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兒就是這兒            

──《那兒》讀后隨筆

工人階級并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英）湯普森

階級社會還未消亡，而真正的無階級社會還沒有誕生。

──（意）葛蘭西

《那兒》，我讀了三遍，心潮起伏不已，勾起許多回憶，也激起不少憂思。

說起來，在臺灣知道《那兒》的人很少，讀過《那兒》的人有限。就算一般臺灣讀者有機緣「見到」《那兒》，只怕也興不起一讀念頭，就像他們見到嚴肅的藝術電影興趣缺缺一樣，胃口早被好萊塢商業電影搞壞了。我說的這種情況，其實也包括臺灣的知識分子在內。

何況，臺灣這些年來，執政的「臺獨」當局大搞「去中國化」，舉凡有關祖國大陸的事物，對某些反共反中上癮的人來說，避之惟恐不及（例如大陸熊貓）。如果他們之中竟然有人忽然對《那兒》關注起來，那肯定是認為它的寫實有助于反共反中，這同內地有些人認定《那兒》是左翼文學而加以反對，剛好相反。妙吧？

如果有人問我，「那你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會回答說，我從不自外于祖國大陸，盡管臺灣與內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但絕不特別，也不該自認為「特殊」。這就是我的態度，而且從來如此。老是自以為「特殊」，就會想搞「獨立」。

《那兒》勾起的一些回憶

《那兒》所描述的故事，對于絕大多數臺灣同胞來說，肯定是陌生的，因為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品嘗過工人階級當上老大的滋味。至于外婆口中的「那兒」，作為作品意味深遠的意象，更不會被多數臺灣讀者心領神會，因為他們壓根兒不知道「英特那雄耐爾」指的什么。對于所謂「國企改制問題」，盡管或多或少耳聞過，但也沒幾個人搞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兒，頂多只不過是某些自認為「左」的臺灣知識分子拿來作為批評中共「走資」的憑證而已。

就我個人來說，是頗能領會《那兒》的「微言大義」的。這不僅因為我是個長期關注、觀察、研究祖國大陸的人，還因為我是個在臺灣從事社會運動，特別是工人運動，「歷有年矣」的知識分子。臺灣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大規模工潮，我就是「要角」之一，曾經四度遭當局以首謀「煽動罷工」起訴，要不是當時的政治形勢詭譎多變，我早就被送進牢獄了。

在那個解嚴（解除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之后，突然勃興的襲卷全島的大工潮過程中，臺灣勞動工人特別是產業工人，的確令人刮目相看的展現了他們的團結、斗志、組織和協商能力。同時，也像其它群眾性運動一樣，在過程中自然地冒出了他們自己的領頭人。而且，在諸如新竹玻璃廠、新店電子廠的勞資爭議中，工人組織起來一度接管過工廠，經營管理能力比原先的資方管理層有過之而無不及，成為當時轟動一時令人側目的大新聞。這些都是我曾經親身參與，可以見證的事件。盡管最終格于法律規定（產權私有）和臺灣工人自身的思想制約（工廠終歸是老板的而不是咱們工人的），在達成一定的爭議目標之后，工人還是交出了經營管理權，但畢竟不容質疑地證明了工人完全是有能耐當家作主的。

對于那一波大工潮，曾產生過若干相關作品在臺灣的利刊物上發表。我本人就曾針對幾件重大勞資爭議，撰寫過幾篇上萬字的紀實報導，但紀實報導或紀實文學雖具有濃烈的「現實性」，卻往往受制于文體而難于開掘出多少「藝術性」。至于一些由知名或不知名作家發表的相關題材的小說，多為短篇，少有中篇，更乏長篇。而且一般而言，不夠「寫實」，多半未能寫出工人生活和事件過程的復雜性與豐富性，以致于談不上什么感染力與影響力。船過無痕，幾乎沒有一篇還為人記誦，更別說引發討論和爭議了。

關于作品的「文學性」與「藝術性」

相對于臺灣的上述情況，對我而言，曹征路的《那兒》就益發顯得難得和感人。有人批評《那兒》的文學性和藝術性不足，這我很不以然。基本上，我算不上是搞文學和搞批評的，但就我是一個還算讀過不少中外古今文學作品的文學愛好者來說，也是對「文學性」和「藝術性」有著一定的感覺和品味的。拿《那兒》來說吧，這「那兒」二字作為篇名和開題，不就是一個涵義厚實、指涉豐富的隱喻嗎？無須作任何解釋，它的意象和意指的豐富性就自然擊中了讀者的心坎，不管你是厭惡「那兒」還是心儀「那兒」，也不管你是把它當成「死亡」還是當成「理想」，或者……。有意思的是，作者在篇尾描述朱衛國臨死前還從容的打造了「一堆鐮刀和斧頭」，這個具有深刻象征意味的場景，不僅傳達了朱衛國的情之所寄，也兼顧了同「那兒」的首尾貫通，對讀者的靈魂作了突如其來的敲擊，「他就像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在火光中看到了那個英雄。他向往那種生活。」這難道不是審美的感動，不具有審美的價值？

