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是世界當代著名作家。1936年生于秘魯的阿雷基帕市，現定居西班牙。他著述頗多，尤以長篇小說為長，享有“結構現實主義大師”的美譽，獲得多項歐美文學大獎。其主要作品如《城市與狗》、《綠房子》、《酒吧長談》、《潘上尉與勞軍女郎》、《胡利婭姨媽與作家》、《利圖馬在安第斯山》等，均已譯成多國文字，深受廣大讀者喜愛。

五光十色的國家（代序）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我出生的城市——阿雷基帕，位于秘魯南部安第斯山的一個山谷里。這個城市以其教權主義和造反精神、律師和火山、一望無云的藍天、美味的大蝦、地方主義，還有“下雪”，而名揚全國。所謂“下雪”，是神經官能癥的一種暫時性的癥狀。某一天，一個最為溫順的阿雷基帕人突然會對人家的問候不予理睬；連續幾個小時地把臉拉得長長的；能干出最古怪的事，能說出最古怪的話；意見稍微不一致，他就可能在最好的朋友的脖后砍上一刀。對此，沒有人感到奇怪，也沒有人生氣，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人正在“下雪”，而他明天又會像往常那樣成為溫和而無害的人。雖說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家人就帶我離開了阿雷基帕，而且從此以后我再也沒有在阿雷基帕居住過，但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阿雷基帕人，我也認為那些在秘魯流傳的針對我們的玩笑，例如說我們驕傲自大，令人反感，甚至發瘋，是出于妒嫉心。我們講的西班牙語非常純正；我們的建筑奇跡圣·卡達莉娜修道院曾吸引了500名婦女前往居住；我們的城市曾是秘魯歷史上大規模的地震和多次革命的舞臺，難道不是這樣嗎？

　　從一歲到十歲，我住在玻利維亞的柯恰潘巴市，在這個城市，我既天真又幸福。我還記得我所干的事和我認識的人，但最難忘的是我閱讀的書籍：山道坎的故事，諾斯特拉達繆的作品，《三個火槍手》，卡略斯特羅的作品，《湯姆·薩耶歷險記》，《辛伯達航海旅行記》，海盜、冒險家和匪徒的故事，浪漫的愛情故事，還有我母親藏在床頭柜中的那些詩歌（其實我并不懂，只是由于禁果的誘惑）。閱讀這些書籍是我最美好的時刻。我喜歡的書全看完了，這太令人難熬了，有時我就自己想出某些新的篇章，或是改變某一作品的結局。這種對他人作品進行的“續作”或“補充”，就是我最初的寫作，也是我寫故事才能的最初表現。

　　像所有移居他鄉的家庭一樣，僑居異國增強了我們的愛國心，直到十歲，我一直堅信生為秘魯人是我最大的幸運，我腦中的秘魯與其說是同現實的秘魯相聯系著的，不如說是同印加帝王和征服者的那個國家相聯系著的。只是到了1916年，我才真正地認識了現實的秘魯，那一年我們家從柯恰潘巴遷到了皮烏拉，因為我的外祖父被任命為該市的地方長官了。我們走的是陸路，在阿雷基帕做了短暫的停留。我還記得，在踏上故鄉土地的那一刻，我是那么地激動；我也還記得，我的舅舅對我是那么地寵愛。伯父叫埃德華多，是個單身漢，是個對宗教極為虔誠的律師。他有個女仆，叫伊諾森西婭。他的生活猶如西班牙內地的紳士，穿著整齊，有條不紊。在那舊式家具、古老的掛像和古舊的雜物中間，他也漸漸地衰老了。我也記得，在卡瑪納奇耶，當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時的那股興奮勁兒。我的祖父母被我磨得沒辦法，不得不把汽車停下來，讓我在那荒涼的海灘上扎了個猛子。但那次海浴洗禮并不成功，因為一只螃蟹夾了我一下。盡管如此，對秘魯海岸這一見鐘情式的情誼，卻延續了下來。這三千公里的沿海沙漠，幾乎沒有被從安第斯山流下的河水滲浸過，而只是被太平洋的海水沖刷著，但卻受到了一些人的惡意中傷。那些誓死捍衛印第安傳統的人，那些仇恨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人，都指責我國的沿海地區輕浮，媚外。他們認為秘魯的政治經濟中心由山區轉移到沿海（即由庫斯科轉移到利馬）是一種不幸，因為這一轉移產生了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權主義，使得秘魯變成了一個大蜘蛛：這個國家的頭部（即首都）碩大無朋，而四肢卻細小羸弱。一個歷史學家把利馬和沿海稱作“反秘魯”。而我，作為一個阿雷基帕人，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山區佬”，在這場爭論中本應該站在安第斯山一邊，來反對沿海沙漠地區的，然而，如果讓我在沿海地區、安第斯山區和亞馬遜森林地區（按經度劃分的秘魯三個地區）三者之中進行選擇的話，很可能我是站在沙漠和海浪一邊的。

