人不叫工頭，意識形態工作者，現在很模糊的角色，在工廠里面這樣的人物。農民企業家，還有臺商，外資企業，還有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分子，包括報社記者，全都出場了，露頭了，而且這些人物一般來說都是復雜的，不是單邊可以定性的，也是捉摸不定的。趙學堯、常來臨這樣的干部，這樣人有自身的矛盾，這一切我覺得都表達了一個東西，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帶動我們民族的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非常慘痛，我認為就是一個精神的潰敗。這種精神的潰敗也可能是一個必然的代價，總之這些都帶有不確定性。這是一個問題，這個書里面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在這點上我對這個是肯定的。
　　我覺得必須還要看到一個問題，就是作者有一種潛在的史的意識，就是大歷史的歷史，就是小事件表現大的歷史走向。特別就是說注重人物與實事的交互作用，我在這個曹征路的作品中我感覺到作者有潛在的史的意識，這是我個人的理解。怎么說呢？就是說他不是像現在我們的小說家都沉寂在寫官場小說、職場小說、情場小說，寫一個類型化的東西，把生活的整體性割裂了這種寫作，這種自我重復性很大很強。而曹征路他似乎要寫一個時代的東西，就是他寫一個整體的生活，我覺得整個書里整體性的追求，也是和《那兒》完全不同的地方，整體性的追求。
　　還有一個問題，究竟今天我們是一個，小說家適合于寫人間喜劇這樣的時代還是平庸到只能寫日常戲劇的時代？這是一個問題。我覺得至少是曹征路可能也是這樣認為，今天的社會發生的種種，包括這個作品中發生的，比如說高利息盤剝，什么“開處”，卷逃，工傷燒傷以后的維權等等這些東西，現在是社會轉型最劇烈時候的類型。像我過去看過的書，好像是避雷針擊中了所有大氣層的電流一樣這個時代，所以這個時代是值得記錄的，是值得留下來的，所以我覺得潛在的史的意識是這本書的一個品質吧。
　　從作者的選擇可以看出，比如他選擇的一些東西，你說他寫沒寫大事件內容，但是小事件還是有很多，比如勞資沖突，罷工、燒傷的賠償、開處這些更尖銳，這個東西寫的還是社會性因素很強的，這也是曹征路的特點。但是寫史我覺得有不同的寫法，在今天有不同的寫法。比如我們原來在這兒開過研討會的一些作品是正面空間的，觀點基本上是我們今天社會主義的觀點，但是他也可以寫得沖突很激烈，熱血很沸騰，矛盾很尖銳，也非常充滿戲劇性，但是和這個作品不一樣，基本上不是用懷疑、質疑，甚至于帶有批判精神的審視眼光在寫，或者他對問題的那一面他寫的不夠。這是一種寫法。還有一種寫法是通俗的大眾的寫法。
　　曹征路的寫史不是這種寫法。我覺得很多寫改革開放史的作品有些最根本的東西沒碰到，你繞開了，我覺得隔靴搔癢，他這個作品就是把尖銳的矛盾揭示出來了，這一點我是贊成的。有時候我們感覺到還有感覺，我有感覺，比如我們現在寫了很多地震的作品，我覺得有些作品還不如《唐山大地震》寫的，包括追問、那種懷疑精神。這個是這樣一個問題。再一個我覺得寫史的一方面他有強烈的寫史意識，有問題意識，也不走通俗化路子，也不走主旋律的路子，也是一個批判的，審視的，提出問題的。
　　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曹征路從《那兒》到今天寫《問蒼茫》有沒有變化？我認為變化還比較明顯，《那兒》雖然當時很多人贊賞，我當時說過很不中聽的話，有一些情節我覺得很多人很激賞，我覺得大部分都寫得很不錯，其中有幾個情節我也曾經激賞過，但是后來一細想，比如說工會主席開汽錘把自己腦袋砸碎，我覺得，我怎么說呢？在當時我覺得這些表現都給我一種，我覺得對一種對抗性和非此即彼性，我說不清楚這個東西，這個變化很明顯的。首先不是底層不底層，我看他的作品有兩個東西不太同意有些評論，我不同意他寫的是底層的，底層只是一部分，其中寫了很多人物，光怪陸離的時代很多光怪陸離的事情都出現了。他走向了廣闊。問題意識雖然仍然很強烈，我認為曹征路是一個問題意識很強烈的作家，我還是這樣看。但是他比較注意或者他現在很注意到的人性的復雜性和事物的糾纏性，非此即彼的方式或者說對抗的方式可能更傾向于走向對話的方式。還不僅僅關注產業工人，也關注打工者，他的關注面還有一個關于勞動合同法、用工制度，對于資本與高科技之間的研究，其中有一句話資本比高科技更是生產力，原來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你說資本比高科技更加是生產力，到底哪個是生產力？我覺得還要研究一下。
　　另外一個你的變化，從道德評價走向了一種剛才講的資本的力量或者存在的力量，這是《那兒》。我覺得變化挺大的。所以不在于是一個底層，也不是打工者，而是多現實，多層次。由你死我活到你活我也活，也不再是簡單的困惑吶喊，或者以死來抗爭這些東西，這里面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毛妹自殺，我覺得那個非常好。毛妹自殺不是那么簡單的問題，我覺得唯一缺的一點他的信里還應該再找到一句話，他這個自殺是一種絕望，特別是看到了陳太在電視上最燦爛的一幕，最漂亮的一刻，在這一刻她受不了這個刺激，我覺得這個寫得好，這個東西我覺得信的潛臺詞很豐富。就是曹征路這個信是你替他寫的，我覺得寫的還可以琢磨一下，寫得更動人，更深刻，我認為是可以的。
　　另外我覺得以前有一種問題《那兒》的問題，現在很多，有一種包容性，這個東西也是這本書的特點。這個前進了還是后退了，我是感覺到他有一個和《那兒》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包容性。我不光發現曹征路是這樣一個問題，我還發現王十月寫的和他以前寫的不一樣，他對勞資雙方都清楚，他不但替打工的想，也替老板想，他在那里面講了一個絕處逢生的問題，展示了問題全部復雜性。我覺得在這個作品中也有這個特點，我覺得有不同的看法，特別像這種寫作歷程的轉變，他既是打工者，又超越了打工者，他以一個作家的人文關懷去關懷，他雙方都關懷。我覺得曹征路作品里出現了變化，這些變化我自己認為，特別是對歷史的合力，任何一個事物，包括賠償拿不下來的事情不是簡單的道德問題，這里面有道德的問題，比如馬明陽這個人物寫的不錯，很痛苦，但是這個人物過去出的比較多，貪婪、冷血。這個家伙搞了一個假的招工，弄來材料以后鋪到床上，每天踩著睡大覺，那些人一百塊錢一交以后什么消息都沒有，他敢那么干。這個寫得很有意思。
　　我表達一個看法，對最成功的人物，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樣，我覺得最成功的是常來臨這個人物，負荷了新舊兩種不同的資本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的東西完全壓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是不堪重負，他既是資本家的幫手，又是工人的靠山。既是工人崇拜的偶像又是資本家的說客，他已經把才華發揮到極致，他有大套的語言，罷工兩次都讓他平息下去了，這個角色很成功。這個人一把茶壺把全打碎了只剩下一張嘴，這個寫得很好。
　　另外其他人寫的也不錯，但是我覺得和常比起來還有些距離，馬明陽我們見過，我感覺像柳葉葉這樣的人物我覺得寫得也不錯，后來她自己到工廠里化妝、臥底搜集材料，很像過去工會的人物。但不一樣，她自己不是為了糊口，他帶了任務去的，這個就不一樣。至于唐源，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型的人物，我覺得也還是我欣賞的，也都是不錯的。
　　我想談一個問題，這個作品有哪些不足，我也想談一下。在創作中理性的作用到底應該有多大？我覺得過去認為創作中完全排斥理性的東西，這是不現實，也是不可取的。包括他怎么樣通過一些事情來擴大他的內涵，包括這次他寫作的幾條線索，城里是電子廠，幾種人物代表一種東西，顯得很開闊，顯得這個事情很大。但是我覺得這個作品的有機性和整體性到底怎么樣，我在想這些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原來講的關聯化的問題，因為我看了孟繁華的文章，我還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仍然覺得曹征路的表述方式和表達的目的性還是有很強的關聯化特點，就是中心目的不是人，中心目的是這個物體，中心問題是一個理念，這個理念非常重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他為什么忽略了一些生活細節，包括生活中的水分，包括生活里面的曲折都把它拿掉，都要完成這個構想。所以陳建功舉的例子非常好，就是“開處”的過程，因為這本身就是驚心動魄的，你個人的情感痛苦和主次關系特別明顯，他沒有花更多的筆墨描寫這個女孩子。其實生活是他的事情，都比較直接一點。這個作品尤其是見仁見智，我自己是這種看法。但是這樣要求作者也很難，他本身就是要處理這樣的問題，再把大把時間緩慢地去寫生活本身的曲折過程，包括一個人的情感經歷，會不會削弱他的力度？這兩個之間有一個矛盾。怎么處理是一個問題。
　　孟繁華（沈陽師大文化研究所所長）：
