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俄共（布）十一大和共產國際四大上，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分析和思考：俄共（布）學會了如何將新經濟與農民經濟結合，認識到要“從頭學起”如何管理企業，如何在無產階級國家中發展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與此同時，列寧清醒地認識到，蘇聯雖然克服了嚴重的內部政治危機，但經濟上仍是落后的國家，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歲月里，列寧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內憂外患情況下如何推動國家機關轉型、加強文化工作，以及如何在戰略戰術的平衡中建設社會主義給出了指示與思考。列寧的這些思考，至今仍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列寧    社會主義    新經濟政策    國家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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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內憂外患和經濟瀕臨崩潰的情況下，蘇俄政府在1918年—1920年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此后，由于形勢變化，列寧經過充分考慮，于1921年3月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經濟政策以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新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以征收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這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新經濟政策還允許外資企業管理國家暫時無力經營的企業，恢復商品貨幣關系，對生產進行調節。本文結合1922年—1923年列寧涉及新經濟政策的報告、著作及其在生命最后時刻留下的經典著作《論合作社》《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分析其對落后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思考。

　　一、新經濟政策的挑戰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新內涵

　　1922年3月27日，列寧代表中央委員會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總結了執行新經濟政策一年來的三點經驗。新經濟政策是蘇俄經濟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標志著內憂外患時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終結。

　　（一）新經濟政策的三大經驗

　　第一點是最令人欣慰的，“找到了我們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經濟同農民經濟的結合”，“以前沒有這種結合，所以現在我們首先要建立這種結合”，經濟建設必須“使我們在大工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工作同每個農民從事的工作結合起來”。對列寧來說，這就是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基本政治教訓：“同農民群眾，同普通勞動農民匯合起來，開始一道前進，雖然比我們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體群眾卻真正會同我們一道前進。”

　　第二個經驗實際上是一種挑戰，同時也是新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通過國營企業同資本主義企業的競賽來檢驗共產黨人的經營管理水平”。列寧公開表示，問題在于“我們不會經營”。但是，在合營公司（既有國有資本，也有私人資本，既有外國資本家，也有俄國資本家）以及更廣泛的生產領域，通過這一檢驗至關重要，“或者我們能在這場同私人資本競賽的考試中及格，或者我們完全失敗”。無論如何，從這里得出的教訓是要“從頭學起”。

　　列寧強調的第三點經驗涉及國家資本主義。在部分意義上，列寧的這一報告和前后幾個月的其他著作都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新的闡述。列寧在與布哈林的教條主義立場進行論戰時指出，書里“寫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沒有一本書寫到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片言只語，他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找出路”。事實上，“照所有經濟著作解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這些或那些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資本主義。但是我國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它依靠無產階級，給無產階級種種政治上的優先權，并通過無產階級把下層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換句話說，“我們的社會雖已脫離資本主義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不過領導這個國家的已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我們不愿了解，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應當將之納入一定范圍的資本主義，但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本領把它納入這些范圍。全部問題就在這里。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將來會怎樣，這就取決于我們了”。列寧指出，在蘇維埃國家，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界限是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即共產黨來決定的。但這個先鋒隊必須能夠做到這一點，但到目前為止，它還缺乏這種本領。列寧的想法是在私人資本主義（這一點必須被允許，“必須讓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流轉能夠像通常那樣運行，因為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和國家政權之間建立一種二元政治結構。然而，若掌權者無能，二元政治結構下的國家政權會面臨失控的危險。值得指出的是，對列寧來說，這種權力就是經濟權力。正是在經濟領域，它必須戰勝私人資本。這種勝利不是靠法令實現的，而是靠比私人資本更好地組織經濟的能力（要實實在在地證明）。

　　（二）新型國家資本主義

　　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列寧再次談到了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這次是在《關于俄共（布）政治報告的總結發言》中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論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只能這樣理解并且應該這樣理解”。列寧反駁道，這是一種經院式的論斷，革命后俄國的發展呈現出“不管是馬克思還是哪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未能預見到”的新特點。事實上，蘇維埃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非常意外的、誰都絕對預見不到的資本主義，因為誰也無法預見到，無產階級竟會在一個屬于最不發達之列的國家中取得政權；它起初試圖為農民組織大規模的生產和分配，后來由于文化條件所限無力完成這個任務，不得不采用資本主義”。簡言之，“我們現在的國家資本主義并非德國人論述過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經我們容許的資本主義”。因此，“應該使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無法越出也不敢越出無產階級為之規定的范圍和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條件”。