我尤其感動于作者對那只名喚羅蒂的狗兒的描寫，特別是關于羅蒂之死。曹征路為什么花那么大勁兒描寫羅蒂呢？在我看來，羅蒂的一生就是朱衛國一生的寫照，羅蒂的忠貞、靈巧、堅毅、自尊，一如朱衛國，或者說朱衛國一如羅蒂，連結局都一個樣。如果作者不在小說快收尾時點明「其實他的命運羅蒂早就暗示給他了。」留給讀者自己去意會，當更有余韻。無論如何，我仍然認為作者這種隱含的對比手法是高明的。能夠把羅蒂之死的整個過程寫得那么有張力且驚心動魄，我相信是不容易的。

當曹征路寫到朱衛國第三次斗爭因再次「受騙」而失敗之時，他以第一人稱「我」這么寫道：「寫到這里，我渾身顫抖，無法打字……我不能停下來，停下來我要發瘋。我也寫不下去，再寫下去我也要發瘋。」我突然覺得作者是在說他自己，曹征路那一刻恐怕真的被自己寫的故事驚住了。

不難看出，曹征路對他筆下的國企工人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的遭遇是深懷同情之思的，他對杜月梅的描寫讓讀者感受到的不是憐憫而是深切的理解；他對朱衛國的描寫甚至帶有「敬畏」的味道。當他藉用那個筆名西門慶（也是隱喻？）的記者之口不無諷刺地說出：「君要臣富、臣不得不富；父要子貧，子不得不貧」、「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時候，更點出了作者對「國企改革」過程出現的貪瀆枉法現象情不自禁的義憤填膺。

我還認為曹征路在寫作過程中意識到了他的這部「現實主義」作品可能會遭遇到的關于「文學性」和「藝術性」方面的詰難，所以他才會又藉西門慶之口對「我」嘲笑說：「你小子太現實主義了，太當下了。現在說的苦難都是沒有歷史內容的苦難，是抽象的人類苦難。你怎么這個都不懂？那還搞什么純文學？」真是苦澀尖刻兼而有之，也可以說作者借著這句話對可能的批評者作出了反批評。

至于作者對結局的處理，我不認為那是犬儒式的「妥協」，而是對現實的真實反映（即使我在臺灣，也知道中國政府近年嚴肅處置過不少貪瀆腐敗大案），或許更多的是大陸工人階級對共產黨并未死心，仍然寄予期望和信任的心境寫照吧。

《那兒》激起的些許憂思

據我所知，《那兒》是出現于大陸社會各界正在對「改革」進行反思之際。有人擔心反思改革變成了反對改革，也有人擔心以改革之名否定了反思，但很明顯的一個共同基調是：反思的是「改革措施」問題而不是「改革方向」問題。這無疑是健康的和正確的態度，但絕不表示「改革」的效果就不需要檢討和改進了。

從目前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中國初級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殊條件，也由于新型經濟中資本積累周期大大縮短的新情況（短期內造就許多新富階層），還由于發展中出現的腐敗和權錢交易等因素的負面影響，收入差距有繼續快速擴大的趨勢，這種趨勢在「效率優先」的思維傾向主導下，更難遏止。

據中國社科院去年發表的《社會沖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問題研究》一書指出：1990～2000年，中國20％最高收入戶和20％最低收入戶的收入差距倍數，從4倍增加到12倍。到2002年6月底，中國城鎮20％最富裕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占城鎮全部金融資產的66.4％，而20％最貧窮的家庭這一比例僅為1.3％。這中間當然牽扯到失業和就業問題，即以國企下崗職工而言，據指出再就業率已從1998年的約50％下降到2002年的15％左右。特別是資源進入枯竭和衰退期的一些老工業基地城市，就業問題格外緊張。現在城市每年約有2000萬需要找工作的人，但每年新增的就業機會只有900萬個左右。中國就業問題的社會風險還在于，它與龐大的農民人口問題聯系在一起。社科院的報告說，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每人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有1.4億人。現在全大陸農民現金收入中，34％是外出務工收入。一些省份農民外出打工收入，超過或接近了該省的地方財政收入。城鄉平均收入差距在二十年以上。

