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我是農民的兒子

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

外國作家、文化人更不了解我。“文革”結束時，在國內批判我的初期，不允許我參加會議。當時有外賓堅持要見我，我們的同志就對人家解釋：先生，您不知道，浩然不是作家，他連字都不會寫。他這個人能說善道，他的書都是別人替他記錄，替他寫的。于是，北美一家大報紙發頭條新聞：“一個謎揭開了，中國大陸一個所謂多產作家，連字都不會寫！”這種謠言讓我十分傷心。這暴露了他們對“翻身農民”從骨子里流露的蔑視和輕視。

盧新寧　胡錫進

　　16歲入黨，32歲寫出《艷陽天》的浩然曾經紅遍中國。人們說，“文革”十年只有“八部樣板戲和一個作家”，而浩然就是那個時代獨領風騷的“唯一的作家”。

　　如今30年過去了，浩然在“文革”后被譏笑、“批判”一番，已基本被人們遺忘了，有些新作品問世，也沒引起太多注意。而就在不久前，他突然宣布要寫一部“文革回憶錄”，這一消息把筆者引到河北省三河市。

　　浩然已經66歲了，因病說話有些障礙，經常找不到詞，一臉激動和感慨。本文的內容，有些是通過書面回答的。

　　●您寫過三部自傳體小說《樂土》、《活泉》、《圓夢》，現在改寫回憶錄，是出于什么考慮？

　　寫一部自傳體小說，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有的打算。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文藝界刮起一股風，對我這個人，對我的創作作否定性的批判。此時，我意識到，我必須站出來，自己把自己說清楚：我是不是一個作家，一個什么樣的作家，怎樣從一個祖輩為農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學這一行。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除了蘇聯有過高爾基之外，其它國家還不曾聽說過。我從一個只讀過3年小學的農民，靠黨給予的機會，經過8年業余文化學習，掌握了大學專門課程，最終由中國作協的秘書長、黨組書記郭小川當介紹人，成了組織上承認的、名正言順的作家。

　　我想這是個奇跡，亙古未曾出現過的奇跡。這個奇跡的創造者是中國農民。由于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勝利的法寶之一是“農村包圍城市”，因此，生活在農村的我就參加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我成了實施包圍城市戰斗的一員。農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農民經濟上翻身我翻身，農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進軍的農民中間我是一個代表人物。三部自傳體小說就是寫的這個經歷。

　　我原想將自己的經歷以《樂土》、《活泉》和《圓夢》這樣的自傳體小說的形式一直寫下去，一共寫5部。但我于1993年、1997年兩次得腦血栓，半身不遂，醫院向家屬報了病危，至今也不能從容地拿筆寫作，言語障礙尤其嚴重。于是才決定不再講究“文學性”，只因利就便地用“回憶錄”的形式，把要說的話記錄在稿紙上。

　　●能否概括地向我們介紹一下這部反映您“文革時期特殊經歷”的回憶錄的主要內容。

　　回憶錄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艷陽天》的醞釀、寫作和出版的過程，包括1960年下放勞動，出版時遭到的曲折。二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結束，也就是所謂的“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的情形是怎么形成的。其中包括到西沙群島訪問，到粉碎“四人幫”受到江青的株連，遭全國批判、被取消五屆人大代表資格等等諸多事件，一件件如實地說來。

　　我沒有什么秘密要揭發，也不滿足一些人的好奇心。我只是如實地敘述經過，敘說我的心態，讓讀者看看，在文革過程里我是怎么過來的。起碼要告訴讀者，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

　　●您是否認為人們并不真正了解您？

　　是的。其實，說自己不完全是屬于自己的事，跟整個時代、跟農民階層肯定會有關系，因為我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

　　原來的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人、文藝領袖們，例如周揚、張光年等等先生，也可以包括茅盾先生，并不了解我。他們也沒有做過了解，直到今天沒有一個人找我談過這方面的話。只是道聽途說，就對我形成成見，這個成見有了就不易再改變。

　　外國作家、文化人更不了解我。“文革”結束時，在國內批判我的初期，不允許我參加會議。當時有外賓堅持要見我，我們的同志就對人家解釋：先生，您不知道，浩然不是作家，他連字都不會寫。他這個人能說善道，他的書都是別人替他記錄，替他寫的。于是，北美一家大報紙發頭條新聞：“一個謎揭開了，中國大陸一個所謂多產作家，連字都不會寫！”這種謠言讓我十分傷心。這暴露了他們對“翻身農民”從骨子里流露的蔑視和輕視。

　　●記得新時期到來時，您曾經下決心要“重新認識歷史，重新認識生活，重新認識文學，重新認識自己”。如今，20年過去了，您終于開始寫“文革”回憶錄，這是否意味著您對這些問題已經考慮成熟？

