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主義按照西方標準提出問題，再通過收集中國資料加以回答。顯然，答案早已有之，至于中國的真實情況是什么，他們的研究能否真正認識中國，并不重要。

　　從18世紀中期開始，隨著西方國家國內形勢變化，“唱衰中國”的風氣逐漸占據學術主流。“中國歷史停滯論”正是在此時期形成氣候。這一論調的核心可以總結為，“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黑格爾語）。該說以西方標準衡量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變化，宣稱中國是一個“一再重復”、停滯墮落的國家，否定了中國進步的可能。此說影響深遠，甚至在20世紀的“現代化理論”中也能找到蹤跡，其背后隱藏著西方中心論的幽靈，表達的只是西方根據自己的需要對中國的想象與建構，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國歷史的本質和規(guī)律。

　　西方“進步史觀”的產物

　　認同“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西方學者“唱衰中國”，他們將中國歷史治亂交替、王朝更迭的表象，當作中國歷史的演進規(guī)律，核心目的是迎合知識界、商界等群體的需要。

　　1748年，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批評中國是專制主義，“在禍患無窮的壓力之下，雖然曾經愿意給自己戴上鎖鏈，但都徒勞無益，它用自己的鎖鏈武裝了自己，從而變得更加兇暴”。伏爾泰、萊布尼茨心目中的理想國突然變成令人厭惡的專制國家。孟德斯鳩的出發(fā)點根本不是為了認識中國，而是為了“印證他的政體理論”，所以他筆下的中國自然是片面的。延續(xù)著孟氏“專制帝國”說的“中國歷史停滯論”，正是這股“唱衰中國”潮流下的產物。該說運用“進步史觀”將中國放置于歷史長河中進行定位，認為中國在科學、文化、藝術等領域雖然起步很早，也取得曾令西方艷羨的成就，卻始終沒有發(fā)展，沒有進步，處于一種停滯狀態(tài)。孔多塞和黑格爾是該說的代表。

　　孔多塞是西方歷史哲學中“進步史觀”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一書中將人類精神的發(fā)展從低向高分成10個階段，中國僅僅處在第三個階段，即剛剛走出游牧時代的農業(yè)時代，還未能進入科學發(fā)展階段。在孔多塞看來，火炮知識沒有讓中國免于被征服，印刷術的發(fā)明也無助于人類精神的進步。中國雖然有科學，但各種發(fā)明卻沒有推動中國進步，反而陷入停滯狀態(tài)，被其他民族超越。他認為，以火藥為例，西方人發(fā)現了火藥的秘密，“它在戰(zhàn)爭藝術方面造成了一場意想不到的革命……開化的民族就不再害怕野蠻國家的盲目的勇武了”。同時，“摧毀對人類自由和對他們的真正平等的最后這道障礙的，卻是由于最初一眼看去似乎是在威脅著要消滅整個人類的這樣一種發(fā)明”，此處指的也是火藥，而中國僅僅把火藥用于制作鞭炮和焰火。顯然，孔氏評價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一邊。

　　黑格爾的論述相比孔多塞要更加嚴密，也更具蠱惑性。在黑格爾看來，觀察歷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是萬物的本質和真理”。但“在東方的國家生活里，我們看到一種實現了的理性的自由，逐漸發(fā)展而沒有進展成為主觀的自由。這是‘歷史的幼年時期’”，其表現之一就是“持久、穩(wěn)定”，“重復著那終古相同的莊嚴的毀滅”。“重復”就意味著沒有“變化”，沒有“進步”。雖然黑格爾也承認中國往昔取得的成就，但他認為中國的成就“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所以無從發(fā)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后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黑格爾的“歷史”與“進步”聯系在一起，而中國沒有發(fā)生黑格爾心目中所謂的“變化”，也就被認定在歷史之外。用黑格爾的話說，“我們所了解的這個國家的現狀在古時就已如此。中國甚至到了沒有歷史的地步”。此外，蘭克也認為中國處于“永恒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穆勒則認為中國是“固定不變”的，類似觀點不一而足。

　　以西方標準歪曲中國歷史

　　為什么孔多塞、黑格爾等人會有這些不合史實的觀點？這與他們腦海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觀念有直接關系。西方中心主義按照西方標準提出問題，再通過收集中國資料加以回答。顯然，答案早已有之，至于中國的真實情況是什么，他們的研究能否真正認識中國，并不重要。

