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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6-05-18 16:39:41 |
□本報記者 夏榆 林白與《枕黃記》：紙上的自我解救
林白 在作家圈中，林白、海男、陳染被戲稱為“新三巫”。多年來林白把自己隔絕在世界之外，“內心黑暗、陰冷，充滿焦慮，對他人強烈不信任。” 寫作《枕黃記》的歷程是林白對自己的強行打開。中國青年出版社組織作家黃河行，邀林白參與。她答應了就后悔，感覺自己根本沒有辦法勝任這件事。最終對精神虛無的畏懼戰勝了對黃河之行的畏懼。幾天后林白帶著帳篷、睡袋、筆記本電腦、背包和一本《密勒日巴傳》出發。她和同行的朋友騎著駱駝從北京火車站出發，沿著547次列車的路線前往山東淄博。路上走了三天三夜，駱駝都快把鐵路沿線的樹葉吃光了。 “看到真實的世界就是臟亂差的；大旱地里就是裂了很大的口子；沒有風，人就是很累；農村就是很破；老人就是整天坐在那里發呆。這就是真實的生活。是我想看到的、跟北京不同的一個世界。但是黃河之行我一點都不厭倦，我發現我對鄉村是親和的，我看到我的體內對鄉野生出的熱情。” 對黃河之行使林白釋放出天性，“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從紙上解救出來，還給自己以活潑的生命和廣闊的視野以及寬敞的胸襟。” 出門之前為了給自己壯膽，林白把自己定位為傻瓜，為此她在心里訓練多次。“我一會當傻瓜，一會當蟲子。我訓練自己當蟲子是為了讓自己摘掉人格面具。平日我一跟生人說話就會手心冰涼、額頭冒汗，一當上傻瓜、蟲子，就好了。” 一個“人身蟲面”的人在農村集市上跟人說話，她一手拿本一手拿筆。她瞅著別人問：你一天吃幾頓飯？每頓吃什么？你一天喝幾次茶？喝的什么茶？你一天拉幾次屎？撒幾次尿？每次她話音未落，哄堂大笑就會應聲而起。她像一個真正的傻瓜那樣嚴肅地解釋說：這是最基本的生活形態，從沒有人調查過，希望你們能配合。 “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會聽見別人的聲音。人世的一切會從這個聲音中洶涌而來，帶著世俗生活的全部聲色與熱鬧。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帶到一個遼闊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蕩。大地如此遼闊，人的心靈也是如此。”林白說。 遇見鄉村婦女木珍，是林白打開內心的一個契機。 木珍是2001年3月從湖北來到北京打工的一個女子，性格活潑開朗。 林白對木珍講述的東西很感興趣，“比如農村混亂的性關系，比如打架、抗稅。這些東西實際上就是特別有意思的農村日常生活，日常的并不等于苦難、黑暗。對我來說，這就是從個人出發感受到的東西，這個東西很神秘。”從木珍口中，林白了解到大量細微的女性問題，比如農村婦女用什么衛生巾、怎樣避孕，她的性觀念、對婚姻的態度如何等等。 林白很注意保持口語的原生態，“以避免被文人所傷”。在她看來，文人站在精致的所謂“雅文化”的高度，將“雜質”去掉，但生活真正的東西就是在雜質里呈現的。文學和藝術不是裝飾品，應該是人心的呼喊。“真正的農村和文學藝術上的農村完全是兩碼事，你完全想象不到。” 楊顯惠與《孤兒院》：長久的悲傷和憤怒
身材健壯的楊顯惠19歲開始在農場勞動，一呆16年。 如果不是夾邊溝，楊顯惠的一生可能就是小職員的一生。因為夾邊溝，楊顯惠成為了———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獨自與風車作戰的作家”。 “我在這個農場做工農兵學員的時候，跟一個甘肅定西地區的同學搞外調。我們去的定西地區是甘肅省的重災區，1959年底就開始餓死人，1960年初達到高峰，到1961年統計的時候，這個地方有2000個寡婦。還有進了政府組織的孤兒院的孤兒，1200名。親戚領走的不做統計。這只是一個縣，這一個地區像這樣的縣有八九個。” 《孤兒院》的寫作使楊顯惠長久地體驗一種悲傷。“1958到1960年，甘肅餓死了100萬人，安徽400萬人，全國餓死的人口大約就是人們公認的3000萬人。而在公開的記錄里，提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僅僅說我們農業工作有點錯誤。就這樣輕描淡寫地把一場災難覆蓋了。教科書、媒體宣傳也從來不提這個，僅說那時候工作上有錯誤，或者把這個責任全部推卸給‘自然災害’。” 楊顯惠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他熟悉歷代的農耕制度。對1957年饑荒的深入研究使他深陷悲傷。 “根本的問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從互助組、農業初級社開始，幾千年逐漸演進過來的農村的和諧的生產關系遭到了破壞。1958年實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土地私有化變為公有化，這是最大的破壞。人沒有恒產，就沒有恒愛。這個土地不是他的，他能愛護這個土地嗎？他能在這個地方辛勤地用汗水灑在這個土地上嗎？” “生產關系的破壞從1955年開始，之后，糧食產量每年在降低，原來西北的干旱山地產量達80多斤，實行集體耕種以后，產量就變成60多斤，再過兩年它就可能變成50多斤。可是生產隊、公社往上報的時候，就報300斤，甚至2000斤。上面就按這個來收公糧。除掉400斤的口糧，要收走1600斤。農民把打下的糧食全部交上去都不夠。把家里幾年存的陳糧交走，也交不夠。這樣就形成惡性循環，到1959年的時候，災難和饑荒總爆發，就開始餓死人。” 《孤兒院》就是對這種災難的反映。楊顯惠在小說中寫了這樣一個人，找不到任何能吃的了，就把荒原上不知什么野獸、死掉多少年的、白花花的骨頭拿回來，放到火上燒，骨頭的表面就起了一層小泡。他用瓦片把這些小泡刮下來，把得到的一點白末放到嘴里吃。“這樣的細節，不是生活中發生的話，怎么也編不出來。” 看上去沉默寡言的楊顯惠，把自己看成是大戰風車的唐吉訶德。在20年的職業寫作生涯中，夾邊溝勞改營的生活和1960年代的饑荒一直是他不變的題材。通過寫作，楊顯惠才能釋放出獲悉真相后的悲傷和憤怒。 劉慶邦與《紅煤》：九天之下的生存