　　說心里話，這幾天我感到壓力很大。我正在翻過去的日記、資料，原來只是籠統地想了寫什么，沒有具體考慮怎么寫，一些問題現在回過頭去看還是比較亂，思想上也很矛盾。但不管怎樣，我會如實寫出那時我的生活，寫出對文藝界的看法，包括對那時的文藝主帥周揚的看法。請讀者相信，寫我自己的歷史，就是記錄、表述自己的生活實踐，不允許摻雜虛構的東西，這是十分嚴格的原則。

　　●您如何看您“文革”時的經歷？

　　“文革”開始，正是我的創作走向成熟時期。現在我對那時的處境無可奈何地總結一句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就沒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我比現在好。我會得到更大的進步，我會充分利用社會提供的優越條件，發揮我的天賦、熱情，藝術上會有更高的升華。然而，當時我整日處于矛盾狀態中，我被歪曲、被利用，還要常常自發地在自我頭腦中鬧革命！但盡管如此，我認為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

　　第一，我的兩部作品堅持寫生活寫人物，寫人情世態，對當時流行的創作之風——《虹南作戰史》、《牛田洋》等“小說樣板”是個迎頭痛擊。第二，他們推行“樣板戲”的創作經驗，我當時沒有認識到是陰謀，總覺得有些人對毛澤東思想有片面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強調寫作時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確，應當從深入生活開始就強調“三突出”。所以我到處講深入生活，幾百場談深入生活的體驗，寫上百篇談深入生活的文章。在那時的文壇上，這形成了另一種聲音，一種新鮮的、與眾不同的聲音。這種聲音對當時的文藝界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任何歪門邪道，沒有順應一些樣板的路子，順水推舟地把他們開出的路子往前推進，而是本著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

　　在中國展開對極左路線進行揭批清理之初，國際上一次討論中國文學現狀的會上，有一位外國評論家說：那時只有浩然的小說創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在中國到處是一片徹底否定我的浪潮中，聽到這樣的聲音，我是很欣慰的。想到我們國內，最了解中國當時情形的中國人，對這些卻視而不見，實在可悲！

　　“無論多少年后想起，農業合作化運動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

　　●回過頭去，您對當年的作品如《艷陽天》、《金光大道》怎么看？它們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嗎？

　　任何作家都受著時代的制約，認識時代都有一定的限度。

　　《艷陽天》曾被認為“寫出了五億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壯志”，我認為這個評價至今還是合情合理的。如今看來，當時受到觀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東西不太恰當，特別是《金光大道》強化了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淡化了一些東西，但它們真實地記錄了那時的社會和人，那時人們的思想情緒。當時的生活就是《艷陽天》中寫的那樣，作者當時就是這樣看的，也是被讀者肯定了的。那已經是“歷史”了，而歷史就是歷史，誰也不能改變它。哪怕你憎恨那個時代，你可以不再重復那個時代的生活方式，不再走那樣的道路，但你抹殺不了它，尤其不能改變它的模樣。

　　●人民公社運動的結果是死了兩三千萬人，連劉少奇都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運動怎么能說是“金橋”呢？有人認為，您的作品只是細節上的真實，整體上并不真實。您對此如何看？

　　我認為《艷陽天》、《金光大道》都是真實而本質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作品。本質就是生活的主流，而不是支流。

　　60年代初，聽說過有餓死人的現象。我當時正在山東省昌樂縣下放勞動，見到人們吃食堂，吃不飽肚子，也有人浮腫后不能下地干活。但是很快就得到了糾正，黨就承認了錯誤。我認為從整個農村合作化運動來說這是支流問題。共產黨領導人民翻了身，打跑了日本鬼子，在老百姓看來，跟著共產黨什么事都能辦到。我也是這其中的狂熱分子，當時就是真誠地相信合作化運動是億萬農民的“金橋”，根本不可能去想象后果。

　　我覺得，農業合作化無論多少年后想起，都是中國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大事件。歷代農民運動從李自成、捻軍到太平天國，都沒有解決農民問題。唯有中國共產黨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成功了：把農民真正調動起來了。從這點來講，即使它最終失敗了，也算一種勝利。那種情景至今想起，還讓人興奮。

　　●假如重寫《艷陽天》、《金光大道》，您還會寫成原來那個樣子嗎？

　　不會。作品是有階段性、時代性的，歷史就是這么過來的。

　　“我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后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

　　●有人認為您的作品至少在客觀上被一些“左”的人利用了，比如您與江青接觸過。您自己也說過寫《艷陽天》是“為了配合合作化，配合農村政治形勢”。您怎樣看作家與政治的關系？

　　與政治的關系，我想不可泛泛而論，我那個時代還是密切些好。我認為作家不能完全脫離開政治，而且得懂政治。作家還必須具有“擁護什么，反對什么”的客觀標準。

　　我寫《艷陽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我的創作沖動和激情，沒有人要求我按照他們的某種路子寫。