這些數據清楚顯示了問題的嚴重程度，它明白無誤的提醒收入分配問題的焦點，已經從需要集中解決「效率問題」轉變為需要集中解決「公正問題」了。

最近我還在《讀書》上看到高梁先生一篇訪問稿，他憂心忡忡地質問：中國究竟是要走「以我為主的改革開放，還是依附型的改革開放？」高先生提出這個問題正是從「國企改革」出發的。他認為諸如裝備制造業之類涉及經濟戰略和國防安全的國企，「改革」必須要慎重。就業問題的解決固然不可掉以輕心，但未必只能通過外資企業來進行，「中國經濟本質上不能成了打工經濟」，「不能是外國公司在中國雇用最便宜的勞工，使用中國的能源，污染中國的環境，向其母國提供最便宜的消費品。」在這里我要補充說，他們甚至到頭來占了便宜還賣乖，指控中國產品傾銷壟斷市場。

當然，事情往往具有兩面性，歐陸、日本，特別是美國，通過全球化在經濟上和中國互依共存，實際上已經離不開中國市場，這就使得以美國為首的「中國威脅論」處于尷尬的兩難境地，很難施展其「抵制」、「制裁」、「圍堵」中國的圖謀，更別說對中國搞什么「先制攻擊」的霸道伎倆了。這是有利于中國爭取時間從容實現「和平崛起」，構建「和諧社會」的。

所以，國內問題的解決還是要回到中國自身。這包括了日益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即階級關系和潛在的社會沖突危機以及兩岸統獨問題的爭執。在我看來，「臺獨」問題的本質離不開階級分化這個人民內部矛盾，說明白一點，就是「臺獨意識」甚或較模糊的「臺灣主體意識」遮蔽了「階級意識」，將島內的「階級矛盾」轉化為「統獨矛盾」，將臺灣勞動階級壓迫的根源從跨國資本和美日對臺灣的支配，引向對中共和中國的反感和抗拒。正因為如此，「臺獨意識」或「臺灣主體意識」的解消就同兩岸經濟關系的執續交流和強化深化，以及大陸內部經濟的執續發展和社會矛盾的和緩化，分配關系的公正化、民主化分不開關系。

把臺灣的情況說一說就會更清楚。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由于李登輝在兩岸經濟交流上搞「戒急用忍」，在政治上搞「兩國論」，臺灣經濟成長率開始緩步下滑。二千年的所謂「政黨輪替」，陳水扁臺獨政權上臺，在島內加速「去中國化」，在兩岸交流上繼續拒絕三通并對大陸同胞來臺旅游設置種種障礙，平白坐失拉抬臺灣經濟振興的機會，遂使經濟益顯疲乏，整個臺灣社會陷入無精打采狀態。原來在八十年代一度扮演臺灣政治社會變革的推動力量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工人運動，多年來已呈現有氣無力甚至彷徨無奈之勢。失業率逐年攀升，什么都上漲，就是工資沒漲。工人只得以保住工作為優先考慮，再也無心向業主爭權奪利。因窮困或債務而跳樓、燒炭自殺的事例層出不窮，甚至經常發生攜家帶眷齊赴黃泉的慘事。

最近一年情勢逐漸改變，這是因為臺灣民間對于陳水扁在「臺獨」路線上一意孤行，不務「正業」，漸感不耐和不安，深盼兩岸關系和睦，以便藉重大陸把臺灣經濟搞活搞好，讓社會生機恢復常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的兩度大陸之行，帶來了一線曙光，頗具挀奮人心之效。民進黨執政當局雖仍在爭扎甚或愈趨極端，然而形勢比人強，未來一、二年將是決定「臺獨」勢力消長的關鍵時刻。一旦「臺獨」勢消，兩岸關系好轉，經濟交流正常化，內地人得以組團來臺旅游，則可預見臺灣的經濟將在短時間內復蘇，人們的關注焦點將從「統獨」問題移轉回到島內的社會經濟問題。那時，「階級矛盾」和各種利益沖突會重新浮上臺面，成為臺灣政治社會的主要課題。如果與此同時，大陸內部在維持經濟高速成長之余，也能在財富分配公正的措施上，展現出不同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具體做法，讓人看得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之所在，那么肯定會對臺灣人民特別是對受雇勞動階級產生認知和意識上的影響，從而轉化他們的「臺灣主體意識」為對祖國大陸的「生命共同體意識」。

關于「階級」問題的爭論

曹征路的《那兒》借著一個「國企改革」的個案，展現了一幅國企工人從不愁食衣住行的國家主人公地位，一下子衰落成為前途茫茫的自由市場上的個體勞動者的圖景。過去對「那兒」的憧憬現在卻成了苦楚的臆想，真是情何以堪！

