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納雄那兒》（以下簡稱《那兒》）是曹征路先生的一部小說，載于《當代》2004年第5期。小說的線索單純，情節不復雜，人物亦有限。中心人物是小舅，作為象征參照的還有他家的義犬羅蒂。這是一個“企業改制”過程中被排斥在社會結構之外的工人謀求生存和抗爭的故事，是表現和追求尊嚴的故事。

     作品中兩次死亡都寫得驚心動魄。
     先是小舅家的狗羅蒂的死。羅蒂因為一生僅有的一次歡愉——離開它的主人月月（小舅的女兒）一會兒與花皮狗幽會而無意驚嚇了“霓虹燈下的哨兵”下崗女工杜月梅，偏偏這杜月梅原是小舅的徒弟二人又有著一份特殊情意，杜作“哨兵”也是生存所迫因而得到所有工人新村人們的同情。在這樣的社會輿論和責任、內疚的共同作用下，小舅被迫做出了把羅蒂送到二百公里以外拋棄的選擇。可這狗太通人性、太聰明了，一個多月歷盡艱辛身負重傷地找了回來，偏偏又趕上小舅為維護工人合法權益外出上訪失敗而歸，卻得不到同是工人階級的“老少爺們兄弟姐妹”的支持和理解，“感受到人世間冰寒徹骨的悲哀”的那個晚上。小舅把悲憤暴怒發泄到羅蒂身上，是小舅逼死了羅蒂，是工人新的人們逼死了這有情有義有尊嚴的狗。而它的死也預示著不肯放棄尊嚴的人之死。“羅蒂是自殺身亡的，這點確鑿無疑。……任何一條有志氣有感情有尊嚴的狗都受不了，何況是羅蒂？它怎么能忍受這樣的侮辱？怎么能接受這樣的安排？與其再度被冷酷的人類拋棄，它還不如自尋了斷，在這個世界里尋求徹底解脫。……它閉著眼，只有額頭的兩撮白毛還支楞著，像鮮亮的眼睛，像黑夜里的星星，冷竣，高傲，威風不減。……有人輕輕嘆息，說人不如狗啊，人真的不如狗啊。后來又有人抬杠，說人怎么能跟狗比呢？人活得本來就不如狗嘛。”
     小舅的死更是撼天動地。在他全力抗爭卻屢遭背叛、欺騙、利用之后，在他被資本、權力剝奪一空后，特別是他再也不能有尊嚴地活下去時，他選擇了死。他死在自己曾經工作的地方，用曾經的生產工具——空氣錘砸死了自己。“那一刻他沒有猶豫。另外，此前他也過了一把癮：那臺空氣錘周圍，扔了一地的酒瓶子，還有一堆新打的鐮刀和斧頭。鐮刀有長的短的，帶齒的帶鉤的。斧頭有寬的窄的，帶改錐帶撬爪的。我猜他站在火光里，抿上一口酒，然后叮叮鐺鐺敲打這些東西的時候，是快樂的。因為那才是他真正熱愛的一種生活，那才是他身心舒暢靈魂飛升的舞臺。”他和羅蒂一樣，都是為尊嚴而死，“他的方式正是羅蒂的方式，他的絕望正是羅蒂的絕望，他的命運羅蒂早就暗示給他了。”

     蠅營狗茍是漢語用來形容不顧廉恥、投機鉆營、茍且偷生行為的詞，這樣的行為是不齒于人類的，而作為畜生的狗尚可。《那兒》卻寫了一條“義狗”，偏偏是比人還要有尊嚴。這分明是告訴人們，沒有了尊嚴，狗尚且不能茍活，何況人乎？羅蒂之死與小舅之死都是驚天地泣鬼神：沒有了尊嚴，羅蒂活不下去，小舅也活不下去。而現實中大多數人只能選擇沒有尊嚴地活著、活下去，真是應了中國一句老話“好死不如賴活著”。我們在這不需感嘆“人不如狗”，而是要問究竟是什么讓人放棄比生命還貴重的尊嚴？究竟是什么讓人活得不如一條狗？！
     小舅的人生際遇展示了社會轉型帶來的價值評價體系的變化，也展示了尊嚴的失落過程。
     “小舅是個天才的技工，車鉗鍛鉚焊沒一樣不精通，年年是廠里的技術能手”，在維修外輪的關鍵時刻，一錘定音，威鎮老外，為祖國爭過光。而時過境遷，本領再高強、技藝再精湛都過時了，傳統工業中的技術工人面對當今社會的高科技產業、虛擬經濟時變得一錢不值，反而成了企業改革的負擔，成了失業下崗的“4050人員”。
     小舅正直、磊落，他評上過省勞模，只要“稍微會來事一點就能走上另外一條道路”，但是他不會討好領導，也沒有官癮，只當了個破工會主席。而他卻有正義感和責任心，看著廠子垮了，工人們生活困難，就不能無所作為。“我們廠落到這個地步是有原因的。別的廠我不了解情況，不好說，可我們廠我是一本清賬，我是眼看著他們一步一步把廠子整垮的。他說，這是一場嚴肅的斗爭！我要和他們斗爭到底！他目光如炬氣勢如虹，很正義”。可這正義在現實中屢遭挫敗，同伴們甚至至愛親朋也都認為是以卵擊石，只當是陪他“玩上一把”。“小舅就是這樣的人，他認準的道理是不可拐彎的。可是他在那兒一驚一乍地喊，十分痛苦十分正義，在我看來就二十分可笑。就算他是世界上最后一個把工廠當成自己家的人，又有誰信？就算你把這個事搞成了，又有誰來感謝你？這話我沒有講，我要講出來他能把我拍死”。
