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國參加書展，看到很多中國文學作品在法國出版，估計有一兩百種之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量，完全可以與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量相比。這已經是一個驚人的現實。以前在法國書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個小小的亞洲書柜。在這個書柜里有個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國書，很邊緣。但現在出現了變化。這次書展足以證明，中國文學已開始引起世界矚目。
所謂中國文學，就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文學。中國文學在法國以及在西方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字在世界范圍內重新確立重要地位的過程。漢語，在這里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字。
環視中國的四周，像日本、韓國、越南，以前都大量借用漢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成了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更準確地說，是漢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后來隨著現代化運動的推進，隨著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他們都覺得漢語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其實，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久以前對漢語也是充滿懷疑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拼音化與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國家也堅持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沒有做成而已。
漢語到底應不應該拼音化和拉丁化？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這里先不要下結論，還是先看一看具體的事實。
大家知道，英語的詞匯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紐約時報》統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千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造新字。英語當然也能以舊組新，但是比較而言，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構成了一種獨特優勢。
第二點，說說輸入的速度。因特網剛出現的時候，有人說漢語的末日來臨，因為漢語的鍵盤輸入速度比不上英語。在更早的電報時代，否定漢語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說西語字母比較適合電報機的編碼，而漢語這么多字，要先轉換成數字編碼，再轉換成機器的語言，實在是太麻煩。當時，很多人認為：現代化就是機器化，一切不能機器化的東西，都應該淘汰掉。我們即便接受這個邏輯前提，也不需要急著給漢語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軟件公司，包括美國的微軟，做各種語言鍵盤輸入速度的測試，最后發現漢語輸入不但不比英語輸入慢，反而更快。
第三點，說說理解的方便。西語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但漢語至今是另走一路。這種表意文字的好處，是人們不一定一見就能開口，但一見就能明白。所謂“望文生義”，如果不作貶義的解釋，很多時候不是什么壞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說，日語中“電腦”有兩個詞，一個是漢字“電腦”，另一個是片假名，是英語computer的音譯。他們現在越來越愿意用“電腦”，因為“電腦”一望便知。在美國，你要一般老百姓說出“四環素”、“變阻器”、“碳酸鈣”、“高血壓”、“腎結石”、“七邊形”，更是強人所難。奇怪嗎？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讀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記住，日子長了，一些專業用詞就出現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趨向。西方人為什么最崇拜專家？不光是因為專家有知識，而且很多詞語只有專家能說。
第四點，說說語種的規模。我曾到過蒙古，在他們的書店里，要找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要找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難。在一個只有兩百萬人的語種市場，他們的文學書架上最多的是詩歌，詩歌中最多的又是兒歌，因為兒歌是一個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場。你要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賣個幾十本幾百本，出版者不虧死了？這里就有語種規模對文化生產和文化積累的嚴重制約。我還到過一個更小的國家冰島，三十多萬人口。他們有很強的語言自尊，不但有冰島語，而且拒絕任何外來詞。bank是“銀行”，差不多是個國際通用符號了，但冰島人就是頂住不用，要造出一個冰島詞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對自己語言的熱愛。但想一想，在這樣一個小語種里，怎么寫作？怎么出版？絕大多數冰島作家都得接受國家補貼，不是他們不改革，是實在沒有辦法。相比之下，我們身處漢語世界應該感到幸福和幸運。世界上大語種本來就不多，而漢語至少有十三億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書，也是個天文數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好書，也是天文數字。這個出版條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從上述四方面來看，漢語至少不是一無是處，漢語是很有潛力甚至很有優勢的語言。我記得西方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過，衡量一個語種的地位和能量有三個量的指標：首先是人口，即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比較牛，至少有十多億。第二個指標是典籍，即使用這種語言所產生的典籍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漢語也還不錯。第三個指標：經濟實力，即這種語言使用者的物質財富數量。正是從這三個指標綜合來看，漢語正由弱到強。我們對漢語最喪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經過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應該打上句號了。
二、來自文言的漢語
我們常常說，現代漢語是白話文。其實，這樣說是不夠準確的。要說白話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著語言走，書寫跟著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代漢語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我們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著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么辦？只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一個字的發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定的，統一的，起主導作用的。
古代漢語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從關系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并不多見。我猜想，這與中國的造紙有關系。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東漢的蔡倫發明造紙。現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幾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歐洲直到十三世紀，經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中國的造紙技術。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圣經，他們的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翻動起來很困難，也過于昂貴。據說下埃及人發明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么沒有傳播開來，為什么沒有后續的技術改進，至今還是一個謎。
如果沒有紙，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游牧民族，怎么可能保證文字的穩定、統一和主導性呢？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大多只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生的背景，也是他們語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
國學大師錢穆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定的信息網絡，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的聯系，盡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系。