　　沿海是印加帝國的外圍地區，其文明也是從庫斯科輻射過來的。雖說印加文明不是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唯一的秘魯文化，但可以說，是一種最強有力的文化，它從秘魯一直延伸到玻利維亞、厄瓜多爾，以及智利、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的一部分，它只短短地存在了一個半世紀。在這期間，印加帝王們征服了幾十個城鎮，修建了道路和灌溉工程，修筑了城堡和要塞，并且建立了一個行政系統，使得生產足以養活所有的秘魯人。這一點，以后的任何政權都未能做到。盡管如此，我從未對印加帝王們有過好感。雖說他們留下的紀念性建筑物，如馬丘畢丘和薩克薩哇曼使我驚服。但我一直在想，秘魯的愁苦（即我們性格的突出特點）也正是來源于印加帝國。那是一個軍團化的官僚主義社會，人像螞蟻一樣被組織起來，一個無所不能的壓縮機粉碎了人們的一切個性。

　　印加帝王們為了控制其統治下的人民，施展了最狡猾的詭計，他們自命為神，分封諸侯，移民他鄉，把村鎮的居民遷離故土，“嫁接”在遙遠的異鄉。流傳至今的用克楚亞語寫成的最古老的詩歌，就是表現這些人們在異鄉感到惆悵而懷念自己失去的故土的悲歌。遠在蘇聯大百科全書和英國作家喬治·奧爾維爾的小說《1984年》出版之前五個世紀，印加帝國就實行了在政治上的古為今用。每個印加帝王登上寶座時，都伴有一批“阿矛塔”（即學者），他們負責修改歷史，以表明印加的歷史是在現今帝王的統治下才達到高峰的，其先帝們的一切豐功偉績就都歸功于他了。結果是，要想重新恢復被神秘地歪曲了的歷史，就成為不可能的了。印加帝王們有著一種相當精密的計數法，即結繩計數法，但他們沒有文字。有一種理論認為，這些帝王們根本不想有文字，因為文字對他們那樣的社會會構成一種危險。我一直認為，這一理論是有道理的。印加帝王們的藝術是嚴峻的、冰冷的，既缺乏想象力，也沒有印加帝國之前各種文化（如納斯卡文化和帕臘卡斯文化）所表現出的技藝。精致異常的羽毛毯，圖案神秘的紡織品，就是上述兩個文化的產物，至今仍然保持它那鮮艷的色彩和魅力。

　　繼印加帝國之后，壓榨秘魯人民的另一臺壓縮機就是西班牙的統治。征服者把今日大多數秘魯人所講的語言和信奉的宗教帶到了秘魯。對殖民統治不加區別地備加頌揚，與對印加帝國加以理想化，同樣都是荒謬的。殖民統治把秘魯變成了一個包括目前若干共和國在內的總督府所在地，把利馬變成了一個擁有豪華宮廷、重要學術活動和典禮活動的首都，但它卻意味著宗教愚昧主義，即宗教裁判和檢查制度，這一制度甚至禁止閱讀某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即小說，并且對不信神者和異教徒進行迫害，而所謂不信神者和異教徒，在許多情況下不過是那些敢于思考的人罷了。殖民統治同時也意味著對印第安和黑人的剝削，以及一個在經濟上擁有特權的階層的建立。這個階層至今仍然存在，并把秘魯變成了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國家。獨立，僅僅是個政治上的現象，而對這個少數人享有現代化生活的特權，多數人愚昧貧困的社會，絲毫無所改變。印加帝國、殖民統治和共和國這三個時期的歷史使我認識到，我們生活在其統治下的歷屆政權，根本無力把秘魯人之間的兩極分化縮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這一創傷是不可能用什么紀念性的建筑物、顯赫的戰功和輝煌的宮廷加以補償的。

　　當然，在我剛從玻利維亞返國時，上述的一切我根本沒有想過。我家的習慣是按《圣經》辦事，每次搬家，都是全體一道搬，舅舅、舅母、表兄弟姐妹，跟在家庭的主干，即外祖父母的后面一道搬。就這樣，我們到了皮烏拉。這是個四郊都是荒漠的城市，這是我在秘魯的第一次經歷。在薩雷斯教派中學里，我的同學們嘲笑我，因為我的口音是山區人口音，發“r”和“s”兩音時，口中噓噓作響，也因為我相信嬰兒是白鸛從巴黎銜來的。他們向我解釋說，這種事不是發生在空中的。