     小舅厚道，對同事、對朋友、對家人，當然還有對女人。原本是工人們枯燥生活中找樂的一次惡作劇，卻成就了小舅的婚姻。因為他認為做出了承諾就得負責任。“小舅說，我都那樣了，還怎么改？我媽說，哪樣了？不就是開個玩笑嗎？可小舅堅持說：我都那樣了，我都那樣了！在小舅看來，他都那樣了就等于作出了承諾，他就不能不負責任，否則他就真是流氓了”。包括對他曾經喜歡過的杜月梅，這種責任感也放不下，“這個女人從前是那樣的快樂那樣的單純，跟在他后面師傅師傅地叫著，咯咯咯咯地笑著，如今為了三十塊五十塊就能隨便跟人睡一下！她沒有法子，因為她還是個母親，她還有一個住在醫院里的孩子。可她心里還有尊嚴還有向往，她不能讓小舅看不起她。這些都讓小舅很受傷害，他不能不對這個女人，還有跟這個女人一樣的工人負起責任”。如今這種情感生活方式只能讓現代年輕人感覺“奇特”。
     小舅是美的，“他個子高皮膚白身材勻稱，打鐵時身上布滿三角形的小塊肌肉，榔頭在火光中舞動的時候那些肌肉全都會說話，好像全都歡快起來呱噪起來，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渾身亂竄。那時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美來自心靈的快樂！），榔頭像是敲在編鐘上，每一個細胞都在唱歌，整個身心都飛升出去。……中央美術學院有一個老師帶學生到江南來寫生，小舅光膀子打鐵給他們看，看過了個個都叫美。真美，美極了。有個女學生摸著小舅的后背激動得渾身發抖。然后他們集體創作了一幅油畫，名字就叫《脊梁》，這幅畫今天還在省博物館收藏著”。而按照當今的審美趣味，“市百貨大樓門口天天表演內衣秀都沒人看，那種畫擱今天白送人還嫌占地方”。而現在的小舅也變成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額頭賽過皮帶輪子”。
……
      時代不同了，精湛技術帶來的職業尊嚴不值錢了，正直誠實代表的人格尊嚴不值錢了，善良被看作愚蠢，無私被認為有病，高尚變成了可笑，連美和丑的評判標準都改變了。這個“笑貧不笑娼”的年代，還給人剩下了什么尊嚴？！還有什么能讓人保持尊嚴？！
      所以，“小舅的錯誤在于，他根本就忘記了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也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他的悲劇不是當不當干部，也不是有沒有手藝，而是他心中有個疙瘩始終解不開。他太認死理了，只有一根筋”——有尊嚴地生活，而不僅僅是活著。這是《那兒》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揭示。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羅蒂是悲劇，小舅是悲劇。文學作品以高度凝練的方式詮釋現實生活悲劇讓人痛徹心扉，而摧毀尊嚴的悲劇決不僅僅發生在企業轉制當中，這悲劇是整個社會的。

     作品的篇名來自于文中患老年癡呆癥的外婆（小舅的母親），她執拗地把“英特納雄耐爾”唱成“英特納雄那兒就一定要實現”，別人糾正說“不是那兒”。她說“就是那兒，那兒好！”“那兒”是相對于“這兒”的，“這兒”不僅剝奪人的物質生活，而且把人的尊嚴剝光了，而“那兒”是她（他）們心中的理想社會，所以她堅持認為“那兒好”。

     《那兒》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卻蘊含著經濟學、社會學的諸多問題。國企改革、社會轉型過程，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轉制帶來的大批工人失業下崗及其家庭生活的困境，社會保障與制度對個人生命歷程的重新建構，新失業群體的產生，社會變遷與人們的心態史，價值體系與社會道德觀念的變化，等等。社會學家米爾斯提出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在這部作品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洞悉人與社會、傳記與歷史、自我與世界之間的互動并不斷地穿梭于其中；揭示個人生活模式和宏觀歷史進程之間的微妙接合關系，用這樣一種“心智品質”去洞察和破解社會生活的隱秘；承擔起解釋、說明人類處境，啟示人的覺醒的責任——這些正是社會科學的政治使命與社會使命，也構成從事學術事業的內在沖動。在這種“社會學的想象力”之下，小舅和杜月梅們卑微瑣碎的日常生活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可以成為宏大敘事的有機部分。和他們有著共同命運的人們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無疑是歷史巨輪下的鋪路沙石，是被剝奪、被損害和被侮辱者，然而被碾壓的沙石難道不應該被關注、被記錄、被表述嗎？畢竟那是千百萬普通人的生活和命運，那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者。