　　這個會是我很期待的一個會，期待就是說希望大家能有一個機會一起討論一下和曹征路先生相關的一個文學現象，大家究竟該怎么評價？從2005年開始到現在，命名的底層寫作到現在的看法仍然是見智見仁，大家看法非常不一樣，而且爭論非常激烈。
　　最近看長篇小說我覺得兩個特別重要，其中一個就是《問蒼茫》。這兩部作品恰恰是逆向性的寫作，一個是去歷史化的寫作。在我們過去的書寫歷史的小說當中，歷史是個源頭，很多作家離開歷史就不怎么會說話了。但是《一句頂一萬句》里面我們發現沒有那回事，百年，他寫了70多年，將近百年的歷史事實上完全退到整個作品的后面去了，這百年的歷史我們在一句頂半句根本沒法發現。中國的風云際會，社會歷史變更在這里面沒有任何表達，他去歷史化事實上，就是普通人日常生活歷史，普通人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和大歷史敘事并不直接發生關系。所以這個是最有價值的寫作方式。《問蒼茫》恰恰是一個歷史化的寫作，事實上有他一個強烈的歷史觀在里面，就是如何評價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歷史。我寫了文章的，里面的內容不再講了。
　　新世紀以來，最大的問題是文學是否還有對公共事務積極參與的熱情和可能性，很多批評當代文學的人都認為當代文學的作家作品對當下生活的這種介入的熱情幾乎完全消失了，恰恰2005年以后以《那兒》的發表作為標志，使文學緩慢地和社會和讀者逐漸地在建立聯系，在這一點上這個文學現象才顯得無比重要。曹征路先生一直應該說是站在我們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關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問題，他曾經寫過一篇東西表達了自己的困惑，這個困惑這個詞，我覺得談《是逃避也是抗爭》的時候講過，作家因為困惑在寫作。更多講這個話的是胡學文，他說對中國廣大農民來說，也包括底層人民最大的問題就是困苦，他說苦大家生來就苦習慣了，關鍵是困，困惑、困難、困擾，這個困字我覺得真有體會，我覺得胡學文的創作我表揚或者支持他，恰恰是從這點上肯定他。
　　曹征路先生的從《那兒》開始到現在的《問蒼茫》，我覺得他仍然在困惑當中，但是這里面確實有一些變化。《那兒》的時候也是困惑，比如他寫的工人階級，我當時用了一個詞，當時列寧談到民粹主義的時候，他說民粹主義就是兩面性，向著過去的時候工人階級充滿一種懷念，他們想挽留住這個體制，但是這個體制的崩潰已經無可挽回。但是向未來的時候，朱主席和他的工友們不知道怎么辦，非常迷茫、困惑，這是一種困惑。但是《那兒》我覺得他的內心里面有一種決然的東西，決絕的東西，包括朱主席把自己砸成無頭尸體，都是極端決然的東西，這里面沒有退路，這是他自己內心情感里面和改革開放里面出現的這些問題，他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就不要解決就可以了。
　　到了《問蒼茫》以后，我覺得曹征路這個困惑和這個決然，和《那兒》時候的決然的情感已經發生變化了。所以我說他是在現代性過程當中不確定性，中國的現代性最大特點就是不確定性，在不確定性當中的口吻。包括對這些作品里所有的人物，包括柳葉葉的五姐妹，馬明陽，還有那個文念祖的二奶遲小姐，對這些人的態度我覺得他都發生一些變化。我覺得對這些人物的態度里折射出他對當下體制改革開放30年來出現的一些問題的解釋。比如常來臨這個人物大家覺得非常重要，他的重要關乎到一個組織在我們社會生活結構中功能性的模糊，他是工會主席，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他在這個里面一個方面他面對資本家籌資困難，這時候他是工賊，不是工會主席，他為資本家說話，為資本家說話在過去歷史敘事里面就是工賊。但是他又能夠帶著柳葉葉五姐妹去休閑，他沒有訴求。這個人的復雜性或者對這個人判斷的不確定性在這個里面都寫出來了。這里面當然，過去我們看到底層寫作也好，改革開放30年敘事里面知識分子基本不在場的，但是《問蒼茫》這里面有，馬明陽他們，他對其他的人物我覺得都有一些矛盾性的東西，只有對這些人下了猛藥，幾乎沒有商量，對知識分子的這種打壓或者這種批判是沒有商量的。我想曹征路先生肯定不是出于安全的考慮，你罵其他的人不合適的，罵常來臨，常來臨是書記，罵他也不合適，文念祖雖然是地頭蛇，本身是出身農民的，你把他說得太狠也不合適，只有知識分子，我想他沒有這個顧慮。知識分子在我們社會結構里，我覺得問題確實非常大。我覺得這個曹征路先生沒有商量，這個人猥瑣、功利，這個是這里面很重要的一筆。
　　另外我覺得小說里面有兩種元素在寫作的時候，一個是批判現實主義元素，在改革開放30年以后，我曾經講到中央電視臺還搞了一個改革開放30年的紀錄片，從政治經濟文化一直到計劃生育，我們無比輝煌。但是呢，這個電視片肯定遮蔽了另外一種歷史就是《問蒼茫》這個歷史，在這點上是批判現實主義，這一點是成功的。還有一點他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元素，就是對柳葉葉和唐源的描述，特別想寫一個改革開放30年里在底層成長起來的新人形象，應該說從創業史那個時代開始到今天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塑造基本是失敗的。
　　另外，通過這些人物，我覺得這個小說特別像萬歷十五年，通過一個帝王，一個將軍，一個知識分子，把萬歷十五年的事情都說清楚了，這是大歷史觀。那么《問蒼茫》也是通過這樣不同的人物把改革開放30年來存在的問題把它說出來了。說這部作品的藝術性我在文章里都強調了。我覺得陳太這個人物寫的很好，這個人物不露痕跡，你恨也恨不起來，想和她親近也親近不起來，左右逢源，這個人在歡場上肯定是很受歡迎的，非常好，非常可愛。但是這個人物畢竟是資本家，包括最后處理她的時候，最后她只有逃之夭夭。你說曹征路怎么辦？他沒有辦法。
　　總的來說，我覺得這部小說是在當下的小說創作格局里面是個特別重要的小說，因為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在狂歡的一個時代里曹征路還這樣關注現實，書寫現實，能夠寫出《問蒼茫》這樣有力量的小說，我覺得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當然，我此前和一些朋友也談過，交流過，曹征路從《那兒》的立場上不斷作出一些妥協和退讓，那么這個立場的退讓是不是說是值得肯定的？我現在也說不清楚，其實我倒特別希望曹征路先生能夠按照《那兒》的路子大踏步前進，就是明確無誤地表達我們的立場觀點和看法，而不用知識分子那種所謂的困惑猶豫和矛盾來掩飾自己某些內心里面的不自信，這個話我可能說重了一點。
　　賀紹俊（沈陽師范大學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
　　我覺得曹征路的確是我們非常值得關注的作家，而且是我們一直關注得不夠的作家，《問蒼茫》應該是他一個非常有份量的長篇小說。
　　我看《問蒼茫》其實有三個關健詞，一個我覺得他是中國的小林多喜二，第二個《問蒼茫》是新世紀的《子夜》，第三個從曹征路《那兒》開始的寫作，我覺得他是在揭示一種堅硬的現實主義。
　　我簡單說我這個想法，為什么說是中國的小林多喜二，那是一個日本的工人作家，我想強調一個主體性問題，實際上可以說是90年代以來作家的主體性發生了很微妙的變化，隨著社會形態的變化發生了很微妙的變化，尤其是這種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的覺悟，當然也促成了這個作家的主體性，朝著這樣一種知識分子主體變化這樣一個趨勢。但是我感覺，我們也需要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站在廣大人民和民族的立場這樣的作家，曹征路從《那兒》開始寫作，他的主體性意識是非常強的。
　　第二點，從他的敘述方式和他的考慮角度來說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個最大的一致性，他的寫作的重要動機就是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對中國發展前途的思考。雖然那個時候整個社會有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討論，促成了他寫《子夜》式的作品，曹征路寫《問蒼茫》實際上是他有這樣一種胸懷，有這樣一種責任感，社會責任感，他關注著中國的社會進程、前景。我覺得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和難得的。