　　我的腦海中，充滿了我在皮烏拉生活的那些歲月中的形象。皮烏拉人是外向型的人，很外露，愛開玩笑，也很熱情。那時，皮烏拉人喝的是質量很好的玉米酒，跳的是當地的丹德羅舞。“喬洛”和“白人”之間的關系，比起其它地區來也不那么緊張。皮烏拉人主張不拘禮節、喜好熱鬧的性格，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戀人們在姑娘的陽臺下奉獻小夜曲，遭到反對的情人就把姑娘搶走，把她劫持到某個莊園住上一兩天，當雙才家庭和解之后，就是個幸福的結局，敲敲打打在教堂里舉行宗教婚禮。搶親是事先宣布的，也是受到慶賀的，就像慶賀河水來臨一樣，因為皮烏拉的河水一年只來那么幾個月，給種棉花的莊園帶來了生命。

　　皮烏拉，這個美好的城市，充滿了各種奇聞軼事，足以點燃人們的想象力。曼加切利亞區，都是些泥巴茅草蓋的房子，玉米酒的質量最好；加依納塞臘區，則位于河流和屠場區之間。兩個居民區互相仇恨，甚至有時雙方進行“野戰”。還有“綠房子”，那是該市的第一家妓院，是在荒漠中建立起來的，每晚，燈火輝煌，人聲嘈雜，人影憧憧。薩雷斯教派的神父對“綠房子”的存在大發雷霆，可是我卻感到驚異，受到吸引。我連續幾個小時地談論它，偷看它，對里面發生的事進行想象。“綠房子”是一個不結實的木質結構，曼加切利亞區的一個樂隊在里面演奏，皮烏拉人前去吃飯，聽音樂，談生意，還有做愛。一對對的男女就在露天里、星光下、沙地上做愛。這是我童年最富有誘惑力的回憶，《綠房子》就是從這個回憶中產生的。在這部小說中，我企圖通過妓院的建立在皮烏拉人的生活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亂，以及一群冒險家在亞馬遜河流域的所作所為及其不幸遭遇，以虛構的方式，把秘魯兩個相距遙遠、差別很大的地區——沙漠地區和森林地區——聯結起來。我的第一部作品《首領們》中的幾個故事，也是受到了我對皮烏拉的回憶驅使而寫的。這部短篇小說集出版之后，有些評論家認為，書中有點“欺弱凌小”這一拉美特點的影子，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與我同齡的秘魯人，是在溫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長的，我只是企圖把這一點在我最初的幾個故事中再現出來。

　　我是在剛剛結束童年的時候到達利馬的，從一開始我就厭惡這個城市，因為在這個城市里，我是相當不幸的。我的父母早就分開了，10年之后又重歸于好。同父親住在一起，就得同外祖父母和舅舅們分開，就得服從一個我并不熟悉而又極為嚴厲的人強加給我的規矩。我對利馬最初的回憶，總是同不愉快的經歷聯系著的。我們當時住在瑪格達萊娜區，這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居民區。每當我考了好分數，我就到住在觀花埠的舅舅們的家里去度周末，這是對我的獎賞。觀花埠位于海邊，也更為繁華，在那里，我結識了一群與我同齡的男孩和女孩，我同他們一起做少年時代的游戲，這就是所謂“有了自己的天地”。我等于另外有了一個家庭，它就位于街角處。我們一起踢足球，偷著吸煙，學跳曼波舞，還向女孩求愛。同我們下幾代的人相比，我們可以說是老實得像天使。今天的利馬青年，第一次領圣餐后就立即做愛，還在換音期間就吸了第一口大麻，而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有毒品的存在。我們干的調皮事，只不過是偷偷地去看被禁止的影片

　　（即被教會檢查制度列為“不適于女士”的影片），或是在星期六家庭聚會之前，在街角的店鋪里喝上一杯“上尉”（即開胃酒與皮斯科酒的混合液，這被認為是有毒的），因為在聚會上從來不供應烈性酒。我還記得，我們這些十四五歲的男孩，曾經進行過一次很嚴肅的討論，討論在星期天下午場電影院里如何正正經經地吻自己的戀人。被吉亞柯莫·卡薩諾瓦大言不慚地稱之為“意大利式”的接吻方式（即用舌頭接吻），作為不赦之罪被一致排除了。

