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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靈魂與精神生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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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國小說一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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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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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1月20日0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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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文壇，一個醒目的事實是，眾多名家紛紛捧出了新作，且大都為長篇小說：王蒙有《尷尬風流》，阿來有《空山》，余華有《兄弟》，賈平凹有《秦腔》，劉醒龍有《圣天門口》，王安憶有《遍地梟雄》，畢飛宇有《平原》，北村有《憤怒》，東西有《后悔錄》，楊志軍有《藏獒》，劉兆林有《不悔錄》，曹文軒有《天瓢》，張者有《零炮樓》等等。2005年歲末的最后一周，有關方面宣布，鐵凝的《笨花》和莫言的《生死疲勞》，閆連科的《丁莊夢》和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幾乎同時出版了――版權頁上可能署著2006年，但它們均完成于2005年則毫無疑問。這一年，名家是如此集中地競相投身長篇寫作，這規模以前還沒有過，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長篇小說的熱度不減和市場一定的支持度。 眾多作品的審美意向繽紛多樣，實難歸并，但細加尋繹將不難發現，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力圖穿越欲望話語的時尚，著力從家族、地域、鄉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對民族靈魂狀態進行多方位探究與考察，有的還試圖尋求民族靈魂的強健之途。中短篇小說向來站在審美意識的前沿，最能體現中國作家新的美學追求；富有潛質的文學新人也往往首先從這一領域浮出。不少作品猶如戰士手中的利刃，割開某種浮華的外衣，努力把生存中最深隱的痛楚和無奈展露給人們看。底層意識的強化是其明顯特征。關注個體精神成長經驗的“成長小說”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80后”作家那里，更有出色發揮。一些作品不約而同地由道德倫理層面進入了人性深層，這說明道德沖突在今天生活中是多么的不可回避。在我看來，這一切共同構成了2005年中國小說最顯眼的風景。 突破欲望層面：由家族、鄉土、政治文化進入民族靈魂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敘事中的欲望話語空前膨脹，這與市場化商品化城市化的背景直接相關。文學能否不滿足于描繪世相的喧囂、人欲的橫流，以相對澹定的心態進入對民族精神的考察，進入道德判斷，進入終極關懷，始終是考量其精神維度的重要方面。我們不能說，2005年的小說突變了面孔――一個年度不會有那么大變化，卻可以說，努力穿破欲望化層面，向更深更廣的民族精神的層面突入，卻是一個重要的事實。一批作品共同關注中國鄉土的精神生態，共同思考民族精神的當代生長，這是個特點。作家們的眼光廣泛地審視著蘇北平原，阿壩草原，荊楚大野，陜南僻壤。有趣的是，很有幾位作家特別注重社會學的方法和地方志式的框架，有的表示要為家鄉“立個碑子”，有的決心為某一個難忘的年代留下啟示錄。 畢飛宇因《玉米》和《青衣》受到讀者喜愛，其長篇《平原》以飽滿的細節，精簡的人物素描，青春的騷動，土地的熱力，人性的張揚，再現了政治高壓下的1976年蘇北鄉村的真實生存，有濃厚的社會學的地方史意味，作者志在寫風俗史，寫地方秘史。端方是主要人物，從小隨母親改嫁到王家莊，與繼父關系緊張，備受欺侮，本想逃離此地，后經卓絕努力，顯示了男子漢力量，在村里有了地位，受到混世魔王朝拜，甚至得到知青出身女支書吳曼玲的愛戀。作品不是縱向地而是橫向地展開，呈現了由生活內在邏輯展開的鄉村生活，情節和人物敘述轉換自然，是一部扎實的長篇。