　　我與江青見過幾面，她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我的作品的看法。后來的《西沙兒女》就是她要我寫的。一開始我覺得為難，因為沒有生活體驗，后來寫下去了，也就沒什么了。但是還是缺乏生活，因此把北方的生活給借過去了。今天看來那是我的敗筆。

　　●《艷陽天》在那個年代曾經創下了發行350萬冊的紀錄，有人認為是政治的“造勢”成就了您，您同意這種評價嗎？

　　《艷陽天》產生這么大的影響有其被政治利用的一面，但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作品符合人們的心思。實際上當時也不真的就我一個作家，南京北京都有一些作家，但影響不大。《艷陽天》是從鄉、公社到縣里，一級一級號召大家看，群眾也喜歡看。當時一個公社支持另一個公社，就會敲鑼打鼓送《艷陽天》。那時也沒有什么文化生活和教育群眾的手段，現在看來，形成那樣的影響也很正常。

　　●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最喜歡哪一部？

　　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歡《金光大道》，不是從藝術技巧上，而是從個人感情上。我是農民的兒子，我一直想用筆給農民樹碑立傳，《金光大道》圓了我的夢

　　我們這一代人，不僅僅是想當作家才搞文學創作的，我們首先是個革命者，為了推動革命事業向前發展，“團結人民，教育人民”一同干革命事業，這才拿起筆來，寫出作品，有了成績，終于成了作家的。我當了8年村、區、縣基層干部，又干了8年采寫農村生活的記者、編輯后，才開始寫《艷陽天》、寫《金光大道》。像腌菜一樣泡在生活中，腌久了總能收進新生活的味兒。

　　盡管有一些遺憾，但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后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一直以筆為錄，記錄了中國農村、中國農民，我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

　　這些年來，確實有孤獨的感覺，也很少能進入評論家的視野。我也有意識地遠離文藝界，主要覺得跟他們沒有交流的語言。十幾年前我寫《山水情》的時候，很多東西還能理解，現在的很多東西我已經無法理解了。包括現在一些作家寫的東西，我看不懂。

　　采訪結束后，浩然堅持把記者送到門外。他的家靜靜地佇立在一片漂亮的獨家小院中。浩然告訴我們，鄰居們都是三河的農民，很富裕，很有錢，或者說都是暴發戶，住在這里他感到很壓抑。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覺呢？”記者不解，“幾十年來，您不是一直盼著農民兄弟們過上好日子嗎，如今他們終于富起來了，您怎么反而感到壓抑呢？”

　　“他們都是靠倒賣建材先富起來的，”浩然說，“更多的農民不這樣”。我們問：“在您心里是否和那些粘著泥土味兒的農民更親，跟他們更能認同呢？”

　　浩然沉默，然后微笑。

（原載《信息日報》）

浩然(1932-- )，原名梁金廣，出版各類作品近八十種、超千萬字，是當代中國文壇最高產的作家。處女作是1956年冬發表的短篇小說《喜鵲登枝》。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艷陽天》(共3卷)、《金光大道》(共4冊)、《蒼生》、《樂土》；中篇小說《彎彎的月亮河》、《浮云》等；中篇小說集《嫁不出去的傻丫頭》、《碧草巖上吹來的風》等；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杏花雨》等；兒童文學集《幼苗集》、《機靈鬼》等；《浩然文集》(2卷)，《浩然選集》(5卷)。

　　《艷陽天》是最能顯示浩然五、六十年代創作風格和藝術成就的代表作。它通過京郊東山塢農業生產合作社麥收前后發生的一系列矛盾沖突，勾勒出農業合作化時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畫卷，精細地刻畫了農村各階層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熱情地歌頌了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新生力量。小說的情節曲折豐富，結構完整緊湊，人物形象生動傳神，語言樸素曉暢，顯示出鮮明的藝術特色。小說自然帶有不可避免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色彩。可貴的是《艷陽天》里塑造了眾多可信可愛的貧苦農民的形象和真實生動的落后農民的形象，更為可貴的是，浩然通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達了社會主義永遠是“艷陽天”的堅強信念。不論是描寫、敘事還是抒情，對社會主義的贊美都由衷地流諸筆端，全書自始至終洋溢著一種樂觀主義精神。

　　《蒼生》是新時期的代表作，描寫的是冀東農村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業一家為主線，展現出新時期農村的眾生相。在藝術上，更注意開掘人物的內心世界，語言依然保持樸實、生活化的優點。

　　浩然和劉紹棠是當今中國農民最喜歡的兩支筆。劉紹棠愛寫多情重義的女子和粗獷豪爽的漢子，浩然擅長刻畫安分守已、吃苦耐勞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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