　　當時（40年代末）的利馬，還是個不大的城市，安全，靜謐，但卻注重表面。人們住在互不往來的居民區里：富人，有錢人家住在奧蘭迪亞區和圣依西德羅區；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住在觀花埠；收入較低的中產階級住在瑪格達萊娜區、圣米格爾區和巴蘭科區；窮人則住在維多利亞區、林塞區、橋下區和波爾維尼爾區。我們這些特權階級的孩子，從來見不到窮苦的孩子們，甚至連他們的存在都未發覺過。窮孩子們住在別處，住在自己的區里，住在遠郊那些犯罪層出不窮的危險地方。我們圈子里的孩子如果不離開利馬，一生都可能認為自己是住在一個只講西班牙語的國家里，一個只有白人和印歐混血人的國家里，根本不知道還有幾百萬（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講克楚亞語，過著完全兩樣的生活。

　　我很幸運能在某些方面打破這個界限，我現在認為，這是一種幸運，但是在當時（即1950年）簡直是一場悲劇。我父親早就發現了我在寫詩，因而很為我的前途擔心，因為他認為一個詩人注定要餓死，同時也為我有無“男子氣”而擔心。因為在某些圈子里，認為所有的詩人都搞點同性戀，這一說法流傳頗廣。為了防止我陷入此種險境，他認為最理想的抗毒素就是萊昂修·普拉多軍事學校，于是我在這個軍校住校學了兩年。萊昂修·普拉多是秘魯社會的一個縮影，進此學校的有上層階級的孩子（因而他們的父母等于把他們送進了教養所），有中等階級的孩子（他們想學得一個軍事專業），也有貧困階級的孩子（因為軍校有助學金制度，這為最貧窮人家的孩子打開了大門）。這是秘魯為數不多的富人、窮人、不富不窮的人兼收，白人、喬洛、印第安人、黑人、華人、利馬人、外省人并蓄的學校之一。與外界隔離，軍事紀律，還有那粗野、兇暴、以強凌弱的氣氛，對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然而我覺得，我在這兩年中學會了如何認識真正的秘魯社會，包括上述的兩極分化、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緊張的關系、偏見、胡作非為和不滿情緒。這樣，一個觀花埠的孩子就不會懷疑上述事物的存在了。我感謝萊昂修·普臘多軍事學校，還由于另外一個原因，這就是它給我提供的經歷，成了我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盡管其中有許多虛構的成分，但《城市與狗》再現了秘魯這個微型世界的生活。這部小說受到了引人注目的虐待，有一千冊在軍校的庭院中被當眾焚燒。還有一些將軍對小說進行了粗暴的攻擊，其中一位說，這部小說只有一個有著墮落頭腦的人才能寫得出；還有一位，他的想象力則更為豐富，他說這部小說受到了厄瓜多爾的資助，以此來詆毀秘魯陸軍的名聲。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卻懷疑起這到底是由于它的優點，還是由于這次丑聞了。

　　最近二十年來，幾百萬山區人流入利馬，在貧民區（為了好聽，人們稱之為“新建區”）定居下來，這些貧民區包圍了原來的市區。與我們那時不同，現在的利馬，，中產階級的子弟們一打開自家的窗子，就能發現秘魯的現實。到處是窮人，他們有的沿街叫賣，也有的流浪街頭；有的坐地乞討，也有的當眾搶劫。利馬擁有五百萬人口（也許是六百萬），問題成堆。垃圾堆積，交通不便，住房缺乏，犯罪不斷，這使它失去不少往日的魅力，如殖民時代的住宅區，帶有百葉窗的陽臺、怡人的寧靜和互相潑水喧鬧的狂歡節，而現在全秘魯的人口、全國的所有的問題都集中在利馬了，它確實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國之都了。

　　有人說，恨與愛常相混淆，這大概有道理。我一生都在談論利馬的弊病，但這個城市也有許多使我動情的東西，譬如利馬的細霧。這種薄紗般的霧從5月到11月一直蒙在利馬城上，麥爾維爾路過此地時，甚至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白鯨》中稱利馬為“想象中最為愁苦、怪異的城市”，因為“蒙上一層白色的輕紗，它那可怕的愁苦就反而有增無減了”。我喜歡利馬那濛濛的細雨，這細雨眼看不見，但卻使人感到像蜘蛛腳在臉上搔弄，使得一切都是潮漬漬的，使得我們這些市民在冬日覺得自己是個兩棲動物。我喜歡利馬那海水冰冷、白浪滔滔的海邊，那是沖浪運動的理想之地。我喜歡它那古老的體育場，我常去觀看足球賽，為“大學體育隊”鼓掌叫好。然而，我知道這些只是個人的喜好，因為我國最美好的事物并不在利馬，而是在內地，在沙漠中，在安第斯山，在森林地帶。