但《平原》同不少鄉土長篇一樣，在人物人格精神的描寫中，缺乏充足的現代意味，端方甚至沒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作者沿襲《玉米》那種權力對人心的腐蝕和扭曲，刻劃端方的“崛起”，這種權力本身的運作帶有封閉性和腐朽性。對于商品經濟歷來較活躍的江浙，理應矚目于現代型的人格的誕生。阿來雖寫藏區，但其《空山》與《秦腔》《平原》在精神生態的發現上有相近之處。阿來面對的是藏區神性變化之后的空山，人性灼傷之后的空山，是傳統藏文化受到現代的以及異質的雜多文化影響之后人們無處安頓精神的文化之空山。正像現代人類無不苦苦尋覓精神家園一樣，有著深厚宗教傳統的民族同樣面對靈魂歸依的問題。 《秦腔》的“密實的流年式的原生態寫法”遭到質疑是不奇怪的，“硬著頭皮讀秦腔”也非無稽之談，但也不排除有人讀得津津有味。問題在于，從《廢都》到《秦腔》有何重大變化。我以為賈平凹從欲望的騷動、生命的頹唐漸歸于生存的沉思、文化的根蒂。他所描寫的那塊底蘊深厚的鄉土在某種意義上成全了他?！肚厍弧樊斎皇且环N“發現”――發現傳統的鄉土中國正在消亡，它影響著民族靈魂。有的批評家認為夏風是作者的替身，而我認為，引生于賈平凹更有淵源，夏風是外在理性文明的替身，引生則是作者內心隱秘和本能之根的存在象征。秦腔更是一個象征，是秦人之聲，民族傳統之聲，作者對它熱愛、對它的式微惋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要刻一個碑，為了害怕消逝而寫作。這部作品不妨看作是新一輪的文化尋根之旅。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尋根偏重于批判國民性，新世紀的文化尋根，我以為應是在新的歷史視野和精神視野之下，對實際上已進入世界一體化進程的中國，做新的發掘。 也許，李伯勇的《恍惚遠行》是至今尚未得到正視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身處贛南縣城，沉默而堅韌地寫作著，已出版《輪回》、《寂寞歡愛》等多部長篇小說，以命意獨特，思考深邃，風格沉靜，內涵豐厚見長。《恍惚遠行》塑造了幾位鄉村父親的形象，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部貧困山鄉的生存，有深切的精神審視。父親凌維森在半個世紀的磨洗與鍛造中，蓽路藍縷的創業奮爭，感人至深。作品表達了尊重人，尊重人格與心靈的人文情懷，被譽為當代鄉土的“罪與罰”、“父與子”。小說實際將現代性的地平線放到20世紀初，呼喚一種有尊嚴的健康的現代人格的出現。鐘晶晶的《家譜》只是一部中篇小說，但文本內涵較豐厚。它表面上寫一個執意要修家譜的長輩回歸故里所引發的一系列家族事件，但從中可發現許多相互糾纏的意義：受難、死亡、拯救、信仰、親情、歷史等等，作者把這一切不著痕跡地熔化在《家譜》中了?！拔覀兓钕聛淼娜?，都有內疚”，小說中“父親”的這句話分明是在言說我們每一個人，只要活著，就有內疚，這是個有罪的世界。這篇小說猶如霍普特曼的“沉鐘”，不需人敲打，只要一想起它，就會用巨響來拷問你的心靈。作品對人的精神考察是通過家族完成的。 2004年的《狼圖騰》和2005年的《藏獒》都是搶眼的存在。我曾戲言，作家對民族性和人性的理想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失望之余只好轉向動物。無論揄揚狼性還是褒揚狗性，都是人的文化理想的折射。暫且拋開某些偏執的甚至是反文化反科學的文明觀不談，作者們尋覓民族精神的強健之途的一番苦心，卻也值得肯定。如果我們跟著作者陷入了狼好狗好還是羊好老虎好的爭論怪圈，就有可能讓商業運作遮蔽了文學的價值。值得一提的還有冉平的《蒙古往事》。這是一部關于歷史寫作中風格獨具的書。成吉思汗的故事過去寫得很多，各有建樹，顯示了文化闡釋的多樣性，但這本書完全不同，它在尋求蒙古文化精神的本原。它的特點是，刪繁就簡，忠于《蒙古秘史》，把歷史的氣息、本質、感覺甚至歷史的空氣都恨不得傳達出來，盡可能地脫掉漢語闡述的重負。作者沉浸在對歷史風塵和韻味的懷想中，試圖開辟另一種文學的空間。 穿越群體話語：個體精神成長的獨特性與豐富性 在今天，健康的、個人化的、豐富的個體精神――理性精神，正是一個健全的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也許只有個體的精神史、心靈史才足以顯示精神建構的差異與特色。然而，對文學來說，這里有個多大程度上體現民族精神的問題。個體人的個體不僅屬于自己，也非一種偶然，每個人之所以成為他自己，是歷史、文化、民族、社會等眾多因素合力的結果。既是可選擇的，又是無可選擇的。換句話說，一個人在他的精神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與歷史構成一種密切關聯，哪怕這個人在社會上是多么地渺小甚至微不足道。這些不但構成我們時代的精神史，而且構成了文學的豐厚資源。許多表現個體精神成長的小說有理由引起我們的關注。 羅偉章的《我們的成長》寫一個美麗的鄉村女孩、好學生許朝暉，怎樣在其鄉村校長父親粗暴的管教下，在環境的冷漠中，竟然一蹶不振，成了一個年輕的“單身媽媽”、成了一個被人蔑稱為“娼婦”的人。