　　以上這兩點也是關聯的，就是這個作家的主體性問題和社會責任感的問題是關聯的，一個作家具備什么樣的主體意識，站在什么立場，自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的想象會不一樣。站在人民大眾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以這樣的主體去看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就會不一樣，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現實也很嚴峻的問題。最終，領導權、話語權決定了社會的走向。事實上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不同的階級，不同的階段在中國這樣一個領導權的，這樣一個很復雜的現實狀況之中。所以這個小說我覺得有非常深刻的一筆，就是掌握著資本，可能在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是最具有話語權的，但是他們還需要一種合法性，他要爭取一種合法性，所以他希望中國是讓他們提出來一個“新三綱五常”。這樣對社會的認識是很深刻的，體現作者的深刻性，三綱叫資為勞綱、官為民綱、西為中綱，五常叫權、錢、性、愛、恥，他們要把這個變成一部全面指導新世紀的大書，是綱領性、全面性、倫理性、貫穿一個時代的。我覺得他這個表達是非常深刻的，對這個社會這樣一種復雜性，這種爭奪話語權的復雜性認識是非常深刻的，也表明他寫作這個《問蒼茫》他的這樣一個背景是很嚴峻的。所以我覺得《問蒼茫》這樣一本書它能夠寫出來，能夠出版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覺得對我們的啟發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點，我為什么說是一種堅硬的現實主義呢？當然的確他有很強烈的批判精神，但是我不用批判現實主義這個概念，就在于傳統意義上的批判現實主義更多的可能是一種破壞性的批判，一種絕望的批判，一種悲觀主義的批判，我感覺他的尖銳性是建設性的批判，一種積極的批判，而且是一種充滿希望的批判。是不是就是老孟說的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引進來了，這個我沒想清楚。我們一直在講現實主義，我們今天的現實主義變成一種很軟化的現實主義，它幾乎就是一種戳出去是沒有力量的。我感覺，實際上曹征路的這樣一種現實主義是很堅硬的，是有力量的，他的批判是很有力量的，這個也在于這個作家的一種勇氣。堅硬的現實主義我覺得從文學上說完全可以說得通，他在文學上是成功的。所以我非常不贊成，好像一定要把這種社會內涵非常豐富，直面現實的作品都看成是藝術上是很糟糕的作品，我是很不贊同這樣的觀點。比方說他在現實主義的敘述上就很有特點，很值得我們從文學的角度來進行一些思考。
　　他這樣一種堅硬現實主義就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那么這種理性，既使是困惑他也是理性的，他表達困惑，但不是說對于現實的一切他非常的清楚，他有一個很清晰的結論，不是這樣的。他是理性地思考，他對一切都理性地思考。我覺得這樣一種敘述他是和那種心理的現實主義的敘述應該是不一樣的，所以包括剛才雷達談到一些不滿足，我也不是完全贊成，當然說個別情節、個別細節怎么處理的更加完美，更加充分，那個可以考慮。但是我個人覺得，像這種非常理性的，甚至表達強烈觀念性的這樣一種現實主義，敘述方式應該是不一樣的。可能我們今天在講文學史，我們會說薩特太有觀念性了，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寫法，他不可能用柴可夫斯基的寫法，因為關注的不是人的內心的復雜性，是關注的社會的進程，他敘述的東西絕對是不一樣的。
　　我主要有這樣三點想法，最后談一點，剛才因為很多人談到改革開放30年，我們今年還在繼續紀念改革開放30年，不斷出這樣的書。我覺得實際上曹征路的這樣一個小說，完全是可以放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看的，他是從問題入手，從問題入手同樣是紀念改革開放30年，而且是總結30年經驗必不可少的，從問題入手才能更準確地總結經驗。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說他在晚年曾經對中國發展道路有過反思，鄧小平他就說現在看來，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不比不發展的問題要少。就是說，他發現發展實際上會產生很多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比如果不發展可能問題還沒有這么多，他看到一個這樣的問題，甚至他特別提到貧富的問題，他說貧富差距問題是很嚴重的，必須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實際上是曹征路的思路就跟這個反思是一致的，他談到的就是一個財富的再分配的問題，而這正好是我們改革開放忽略掉的，最忽略的一個社會問題。當然這個也可以理解，過去是摸著石頭過河，有這種時代的局限，有社會形態的局限，這些都制約了我們的認識，那么改革開放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在發展經濟，發展經濟有一個我們怎么樣重新分配這個財富的問題。這樣一個社會的性質就凸顯出來了，你是真正是站在一個什么階層，什么階級的立場來認識這樣一個財富分配的問題？他就把這樣一個背后的嚴峻性凸顯出來了。
　　我覺得，發現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面對問題我們才能繼續前進，才能不斷面對新問題不斷分析，產生新觀念才會繼續前進。所以我覺得《問蒼茫》從這個角度說是紀念改革開放30年非常重要的文學作品。
　　謝謝。
　　施戰軍（魯迅文學院副院長）：
　　剛才雷達老師對這個小說的概括我覺得非常準確，他說曹征路先生的創作從對抗轉為對話，由過去的那樣一種批判改為面對，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具有一個文學意味的轉變，這種轉變在今天我覺得非常可貴。漠視肯定是不對的，但是僅僅批判也不夠。這個長篇小說是有血肉更有筋骨的小說，是具有這個時代需要的現實主義精神的長篇小說。他的基本方向是面對異變的寫作，我們時代經過這種改革，經過金錢的主宰的這樣一個時代的時候，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怎么面對我們的現實？他提供了很多的正面的啟示。這個小說最大的成功處是寫出了一批被扭曲的，被侮辱的，身心遭受了損害的一個人物群像。這里面既包括了基層領導干部，黨的干部，還有知識分子，教授，尤其還有工人，這一點我覺得非常有意思。過去我們的立場，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工人階級的正面形象很足，這里面對幾個工友的描繪，他很逼真地面對人心異變的普遍的現實，他沒有完全站在一個單純的階層的立場上面對這個問題。
　　這里面他寫到損毀的過程，他對身體的，面容、腿腳，一直到人心，我說他對損毀了的精神的狀況的描繪或者發現、觀察和記述，使得這部小說有非常大的精神力量。所謂《問蒼茫》，我們很容易想到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但是更多的寫到了今天這樣一個蒼茫的情境，尤其是沉浮著的情境。在這樣沉浮之下我們看到那種異變是一種滄海橫流的，這個時代紅塵滾滾，他面對紅塵的時候，曹征路先生不僅以自己的知識分子這樣一種精神面對他，另外還找到了一個制約或者說解決或者說警示那樣東西，這種東西在小說里叫做“紅云”。過去我們小說里我們看到，尤其長篇小說在結構上，結構的需要和精神指向的需要，很多優秀的長篇小說都要找到這樣的東西，比如張偉的《古船》，在面對今天這個時代的時候，像紅云這樣的異向，或者像紅云這種說不清的東西和紅塵之間構成了這種關系的一種異動，發現有了更深刻的精神內涵。文叔在這個里面絕不可忽視，文叔那個覺得黑的那一段非常有意思，使這個小說在感性里面埋藏著強大的理性力量，天水茫茫這一段，文叔沒覺得黑，說黑了反而更加看得遠。這些地方給人的深思，一般小說真的看不到。
　　他對于發展，甚至對于不爭論這三個字的思考，我覺得這個作家真是有勇氣，這種勇氣真的是久違了。他用這樣一種比如像紅云這樣一種存在，他對現實表面的繁榮的秩序有一種祛魅的作用，同時對現實存在的問題，制約他的那樣的東西又有一種反魅的作用，無論時代發展到什么樣的程度，總有一種東西。比如可能是我們的主流的意識形態可能也難以奈何，畢竟還有別的東西，那個東西是任何人避免不了的。所以我們從這個小說里面看到他這種作家的這種現實身份，以及文學作品對時代的擔當這方面，我們過去出現過很多的偏失，我們如何找到一個正當的這樣一個途徑，這部小說肯定在藝術上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但是我覺得在這方面這個《問蒼茫》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范本，關于作家的現實身份的問題，關于作家的時代擔當的問題，提供一個非常好的范本。
　　另外，這幾年來面對現實也好，還是面對歷史也好，最有勇氣的作品往往是人文社推出來的，這是比較奇怪的現象。對20世紀整個革命史的反思，對今天這個時代，30年，甚至更長歷史階段的梳理和反思，今天有了《問蒼茫》，這點我們在這里不光對作者曹征路先生，同時我覺得應該對人文社致敬。
