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題材作品中的“人性”問題
作者:馬建輝來源:文藝報2009-06-23
近一個時期以來,一些以戰爭為題材的文藝作品走紅,在讀者與觀眾中發生了很大影響。這些文藝作品大多是優秀的,用嶄新的藝術形式表現了戰爭的本質,塑造了人民戰士的英雄形象,以及戰爭歲月一代新人的信仰、理想和追求。但也有少數作品,專以對激戰場面和人性的“特寫”為重心,并力圖使這種“特寫”“純粹化”。這樣的傾向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以強烈刺激的心理或視覺(對影視文藝作品而言)沖擊,維持了一種感性的直觀,從而阻斷了讀者或觀眾朝向本質展開思考的可能;二是以抽象的“人性”為主導,放大了一種虛假的個人,使文藝作品中真正的歷史性元素被扭曲或被遮蔽。這類作品數量雖少,但由于其成功的商業性操作,造成的影響很大很廣泛,因此其特征值得我們關注和分析。
背景的隱匿和省略
就當前的創作實際來看,文藝作品表現戰爭一般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深度模式,以這種模式展開的戰爭表現往往有著豐富的背景和本質性層面的揭示;一種是有限直觀模式,把戰爭孤立為一場場廝殺,隱匿或省略背景,拒絕本質層面的意義展示。比如,表現抗日戰爭,揭示戰爭發生的根本原因所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帝國主義國家的固有矛盾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揭示戰爭中中日雙方反侵略的正義性與侵略的非正義性,就是深度模式的表現。而不表現這些背景和實質,直接展現戰爭中某個被限定的戰斗場景,使人只有血腥、暴力之戰爭直觀和感受,而無直抵本質的深長理性之思,就是有限直觀模式。
我們知道,戰爭是隨著私有財產和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是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斗爭形式。人類社會只有進步到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階級和“國家消亡”的時候,戰爭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這就是戰爭的本質所在。戰爭題材文藝作品的深刻程度就表現在對這一本質的接近程度上。而要有效地接近本質,戰爭背景的展示和挖掘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對我國現代的反侵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不挖掘時代的、經濟的、民族的、階級的、政治的宏大背景,就無法看清戰爭的根源及其本來面目;這兩場戰爭都是人民戰爭,沒有人民性背景的表現,不揭示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那種或自發或自覺的支援行動和向背態度,同樣不能觸摸到戰爭的深層部位獲得真實的歷史感覺。
以深度模式去探索戰爭的本質,離不開唯物史觀。在傳統的(或者說經典的)革命戰爭題材文藝作品中,人民群眾是作為戰爭的重要背景和重要力量出現的。毛澤東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他還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陳毅也形象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山東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這都表明人民在戰爭中發揮的根本性作用。當前一些表現現代革命戰爭的文藝作品,卻忽視了人民這個背景,孤立地來表現戰斗場面。至于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戰爭會產生什么影響,人們對戰爭雙方有著怎樣的評價,等等,則一概擱置不論。可以說,重視戰爭中的人民群眾的要素,重視民心向背得失,這是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體現。失去了人民性的背景,被凸顯的就是個體;推動戰爭進程的力量就不是作為群體的人民群眾,而是個體的能力和智慧。這顯然是脫離人民大眾的個人主義觀念。凸顯個人,隱匿大眾,凸顯表象,遮蔽本質,這就無法使人們真正認識到戰爭帶給我們的深刻歷史啟示。
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的一封信中認為“戲劇的未來”在于“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558頁)。這不僅是“戲劇的未來”,也是其它文學作品的未來。較大的思想深度、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和莎士比亞劇作的生動性和豐富性,都要靠有著豐富的本質性蘊涵的背景來顯示。而在這些方面,當前有些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可以說是大大地退步了,它們孤立地、片面地、“特寫式”地表現戰爭表象,消解思考的深度和整體歷史內容,更談不上情節的生動與豐富。
“人性”觀的扭曲和膨脹
人性是倫理觀的范疇,而非歷史觀的范疇,人性是歷史地形成的,可以用歷史觀來解釋人性,而不能以人性觀來說明歷史。當前一些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常常存在著某種支配性的抽象性普遍觀念,比如抽象人性論,在其主導下把現實的人表現為抽象的人,把現實的人性表現為抽象的人性,使人或人性隸屬于觀念。“個人的這種發展是在歷史地前后相繼的等級和階級的共同生存條件下產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強加于他們的普遍觀念中產生的,如果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這種發展,當然就很容易設想,在這些個人中,類或人得到了發展,或者這些個人發展了人;這樣設想,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頁)。戰爭題材文藝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拯救,靠什么來拯救呢?一些創作者把目光轉向了觀念化的個人或個人的抽象人性——無論是拯救他人,還是自我拯救,觀念化的個人或個人的抽象人性都發揮著最為重要和關鍵的作用。所謂的“人性”在這里不再是歷史的派生物,而成了歷史的推動者和歷史的主宰,用這種觀念來詮釋歷史,無疑也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