究竟是誰毀滅了這個年輕的生命，究竟是誰在蔑視人，損害人？小說讓人意識到一個重要問題，物質的貧窮固然可怕，精神上的貧乏更為可懼，它會摧殘原本健康的人性，使其向著墮落的方向逆轉。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1973年》中的少女七一，李鐵的《冰雪荔枝》中的少女荔枝，都是在特殊年代里成長的少女，她們的精神成長道路上伴隨著他人的傷害、歷史的紛亂。歷史在一定的層次上支配了個體和由個體所組成的一代人的成長。 一個少女成長過程中經歷的不幸其實也就是少女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不幸 “80后”的寫作尤其與精神成長的主題密切有關。春樹寫于2005年的長篇新作《2條命》，即是典型的“成長”小說。作品主要描寫的兩個主人公――遇斷和好孩子楠楠。由于她們關于愛、關于人生的想法與追求過于理想化，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被折損、被阻遏，初涉人生的她們才感受到了人生的嚴峻與現實的嚴酷，并走向失望與絕望。從作品看，作者并沒有給遇斷和好孩子楠楠提供自我拯救的良方，而是如實地描述了他們如何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種寫法反倒給人以極大震撼，讓人去尋思人文環境問題。涉及成長的“80后”作品還有彭楊的《天黑了，我們去那兒？》、麻寧的《年華，恍然》、孫睿的《活不明白》等等。這些不盡相同的成長故事，既狀寫了成長之苦澀，又抒發了成長之快樂，喜憂并舉、愛怨交加。站在底層的呼喊：沉重的“農民工”小說 我們注意到，2005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說――陳應松、遲子建，羅偉章，劉慶邦、荊永鳴、白連春們的作品，之引起較強烈反響，是與他們揭示了一個特有的社會問題，即“農民工”問題有關。此前，有人用“打工文學”來概括這一類作品。應該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創作的這類作品也許與知青文學一樣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性現象，但是，“打工文學”在現代轉型和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是極其重要的，這個方向的文學可以包含現階段中國社會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道德、倫理矛盾，充滿了勞動與資本，生存與靈魂，金錢與尊嚴，人性與獸性的沖突，表現了農民突然遭遇城市環境引發的緊張感，異化感，漂泊感，因而不容忽視。我想，也可以把這類作品稱為“農民工”問題小說。正如“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提出問題以引起社會關注與療救，這類小說大多也是“只問病源，不開藥方”。它們有兩個特征不容忽視：其一是一旦成為“農民工”，那就意味著永遠成為無根的漂泊者和異鄉人，為了改變生活處境由農村進入城市，城市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有距離的；而當他們要歸鄉時，其難度卻并不亞于進入城市。于是，他們只能長期漂泊“在路上”。其二是“農民工”的苦難源于兩個層面：物質的貧困與精神的貧困。后者尤為突出。從農民的終結――鄉土社會的蛻變角度，即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作家應該有新的體驗新的發現。 羅偉章的大部分小說都用第一人稱敘述，有親歷感?！段覀兊穆贰分械闹魅斯?，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兒模樣，回家無車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過除夕之夜。終于歸家了，年輕的妻子老得可怕，五歲的女兒已懂得掩飾感情。整個情景有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感。事實上，在主人公心里，城市與鄉下像兩把刀子，一把硬，一把軟，都不是歸宿，他只能長期仿徨在“出門”與“歸根”之間。在他的《大嫂謠》中，為了供小兒子上學的大嫂，以56歲的年齡進城開始她的打工生涯。此外，白連春的《靜脈血管》、荊永鳴的《北京候鳥》、遲子建的《世上所有的夜晚》都對“農民工”的精神矛盾作了有力的揭示。 陳應松的《太平狗》令人動容?！疤健笔巧褶r架一只出色的趕山狗，對主人忠心耿耿，跟著打工的主人程大種進了城，因帶著它找不到工作，它被主人一次次地拋棄，甚至被賣給專門殺狗的范家一。太平憑其智慧歷盡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一次次地回到主人身邊，當一樣歷盡了苦難的主人在城里冤屈地死去后，太平睜著唯一的一只眼，千里迢迢回家了。