　　謝謝。
　　邵燕君（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大當代小說點評論壇主持人）：
　　昨天剛接到南方文壇的刊物，因為《問蒼茫》出來以后，我們做的北京大學作品點評論壇曾經做過一次特別大的討論，我們在南方文壇也發了一組文章，后來是發了孟繁華老師、賀紹俊老師的文章，剛剛看到曹征路老師一篇是闡述自己創作觀點的，這本書我帶來了，生活之樹常青是對作品的闡述。曹老師和付艷霞編輯也一直談到，我覺得特別高興的就是我們還能進行這么好的爭鳴，我們覺得應該有一種健康的爭鳴的心態。
　　其實我們一直特別關注曹老師的作品，完全是作品本身帶來的震撼性。我更正一個小小的錯誤，《那兒》不是2005年的作品，是2004年當代第五期的作品，這個時間對我們來講是記憶深刻的，我們論壇當時在討論秋天的那個窗外的景象，我們記憶的都非常清楚，《那兒》給我們帶來的激動和整個爭辯的情景今天是歷歷在目。《問蒼茫》出來之后，我們論壇立刻有了爭論，引起了關注，這個其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我作為這個論壇的主持者，其實特別希望有討論，但實際上很長時間沒有討論，真的是學生們自己爆發出的爭論就顯示了這個作品本身的重要性和它揭示生活矛盾的一種準確性。
　　在討論的過程之中，還有一點，除了我們發的那個文章，還有三位都是80后的博士生、碩士生，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到新的讀者他們對這個作品的一個看法。在曹老師回應我們的這個批評之中，可能有一點點，多多少少有一點點誤解，其實我們對這個小說的爭論是以《那兒》為起點的，這樣的一個預期，非常高的預期的起點上才進行討論。在這個預期上對這個作品的評價，應該是認為有優點，有問題。有兩篇文章是非常肯定它的優點的，有兩篇文章是談到困境的，而我的文章應該是兩邊都兼有的，是這么一個狀態，并不是說有更多的質疑的。因為作者可能會更關注批評他的，這個也非常好，其實我還要更正一下，從我們今天的評論來講，對這個作品首先非常重視，而且是在我們認為最好的作品《那兒》的基礎上來討論這個作品，肯定一個作品肯定要看它的基點，我們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我們也一直關注的底層文學的寫作之中終于有一個大作品，總結性的長篇出來，我們確實抱著文學史的態度來討論這個作品。
　　在討論的過程之中，我今天正好借這個機會再來看曹老師的回應的文章，在曹老師這個文章是生命之樹常綠的這樣一個討論，可能這里觸及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會把這個作品認為它是一個新左翼文學的代表作品，可能會覺得這是有一個模式化，我們的理論，從理論先行的角度對這個作品進行批評的。確實是，我們五個人的文章雖然觀點不同都是從這個角度，無論肯定還是批評，在這個問題上，這就是可能批評和作者會有不同的想法。曹老師在他的文章里談到，我們說這里面有子夜模式，有青春之歌模式，曹老師說這兩個作品都是很多年前看了，都忘了這個小說，我也相信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們批評的意義老實說是要看一個作家他的背后的，可能是隱形的這樣一種結構的傳承，很多的模式不一定是顯形的，可能就在我們血液里，在我們潛意識里，就會在我們作品之中呈現出來。
　　我覺得對于這個作品來講，我特別贊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曹老師從《那兒》開始的這個作品，他在中國當代作品中就有一個最了不起的意義，就是他在中國的當代文學已經被認為與現實無關，沒有能力反應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能力的這個時候，這樣的作品能夠出來，重新起到這樣一種反映現實的這樣一個作用。我覺得，在今天這么復雜的社會轉型面前，我們對現實的反映，一個是反映現實本身，還一個必須反映的是現實生活的本質。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反映這樣一個前沿問題，觸及到勞資關系，觸及到改革開放各種問題扭結的問題的時候，如果說我們不涉及底層的問題，不涉及左翼思想，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并不認為批評的人一定要把作家怎么分類，我們的批評也反對一種從理論本身出發肢解作品的現象。理論應該說幫助解讀一個作品，對他作品背后更深入的模式進行分析。
　　就此這個機會，我想重申一下，包括對于這篇作品我們不約而同地解讀到的背后的子夜文學模式和剛才孟繁華老師也談到這里有兩個因素，一個批判現實主義因素，還有一個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問題，我想談一個觀點，可能會引起誤解，可能不一定曹老師會高興的。其實我特別看重曹老師小說中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美學要素的繼承和發揚，我認為這是優點，不是缺點，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優點。我這里想談一下對于《那兒》的藝術性的肯定的問題，其實今天在談《問蒼茫》的時候，我不斷回旋的就是《那兒》的當時的強烈的感染力和它的美學風格。可以說我覺得時隔五年吧，那么《那兒》的美學力量和它的美學的成就、藝術上的成就應該說更加鮮明更加突出。我覺得《那兒》其實在敘述手法上非常注意了現代手法應用。第一，避免問題小說的簡單化。其實《那兒》最感動人的是內核借鑒了工農兵文藝的模式，這個模式的借鑒我在這里絕不是貶義，正是這個使小說高潮迭起，蕩氣回腸，同而成就了這篇小說最突出的特點，單純，而且單純的有力量。曹老師作品藝術風格最好的部分是剛健大氣之美，他最擅長寫矛盾積累到最后的爆發的那個力量。
　　在這個美學風格上，在這兒我特別怕引起誤解，我覺得一篇小說的藝術價值像曹老師講的那樣，絕對不能用狹隘的機械的進化論的觀點來評說，一篇小說好不好是看他能否適合這個內容，我覺得對于《那兒》來講工農兵藝術模式是最好最恰當的，包括現在對樣板戲的藝術評價，我前兩天看了一場樣板戲，我覺得我們需要重新評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因素和純粹文藝美學上的成就的觀點，然后才來評價這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孟繁華老師的一個觀點，不是從思想上，我也從藝術上，我覺得這個小說《問蒼茫》確實是從對抗走向了對話，從《那兒》來講。政治上永遠是對話比對抗正確，但是我覺得對作家而言不一樣，我以為曹老師的美學特長更適合走向對抗性的，不是妥協性的，反而是一種激烈的，爆發性的這樣的一種美學產生的巨大的力量。當然這個是有思想的問題，我只是從藝術上來講這個問題。
　　從這個作品來講，這個作品我覺得確實有新左翼的因素，這個模式可能是潛移默化，可能是血液里的，未必是觀念上的。我也覺得這里面有困境是本身這個模式的，我覺得有兩條路，一種是觀念，可以進一步按觀念性的，用一種更深本質性的認識的把社會思想的各個階層和它的矛盾更接近真理性的本質揭露出來。或者我看曹老師的創作談來講可能更想接近批判現實主義，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我覺得那也確實非常好。我更想看一些更扎根于經驗的，鮮活的，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路數。我看曹老師講的三個人物這幾條線，一個是柳葉葉的成長史，一個是趙學堯的墮落史，我覺得這幾個人物里面，趙學堯應該是曹老師寫的最得心應手的，但是比較起來看，還是多傳統，別人筆下也有。我覺得對有價值的兩個人物，一個是柳葉葉，一個是常來臨，柳葉葉是新人，她身上可能會有很多新的生長點。我覺得這里最好的人物最有深度的人物，最有價值的人物是常來臨，小說里可能寫的最動人的形象是陳太，是最出彩的一個人物。但是我覺得其實陳太這個人物作為一個臺商的代表她應該是可替代性的。常來臨動用愛國主義讓工人加班跟美國訂單的對抗，在這個人物身上糾結的這個矛盾，是這個人物最深刻的部分。我有點遺憾的是，這個人物走到后來的時候，我覺得他身上應該凝聚了這個時代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原有的社會主義文化和資本的對抗矛盾，這個人物怎么從一個書記、工會主席、也是一個正直的人對于被資本打敗的過程，我遺憾的是這個過程，到最后的過程不是被資本打敗的，是被陳太迷惑的，變成一個情感的故事，這樣使這個人物，這是偶然性，陳太是可替代性的。這樣就使這個人物背后負載的那種文化的掙扎和這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沖突落入一個言情的故事框架里，這個是我覺得這個人物有遺憾的部分。如果是個人化寫作的話，也有單獨寫一個當代地產商，那樣的可能也有一些很鮮活的一個東西。