劉慶邦對上層或者上流社會的生活不感興趣。他弟弟就是一個官員，經常給他講官場上的生活。但劉慶邦不愿意寫這個，心里很排斥。 “我到大的、現代化的礦上去，也不敏感，覺得沒什么好寫的。礦上都是機械化的東西。但我一到那些小煤礦去，就很敏感，好多事情都能觸動我。前年我去河北榆縣的一個小煤礦，他們那里還用騾子拉煤。在那里我就得到了很多創作素材。” 評論界把劉慶邦歸結到現實主義的一路。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紅煤》，因為反映了礦區生活，也被劃歸到現實主義創作的陣營里。對此，劉慶邦沒有異議。 “前一段時間，好多作家不愿意承認自己走現實主義路子，但我一直愿意承認。對現實主義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好多理論我不懂。我個人認為，所謂現實主義，就是關注今生今世。佛說人有三生，前生今生來生。其實只有今生是存在的，前生、來生是不存在的、虛妄的，不需要我們來關注。蘇軾有兩句詩說，‘此生此夜不長好，明年明月何處看’。說到底，所謂現實主義就是人道主義，就是人文關懷，而不是神道主義、權道主義。” “文學與底層是一個有意義的命題。社會確實分為好多的層次。提倡階級斗爭的時候，光農村，那時候至少要分9個階級：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這樣分是為了搞階級斗爭，是權力的需要。現在不說‘階級’了，說‘階層’。我不知道應該分幾個階層，是分9個，還是分5個？我想至少分6個層：最底層、底層、下層、中層、上層、最上層。還有個分法，說是叫藍領、白領、金領，還有灰領、黑領，我想‘沒領’也應該算進去。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這也是一個分法。不管怎么分，底層是確實存在的，而且是一個比較巨大的群體。” “礦工所處的位置就是最底層。九重天也好九層地獄也好，礦工都是處在最底層的。咱們國家是高能耗的GDP增長方式，對能源的需求量特別大，也因此，煤礦的從業人員非常多，有700多萬煤礦工人。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煤礦工人加起來也沒有我們中國多。再加上長期的安全投入不夠，礦難就經常發生。前幾年統計，平均每年死6000多個礦工。這就是說，平均每天死十六七個，相當于一個多小時就死一個。他們的勞動和付出，文學應該給以關注。” (P1162551) ●背景 □本報記者 夏榆 底層與底層的表述 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正作為當下一個重要的命題被廣泛關注。 2004年，由《天涯》雜志在文學界率先發起“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專題討論，刊發文化批評家蔡翔、王酉龍、劉旭的文章，對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在轉型中出現的社會分層的趨勢和現實進行探討。 同年6月，《天涯》再度組織討論，發表王曉明的《L縣見聞》、蔡翔與劉旭的《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顧錚《為底層的視覺代言與社會進步》、吳志峰《故鄉、底層、知識分子及其他》、摩羅《我是農民的兒子》。 2005年12月，新星出版社和“新浪網”聯合召開“多重視角縱深對話：關注中國農村婦女問題———暨《婦女閑聊錄》研討會”，學者張頤武、賀紹俊、張新穎、荒林等對于林白文學寫作的轉型進行分析。林白以《在湖北各地遇見的婦女》等文章，表現她創作方向和個人精神的轉折。張新穎指出，林白的《婦女閑聊錄》是一次把“上升”的藝術改變為“下降”的藝術的嘗試，要把文學從個人的高度“下降”到遼闊的生活世界中去。不久，張新穎再度發表文章，從《婦女閑聊錄》反思“文學性”。 2006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說選刊》開設了“底層與底層表述”欄目。 2006年2月，《天涯》雜志第三次組織“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討論，發表學者陳映芳、南帆、柳冬妮、耿占春等人的文章，從全球的左翼思潮背景，觀察中國的“底層”問題。 2006年4月18日到19日，由《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組織的“底層與文學”的研討會在北京密云縣召開。閻晶明、李潔非、李建軍、孫郁、張檸、蕭夏林、李靜、劉慶邦、楊顯惠等數十人出席。