與作者去年發表的《馬嘶嶺血案》一樣，人與人之間的無法溝通觸目驚心：城里人總是冷酷無情，審美是病態的，讓農村人進城后也會染上這種病態。在城里受到任何折磨從不流淚的太平，回家見到女主人時眼里滾出了滴滴淚珠?！而澴印份^劉慶邦之前短篇有變化，他不再僅僅寫無聲的死亡，而是給我們講述了礦工湯小明寧可失業也不肯把自己養的鴿子給突然駕到的派出所長當“野味”吃。牛礦長只好當著王所長的面讓湯小明“卷鋪蓋回家”。但是，當王所長離開后，牛礦長并沒有解雇湯小明，而是讓他趕緊“把鴿子放開，免得把鴿子悶壞了”。這篇小說的特別之處就在于它在一個陰暗的下午灑下了一束人性的光芒。真正的好作品就應該這樣：能讓人在幾近絕望的時候看到希望。 盡管這類小說中有些作品存在羅列苦難、堆積苦難的不足，或者只是注意到“問題”未能上升到對人本身的關懷，但總體看來，作家們對“農民工”懷有的不僅僅是簡單的同情，而是懷著良知與責任，主動站在底層“農民工”的立場上，通過自己的筆，對整個社會發出了呼喚。這聲音是很有價值的。 超越寫實或仿真層面：道德的重建與倫理的焦慮 毫無疑問，我們的生活面臨著極其繁重的道德繼承與重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小說創作中同樣突出，它是社會生活中道德問題、乃至道德危機的反映。新道德的重建該從哪能里起步，平空而起嗎？一味地認同西方個體主義的價值觀嗎？生硬地搬用革命道德、傳統道德或其他什么道德嗎？問題極其復雜。道德倫理以及人性問題向來是現當代文學的不絕主題，今后其分量會越來越重。2005年的一批小說注意從家庭、校園、社會等不同的角度關照一主題。 張翎的《空巢》和方方的《中北路空無一人》都注目于當下社會的“空巢”現象。在這兩部小說中，孤獨的老人竟然都娶了保姆為妻，而他們的子女對此并不理解，兩代至親的人之間一如陌生人一般隔膜，老人安享天年的時代似乎一去不返，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難以尋覓，這一切是否社會發展所付出的代價。方方的《出門尋死》表明，大部分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平凡乃至平庸的，他們更真實的生存狀況就是繞著瑣屑的芝麻蒜皮，并不是大起大落的悲壯絢麗。何漢晴就是這樣的代表。她為了小事想去尋死，卻在尋死的過程中救下另一個要尋死的人，這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帶有諷刺性的戲劇效果，而她最后又回家的原因卻是家里的瑣事離不開她。 邱華棟的《離同居》所展現的情節引人深思：一對幸福和諧的夫妻搬了新家后因心里向著各自的家人而產生矛盾，隨后是離婚，離婚后由于各種原因還住在一起。想不到的是，他們因為離婚后沒有了原來的責任感和壓力，忽然相處得極為融洽，甚至幸福度超過了離婚前。當雙方家人都勸他們復婚時，他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懼，打算把這種“離同居”的幸福繼續下去。這篇小說帶給我的是震驚，作家通過不正常的“離同居”揭示出了現代都市人的病態心理，這是有一定的價值的，但是在揭示出問題后，我們又將如何？ 還有一些作家通過描寫校園生活來表達自己的社會道德倫理思考，孫春平的《老師本是解惑人》、《怕羞木頭》是典型例子。在傳統社會中，被看作“傳道授業解惑”者的老師在這時代也難以固守傳統的道德觀念，大學教師廖柏木（《老師本是解惑人》）出于對一個美麗女生的憐愛墜入了世俗的紅塵，并且陰差陽錯地因為“嫖娼”遭受了治安罰款。小說《怕羞的木頭》中的女研究生趙小穗是這個欲望時代的一塊“怕羞木頭”，內心純潔善良，注重道德自律，在遭遇了舍友、男友的背叛后，她仍然拒絕別人為她準備的好工作崗位，只因她非常珍視自已的尊嚴，不愿生活在陰暗的道德和人與人的算計之中。遲子建的《雪窗簾》以“我”的視角講述了“我”在一次乘火車途中未給一位老大娘讓座的歉疚之情。小說告訴我們，心上的霜雪如果不用心靈去暖化，是送不走的。在這個欲望時代，我們很需要這樣的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 文學界人士普遍認為，2005年的小說顯現了較強的前進勢頭和較整齊的藝術水準。于是我的這篇文章也著重從肯定的方向評說了我眼中2005年中國小說的主要特征。我們并不滿足，而是清醒地看到，中國小說的精神能力亟待提高，中國作家的心靈資源，思想資源，靈魂資源亟待補充，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缺鈣癥狀”。那將是我另一篇文章的要談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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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奔騰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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