　　總之我覺得這個作品確實是一個意義特別重大的一個作品，我覺得他展開了很多種面向，開啟了很多可能，像柳葉葉這個人物是一個鮮明的人物，后面還可以這樣走。我遺憾的是兩邊，要不然是在觀念上能夠更有對社會的本真的，要不然我覺得可以在細節和經驗上能夠更原生，使這個人物本身成立而跨越各種爭論而存在。
　　謝謝。
　　張燕玲（《南方文壇》雜志社主編）：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一種批評和反批評，實際上是對這個批評生態的一種建設。當時發北大的評論的時候我覺得挺欣慰的，就是新一代的人怎么看怎么讀，特別是80年代。我后來說到，尤其提到那場大火，當時我覺得生活上是有偏頗的孩子，對珠三角還是不太理解，于是有了曹老師這篇文章生活之樹常綠。曹老師不愧為作家和教授的身份，他意識到作家和批評家本身都應該以生活，包括個人的體驗為底蘊的。這場大火里還不是矛盾的爆破點，因為珠三角這個地方，包括我去過看到的兩邊的房子，原來掛滿了萬國旗，現在這些地方都空了，每天都在關門，每天都有悲劇發生。你看這里頭有的工人加工到死，其實不是那么簡單的事，并不是因為完全加工勞累，他本身有病，等等這種意外的事情。其實這真的是新一代工人生活的真相和本質，這種事件是珠三角的生活常態。這一點上我覺得曹老師說出一句比較有真理性的話，我始終認為這種批評和反批評非常好。
　　實際上在小說里頭，真正推動這個故事情節向前發展的是三次罷工。三次罷工，而且我認為曹征路老師寫得很好，我放到背景里，一次一次推動人物和故事的內核，尤其悲涼的是結局，所有一切關系又回到了資本的秩序，我覺得太厲害了這句。這個結局已經說明了一切，所以后來做書的時候，封底還提到勞動法，我覺得這是不是有點直白了，我覺得文學的力量不用說出來這許多，我覺得這個結局把所有東西歸結到資本的秩序已經非常了不起。包括這個柳葉葉，雖然認同了唐源，但是失意的英雄唐源他的斗爭將來會怎么樣？未來應該是路漫漫的，非常的艱難。所以這份理性我覺得我們也能感受到曹征路教授的這種困惑，也包括對這個轉型時期的時代的困惑，應該說曹征路是為這個時代寫出了自己新的發現和新的富有意義的時代的表白。這是我第一個印象，我覺得兩方面都非常可貴，也進一步在我們的雜志上面演繹了批評的本色，我相當感謝他們。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曹征路先生是進行非常有難度創作的一個作家，因為現在現實題材小說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尤其90年代以來長篇小說獲得巨大聲譽的幾乎都是歷史小說，在這一點上大家對現實的把握等等，包括剛才形成兩派的意見，孟教授要曹征路大膽朝著《那兒》前進，還有老師說《問蒼茫》比《那兒》后退了，在這點上我覺得已經給這個時代提供了，尤其當下的文學提供了新的話題。
　　還有一個印象，在某個意義來說，曹征路先生是非常具有文學良知的作家。因為在中國的這種精神擔當和文學的公共性一直有良好的傳統，曹征路先生在這樣的背景下，尤其是現在放棄了這種文學精神擔當和文學公共性成為時尚的背景下，能夠一直以自己的血性和富有擔當的寫作，應該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上下求索這些社會轉型期里頭的人的存在，人的社會問題，用文學的形式去切入現實，去發問。他說為什么要發問？因為時代的困惑，知識的困惑和文學的困惑。知識里是為什么尋找這一批這樣的人？所謂的新移民和異鄉人和這種思考提出自己新的發現。他寫了四根繩子，就是四種歷史。這四根繩子里每根繩子里都立著一個人物，這些人物都非常有新意。其實陳太我認為是不可以替代的，她說到資本的關系里頭演繹成一個色情故事我覺得也是過分的，其實我覺得曹征路很難能可貴。
　　剛才孟繁華教授在問，這個常來臨為什么會變成很難判斷，角色模糊，其實我覺得這種矛盾跟陳太的不可替代性是有關系的。因為陳太確實對他們好，常來臨沒接觸過一個這么堅強，遇到難題的時候就表現出來的她，所以常來臨心軟了，確實她是友善的本質的。比如她給了他30萬，常來臨沒有意識到是給他本人的，他拿來解救工人。本質上常來臨還是屬于工人立場上的。當他變成所謂工賊嫌疑的時候，他認為他要對陳太負責，所以在這點上我覺得這個常來臨的豐富性更強了。我始終覺得曹征路先生用這個小說觸及了一個時代根本性的問題，有關懷也有痛感。
　　謝謝。
　　李建軍（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曹征路的小說讀起來很痛快，但是讀完以后讓我表達自己的感受或者一種判斷感覺比較艱難，我聽下來覺得有很多觀點和判斷都在互相沖突或者互相在對抗。那么我覺得曹征路，就我們當下中國的現實，大家都談到對文學來講是極具挑戰性的，首先太復雜了，而且很多問題太尖銳，怎么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是不是了解這些問題？中國作家與中國的歷史太隔膜了，與中國的現實太隔膜了。這種隔膜的寫作一個是沒有力量，另外一個沒有生命的。講到現實，7月1號美國一個研究網站發表一篇文章叫印度上漲的潮水，這個里面有一個數據，我看了以后比較震驚。它說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1.8倍，90年代是2.4倍多，2001年是2.9倍，現在大約是3.5倍，越來越大，而且速度應該說是很快的。我當時看這個，因為拿印度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做了一個比較，在印度農業人口和我們差不多，但印度沒有農民到城里打工的，沒有農民工這樣大量涌入城市，巨大的嚴重社會運動沒有發生。而印度的城鄉的收入差距是越來越小，越來越小。所以這個作者他講，印度的經濟模式發展模式優于中國，而且將來在很多方面是要超過中國的，這是他們的研究網站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判斷，而且認為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潛藏著非常大的危險。這是參考消息，大概三天前轉載這篇文章，我認為這篇文章非常重要，我覺得決策者更應該注意到這樣的問題。不是農民一定要到城里來，他們有非常辛酸的無奈的原因在里頭，有的孩子一年都見不到自己的父母，農民工到外面打工，尤其離家遠的完全不能夠回家，這里面包含多少心酸的東西，我們都忽略掉了。
　　現在中國的現實對作家的挑戰嚴重到什么程度？像托爾斯泰，像魯迅，像斯坦貝克，假如在我們這個時代會怎么想？還能寫不能寫？還能不能寫出那些在我們現在引起那么大反響的傳世之作來？我覺得這個問題恐怕還有待思考，答案肯定不是那么簡單。我們大家都知道，讀作品經常會覺得缺乏現實感，缺乏力量感，曹征路的作品有些不同，一種剛性的，他很坦率，他對現實怎么觀察怎么思考就怎么來寫。我注意到他一篇文章談《那兒》的創作談，這個題目不是很準確，是逃避也是抗爭，應該是逃避還是抗爭，其實應該是一個選擇。曹征路講的一方面退出公共領域，一方面是緊密聯系權利與資本。“我不知道當代文學何日能恢復它應有的尊嚴，但毫無疑問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膚”，這是一種自己非常切身的感受和這種體驗，基于這樣來寫作。所以我覺得這種寫作在我們現在是非常貧乏。像《那兒》，包括其他某些作品經常受到一些誤解，包括評獎上，對這種尖銳的有力量的現實主義作品我覺得是不公正的，因為就《那兒》來講，我不認為它的藝術成就或者藝術價值就一定很低，不認為它在美學上就沒有屬于自己的貢獻或者自己獨特的建構，我不這樣認為。
　　我04年讀這篇作品的時候很振奮，非常振奮，我覺得這種有血性的有良知感的太少了，現在在中篇創作上像這樣有力量的作品仍然不是很多。剛才戰軍的發言已經講到，我講藝術性的問題了，這個作品打動我們的地方很多，很多地方你讀了心里很激動。比如小說里的這封信，這里面講的如何去把這些錢要回來，看上去非常冷靜其實是非常殘酷的。我們的現實為什么會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另外我覺得這里面塑造一批典型人物，各個階層的，尤其對知識分子的這種普遍的無恥化，也是觸目驚心。