　　秘魯的一位超現實主義作家塞薩爾·莫羅，在他的一首詩的下面，狠狠地寫上了“寫于可怕的利馬”的字樣。幾年之后，另一位作家，塞巴斯甸·薩拉薩爾·蓬迪就以此侮辱性的字眼為題，寫了一篇散文，專門用以打破利馬的神話，粉碎故事、傳說和當地白人音樂中對該市的理想化，并顯示這個城市虛假的一面與現實的一面之間的鮮明對比。前者富于摩爾和安達露西亞情調，精細的百葉窗后，神秘而邪惡的美女半遮半露，正在勾引在假發上撒香粉的紳士；而后者則是困難重重、骯臟不堪、充滿仇恨。整個秘魯文學可分為兩大傾向，一是吹捧利馬；一是詛咒利馬，而真正的利馬很可能既不像有些人所描繪的那么美好，也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么可怕。

　　總的說來，利馬是個沒有個性的城市，但它卻有著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如廣場、修道院和教堂，作為斗牛場地的阿喬廣場更是其中的一塊瑰寶。從殖民時代以來，利馬一直保持著對斗牛的愛好，一個喜好觀看斗牛的利馬人，同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同樣內行。我就是個斗牛迷，在舉行十月集市期間，總是力圖不漏掉一次斗牛，我的這個愛好是我舅舅胡安培養出來的，他是我母方眾多親戚中的一員，他的父親是著名斗牛士胡安·貝爾蒙特的朋友，這位斗牛士曾把自己在利馬斗牛時穿的服裝贈送給了他父親，這套服裝一直像件文物似的保存在我舅舅胡安的家里，只有在重大節日時才拿出來給我們這些孩子們看。

　　同斗牛一樣，軍事獨裁也是利馬所特有的。我這一代的秘魯人，在暴力政權下度過的時光，要長于在民主政權下度過的時光。我親身經歷的第一個獨裁政權就是曼努埃爾·阿波里納廖·奧德利亞將軍從1948年到1956年的獨裁，在這期間，正是我們這種年齡的秘魯人從孩提到成年的時期。奧德利亞將軍推翻了一個阿雷基帕籍的律師，這就是何塞·路易斯·布斯塔曼特，他是我祖父的一個表兄弟，我們還在柯恰潘巴居住的時候，我就認識了他，他那時曾來我祖父母家住過一段時間。我還記得他講話很吸引人，我們都把嘴巴張得大大的，聽他講話。我也還記得，他在離去時，還往我手里塞了零花錢。布斯塔曼特在1945年的大選時是民主陣線的候選人。民主陣線是個聯合陣線，其中拉烏爾·阿亞·德拉托雷的阿普拉黨占大多數。作為左派中心的阿普拉黨人，曾被歷屆獨裁政權鎮壓過，布斯達曼特是無黨派人士，阿普拉提他為候選人，是因為他們提不出自己的人選。布斯塔曼特獲多數票當選之后，阿普拉就立即開始了活動，想把他當作自己的傀儡。與此同時，野蠻反動的秘魯右派也對布斯塔曼特充滿了刻骨的仇恨，他們認為布斯塔曼特是黑色畜生（指阿普拉）的工具。布斯塔曼特維護了自己的獨立性，頂住了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壓力，他在任期間，尊重言論自由和工會活動，也尊重各個政黨。然而由于街頭騷亂、政治犯罪和各種暴動，他只在任三個年頭就被奧德利亞發動的政變推翻了。我小的時候，很欽佩這位打著蝴蝶領結、走路猶似卓別林的布斯塔曼特先生，現在仍然欽佩，因為人們說他有著我國歷屆總統所不曾有過的怪事：他離任時比上任時更窮；為了不給人以口實說他偏心，他對待對手寬容，而對自己人卻很嚴厲；他極端尊重法律，以致造成了在政治上的自殺。

　　隨著奧德利亞將軍的上臺，在秘魯又恢復了野蠻統治。雖然奧德利亞也屠殺、監禁和流放了為數不少的秘魯人，但其血腥的程度還比不上同時代的南美其它獨裁政權。然而，作為一種補償，他卻更為腐化。這不僅由于政府頭頭們中飽私囊，而且還由于其它一些更為嚴重的因素：造謠生事、賣官弼鬲爵、敲詐勒索、出賣告密、胡作非為，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污染了國內生活。