　　列寧認為，蘇維埃俄國之所以能夠應對這一挑戰，有其實質性的客觀原因：國家掌握了土地和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正如他在1922年11月13日向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所說的：“我們在我國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它與國家資本主義的通常概念不同。我們掌握了一切經濟命脈……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同從字面上理解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區別就在于我們無產階級國家不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

　　這基本上闡釋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在政權屬于資本的社會里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國家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得到國家的認可并受國家的監督，從而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國家里，做法相同，但是這有利于工人階級，目的是為了和依然很強大的資產階級抗衡和斗爭。”但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列寧提到了更多內容。他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國家中，主要生產資料屬于國家，這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具體特征。

　　盡管列寧進行了澄清和區分，但“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使用在黨內仍存在爭議。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關于俄國新經濟政策和世界革命》的報告，列寧對此表示贊賞，并建議在報紙和宣傳冊上發表，認為托洛茨基的報告“特別適合向外國公眾宣傳我們的新經濟政策”。但是，托洛茨基本人在報告中表示，就蘇維埃俄國的情況，他不能接受使用“國家資本主義”一詞。

　　（三）成功與失誤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意義重大。因為列寧在報告中不僅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了反思，而且為大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即在新經濟政策執行一年半之后對其成功之處進行總結。

　　對列寧來說，第一個成功是克服了蘇維埃俄國最嚴重的內部政治危機。在這里，列寧特別強調了貿易自由，然后提到了在征收糧食稅方面取得的良好成果，而且幾乎沒有發生農民抗議和暴動的情況。“在1921年以前，農民暴動可以說是俄國的普遍現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沒有了。農民對他們目前的境況是滿意的。我們可以放心地下這個論斷。”列寧的這些論述基本上得到了近代史學界的認同：“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約2200萬個農民家庭不僅實現了擁有土地的夢想（他們現在擁有95%的土地，每個家庭擁有8公頃以上的土地），而且還實現了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這些土地和安排自己生活的愿望……總之，新的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利于農民。”輕工業有了普遍的高漲。相比之下，重工業的形勢依然嚴峻，部分原因是蘇聯被切斷了與國際資本市場的聯系。不過，列寧強調國家已開始撥出資金（盡管仍然是不夠的）重建重工業。

　　但是，列寧的講話一如既往地完全沒有后來蘇聯各個歷史階段所特有的那種自我滿足的勝利感，不乏對失誤、錯誤及其根源的反思，“毫無疑問，我們過去干了而且將來還會干出許多蠢事來”。主要有四個原因：“第一，我們是個落后的國家。第二，我國的教育程度極低。第三，我們得不到外援。沒有一個文明國家幫助我們，相反地，它們都在反對我們。第四，由于我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過錯。”仔細觀察，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從反面提到了列寧所認為的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性、群眾文化的發展、西方革命以及與沙皇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家機關決裂。但是，列寧在談到最后一個問題時，帶著憂慮和諷刺：“我們接收了舊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是我們的不幸。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常常反對我們。事情是這樣的，1917年我們奪取政權之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曾對我們實行怠工。當時我們被嚇住了，便請求說：‘請回到我們這兒來吧。’于是他們全都回來了，而這就是我們的不幸。現在我們有一大批職員，但是缺乏有相當真才實學的人來切實地管理他們。實際上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在這里，在上面，在我們執掌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工作人員還在勉強履行其職責，可是在下面，他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對我們的措施……在這方面，短時期內是沒有辦法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在這方面我們要作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善機關，改變它的面貌并吸收新的力量。”在這里，第四點與第二點即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聯系在一起：“我們辦了蘇維埃學校和工人預科，有幾十萬青年在學習，也許學得太快了，但是，工作總算是開始了，我想，這個工作一定會收到成效。”

