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別：英國/美國
導演：肯·洛奇 Ken Loach
演員：皮拉·派迪拉（Pilar Padilla）
艾迪恩·布羅迪（Adrien Brody）
艾爾皮迪亞·卡利羅（Elipidia Carrillo）
杰克·米基（Jack Mcgee）
莫尼卡·瑞瓦斯（Monica Rivas）
弗蘭克·戴維拉（Frank Davila）
劇情簡介：
性情熱烈的墨西哥姐妹瑪雅和羅莎在市區里的一棟辦公大樓里當清潔工
。一次機緣巧合下，她們認識了薩姆，一個熱情的美國激進分子。這次相遇引發了姐妹倆對雇主的抗爭 ，而她們的抗爭最終影響了生計、家庭，更讓她們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危險……
《面包與玫瑰》講述了洛杉磯社會里最底層的人們為打破階級，追求平等而向他們的雇主們抗爭的故事。
一首回環往復的國際歌——《面包與玫瑰》解讀
1、引子：民族、性別與金錢
在《面包與玫瑰》這部影片中，集中了當代社會的諸種矛盾，比如民族、階級、性別與年齡等等，這些矛盾緊密地糾結在一起，其中的核心是階級問題。民族問題是通過移民表現出來的，影片開頭以一段跳躍性極強的鏡頭，表現了偷渡過程中極度的緊張與恐慌，閃爍的畫面與快速移動的鏡頭，精確地呈現了外部環境與人物的心理。越過國境線之后，在影片字幕出現的同時，是一段輕松、歡快的音樂，還有瑪雅在車上憑窗遠眺的鏡頭，但這輕松的氛圍很快就被新出現的問題打破了。其他移民在家人交過錢之后便被領走了，而瑪雅的姐姐羅莎卻拿不出錢來，瑪雅又被強行拉走了，此處移民問題以金錢的有無凸現了出來，并被編織進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中。在車上，兩個男性的偷渡組織者，以擲硬幣的方式決定了晚上誰來“解放”瑪雅，在這里民族問題又轉換成了性別問題，這里的恃強凌弱可以說是一種隱喻，既表明了女性的弱勢地位，也顯示了弱小民族在美國、在當今世界的等級中所處的位置。這一矛盾在瑪雅機智的斗爭與逃脫中翻轉了過來，但并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解決。在逃離蹂躪的喜悅之后，我們隨即看到了瑪雅姐姐一家的慘淡生活，這是親人相見的真情流露也無法掩飾的，而在一家小酒館里做侍者，瑪雅更是聽到有人問她，“是不是墨西哥女人都是雞”，這不僅顯示出了一種東方主義式的歧視，其說話方式的直接與大膽，更顯示出了一種普遍的自我中心與道德優越感，對此瑪雅的回答是：“你們這里的人是不是都雞奸佬？”這回答是針鋒相對而有力的，但瑪雅也為此失去了這個工作。以上這段引子，集中展現的是移民問題所折射出來的民族、性別矛盾，而在此之后，雖也有這些矛盾的描述，但更多地集中在階級矛盾與斗爭之上了。
2、“聯合起來”
影片所展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面對資產階級、大公司的壓迫與剝削，被剝削的人們是應該忍氣吞聲地默默忍受，還是應該聯合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影片最終肯定了后者，它以好萊塢式的流暢敘事，通過幾次波折與斗爭，展示了無產階級最后如何取得了勝利。這樣的故事雖然不無樂觀的色彩，但卻是激動人心的，至少在今天的語境中，展示了一種美好的希望和另一種可能性，正如片中的一位人物所說，“我們總是比自己想象的強大”。
事實上，聯合起來是無產階級斗爭的唯一途徑，早在《共產黨宣言》之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但在今天，無產階級、弱勢群體之間的國際聯合卻出現了越來越困難的局面，這不僅在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在蘇聯解體之后出現了一些波折，從而使有的人認為“歷史終結”了；更重要的在于其實踐也局限于民族國家之內，在今天，全球化使得資本無孔不入，資本主義成為主宰世界統治結構的基本生產關系，但各國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由于所處的國際生產、流通網絡位置的不同，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甚至會相互損害的利益。