　　我正是在那個時期（1953年）考上圣馬科斯大學的，我學的是法律和文學。我的家庭本來希望我考天主教大學。那是一所當時所謂“體面人家”子弟上的大學，但是我在十四五歲就失去了信仰，不愿意當個“闊少爺”。早在軍校的最后一年，我就發現了一些社會問題，當時是以一個小孩子的浪漫方式發現了社會上的偏見和不平等的，我愿意同窮人一樣，希望搞一次革命，給秘魯人帶來正義。圣馬科斯是所不信神的國立大學，有著不妥協的傳統，這一點與它的學術成就同樣吸引著我。

　　那時，獨裁政權已經搗毀了圣馬科斯大學，許多教授流亡國外；在我入學的前一年（1952年），一次大搜捕就把幾十名學生投進了監獄或流放異國；一種互相猜疑的氣氛籠罩了教室，因為獨裁政權派了許多警察，裝作學生注冊學習；各政黨被宣布為非法，阿普拉和共產黨（當時雙方還很對立）只能在地下活動。

　　考進圣馬科斯不久后，我就開始參加了“卡魏德”的活動，用這個名字是為了恢復被獨裁政權破壞得相當厲害的共產黨組織。我們這些人參加它的活動，對獨裁政權并不構成一種威脅。我們分成小小的支部，進行秘密集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印刷反政府的傳單，同阿普拉進行斗爭，商量如何讓圣馬科斯支持工人的斗爭。我們的一大功績就是促成了圣馬科斯舉行聲援電車工人的罷課。當時是斯大林專制時期，在文學領域中，黨的官方美學理論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想這就是首先使我對“卡魏德”失望的東西。盡管我有所保留地（這也是由于我所相信的薩特對我的“反影響”）不得已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但我卻永遠不能接受那種扼殺了幻想，把文學創作變成了一種一系列宣傳手法的理論。我們的爭論沒完沒了，在一次爭論中，我把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說成是一部乏味的小說，而對腐朽的安德烈·紀德的《人間食物》卻加以辯護。我的一個同志說：“你是個頭腦不發達的人。”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確實是個“頭腦不發達”的人，我當時貪婪地、以不斷增強著的敬佩之情閱讀著一系列被當時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西方文化的掘墓人”的作家們的作品，其中有亨利·米勒、喬伊斯、海明威、普魯斯特、馬爾羅、塞利納、博爾赫斯，特別是福克納等人的作品。在大學期間，我記得最牢的也許并不是在課堂上學的，而是從小說中學到的，從講述約克納帕塔法郡的故事中學到的。我還記得我那時手執紙筆閱讀《八月之光》、《野蠻的棕櫚》、《在我彌留之際》、《喧囂與騷動》那種心醉神迷的樣子。在閱讀中，我學到了一個故事中可能具有無數復雜的風格和音韻上的差別，以及結構和概念上的豐富多彩。我了解到，要很好地描述一個故事，這就要求作者有著魔術師般的技巧。我青年時代的文學榜樣，如薩特，漸漸地褪了色，我現在不可能再去重讀他的作品了，但是福克納對我來說，仍然是第一流的作家。每當我重讀他的作品之時，我都愈加相信，他的作品是個“小說寫作技巧大全”，足以同偉大的古典作品相媲美。在50年代，我們拉美人喜歡閱讀歐美人的作品，幾乎不去問津自己人的作品。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拉丁美洲的讀者發現了自己的作家，與此同時，世界其它地區的讀者也發現了拉美的作家。

　　在那幾年中有一件事，對我來說相當重要，那就是我認識了獨裁政權中負責保安工作的頭頭，除了奧德利亞本人外，他是個最遭人恨的人物了。我當時是圣馬科斯大學學生聯合會的代表，當時許多圣馬科斯的學生被關在監獄里，我們了解到，這些學生就睡在牢房的地上，既無墊子也無毯子，于是我們進行了募捐，買了毯子，但是當我們想送進去的時候，監獄（當時的監獄就是現在舍拉頓飯店的所在地，據說原來牢房里受到刑訊的冤魂仍在游蕩）里的人對我們說，只有內政部辦公廳主任堂·阿歷杭德羅·埃斯帕薩·薩尼亞杜才有權同意交給犯人。于是聯合會做了個決議，派五名代表去會見此人，我就是五人中的一人。