　　這個作品叫《問蒼茫》，我覺得應該努力去擺脫這種關聯工農兵的關聯，你應該發現自己應該創作一種新的敘事模式，包括開掘新的主題內容。這里面的人物是有心智的，如果過去的工農兵形象帶給我們的是被給予的感覺，我來解放你。在這里面像唐源這種人物已經不是被動的被解放的，他這里面有新的命題，我怎么樣維權的問題，我要自我解放的問題，跟工農兵文學有質的不同。工農兵文學我們自我的權利沒有發展起來，沒有自覺。所以我覺得這是他的心智，所以他應該努力擺脫這種跟舊的這種敘事話語，跟舊的這種精神資源這種關聯。但是我要談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這點，曹征路的寫作是很不自覺的，或者這里面的人物是不夠自覺的。應該說唐源這個人物是有亮色的人物，比如第123頁問人剝削好不好，壓迫好不好？趙這個知識分子嘆一口氣說你鉆這個牛角尖有沒有意思，壓迫不管好不好都是客觀存在，將來這個社會只講合不合法，不講合不合理，我這都是心里話。又說唐源你要認清這個時代，你回到內地還是有這個問題，深圳的今天就是內地的明天。這段話是趙為了現實，為了他所來辯護，但這里面包含非常深刻的背景。唐源這樣一個人物沉默一會說，現在回過頭想想，也只有毛主席才真心為工人農民的，可惜我們大家都看不清楚，現在跟在后頭罵。然后呢，大口喝啤酒，眼角跟著漸漸有了濕斑。這樣一個人物，某種既是人物的思想的一個模糊一種混亂或者一種復雜性，也是這個作品本身的，我能夠看出來，就是講到最根本的問題，曹征路他自己也不知道為這個時代應該依據什么，出路在哪，找不到這個東西。他站在一個很高的思想家的這么一個寫作，這點我覺得這個作品里有與生俱來的或者非常嚴重的一個精神缺陷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敘述方式，這個我讀《那兒》的時候也注意到，這種激情化的，我覺得更應該用客觀方式敘述。很簡單，比如隱語的方式，這里面都是間接隱語。我原來做編輯，覺得尤其要有這種形式感，這種敘述方式的這種規范性。在這點來講我覺得這個小說的間接隱語嚴重影響了它的客觀性，從消極意義上強調了它的主觀性或者模糊性、不確定性。這點我覺得以后曹征路在寫新的小說中恐怕還是應該注意去克服。
　　另外有一個地方，有些人物，很次要的人物在寫作的時候，這些人物我覺得寫不寫都是兩可的，寫的時候也不應該是這樣的寫法。比如馬明陽的父親，他讓他逛妓院，最后帶回這個妓女一起做生活，這是作者敘述的語調缺乏必要的嚴肅性，缺乏必要的對人物的尊重。可以不用這樣寫。曹征路整個作品這種沉重的，悲劇感的這么一部作品不應該有這樣寫法，類似于這樣一些跟整體不太協調的一些地方，我覺得都是可以在寫作過程中把它拿掉會更好一些。
　　謝謝。
　　姜詩元（《長篇小說選刊》主編助理）：
　　首先代表我們《長篇小說選刊》主編高葉梅女士，她臨時有事來不了。她表示兩點。
　　一，認為《問蒼茫》是個非常重要的作品，這次《長篇小說選刊》拿出來，作為重點推出，原來我們每一篇只附一千來字的短評，而且是一個人寫的，這次附了孟繁華老師和賀紹俊老師兩篇重點文章，原來一千多字，現在是一萬多字推出，推出以后讀者反應很好。
　　二，向曹征路老師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表示感謝，提高了《長篇小說選刊》的品位。表達了《長篇小說選刊》堅持真理和正義的這種文學追求。
　　這是我們高主編的話。
　　我個人跟曹老師也有點淵源，我們都是從安徽走出來的，我年輕時候就久仰曹老師的大名，去年在深圳見到他，他說他有這部小說，回來以后我們拿來看看，認為的確很好。我也寫了一篇文章在中國新聞出版報上發表了。我就講一點，關于常來臨這個形象后面說他是工賊我有點不太同意。我原來在中華文學基金會工作，什么事都干，在社會上接觸的面也比較多。那么我們現在有一點我們搞不搞市場經濟，搞市場經濟就有它的規則，這個規則之一就是責任意識，崗位意識，職業意識。常來臨前面無論是當過共產黨官員也好，他此時此刻已經被陳太聘用，他的職責就是要協助陳太把工廠效益提上去，這是他的天職。他首先要適合自己的角色，他是干什么的，他是為陳太打工的，給他工資他就要把工作干好。這些人的同情是他情感的因素，這反應他人的矛盾性和豐富性，但是不能認為他給陳太打工就是工賊，這樣違反了市場經濟的規則。我就講這一點，供大家參考。
　　謝謝。
　　張未民（《文藝爭鳴》雜志社主編）：
　　主要是意見非常不成熟，也比較零亂。因為刊物發了一組文章，所以我記了一點筆記，也是學習賀紹俊的文章，學習孟繁華的文章，機理很零亂，我確實覺得這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意識到這一點。剛才聽了大家的發言應該說都很認同，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們對這樣一部重要的作品認識不足，對它的重要性，我中午跟曹老師說，這部作品是目前中國文學界比較有影響的作品當中惟一可以不依賴于文學性這樣的概念來肯定的作品。大家好像對文學性的負擔還是很重，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我倒覺得讀《問蒼茫》，剛才大家都講，它主要是反映重大問題，有重大的意味，有重要的思想，是一個深刻的作品，但究竟是一個什么重要問題？我覺得《問蒼茫》最大的思考應該是集中在對中國當代文學與社會主義的不解之緣上關系的問題上。應該說新中國60年來，當代文學前30年，高歌猛進的社會主義實踐塑造了當代文學的內容，革命化、精神化的，乃至共產主義精神化的社會主義，激進的極左的階級斗爭的社會主義，理念化的社會主義，是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我覺得離開特定歷史情境中的社會主義概念，我想我們無法解釋前30年。我覺得社會主義概念還是一個核心的這樣一個概念。
　　對于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我覺得社會主義概念仍然是解釋歷史和文學無法逾越的。社會主義概念在當代文學中，尤其當代文學評論中應該說已經缺席好多年了，不能不是個有趣的當代文化現象和語言現象。也許在研究當代文學史界社會主義還會被一些學者使用，但也是與活生生的當代社會不能相通，甚至不如西方世界左翼的味道。我覺得是這樣的問題，我們是脫離了中國當代現實實際和當代文學的實際，至于說到當代文學批評，我覺得我們確實缺少一種基于社會主義價值和立場的社會主義的批評。我這個意見非常不成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記下的這樣的話，我之所以記下來我覺得這個想法還是有用的。社會主義一詞在當代評論中極少，出現的幾率幾乎等于零，但社會主義一詞仍然是不可逾越的，不管你說不說，曹征路的小說里也沒有提這樣的社會，但仍然是不可逾越的。正是這樣的行為其實使繼續堅持和強化了社會主義理解的偽政治化，當然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標簽和空洞的口號在文學評論中加以運用是不對的，我們當然反對這樣，反對用社會主義一詞將豐富多彩的文學一律化，這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但是沒有主題批評在中國，我覺得目前依然是非常奇怪的。
　　事實上，20多年來，中國新世紀文學批評從大的歷史進程看，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的，純文學的，人文精神的等種種文學批評話語的興起都是作為對前30年文學批評中偏頗和不切實際的調整的方式和方法而出現的，是一個對象的，我們現代文學是這樣的，因為我們原來曾經是那樣的。所以如果抽去這個大的歷史背景和對象依存，他們的存在將失去現實意義和文學史的意義，同時種種新興的批評話語都值得反思。并在很多層面，如反對極左專制，以人為本，回到事物本來面目，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取向，人生和生活的物質性存在和精神性的，都是與當代社會主義理念相通的。在此基礎上我覺得當代社會主義主題文學批評，可以為我們當前多樣化的文學批評中的一種主題，一種方式而開辟一個未來。所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曹征路的《問蒼茫》具有重要意義，他使我們再也無法回避在文學批評中使用社會主義一詞，不在社會主義概念和意義上理解《問蒼茫》，我覺得我們會對這部作品的價值會出現一些低估，反正我覺得不解渴，我覺得也可以。
　　這是我想說的一個簡單的思路，這個思路后面，從社會主義的視角我們來看《問蒼茫》，我覺得有幾點。
　　第一，新時期的30年歷史是社會主義在新的意義上展開的。經過種種博弈、交鋒，我們將在生活的意義上理解社會主義，在中國人的基本生存的價值意義上理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通俗來講就是有關社會的主義，我覺得應該是這樣，是以社會利益至上的。不是講主導，是講主題。在這個小說里，我覺得曹征路的一個主要精神指向還是肯定了一個主題，他肯定的是主題，這個社會的主導，這個社會的主導可能是企業家或者是政府官員，主導我們改革，那么曹征路肯定的還是這個主體，大多數人的主體，因為我們社會主義確實是這樣。如果沒有前30年的社會主義遺產，沒有這四個字限制，我們30年來的改革開放這個局面不可想象。這個問題應該看得越來越清楚，而且我們現在的目標也是，什么叫做惠及13億人的這樣一個現代化的進程，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曹征路的思考，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作品。其實我們的父輩從來都是在生活的意義上來講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不要餓死人，社會主義就是要人人有飯吃。鄧小平時代我們社會主義就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大家都懂的。曹征路的思路還是圍繞這樣一個。所以他作品的對象我覺得還是社會，有人說是《子夜》，他是社會，我們新世紀以來的作品，主要作品的對象是人生的現象或者一個精神現象，到曹征路這里來其實是一個社會現象，他寫的是一個整體的社會的主體，是一個立體化的，是比較全面的一個社會的東西。這里面階層的沖突和糾結是一種社會主義分析，如果要概括的話，我覺得是社會主義分析。
