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在責任與焦慮之間
洪子誠
作家散文”和“學者散文”的這種區分，其實早已存在。在晚清，便有“文人之文”與“學者之文”的并舉，以及對它們的高下和關系的討論（當然，那時所說的“文”，與現在我們所提到的散文并不一致）。不過，到了“現代”，“文人”與“學者”之間的寫作，已不再放在一起來討論，這大概與所謂“文學自覺”的程度有關。五十年代以來，學者的寫作與作家的寫作的界限更為分明：學者專業寫作的“辭章”意識更加淡薄，專業研究之外的文學性質的寫作被看作是破門而出的“例外”，而作家寫作的“不學”傾向，則演化到驚人地步。為著改變學者之文缺乏章法文彩，但更針對作家之文在“學理”上的粗陋空疏，在五六十年代，有的學者重提“義理、考據、辭章”的主張，試圖推動“文”與“學”的綜合。不過，在當時的情景下，這種努力不會取得多少成效，特別是在作家學養的臻進方面。于是，才有了八十年代初那個有點奇怪、卻又不是無的放矢的“作家學者化”的命題的提出。
十多年過去了，作家學養不足的情況應該說已有許多變化，這在九十年代的寫作（包括散文的寫作）中可以看得明白。但是，積習既深，不是三年五載就能改觀的，“文”與“學”的關系，仍是中國文學無法回避的問題。陳平原的《晚清的學者之文》，在談到章太炎和劉師培都“鄙薄‘不學’的桐城文章，而推崇‘雅馴可誦’的學者之文”后說，“這里隱含著另外一種‘文章觀’：即便只是討論‘文學’，學者的‘著述之文’也不容忽視。”我看這種強調“學者之文”“不容忽視”的“文章觀”，在今天有再提的必要，不僅限于散文，而且對其他文學樣式的創作也應如此。
當今的“學者之文”細分起來，大體有兩個部分。一是專業之文，再是近于文學散文之文（自然也會有兩者綜合之作）：對“文學”來說，都應屬“不可忽視”之列。專業之文不在這里討論的范圍，剩下的便是“學者散文”。如果在八十年代我們說要重視學者散文，這種說法缺乏根據，那時并無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學者散文出現。九十年代就不同了，學者散文寫作繁盛局面人所共睹。這種狀況，與其說是文學本身發展的結果，不如說是這段時間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等的內在生長狀態的顯現：它是九十年代整體文化狀貌的產物。它被看作是一種“文學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文學”的不期而遇。在九十年代，學術獨立品格的培育，在面對當代生存處境問題上注重學理探求的方法，通過反省以調整研究路向和學術立場的態度，以及由此導致的學術專業水準的普遍提高，正是事情發生這樣的變化的根源。可以設想學術工作為學者提供了他介人現實的主要途徑，而在研究成果的孕育中，并非任何感覺和思考都能以專業論著的方式體現，隨筆式的散文，是他們的另一種表達手段，一種更融人個人經驗和心智的成果。從這一意義上說，近年來大量出現的學者散文，是學術經驗與日常經驗，理性思考和情感記憶開掘的結晶。
本集所收文章的作者，涉及哲學、經濟學、社會學、考古學、歷史學。政治學和文學研究各界，文章大多取自近年刊發學者散文的代表性書刊（如《讀書》、《天涯》、《隨筆》、《散文與人》等雜志，《書趣文叢》、《讀書文叢》等叢書）。其中的一些作者，說他們已是有個人風格的散文作家，也無不可。但我相信，對大多數人來說，成為“散文作家”并非他們必要的目的。既然寫作主要不是為著確立文學作家的地位，對他們的文章也無需側重從個體文學風格上加以討論。值得做的是，從中發現某些共同的特征，以為散文（也不限于散文）寫作的啟示。也就是說，分辨出與散文的發展趨向、散文與時代交流方式相關的問題，探討散文風格的變化與作者面對時代發言的方式之間的關系。這種討論，正是為了顯示學者散文的整體意義：不僅在于寫作者對特定問題的觀點和具體的表達方式，重要的是這些寫作在建構時代的思想風格和文學風格上的作用。
如果要簡略地概括九十年代學者散文值得重視的特征，那么，可以借用本集一篇文章的篇名（《冷漠的證詞》）予以提示。從這里面，也許可以引申出諸如實證、深致、思辨、控制等詞語。具體說來，這里牽涉到取材、角度、表達方式、文體特征等。我覺得，選人本書中的散文，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這就是對于時代的重要現象和話題的態度。在散文寫作中魚蟲花草等小擺設式的材料，寂寞鄉愁思念等總也寫不盡的主題，當今仍繼續風行的撒嬌賣乖自憐自戀的情趣，自然不是沒有一點價值。不過，這些似較難成為學者散文的取材趨勢。他們的寫作，在總體上表現了一種“問題意識”，表現了對我們身處的社會生活問題的敏感。人與歷史、與他生活的時代的不同關系，不能主要從“職業”上來尋找原因，但“職業”是否是一種因素，也有可辨析的余地。舉例來說，六十年代初，散文家都在那里尋找和構筑散文的“詩意”，對于“詩意”的沉迷，事實上回避了時代的提問。