　　以黑格爾為例，他按照不同方式將世界歷史分為不同的發(fā)展階段，無論哪一種方式，中國都被歸類于歷史初級階段，中國的形象也一直處在原始的、落后的、停滯的狀態(tài)。蒂普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傳統社會’，顯得沒有變化，僅僅是因為在給這些社會下定義時就認為……除按照西方經歷的方向發(fā)生之變化外，不承認有任何其他重要的變化”。在黑格爾等人所處的時代，西方正在積極構建以理性為標準的現代性話語工程，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以西方現代性標準審視中國，凡是與西方不一樣的事物，自然全部被歸類到傳統的序列中。縱使中國存在變化，也會因為沒有按照西方的路徑行進，而被解釋成“傳統范圍的變化”。

　　與對待中國截然相反，黑格爾在每一種劃分方式中，都把西方放到了最后一個階段，始終將西方文化認定為人類最先進的文化。伴隨著西方的軍事霸權，這種話語體系被逐漸推廣到全世界。將西方現代化發(fā)展邏輯作為審視非西方國家的標準，其結果自然是西方的預期而非實情。因此，西方人建構的“停滯”的中國形象，只是想象的產物，他們企圖通過凸顯中國歷史的一些實情，遮蔽另一些實情，制造出一個想象的中國，實現其特定目的。

　　比如，17世紀末和18世紀一些西方學者的言論，便遭到黑格爾等人的刻意回避或者重新評價。萊布尼茨曾這樣評價中國，“昔日有誰會相信，地球上還有這樣一個民族存在著，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各方面都有教養(yǎng)的民族過著更具有道德的公民生活呢？但從我們對中國人的了解加深以后，我們卻在他們身上發(fā)現了這一點”。所以萊氏認為，“鑒于我們目前面對的空前的道德沒落狀況，似乎有必要請中國的傳教士到歐洲給我們傳授如何應用與實踐自然神學，就像我們的傳教士向他們教授啟示神學一樣”。伏爾泰十分推崇清朝的治理原則，“我們對于中國人的優(yōu)點即使不崇拜得五體投地，至少也得承認他們帝國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優(yōu)秀的”。然而，黑格爾只是簡單地將這些成就歸于中國“古時就已如此”，根本就沒讓其進入他所謂的“歷史”之中。18世紀后半葉的德國學者赫爾德說得更加直白，“拿歐洲人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民族在科學上建樹甚微。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由此可見，“中國歷史停滯論”是根據西方需要主觀建構的，表達的是西方的“愿望”，而非中國的歷史事實，目的是否定中國的進步，推廣西方的所謂“普世性價值觀念”。

　　西方中心主義的幽靈

　　“中國歷史停滯論”以及傳統與現代兩極對立等觀點，對20世紀“現代化理論”產生了極大影響，而“現代化理論”又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框架——“沖擊—反應”論、“傳統—近代”論的理論根源。因此，黑格爾等人的“中國歷史停滯論”在改頭換面后滲入美國中國學家的腦海中，成為他們看待中國歷史的重要出發(fā)點。

　　柯文曾經對美國的中國學著作作出總括，“一個停滯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國，等待著充滿活力、滿載歷史變化的西方，把它從無歷史變化的不幸狀態(tài)中拯救出來……只是，它不是從自身解放出來。而是從我們解放出來。不是從事實上的無變化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而是從一種由外界強加的無變化之看法中解放出來。這種看法的根源在于對什么才算變化，以及哪種變化才算重要的某種特殊的（而且是十分狹隘的）界說”。柯文進一步闡釋道，“沖擊—反應論框架注重的是，中國對于西方沖擊的反應，雖然研究的是中國，但是卻是以西方為衡量標準的”。比如1800年后中國的一些內生性變化，因為不符合西方對于“變化”的認定標準，就被美國史家所忽略。而另外一些變化，因為符合西方的現代化發(fā)展要求，比如總理衙門等，則受到美國史家的歡迎和重視。“傳統—近代”論也是如此，它把中國歷史分為傳統與近代對立的兩個部分，傳統代表停滯、保守，近代或現代代表進步與開放。這里的“近代”不是中國的近代，而是西方式的近代，中國的傳統必須發(fā)展成“西方的近代”才算成功。這一點與“沖擊—反應”論的基調是相同的。

　　以西方經驗作為標準的研究模式，在后來的發(fā)展中也有所改變。一些西方學者也承認中國傳統社會某些因素已具備現代基因，例如狄百瑞的儒家文化研究、羅友枝的晚清識字率研究等。雖然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入，但仍沒有消解“中國歷史停滯論”帶來的偏狹觀念，還是以西方模式為主要特征，其問題意識依然來自西方，而不是中國。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本原因，是縈繞在西方學者腦海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幽靈在作祟。對此，中國學者不僅要對西方理論保持學術的敏感和清醒，更重要的是，積極構建中國自主的歷史學知識體系。

　　作者單位：南陽師范學院歷史學院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