漢語不但有利于共同體的統一，還有利于文化的歷史傳承。我們現在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一個“吃”字，上古音讀qia，中古音讀qi，現代音讀chi，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如果我們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喬叟時代的英語，現在的英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語，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士語等等，今天的廣大英美人就更沒法懂了。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農業文明的歷史里。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后的現代工業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也表現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面。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于繼承，但可能不利于創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于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于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出了改革的呼聲。
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或者雙音節。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四音節乃至更多音節。“拿破侖”，“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怎么縮寫？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白話文并不是現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面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系。活字印刷所帶來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發揮了作用。宋代以前，白話同樣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臺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農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的真實圖景。晚清以后，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頭，階級結構必須改變。這個時候，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人的口語要挑戰少數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五四前后出現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面是民間語運動。現代文學也依托了這兩大動力。比如一些作家寫得“洋腔洋調”，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筆下有很多歐化和半歐化的句子。另有一些作家寫得“土腔土調”，像趙樹理，老舍，沈從文，周立波，還有其他從解放區出來的一些工農作家。這兩種作家都寫出了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魯迅是亦土亦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
當然，外來語豐富了漢語，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制中產生的，是圖書館的產物，不是生活的產物。
再來看看民間語運動可能發生的病變。老百姓并不都是語言天才，民間語里有精華，也會有糟粕。口語入文一旦搞過了頭，就可能造成語言的粗放、簡陋、混亂以及貧乏。在這方面不能有語言的群眾專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說，我們古人說打仗，是非常有講究的。皇帝出來打仗，國與國之間的開戰，叫“征”。打土匪，只能叫“蕩”。“征”、“伐”、“討”、“平”，“蕩”，如何用，是要講究資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個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義和感覺的含量，微言大義呵。但現在的白話文粗糙了。漢語中的很多動詞正在失傳，漢語固有的一些語法特色，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互相隱含和互相包容的傳統，也正在失傳。這不是一件好事。
口語入文搞過了頭，漢語還可能分裂。香港有些報紙，開辟了粵語專頁，用的是粵語文，包括很多生造漢字，我們一看就傻眼。但他們可以看懂。如果我們確立了以話為文的原則，文字跟語言走的原則，為什么不能承認他們這種粵語書面化的合法性呢？但如果承認了這種合法性，那么福建話、上海話、四川話、湖南話、江西話等等是不是也要書面化？中國是不是也應該像古代歐洲一樣來個語言的大分家？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辦的事，事關語言學原理，也事關政治和社會的公共管理。
看來，語言主導文字，或者文字主導語言，各有好處，也各有各的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語言與文字的兩元并舉，兩者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這是我們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齊時的理論盲區。
三、創造優質的漢語
希臘語中有一個詞：barb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巴。在希臘人眼里，語言是文明的標志——我們如果沒有優質的漢語，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什么是優質的漢語？在我看來，一種優質語言并不等于強勢語言，并不等于流行語言。優質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動，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一。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無處不在，應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該承擔一個責任，使漢語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大功告成。白話文發展到今天，也許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盲目歐化的陰影之下。現代漢語語法奠基于《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漢語確實從英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使用“她”，還學會了時態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彌補了漢語邏輯規制的不足。這方面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只腳，并不完全適用英語語法這只鞋。我們現在的大多數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道：“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這一定讓老外犯糊涂。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象，在漢語里很多見。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排比和對偶。到農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應該說是世界一絕。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只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心，不會有這些方面的理論成果。
還有成語典故，是漢語的一大傳統。一個農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應該說，其他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形成了成語典故的巨大儲存量，其他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鄰人偷斧”，“掩耳盜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拔苗助長”……漢語不看重抽象的規定，總是引導言說者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后現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髦的前衛語言。
漢語不同于英語，不可能同于英語。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新來解放和發展自己。要創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驗。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們忽視。
漢語眼下處于一個什么樣的處境？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在白話文運動以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爆炸式的規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有人說這是一個語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泛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開心呵”，“我好好感動呵”。這是從臺灣電視片里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還有什么“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時間”，比“盡快”、“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
我有一個朋友，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大哭一場，事后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我想，他已經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事實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本文是作者在華東師范大學“全球文化條件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暑期研討班上的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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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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