在當時，對社會生活問題的焦慮和思考，在散文的領域，是由諸如“三家村”的“學者”來承擔的，學者散文表現出作家散文所欠缺的氣度。到了八十年代前期，事情又不同了。當時曾有文學家不無夸大地說，哲學等學科已無力承擔自身的任務，它們的工作正由文學（創作和批評）來代替。而今天，最大膽、最有想象力的文學家，即使閉起眼睛，怕也不敢說這樣的話。其實各學科、各領域自有不同的天地。誰也不要幻想（實際上也不能）包打天下。但是，相比而言，說九十年代的文學，在面對和回答今日的問題上，似乎變得有些遲頓和軟弱，倒是有些學科學者的發言，表現出更多的信心，這種估計，大概是能成立的。
說清楚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不是很容易，但下面的兩點，可以提出來討論。第一，關于作家和學者的“文化性格”（或者如一位詩人所說的“知識人格”）的問題。我們愛講使命感（當然，它現在也在受到質疑），有時卻不大考慮與此相應的知識背景和精神深度。沒有相應的知識準備，對人類文化傳統缺乏一定的了解，如何判斷我們的文化處境，如何解釋我們的時代生活和個人的生存狀況？在意識到一個消費的時代的來臨，憂慮著精神貧乏和人倫衰敗的時候，又如何不使自己的反應總是停留在“煽起崇高的烈焰或提供教義般的語錄”的狀態？一些學者可能更自覺地把握八十年代末以來的思想震蕩，意識到一連串深刻事件改變了他們對歷史和生活的許多基本看法。從那時起，在學界存在著一個范圍廣泛的清理歷史，同時也達到“自我置疑”、自我批判的活動。實際上，八十年代初文學上著名的“反思”，以及產生的“反思文學”，只是停留在粗淺的層面；較為深入的工作，在后來卻由學界加以展開。這種被稱為“文化自覺”（或“文化批判”）的活動的深刻性，不僅是理論和邏輯推導上的，更是將個人的經歷、生命融人其中的。事情正如江暉所說，“如果不對自己負有直接責任的過去有深刻的洞察，那么對歷史變遷的理解也不可能達到刻骨銘心的深度”（《無地彷徨》自序）。正是這種自覺的對歷史和自我的質疑和批判，為理解、把握九十年代的變動做了準備。這種種情形，體現在本集的多篇追憶個人精神歷程和學術道路的文章中。在這種清理和回憶的過程中，不僅僅是侮和念，而且包含無盡的思和想，而歷史中的種種人和事的意義，也被發掘和闡發。這一切，都將轉化為探索現實的學術處境和生存處境的精神資源。
可以討論的第二點，是有關文體特征、藝術方法方面的。散文在文學的諸樣式中，大概是技巧性成分較小，形式上比較自由的一種。不過，它在的演化發展的漫長過程中，在寫作心理、取材、境界、結構和敘述方式等方面，也建立了自己的“傳統”。在二十世紀，散文寫作同樣經歷了現代“轉型”，但比起詩、戲劇、小說來，它對中國古典散文藝術經驗更多的是繼承。散文藝術的成熟，藝術經驗的豐厚，使寫作不致空無依傍，但因此也更有可能成為一種障礙。某些熟捻但已相當陳舊的意象、情調、語氣、格式，以至接受心理，在年復一年的沿襲中，轉而成為壓迫的力量。藝術形式的“惰性力量”，控制著寫作者，規范著他的心智，限制他的創造力，阻隔他與世界關系的“直接性”。非專職散文寫作的學者，較少受到這些習習相國的模式的拘囿。我看，即使從散文藝術的角度，“隔行”者也可以擁有專業所沒有的優勢，帶來一些清新、率直的因素。對傳統有關散文（美文、藝術散文）特征（“質的規定性”）的理解，需要有所質疑、沖擊，以引起散文內部結構的調整和變革。學者散文可以部分地提供這種力量。這也是為什么在本集里，選人一些“很不像散文”（以通行的散文觀念衡量）的文章的原因。
在一個“市場經濟”的時代，學者散文的寫作、發表與閱讀，自然與文化消費不能沒有關系。不過，消閑式、玩味式的寫作與閱讀心理，在學者散文中占的成分，可能是比較小的。從閱讀而言，有的文章，不會有通常的輕松愉悅，相反，會要求一定的知識準備，要弄清概念內涵和論析的邏輯關系，需要專注與耐心，然后才談得上體驗其中的機智、幽默、深刻。這是學者散文的風格定位。“冷漠”（甚至“冷酷”），是一些學者不約而同使用的詞語。“冷漠的證詞”（張志揚語），“科學是冷酷的，不聲不響的，孤獨的”（金克木語），“作為個人或許‘熱血’一點為好，但在職業領域內，卻應該是冷漠的”（樊綱語），……雖說這些立論，大多是在指明社會科學的性質、特點（在思考社會、分析人生上的“職業角度”），但也構成了相當部分學者散文的基本風格取向――一種和空疏、感傷、矯情的流行風格保持距離，而追求智性、拙樸，以反諷、幽默控制情感泛濫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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