《帝國》一書中指出，“在20世紀后半部分，尤其是從1968年到柏林墻倒塌之間的20年間，資本主義的結構調整和全球擴張與無產階級斗爭的轉型同時進行。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論述過的，一種建立在交往溝通和轉譯勞動力反抗中表達出的共同欲望上的國際斗爭圈的形象似乎不再存在。作為組織斗爭的具體形式，斗爭圈已消失。然而，這一事實并未把人們推入無底深淵。相反，我們仍可以在國際舞臺上看到一些影響巨大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民眾展現出他們對剝削的拒絕，這些事件顯示出了新無產階級的團結性與斗爭精神。”
，作者舉出了20世紀90年代的洛杉磯暴動、恰帕斯起義以及法國、韓國的罷工之后指出，“我們應該認識到，就在各種斗爭損失了寬泛性，持久性和共通性的同時，它們的激烈性獲得了增強。我們應該認識到，盡管各種斗爭已都把焦點聚集到本地的、最貼近的境況之上，它們也提出各種具有超國家關聯性的問題，各種為新的帝國式資本主義規范所固有的問題。”
應該說《帝國》的分析是樂觀的，現在不僅國際之間的聯合很少，便是國內聯合、某一集體內部的聯合也處于困難的境地，《面包與玫瑰》所展示的便是一座樓里的清潔工人聯合起來的艱難過程。在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起來斗爭的過程中，不僅需要思想上的覺悟，還需要將自己目前的利益與可能的長遠利益加以比較，還要訴諸于個人的經驗與歷史記憶。值得一提的是，在對聯合持消極態度的人中，有一位來自俄國的女人瑪萊娜，她的民族身份聯系著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她對待聯合的冷漠，顯示了一種對集體行動的不信任，而這因其身份背景而暗示著這樣的問題：最終我們會不會成為聯合的受害者呢，斗爭勝利后我們會不會又淪為犧牲品呢？——應該說這對“聯合”是頗具挑戰性的問題，這也是左翼思想在今天的困境。而在現在較差的處境下，她們還能有一個工作，還能養活家人，如果參與斗爭與聯合，固然也有勝利的希望，但如果失敗了，她們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在這種境況下，她們對待聯合的態度是消極的，而且越是負擔沉重的人，越是消極，因為她們一旦失去工作，生活的繼續便難以保障，在這方面，最大的挑戰來自瑪雅的姐姐羅莎。
3、羅莎的挑戰
羅莎是瑪雅的姐姐，但在瑪雅積極參與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羅莎卻擔當了不光彩的告密角色，在一種緊張的氛圍中當瑪雅被告知這一事實時，她一時難以接受，隨即怒氣沖沖地跑回了家里，準備對姐姐加以質問，但在這里她卻得知了姐姐多年的辛酸。影片在這里有一個戲劇性的轉折，一開始是瑪雅對羅莎的質問，到最后則變成了羅莎對瑪雅的質問，當瑪雅質問時，羅莎還在平靜地熨衣服，而當羅莎開始質問時，瑪雅卻在她越來越急切的語調中淚流滿面了。
當瑪雅質問羅莎為什么要對那幾個人告密時（其中還有沒參加的人），羅莎只是平淡的說，“他們遲早要被開除的”，在瑪雅越來越逼人的質問中，羅莎也開始了她咄咄逼人的反問：她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需要養活家人、救治患了腎病的丈夫，需要給墨西哥的家人（包括來此之前的瑪雅）寄錢，而為此她什么都做過，甚至做過妓女，現在她的孩子都不知道父親是誰，甚至瑪雅現在的工作，也是她同上司睡覺換來的，——這些真相震撼了瑪雅。
正是這樣的羅莎支撐起了一個家和墨西哥的家，現在她是一個叛徒，但這卻是她在無邊的苦難中所選擇的道路。為了家庭，她可以做一個叛徒，為了現在的利益，她寧愿犧牲可能的長遠利益，為了自己（家庭），她寧愿忽視集體的利益。窮人殘酷的處境，使他們的心也開始變得冷酷，（這在比利時影片《羅塞塔》中也有揭示）。這是一個復雜的角色，她的選擇是對聯合的最大挑戰，但正因為處境的艱苦，他們便也最希望改變，所以他們是聯合的潛在支持者，雖然在斗爭的反復中，他們也難免會動搖甚至叛變。