　　我至今仍然保留著在位于意大利廣場的內政部里，在近處看到的這個可怕的人物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是個個頭矮小的人，五十多歲，面似羊皮，令人生厭。他仿佛在水中看著我們，我們的話他根本沒聽，他任憑我們講。當我們顫抖著講完了之后，他仍然死盯著我們看，一言不發，好像在嘲笑我們那副困惑的樣子。隨后，他打開寫字臺的抽屜，拿出幾期《卡魏德》小報，那是我們秘密印刷的油印小報，當然，在報紙上我們對他進行了攻擊。他說：“哪篇文章是你們中的哪個人寫的，你們在何處集會油印小報，你們支部進行何種密謀，我都了如指掌。”實際上也確是如此，他似乎無所不在。然而，與此同時，他卻又給人一種可憐蟲、碌碌無為的庸人的印象。在那次會見中見到他，使我第一次產生了寫《酒吧長談》這部小說的想法，這部小說15年后才寫成。我是想在小說中描寫帶有奧德利亞八年統治特點的獨裁政權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學習、工作、愛情、夢想和志向所留下的影響。我費了好長時間才找到了一條貫穿眾多人物和情節的總線，這就是一個在獨裁政權中當過保鏢和密探的人，同一個依靠獨裁政權發了跡的人的兒子、后來又當了記者的人的偶然相遇，以及兩人間進行的貫穿整個小說的談話。小說出版后，那位已經退出政治舞臺、又致力于慈善事業的前內政部辦公廳主任評論說：“如果巴爾加斯·略薩早點來找我，我還可以提供給他一些更為有趣的素材。”

　　正如萊昂修·普拉多軍事學校使我認識了我的國家一樣，新聞工作幫助我打開了我的國家許多方面的大門。這一職業促使我深入探索各個領域、各個社會階層、各種地方和各種活動。早在十五歲的時候我就從事新聞工作了，那是在中學四年級的假期里，我作為地方版，后來又作為偵破版的編輯，在《紀事》報社里工作。夜間跑警察局，打聽發生了什么樣的犯罪、偷盜、搶劫和交通事故。調查類似“夜蝴蝶”案子那樣引人注目的案件，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著迷的。譬如，在波爾維尼爾區，一個妓女被刺身亡，這案子就促使我來往于利馬各個妓院、下等舞廳和龜奴、同性戀者常去的酒吧之間。在那時，報人同流氓（起碼也是名聲最糟的流浪漢）之間的界限很難劃清。一天工作下來，就照例跟同事們鉆進某個咖啡館（這種咖啡館很賺錢，一般說來都由華人招待，地上鋪滿鋸末以掩蓋醉漢們的嘔吐物）里，然后再到妓院去。妓院為了避免丑聞，都對偵破版的記者實行優惠待遇。

　　在大學的最后幾年里，我在一家電臺（即泛美電臺）里工作過，負責寫新聞稿的工作。在電臺里，我有機會了解了廣播劇的創作，那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多愁善感加恐怖瘆人；巧妙的偶合加無限的裝模作樣，簡直就是19世紀報屁股文學的現代翻版，但卻擁有眾多的聽眾。據說，一個行人走在利馬任何一條大街上，都能聽到費利克斯·B·凱赫特的《生的權利》的章節，因為收聽這個廣播劇的不止一個人家。這個令人眼花繚亂而又奇特的小小世界，為我的另一部小說提供了題材，那就是《胡莉婭姨媽與作家》。從表面上看，那是一部描寫廣播劇的制作和情節劇的寫作的小說，但實質上是對我自己為什么要寫作，什么是寫作這些疑問的描述，這些問題一直糾纏著我，我也為此奉獻了自己的大半生，但卻從來未弄明白。從小時起，我就想把我經歷的種種事情寫成故事，我一直擺脫不掉這一誘惑，甚至有時我有這樣一種印象，即我一生的所作所為，或是別人對我的所作所為，都只不過是一種為了編造故事而找的借口。這種不斷地把現實移植為故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是企圖把某種偏愛的經歷從飛逝的時間之口中拯救出來嗎？是想通過改頭換面的手法使痛苦而可怕的事實變得輕松些嗎？也許僅僅是一種游戲，是文字與幻想的雜亂堆砌？我越寫，這個問題就越難以回答。

　　1957年大學畢業了，第二年交了論文，并獲得去馬德里攻讀博士學位的獎學金。到歐洲去，想辦法再到巴黎去，是我閱讀大仲馬、凡爾納和雨果的作品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事。我幸福地整裝待發，正在此時，一個偶然的事件給我提供了去亞馬遜地區旅行的機會。一個叫做胡安·柯瑪斯的墨西哥人類學家想周游上瑪臘尼昂河，因為阿瓜魯納人和汪畢薩人的部落就在那里。考察隊中還有一個空位置，于是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我就去了。