     《那兒》的作者是令人欽佩的，他力圖用小說去做社會歷史和精神道德的承擔，他同時肩負了社會研究者的責任，他也著實令各路“精英”羞愧汗顏。
     “我們主編操心的都是后現代問題，比如我市有多少人買了第二套房第二輛車，為什么野菜比蔬菜貴，吃骨頭比吃肉還養人，死在家里比死在醫院更符合人道精神，看誰能勇敢地面對乞丐”，等等。還有西門慶對苦難的后現代詮釋：“現在說的苦難都是沒有歷史內容的苦難，是抽象的人類苦難。你小舅都那么大歲數了，他還有性能力嗎？沒有精彩的性狂歡，苦難怎么能被超越呢？不能超越的苦難還能叫苦難嗎？”
     再看看經濟學家、處長、博士的嘴臉：
     小舅到省城上訪，“來一個處長找他談話，自稱是美國回來的博士。博士開口就叫他先回去，然后又說一通工人階級最擁護改革最通情達理最有組織紀律性之類的話”。在小舅不依不饒地為工人兄弟說話時，他的嘴臉又完全不同了：“不要動不動拿三千人說話，你能代表三千人嗎？組織上怕你嚇唬嗎？小舅說，我沒有個人要求，我不想嚇唬誰，我就是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博士說：很好，既然你提到國有資產，你知道國有資產誰有處置權？是你嗎？你連企業法人都不是，你來談什么國有資產？你不是瞎掰嗎？”
     其實在有著生存智慧的普通百姓心目中，瞎掰的正是這些××專家、××長、××分子。他們不時通過媒體告訴老百姓：改革發展是要付出代價的，你們應該咬緊牙關度過“陣痛”期；目前中國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鄉下人比城里人幸福感更強；中國社會應該保護對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富人；社會保障不能養懶漢；更有媒體每天向工人們唱著“只要努力，就有希望；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工人階級已經被代表了，他們只能被告誡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他們自己還能說什么？做什么？
     “我小舅那一代人從前的工資是非常低的，一個月只有幾十元。他們在那個時代被告知這叫低工資高福利，是由國家負責他的醫療、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我想這是為了平等，因為集中起來的財富辦起了食堂、幼兒園、公費醫療、免費住房。這是低工資換來的，雖然不是很靈活的選擇，但畢竟是不花錢的。據說這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寶貴的資源。但接下來的事就很難解釋，有人來說，為了更好的生活出現，我們必須改革，房子要賣給個人，醫療要自己交保險，幼兒園和食堂要交給專門的公司管理。一個工人，忍受了幾十年的低收入，他創造的大部分價值已經變成了他的住房、公費醫療和幼兒園，這些東西本來就屬于他的。憑什么要他們用嘴巴里一點點扣出來的錢去買回原本就屬于自己的東西？又有人來說，已經考慮到你們的貢獻，所以一間住房只要一兩萬塊就可以買下來，你們已經占了大便宜了。可是按照當年的承諾，他們本該一分錢不花的啊。但他們還是把錢掏出來了，他們相信這叫陣痛，是必須為將來的好日子付出的代價。而現在，他們期盼的好日子并沒有出現，甚至連住房也要舍去了，他們要付出雙倍的價錢，買回更加屬于自己的工廠，買回屬于自己的勞動權力”。  
     這樣一段對經濟關系的解釋來自于切身體驗和常識，比起高深的理論和復雜的專業術語解釋力一點不弱，可謂一針見血，清楚地昭示了對社會公正的訴求。也足以讓那些狗屁官員、經濟學家、博士都去見他娘的鬼！
      小舅死了，小舅的故事講完了。國有資產暫時保住了，“市頭頭被抓進去好幾個”，人們放起了鞭炮，調查組進了礦機廠，杜月梅也不再做“霓虹燈下的哨兵”而靠正經營生有尊嚴地過活而且信上了基督教。“小舅有這么光明的一個結局，我想，小舅也該瞑目了吧”。這的確是個有亮色的結局，它讓人們悲憤的心得到些許安慰，然而人們還是不能不思索，文學作品的光明結局在現實中能夠出現嗎？失去的尊嚴還能尋找得回來嗎？
     向《那兒》的作者致敬。
                                                        2005/1/18 于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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