其實,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當前一些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所表現的“人性”,是一種對人性的認識,是一種人性觀,而非真實的人性。創作者把自己的“人性”觀念當作標簽,粘貼到作品人物身上。比如把殘暴屠城的侵略者表現為普通人,展示其中個人的善良、憐憫、懷鄉等所謂的“人性”特征,表現個人的“人性”在戰爭機器控制下的抗爭和抵制。這就把侵略戰爭說成是戰爭和所謂的“人性”的對立和較量,而不是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不是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對抗。這顯然是創作者“人性”觀的無度膨脹,它嚴重遮蔽、歪曲了戰爭的本質,使歷史真實陷于空幻的想像。
當創作者的“人性”觀,成為堅執的表現核心,其作品必然成為“傳聲筒”,其生動性、豐富性和深刻性就必然被消解。這種“人性”觀把“人性”同社會、同國家、同人的歷史和環境剝離開來;把“人性”打扮成人所固有的,沒有時空的分野,也沒有階級的差異。在這些作者看來,這種“人性”觀就是一種力量,是他們力圖以之改寫特定“歷史說教”的思想武器,是主人公從戰爭中獲救的惟一路徑。而實際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人性是不同社會關系的人格化,它總是處于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系范圍之內,與社會、國家相脫離的“純粹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所以,上述那種“人性”觀就是一種扭曲的形式,是一種虛假意識形態形式,是創作者的虛幻想像,是與唯物史觀背道而馳的。
恩格斯曾稱贊過這樣的文藝形象塑造,他說,“主要的出場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頁)。對人性的真實描寫也應如此,忽視甚或無視社會環境和歷史潮流,“人性”就會單薄、脆弱、虛幻、失真;當前一些戰爭題材文藝作品中的“人性”觀的扭曲和膨脹,一方面使真實的歷史場景虛無化、抽象化,另一方面也為虛假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提供了藝術的張揚方式。
內涵的抽象和同化
一個日軍侵華戰爭題材電影的導演說,他要講述的,不是單純的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間的故事,而是兩個民族的共同災難。一個國內革命戰爭題材作品的評論者說,該作品表達了一種新的戰爭觀,一場戰爭,對所有參與者來說,均是兩敗俱傷;任何戰爭都是全人類的災難,沒有所謂的“戰爭勝利者”。這些混淆戰爭雙方的正義與非正義性質、混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立場、混淆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差異的傾向,表現出的是一種戰爭內涵的抽象和同化趨勢。上面述及的“背景省略”和“‘人性’觀膨脹”都是對戰爭內涵進行抽象和同化的手段與形式。
有著豐富的本質性蘊涵的戰爭背景,是區別戰爭內涵的基本參照,背景的省略和戰爭性質探詢的缺位,直接使戰爭抽象化了,這就為同化戰爭內涵掃清了道路。這樣,比如侵略者和抵抗者就失去了分別,在戰場上都是兇殘的;反對戰爭,就是不僅反對侵略者的兇殘,同樣也反對抵抗者的兇殘。內涵被抽象化以后,藝術就只贊同一種抵抗——“人性”的抵抗了;同時,戰爭內涵的抽象和同化也直接為“人性”的抵抗提供了空間:對抗只是戰爭與人性相對抗,而非戰爭雙方的對抗。
戰爭內涵的抽象和同化使傳統意義上的價值認知被解構。這表現為有的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在描述人民革命戰爭時,只是一般性地展示戰爭場面的殘酷,拒絕表現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人民立場的特定價值傾向,把戰爭和犧牲都描寫成所謂“中性”的、“純客觀”的表象事實,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實的性質,不去關注戰爭的人心向背、正義與否,不講犧牲的價值意義,把人民革命戰爭為社會進步而戰、為人民解放而戰的正義性和崇高性都虛無化了。
在我國革命戰爭年代,為了救亡圖存,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理想的社會,慷慨赴死的烈士們是代表了那個時期的時代精神的核心本質的。而在一些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中卻以所謂“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的名義,把“泰山之重”等同于“鴻毛之輕”,甚至熱衷于挖掘“鴻毛之重”和“泰山之輕”,把烈士犧牲表現為笑劇和鬧劇。還有作品熱衷于表現抽象的“死亡意識”和“本能意識”,不論什么樣的人,崇高的還是卑劣的,英雄還是叛徒,勇士還是懦夫,在面對死亡時都是“平等”的(當然是抽象的平等),在死亡面前,所有的道德和價值區分都毫無意義。所有這些都既是對歷史和人性的抽象表現,也是對革命價值傳統的扭曲和顛覆。戰爭內涵的抽象和同化,解構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化”和“具體化”的要求、正是唯物史觀的要求。眾所周知,人民共和國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民戰爭打下來的,抗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是人民共和國得以建立的重要和必要前提,也是其合法性的根基,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對這兩場戰爭的正確認識和評價,不容任何形式的扭曲和否定。
恩格斯在稱贊德國優秀畫家許布納爾一幅畫的宣傳作用時說:“從宣傳社會主義這個角度來看,這幅畫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冊子大得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9頁。這幅畫描繪的是一群向廠主交納亞麻布的西里西亞紡織工人,畫面異常生動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絕望的貧困作了鮮明對比)。在當今的日益發達的新媒體傳播時代,一部文藝作品的影響力或宣傳作用可想而知,這就要求我們應更加關注和重視文藝作品所傳達的思想內容,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更加增強張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使我們的文藝能夠在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更好、更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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