羅莎與瑪雅兩姐妹的不同，酷似巴金小說《家》中覺新與覺慧兩兄弟，前者因肩負著家庭的重擔而不得不委曲求全，而后者則因了思想的覺悟，便投入了斗爭之中。前者潛在地支持斗爭，但只有后者才能將斗爭堅決地進行下去。
4、三個人的愛情
李楊老師在對《青春之歌》的分析中指出，林道靜革命道路是通過愛情對象的選擇來確認的，這從林道靜離棄余永澤，經由江華，最終選擇了盧嘉川可以看出，而不同的愛情對象卻都對作為女性的林道靜有著相似的欲望。有趣的是，我們在《面包與玫瑰》這部影片中，看到了類似的敘事策略。如果說影片開頭偷渡的組織者對瑪雅并未成功的性侵犯是赤裸裸的，瑪雅機智的斗爭與逃脫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的話，那么在后來交叉展開的兩段愛情故事中，瑪雅則離開了一心想上大學的魯本，最終選擇了革命的宣傳、組織者山姆，這種主動的選擇，不僅顯示了瑪雅對愛情對象的選擇，而且也表明了導演對革命的青睞與樂觀，他將瑪雅的愛情賦予了革命者，同時也賦予了革命。
“林道靜的愛情、婚姻遭遇，隱含著復雜的女性問題。但有關女性命運的主題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壓抑、被淡化，被當作階級立場、階級意識矛盾和轉變的因素來處理的。”
洪子誠老師這段話，也可以同樣適用于《面包與玫瑰》里的女主角瑪雅。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林道靜是一個漸次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而瑪雅則是慢慢覺醒并開始進行斗爭的“群眾”。
有趣的是，《面包與玫瑰》和《青春之歌》之間的相似之處，為什么對于革命的肯定一定需要愛情的青睞，一個女子的青睞，為什么在革命的敘事中一定要有愛情故事加入進來，在不同國度、不同時期的不同故事中竟呈現了相似的一面？（在肯·洛奇另一部影片《土地與自由》中，最后主人公投向了愛情的懷抱，同時也投向了革命的懷抱），李楊老師所說這呈現了不同的人（包括革命者，潛意識里是作者）對女性相同的欲望，是一種深入而獨到的分析，但從敘事與接受的角度來說，愛情所投射的對象更易于獲得讀者/觀眾直觀的認同，而革命故事中愛情敘事的加入，也使敘述更靈活多樣，接受起來也更有“趣味性”。對于劇中人物來說，面包和玫瑰都是要爭取的對象，而觀眾也是既要看到面包也要看到玫瑰。
如果說《青春之歌》借愛情所肯定的革命，是中國50—70年代文學、政治“一體化”整體敘事中的一部分，那么《面包與革命》里的同樣故事，在今天則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體化”的一種質疑與挑戰，前者也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反抗，但最終卻歸入了另一種“一體化”之中，后者的質疑與挑戰，在今日卻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或許與左翼思潮的困境相關，但其對資本邏輯的否定卻是可貴的。
5、教育的兩面性
在改變目前處境的方式中，《面包與玫瑰》展示了兩條路徑，一條是山姆所代表的聯合起來進行斗爭，另一條則是魯本的方式，那就是通過教育（上大學）的方式來改變個人目前的處境。山姆的方式是集體性的，魯本的方式是個人性的，他只能改變個人的命運，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底層民眾的艱難處境。魯本的這種方式在影片中被放棄了，如同余永澤的選擇被林道靜放棄了一樣，但在這部影片中，對魯本的這種方式并沒有完全否定，瑪雅甚至機智地偷了錢，資助他完成上大學的愿望，但沒有選擇他的道路，她只是說：“如果你成不了大律師，我饒不了你。”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教育的兩面性，一方面它可以改變一些人的現實處境，但這是以加入其邏輯為前提的，這也使得革命者不能將其作為根本的改變道路。在建國初期對《武訓傳》的批判中，也同樣涉及到了對教育與革命這兩條道路的爭論，而正是對教育的保守一面的估計，毛澤東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因為他更重視“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