與會者對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潮流和當代文學中的“底層敘述”進行了分析。由于發言者的角度不同，關于“底層、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使命”的討論，最終演變為“底層能否擺脫被表述的命運”的激辯。 底層與文學的關系、作家對底層的表達，在今天依然充滿歧義。什么叫底層、怎樣實現對底層的關注，這些問題實際上深刻地觸及到當代社會問題的根本。 (P1162552) ●聲音 ○閻晶明：“底層”不是文學概念 “底層”不是一個文學概念，它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個說法。它最主要的意義是對社會階層的整體的觀照；但它也混淆了城鄉問題，把城市貧民、貧苦農民以及更復雜的群體集合到這個概念之下，簡單地命名為社會底層。什么叫關注底層？關注什么人群叫關注底層？這個問題值得探討。 ○張檸：底層文學是寫給精英看的 底層的人基本上是不讀文學作品的，生活的壓迫、困境使他們沒有精力和興趣來讀文學。那么寫底層的小說是寫給誰看的？ 是寫給那些認識字的精英，而且很健忘的精英看的。讓他們通過對小說的閱讀，達到一種經驗上的認同；或者說，讓他們在決策、分配資源的時候要記得這些人。這是關注底層生活的小說可能達到的一個目的。 ○邵燕君：“底層”變成了消費對象 2004年初的時候，底層敘述是一種異質性的敘述。它是邊緣敘述，不時髦。2005年就不一樣了，它變成一種主流的敘述，一種熱門的敘述，一種時髦的敘述。 底層成為時髦話語之后，就成為一種消費。寫一個農民的苦難，他就會加強刺激，把殘酷、血腥、暴力跟苦難結合起來，在比狠比酷的過程中，借苦難的題材得到一種快感。在這個意義上，苦難最后變成麻木的書寫。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文學如何底層，而是底層如何文學，即你怎么來寫底層。 ○李建軍：現實更為重要 在我的理解中，底層是陷入困境的生存群落，他們的境遇某種程度上就是人類境遇的象征。寫底層，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寫整個人類的一種體驗。 而文學是對一個時代的價值觀進行校正的偉大的手段。有人說文學不回答問題，也沒有能力回答問題，這是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幾乎都在回答問題：俄羅斯向何處去？我們應該怎么活著？偉大的文學家既應該是提問者，也應該是回答者。 所謂永恒性與當下性，實際不存在哪個排斥哪個的問題。但我覺得底層這個更具有現實意義，對當下來講更為重要。 ○李靜：底層不應是文學的全部 我們可能還會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文學是包括游戲性的。精神關懷的真摯性與游戲性是需要融合在一起的。如果總是把一個東西含血帶淚地表達出來，我覺得這個文學就是在走向反智主義。作家、知識分子除了具有面對苦難、面對現實的勇氣之外，還應該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有一個智識方面的責任感，而這種責任感就需要相對的超越。 ○孫郁：要警惕文學成為工具 不同層次和不同精神背景、閱歷的人對世界的理解，都有一個不同的出口，而且這沒有惟一正確的。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寫底層，雖然很有道德和責任感，但過分強調了對現實的干預，形成了實用主義。在北京的京派作家，像周作人、俞平伯、廢名，就警惕說，不要把一種新的理念重新又墮落成工具。 ○李潔非：文學不再是救世主 文學不是社會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它的身后不再像曾經那樣站著千百萬要翻身求解放的奴隸。不要讓文學去扮演救世主、導師、社會英雄的角色。今天的底層文學只保存著一種東西，即文學對自身使命的忠誠。 搞底層文學，必須要堅忍。沒有那種殉道精神，就不要搞底層文學。尤其要警惕那種空喊新左舊左口號、把底層生活當作自己意識形態秀的點綴的人。 ○李浩：理想的寫作是“純文學”的 強調底層寫作，多少帶有“文學工具論” 的意思，多少與“文學為大眾服務”有著脈承。 文學，是需要有普及和教育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當呼吁提升，文學不應只停留在大眾喜歡、有教育意義的基礎上。 我個人認為，真正的寫作也許應當這樣：它具有真實性的訴求，強調對世界的真正認知；它是世界性的，不是只站在某一類人的角度，而是站在整體的人類和萬物的角度；它又是內向的，是對自我的描繪，是用自己的心跳和血液來書寫的。這是我理想的寫作，它是“純文學”的。 (本報記者 夏榆 整理)(P1162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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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荷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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