　　在上瑪臘尼昂河流域的那幾個星期里，我們參觀了部落、屯子和村鎮。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因為那次旅行向我展示了我的國家的另外一個天地（正如所見到的那樣，秘魯是個五光十色的國家）。從利馬到奇凱斯和烏臘庫薩這兩個屯子，就等于從20世紀跳回到石器時代，就等于同赤身裸體、生活在最原始狀態之中并受著非常殘酷剝削的同胞們進行接觸，而剝削者們也都是些可憐的赤腳的半文盲商人，他們用以低得可笑的價錢從部落里購得的橡膠和皮毛做生意，印第安人如果有任何擺脫他們的企圖，他們便都野蠻地加以懲罰。我們到達烏臘庫薩的時候，酋長出來迎接了我們，酋長是阿瓜魯納人，叫做胡姆。見到他，聽他講述自己的經歷，那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因為此人不久前由于企圖建立一個合作社而痛遭毒打。在上瑪臘尼昂河地區遙遠的村落里，我看到并親身體驗到了我國人民為生存而斗爭的殘酷現實，然而，亞馬遜地區并不僅僅意味著苦難、暴行和不同思想、不同歷史時期的秘魯人困苦的共居生活，它也是一個繁茂的世界，一個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的世界。從城市里來的人，在那里可以發現尚未被馴服、尚未被洗劫的大自然：壯觀的湍急的河流、原始林莽、仿佛從神話中走出來的動物，以及過著冒險生活但卻自由自在的男男女女，他們過著就像我在孩提時代欣喜地閱讀過的探險小說中的主人公們所過的那種生活。我想我還從來沒有做過收獲如此豐富的旅行。我在1958年的那次旅行中的所聞、所見、所做，許多事情后來都被我釀成了故事。

　　在那次旅行中，我第一次感覺到了被以賽亞·貝林稱之為“矛盾著的真理”的東西。在圣瑪麗婭·德·聶瓦那小小的鎮子里，40年代建立了一個傳教所，修女們為部落的女孩們開辦了一所學校，但是由于女孩們不愿意上學，她們就求助于警察，強迫女孩們上學。而有些女孩在傳教所待上一段時間后，就同家人失去了聯系，就不能返家重過以前的生活了，那么這些女孩們怎么辦呢？于是她們就被托付給代表“文明”的人們，即路經圣瑪麗婭·德·聶瓦鎮的工程師、軍人和商人等等，這些人卻把女孩們帶走當了傭人。富于戲劇性的是，修女們不僅沒有發覺這一善舉的惡果，反而還要把這一善舉堅持到底，以此來證明她們那真正的英雄主義。實際上，修女們的生活條件也相當困難，在河流漲水的幾個月中，她們處于完全與世隔絕的困苦狀態。用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做出無限的犧牲，卻給人們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災難，這就是我要永遠記取的教訓。這一教訓使我明白了善與惡之間的界限是可以滑動的；這一教訓也向我指明，在判斷人們的行為時，在對社會問題決定加以解決時，你要想使你所采取的手段不會導致比疾病還要有害的惡果，那你就必須慎重行事。

　　我到了歐洲，直到1974年才返國定居。我二十五歲出國，三十八歲回國，在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事，而我自己在回國時也在很多方面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但在我與自己國家的關系上，我想我還是保持著我童年時的那種看法。這種關系不能用概念，而只能用比喻加以說明。我認為秘魯本身就是一個不治之癥，我同它的關系是緊張的、冷酷的，但充滿著以粗暴為特點的激情。小說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有一次曾說，作為作家，我與他的區別是，我與文學的關系是夫婦關系，而他與文學的關系是通奸關系。我覺得我與秘魯的關系，與其說是夫婦關系，不如說也是一種通奸關系，也就是說，充滿了疑懼、迷戀與狂熱。我對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的反對是自覺的，我認為“民族主義”是人類最大的缺點之一，是為最糟的走私行為打掩護的。然而事實是，我國的事物有的使我惱火，也有的使我興奮，在我國正在發生的或發生過的事，都不可避免地與我密切相關，如果能做一番衡量，其結果很可能是，在我寫作的時刻，擺在我眼前最近的則是秘魯的缺點。也許我對困擾著秘魯的各種問題批評得過于嚴厲，從而有失公允了。不過，我認為在這種批評的后面，有著深深的休戚相關之情。雖然我恨秘魯，但是這種恨，正如塞薩爾·巴耶霍的詩句所說，總是浸滲著柔情。

　　　　　　　　　　　　　　　　　　　　　　　　　　　　　　　　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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