　　第二，怎么樣理解《問蒼茫》？我覺得《問蒼茫》這句話很生動，他有不確定性，但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固定的，不是一個標簽也不是一個標語口號，也不是枯燥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在生活中，老百姓能懂得，我們億萬人生命中活生生存在的價值。所以《問蒼茫》之所以說是不確定的，之所以有蒼茫感，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之所以要追問，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應該在我們手中不斷創造出來的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從來都是有局限的，地方性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是一個無限的社會主義。從這個大背景上看《問蒼茫》就是可以進行解釋了，我們《問蒼茫》，確實很蒼茫。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被創造的。
　　第三，我覺得還是對底層寫作的一個超越。因為不是光寫底層，他一個整個的社會，之所以有底層這樣的概念，是我們文學的一個進步，因為新時期以來我們之所以沒有底層的概念，是因為我們發現了我們有人道主義這樣一個武器，我們要講大愛，底層的概念是一個社會的概念，底層仍然是人道主義化的東西，他依然是我們文學，我覺得對底層的概念是一個社會概念，對底層的概念并不很熱衷，因為不能進行精準的社會階層和結構的分析，只有在文學界我們才熱衷這個概念。我說曹征路這個作品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東西，我覺得他是一個底層寫作的超越，同時社會主義也是一個文明，超越所謂的左翼，我覺得在中國，曹征路揭示的矛盾一方面有陳太，陳太是代表一個資本，資本是不道德化的，但是我們的打工者是需要資本的，因為陳太可以帶來資本，帶來錢我們可以辦企業，沒有她我們沒有工作，她還可以拉來訂單，沒有她的訂單我們同樣沒有活干，所以這是一個矛盾。曹征路的《問蒼茫》我覺得是在這樣一個局面上展開，就是說我們新時期以來，其實我們已經離不開資本了，離不開資本的情況下我覺得這恐怕是一個命運，離不開資本情況下我們怎么限制資本，還要利用資本主義，還要把資本社會主義化，所謂把資本道德化，讓他可以有人性化，其實我覺得曹征路在這部作品里貫穿的是一個不是自由，也不是個性解放，我覺得是一個平等的精神，這個比人性論應該更加實實在在的面對現實的精神。所以我就說這樣一個，完全是在概念上的一個理解，非常不成熟。
　　李云雷（《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副主編、中國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寫了一篇文章，已經發在了《南方文壇》，這個文章表達了我主要的意思，這里不再重復，剛才聽了各位老師的一些意見，我有些新的感想，稍微談一談。
　　孟老師的發言我沒有聽到，看您的文章我其實有一點疑問，比如說我覺得你把曹征路與“左翼”、勞工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時候，處理的都是1930年代以前的文學史，將之直接跟曹征路小說、與新世紀文學連一起，沒有處理更為豐富的后面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我覺得如果你能從這個角度去，可能會更豐富、復雜，也可能會有更好的一些發現。
　　賀紹俊老師的文章剛才我也學習了一下，他的大部分觀點我都同意，但他說陳太是最生動的這一點我不是很同意，我觀點跟邵燕君相似，我認為小說里最生動的形象還是常來臨這個角色，如果我們從韋伯“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80、90年代這段時間，我們是按照一種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方式，社會主義的一種文化來發展資本主義跟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也是個相反相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因素怎么樣跟資本主義結合起來，怎么跟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在常來臨這個角色中充分體現了出來。從這個角度看，常來臨是一個更具有悲劇性的人物，他的悲劇以喜劇性的方式表達出來，這個人物還是很深刻的。
　　另外李建軍老師的發言，我不是很贊同，特別是關于工農兵文學，關于引用里邊那個唐源那段話，我覺得在這里，關鍵的問題可能涉及到對社會主義，對毛澤東的理解問題，剛才張老師也提到，包括對工農兵文學的理解問題。我覺得其實我們面對現實問題是同樣的批評態度，那么該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可以理解為一個體制、一段歷史或者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但是在理論上，社會主義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更加廣泛的自由平等，在勞資關系上，在所有制問題上是一種更加理想的處理方式。如果從后者理解的話，我們對社會主義就不會有那樣一種簡單的批評。如何在理論與歷史中，重新評價社會主義，從而提出一套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總體性方案，是我們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不能以簡單的批評代替歷史的分析與理論上的探討。
　　我同意張老師說曹征路的小說超越了底層文學，因為我覺得底層文學，我也跟曹征路老師交流過，還是人道主義的，張老師也說過以人道主義的思想資源作為支撐。但是，《問蒼茫》的背后那種思想資源已經不只是人道主義，他關注的勞資問題，他所站的一種立場，他小說中通過這兩個鮮明的“新人“形象塑造所表現出的傾向，盡管曹老師不愿意被定位為某個流派，比如新左翼，但我覺得已經是很鮮明的新左翼文學的特色，如果有新左翼文學的話。
　　我的感想就是這些，從總體上來說，曹征路老師被評價的，被關注的還是不夠，我覺得曹征路老師是現在很少的能在文學界以外的領域被關注的當代作家，包括普通的讀者，包括一些以前從來不看文學作品的學術界的學者，曹征路的小說能給他們心中引起一些共鳴和想法。
　　邵燕君：我參加過一次《那兒》的研討會，好多人說，哇，《當代》還在辦著，就因為看了《那兒》。
　　李云雷：從80年代以來的文學發展道路，其實都是建立在對美國道路或者西方道路要追趕的這樣一種假設和幻覺之上的，但是我覺得最近這兩年的世界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這樣一種對世界的想象，包括對“世界文學“的想象已經基本破滅了，這個破滅我覺得帶來了很大的一個結果，就是我們必須重新重視中國自身道路的尋找，以及中國內部底層主體性的建立。我覺得這樣一種文學的轉折，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文學上一個最大的變化，我覺得正是在這個變化過程之中，曹征路老師的小說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對他的評價還是比較高的。
　　謝謝。
　　吳義勤（現代文學館副館長）：
　　剛才所有的觀點我都同意，雖然有打架的，但是我有兩個特別認同，一個是作品確實是今天我們非常重要的長篇作品，另外曹征路確實是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家。但是同時有一點不同的看法，就是我們今天對曹征路的闡釋有的時候有一點過度闡釋了。這個過度闡釋，就是說在文學之外的過度闡釋太多，我不知道今天談打工文學等等也好，這個文學的意義一定在文學身上體現出來。因為我相信，曹老師要寫這樣的小說，要寫《那兒》那樣的小說，不是說在文學之外討論一個社會問題或者解決一個社會問題，這樣的問題其實社會學家、政治學家都要去解決，作家也有責任去思考去問，這個小說特別好，叫《問蒼茫》，這個小說里所有人在進入一個新時代的時候不斷問自己的困惑。整個小說，這個小說是不需要通過文學性證明自己的，這個其實是我這些年來一直反對的觀點，我覺得這個時代一個作品如果不通過文學證明自己，比如關于農民的調查報告，我們可以，比如今天珠三角那么多和嚴重的問題，我們可以以社會學的視野，以法學的方面提供這些東西，會給我們最大的震撼。文學家一定是對文學有夢想的人，而《問蒼茫》這樣的小說肯定也有關于文學性的建構，但是我們今天大家都沒有談。