盡管中國仍存在為數龐大的國企工人隊伍，但更多的國企下崗工人和數以億計的農村外移勞工已經構成更大的多的私營企業的受雇勞動者或待業者、失業者。這是改革開放所造成的中國工人階級解體和重構的劇變過程（臺灣也以不同的原因和形式經歷同樣的過程）。《那兒》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為「國企改革」中被「遺棄」的那部分國企工人一吐胸臆，針砭改革過程中的貪腐現象，對改革進行了「現實主義」藝術手法的反思，這是作為一個作家在當下應有的藝術良知的承擔，理應受到社會的重視和喝采。令我費解的是在大陸似乎總有為數不少的一批知識分子，見不得任何可能與過去（例如文革）產生回憶或聯想的事物，以致于在諸如小說、戲劇之類的文學作品方面，提到或看到「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品，就心生反感，進而反對、抵制，很有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意思（可已過二十多年了）。我覺得這不太健康不太正常。

依我的拙見，文化革命和改革開放都是歷史的必然，都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內在邏輯開展（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是全體中國人民追求幸福和解放的集體意志表現。兩者的差別在于文革錯誤的想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而改革開放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完善只能采取「小碎步漸進」的過渡方式，也就是說有必要取法資本主義，大膽的搞市場經濟，才有社會主義的活路與明天。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初曾說過：「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于今看來尤其值得三復斯言。至于馬克思早就說過類似的話，這里就不引述了。

既然改革開放是必然的，而且還必須堅持走下去，那么新的「階級問題」就是回避不了的。在西方發達國家及大陸內部（臺灣也一樣）都有不少人主張「階級已死亡」或「社會階級正在死亡」，認為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已經失效。這種論調受到了來自現實和理論兩方面的挑戰。當代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結構的論述承認，除了工人和資本家外，專業人員和藝術工作者從自己的專業技術中獲利，而經理和管理人員從他們的管理資源中獲利。然而，向更加復雜和多元的階級模式的轉變，并不意味著階級正在死亡。資本主義社會里以階級為基礎的不平等的繼續存在，意味著在長久的未來，階級的概念必將仍會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事實上，無論中外，引進新技術和管理方式遠遠沒有消除階級斗爭，卻經常創造出新的階級矛盾形式。這在臺灣已是越來越明顯的現象。

階級一直同種族、宗教、民族、性別及其它因素一樣，是政治認同和行動的資源中的一種。那種認為階級的作用大不如前的觀點，是因為人們過分夸大了它在過去的重要性，同時低估了它在當前和未來的重要性。

也有人發現，當今西方社會正在擴大的職業是白領的、技術的、專業性的和服務性的。階級結構越來越像中間突出的鉆石，而不再像上尖下寬的金字塔。中國今天雖然也存在這種趨勢，但顯然并不能生搬硬套「拿來」現成解釋中國的階級構成。一個擺在眼前的現實是，有人發財致富，有人陷于貧困，而處在兩極之間的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的確比過去得到了改善或正在改善。正是這一部分絕大多數算不上「中產階級」的人會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屬于什么階層？如果不喜歡追逐金錢或沒有機會和能力追逐更多的金錢，我們的希望在哪兒？我們的未來是什么？這個社會在金錢統治的道路上還會走多遠？如果考慮到下面的問題，就會更警覺中國社會未來的階級和階層結構會大大不同于已發達國家與其它小國家：根據中國社科院發表的報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把約2.5億農村勞動力轉變成非農業從業人員，包括各種形式的鄉鎮企業吸納約1.5億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約1億人。而根據中國目前每畝耕地投入的勞動力計算，農村只需1.5億農業從業者。換言之，眼下的3.6億農業從業人員還需轉移2億多人到非農業部門。想一想看，這些未來的「非農業從業人口」都將是中國社會階級構成中的受雇勞動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太可能成為專業人員或管理階層，而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純受薪工人。

中國未來的發展態勢已大約可以勾勒出來一個輪廓，至少可以知道中國將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超大工人隊伍，這個巨大隊伍主要是由制造業和服務業兩大類別的工人構成，他們是全球化時代的新型工人階級。這個階級未來會采取什么樣的社會態度和社會行動面對他們的社會處境，無疑將是對作為他們所信賴的和憲法所規定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的嚴峻考驗。盡管除了在一種非常抽象的層次上之外，「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不可能具有先驗性根據的，但是，共產黨至少要讓工人階級有某些指望或某種理由可以相信，我們正處在一個漫漫征途之中，在這里會出現許多種不同的，但又是殊途同歸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即便是傳統的「社會主義建構」的過程似乎正讓位于新型的「社會主義重構」的過程。總之，要讓工人階級有信心相信：「那兒」就是「這兒」，一個更美好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

2006年4月17日完稿于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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