這里肯·洛奇的態度與毛澤東的態度是相似的，只是他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教育作為另一條路的可能性，只是在與革命、斗爭的對比中，更突出了革命、斗爭的必要性與現實可能性。
6、拯救與被拯救
影片中山姆第一次現身的時候，是作為一個被拯救的對象出現的，他在樓里被保安圍追堵截，是瑪雅把將藏入了垃圾車中，幫助他逃脫了出來，當他再次出現時，則是作為革命、斗爭的組織者出現的了，而這一形象在他最后被群眾簇擁在中間，發表關于“面包與玫瑰”的演講時得到了最充分的塑造。在這里，我們可以看看革命者與群眾的關系，是前者拯救了后者，還是被后者所拯救了呢？
這也牽涉到知識分子（革命的宣傳者、組織者）在革命運動中的位置問題。在我國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是以不容置疑的啟蒙者出現的，但在90年代人文精神討論時，這樣的啟蒙姿態受到了普遍的懷疑，這不僅在于對啟蒙背后知識權力關系的發現，而且在于一種相對主義觀念的揭示：這樣的行動是否真的對群眾有益，是你觀察到的世界有問題還是你觀察世界的眼光有問題？——這種返觀自身的思考一方面使對世界與自身的認識深入，同時也減弱了革命性的力量。
在《面包與玫瑰》中，當山姆得知貝爾塔因他的失誤而被開除時，表現得很無奈，但他很快就與瑪雅開始一起喝酒了。我們不能過于苛刻地要求革命的組織者，但同時也應該認識到真正的力量在于勞動者自身，正因為此，影片中瑪雅剛到大樓去的時候，一個老工人對她所講的那段使用吸塵器應該像跳舞一樣才更值得重視，勞動與勞動中所體現出的美感應該是勞動者自我拯救的一種方式，而這是革命的組織者所無法傳達給勞動者的。
7、回環往復的國際歌
在肯·洛奇《土地與自由》這部講述西班牙的影片中，在一次戰爭之后，面對戰友的尸體，來自世界各地的戰士，用不同的語言同聲高唱著《國際歌》，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場面，而在《面包與玫瑰》中，肯·洛奇同樣安排了一個群眾狂歡的場面，不過這里唱的不是《國際歌》，而是一首勞工之歌，這是一首帶有拉丁風格的歡快舞曲，但卻表達了對老板與資本邏輯的拒斥，唱出了劇中人物的心聲，如果說這是“回環往復的國際歌”的一種變奏，應該說并不過分，便是這部電影本身，也可以視為國際歌的一種變奏。
這首歌內容的嚴正與形式的隨意、歡快形成了顯明的對比，并且有著很好的藝術效果，我特將這首歌的歌詞摘抄如下，一方面表達自己的喜愛，另一方面作為這篇文章的結束，讓這歌聲繼續回環往復吧：
面對苛刻的老板
我覺得我該說句話了
在工作中，他們無休止的抽打我的背
因為我不能說他們該死的木頭語言
這個發怒了，說著他明尼蘇達的英語
你，地下黨的工人，你知道更多事你該做的
一首大眾的歌，一首唱給大眾的歌，你們聽著
美國政府和法律造成了
我們其他拉丁人要忍受歧視
他們剝奪了我們的權力
把我們遣送到外國
但我絕不會走，我會一直呆到永遠
如果唱著這樣的歌
全是為了慢慢地說
要一直斗爭下去，決不屈膝投降
我們帶著這樣的話語一直斗爭
所有人和我在一起
我們即將勝利到達彼岸
再大聲一點，我們即將抵岸
我們即將抵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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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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