　　我覺得有一點，這個小說的語言，我覺得這個語言非常有特色，我在想這個語言是貴州的方言，還是廣州的方言，這個小說的人物很容易被異化，但是這個人物活在語言里，這個確實很重要。是廣東方言是吧？我覺得這個非常值得我們去闡釋的東西，恰恰我們不愿意闡釋這樣的東西。這個小說還有很多文學性的建構，他寫的兩個知識分子，我也覺得不是寫他的墮落史，我覺得這個小說兩個人物沒有墮落，一點都沒有墮落，常來臨也沒有墮落，說趙學堯墮落了，我覺得他沒墮落。趙到最終的時候他還在寫一本經濟學的書，只不過這本書被挪用了。實際上他還在想，在考慮一個國家的經濟這樣的問題，他試圖有一個建構。常來臨更不是墮落，我覺得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的生存狀態，這個問題是作家在問這樣的問題怎么處理。然后兩個資本家我覺得好的是沒有妖魔化資本家，為什么老孟那么喜歡陳太？就是沒有妖魔化她。剛才我就說邵燕君的觀點，這個陳太這里面不存在什么色情的故事結構的問題，陳太這個人我覺得寫得好，但是我的好不是老孟的這個好，陳太這個人和那些資本家沒什么差別，實際上是虛偽到不知道自己虛偽的人，兇惡到不知道自己兇惡的人。她的做法，他對工人的做法跟別的資本家有什么差別？只不過她的偽裝的成份很重，使得我們老孟愛上他。
　　謝謝大家。
　　李朝全（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處處長）：
　　我就兩個詞，第一個詞叫“混沌”，曹征路的小說要表現的就是混沌的社會現狀，混沌的生活現實，就是我們常說的我們國家處在轉型期的社會，剛才各位專家也都談到，要把握現實，寫社會現實題材的作品那么難寫，而且把握是需要勇氣和膽魄的。這個小說的題目叫《問蒼茫》，就是要寫這么一個大地蒼茫或者城市蒼茫一個社會的蒼茫，實際上也是我們生活的現狀，很混沌的，難以把握評判的現實。包括小說結尾也說這個紅云是不是廣東的紅樹林漂到廣西去，我覺得這個作者在最后這樣一個主觀的陳述實際上表達了對混沌現實自己把握上的難度。除了追問、沉思、理性的思考以外，也包含了詢問的味道。
　　第二個詞“成長”。這本書，我理解作家有一種這樣的意愿，想表現深圳的新興城市的成長，也表現我們這么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經濟的成長。這個國家經濟的成長，當然付出了一些代價，比如我們提到的環境的污染，比如勞動者利益的損害。我們的成長作品中也寫到，新勞動法頒布以后，我們勞動者的權益也日益得到保障，而且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是這個小說寫到了打工者這樣一個新群體的在這個城市里的成長。打工者這樣一個群體應該說是城市的生活主體，也是建設城市的重要力量，他們很困惑，也受過損害。比如一些打工妹死了，但是作者給我們帶來一個信心，我覺得從柳葉葉這個人物身上，作家想為我們描繪一個城市里新興人群的，新興群體的這么一個成長的歷程。當然這個成長，作家有自己的思索，我覺得這個作品像各位專家提到的，確實有很深刻的這種反思和對現實的審視和批判的精神。
　　謝謝。
　　彭學明（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
　　第一，我覺得不能簡單地把這本書歸為勞資關系的書，我認為這本書是社會轉型期關于社會現實、社會矛盾、社會思維定向，又是社會常態的書。書中每一件事，書中每一個人物都是在社會矛盾，社會進程和社會常態中沉浮起落和前行的。比如書中那些人物，馬明陽，常來臨，這些人物都是帶著病像，最后自覺或不自覺的淪為資本家代言人，有的甚至是幫兇。這種就代表深刻的悲劇的力量，讀了之后讓人又心酸，又心痛。
　　第二，不僅僅是一本社會擔當的書，還是一本社會情感的書，社會情感非常重要。曹征路先生對現實的批判，對社會的追問，對人性和生活的揭示，都不是帶著仇恨的心態，不像別的作家帶著仇恨的心態控訴這個社會，而他是帶著充滿了對這個社會和這個國家的愛和情感去揭示社會上某些不足，一些病像，從這個角度寫的。他的作品盡管是帶著批判現實主義，但是還是讀了之后在心痛的同時還是感到非常溫潤。這是比其他的所謂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的作品崇高的一點，就是他對社會的情感和愛。
　　第三，還是一本帶有強烈象征意義的書。像罷工相關聯的，春天勞動爭議服務社，唐源和柳葉葉，這種新生的打工階層的相對性，都是有一種象征性的一本書。這些社會形態或者人性形態的相對性都是極為深刻，極有意義的。
　　第四，我認為這是很有文學才能的，他的語言藝術，敘述藝術都是一等的，有藝術靈光的。你看他對臺風，說是掃過來了，后來從臺風講到雞蛋的腥臭味，讀了很多臺風的文學，關于臺風的描寫沒有像曹征路這樣寫的。
　　我認為還有兩點不足。
　　第一，有些現實事件和社會形態還是描寫的太簡單化了，剛才大家說的開處的事，那個如果寫成那幾個姑娘去了上當受騙，甚至最后被強暴而接受認同，這可能顯得更真實。
　　第二，社會現實和社會形態的技術，我覺得還是急切了點。因為這本書是非常有生活，有內容，非常扎實的，完全可以寫得更透徹，遺憾的是我覺得有些章節和事件都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這樣就造成曹老師你力圖把自己對社會和現實的思考與追問全部放在這本書里，但是人物因為有些事件一筆帶過，造成了人物形象不協調和矛盾。為什么大家記住的是陳太和常來臨，而其他人都記不住呢？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有點太急切了，沒有更充分去寫，完全可以表達細一點，寫得更好。好的東西不怕短也不怕長，我覺得你完全還可以再寫，讀這本書再多寫十萬字我還愿意讀，這是好書。
　　我還想提點建議。
　　《問蒼茫》是一部追問、思考的書，像你這樣的大作家，又很有智慧，能不能再通過作品的一些事件或者內容再對這個書提供一些社會經驗和社會答案，還有社會溫暖的東西，因為社會是比較豐富多彩的，不僅僅是一些暗的東西，還有一些亮的東西，能夠稍微再增加點。比如常來臨對那幾個女孩子鼓勵她們自強，上夜校學習。然后唐源和柳葉葉辦春天勞資服務社都是代表著希望，這方面是人文社會需要的，這樣加強的話可能這個作品就顯得更豐沛，更豐韻，更有神韻。
　　謝謝。
　　胡平（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
　　我們下面請作者曹征路發言。
　　曹征路（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作家、本書作者）：
　　首先感謝各位前輩，各位師長，各位同仁，占用你們這么多時間來討論這部作品，這是我非常渴望的，邊遠的地方到北京來一趟也不容易，能聽到大家的教誨更不容易。無論是表揚的，批評的，質疑的，都是對我有幫助的，我都當做成長中的營養，還要成長，不能就不成長了，好好地思考，今后能夠做的更好一些。
　　今年是我們共和國60周年，我本人也60周歲，中午聊天的時候我說巧得很，我的生日就是9月30號，原來身份證上寫的是9月31號，在30號和10月1號之間。我到了深圳以后，他就不愿意改這個9月31號。后來電腦聯網了以后，我的身份證遇到了很多麻煩，然后我又要求有關部門去改這個31號，他們又不愿意給我改，說你這個過去登記的31號，就是31號。可是你不改呢，他又說你是個黑人，全家都辦不了新身份證。我就產生了類似卡夫卡筆下的那個K的疑惑，身份的疑惑，究竟我這么一個活生生的人，因為這個身份證的號碼不對，我還存在不存在？是身份證錯了還是我錯了？給我帶來很多麻煩。直到去年，這個身份證才給我正式改過來，改成了9月30號。
　　總體來講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繁華兄說是不確定性的時代當中，我確實也對很多事情看不清楚。我剛才突然想到莊子的了不起，說混沌沒有七竅，就讓倏和忽兩個跑去鑿七竅，他們把七竅鑿出來以后混沌就死了。倏忽是形容時間的，混沌是形容空間的。莊子發現了，在2000多年前就發現了這個道理，時間可以鑿通空間。這個道理我們到今天還沒有想明白，所以我很慚愧。在這里聽到大家的高論，聽到大家的高見，終身受用。
　　謝謝大家。
　　胡平（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
　　我們今天的研討會確實像估計到的那樣話題很廣泛，作品可評性很強，潛在的和公開的觀點分析在會上也很明顯，因此我們今天的研討很有張力，很健康也很吸引人，這些證明了作品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在我們研討過的作品中如果說有一部是能夠以發生爭論為榮并激發評論家們表達的沖動的，那就是曹征路的這本《問蒼茫》，我們祝賀曹征路先生寫出這樣的作品，也希望有關《那兒》和《問蒼茫》等作品的爭論和話題繼續下去。
　　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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