　　二、列寧生命最后階段對合作社與國家轉型及文化工作的思考

　　當列寧用德語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已經病了一段時間。到1920年年底，列寧嚴重的健康問題顯現出來，表現為偏頭痛、失眠和注意力難以集中。1921年12月，列寧原計劃在哥爾克休假一周，結果實際休養時間遠遠超出了預期。1922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是列寧能夠參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會，盡管他的閱讀能力和與代表們交談的能力都有所下降。1922年5月27日，列寧第一次中風，暫時喪失了清晰的語言表達和書寫能力。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的健康情況有所好轉。10月2日，列寧得以全力恢復工作，并于11月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但在12月中旬，第二次中風再次使他喪失了寫作能力。從那時起，在嚴格的醫療監護下，列寧每天只能工作幾個小時，別無選擇之下只能自己口述文稿。列寧在世時，秘書們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個月里根據其口授所撰寫的文稿只出版了一部分。從他的經濟思想的角度來看其中兩篇尤為重要：第一篇是1923年1月發表的《論合作社》，第二篇是于1923年3月2日口述完成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幾天后，即1923年3月6日，第三次中風使列寧喪失與人交流的能力，直至1924年1月21日去世。

　　（一） 蘇維埃政權與合作社的新作用

　　《論合作社》一文闡述了合作社在新經濟政策背景下的新作用，其重要性超出了它所涉及的具體主題。列寧的出發點是這樣的：舊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理應受到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但為什么這些幻想與現實脫節呢？因為他們“不懂得工人階級為推翻剝削者統治而進行的政治斗爭的根本意義”。簡言之，合作社成員的烏托邦主義就是認為可以只通過發展合作社制度來實現社會主義。然而，國家政權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全部生產資料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在新經濟政策中，“我們向作為商人的農民作了讓步，即向私人買賣的原則作了讓步……現在我們發現了私人利益即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合適程度，發現了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合適程度，而這是過去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碰到的絆腳石”。在這一新的背景下，合作社（“曾被我們鄙視為做買賣的合作社”）成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重要的是讓全體居民人人參加合作社。列寧毫不諱言，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國家必須在“經濟、財政、銀行方面給合作社以種種優惠”。

　　合作社問題也為列寧提供了一個機會重申自己對國家資本主義的看法。他一方面區分了“普通的國家資本主義”和“那種特別的，甚至非常特別的國家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又宣稱這兩種國家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繼承性的聯系”。在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合作社具有不同的性質和作用：“私人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前者是集體企業，后者是私人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首先是私人企業，其次是集體企業”；“在我國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產資料是屬于國家即屬于工人階級的”。在這個語境中，列寧并沒有把蘇俄的制度與國家資本主義相提并論。基于以上觀點，列寧得出結論：“在我國的條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

　　（二）改造國家機關與文化工作

　　隨著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需要轉變的不僅僅是合作社的概念。在列寧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根本的改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為國際關系，不是因為必須為我們在國際范圍內的陣地進行斗爭，我真想說，我們的重心轉移到文化主義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系撇開不談，只就國內經濟關系來說，那么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于文化主義。”

　　列寧指出，“我們面前擺著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任務是“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收過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這種機關，我們在五年來的斗爭中還來不及也不可能來得及認真加以改造”。第二個任務是“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這種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經濟目的來說，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實現了合作化，我們也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腳跟”。文章的結尾提到了“文化革命”的概念，并闡明了其文化和物質前提：“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

　　值得注意的是，《論合作社》一文，更具體地說，指出合作社的發展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這一點，在1925年被斯大林和布哈林用來證明列寧一度確信俄國具備建成社會主義的所有要素，不需要外國資本 。

　　（三）在戰術和戰略之間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列寧在最后一篇著作《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提出了這方面的一個問題：“在我國這種小農和極小農的生產條件下，在我國這種經濟破壞的情況下，我們能不能支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呢？”列寧承認，西方國家完成這一發展過程不會“像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它們完成這一發展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里平衡“成熟”，而是經過“對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戰敗國進行剝削，再加上對整個東方進行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此外，資本主義列強還通過煽動國內戰爭，在俄國至少部分地取得了它們想要的結果：“它們并沒有推翻革命所創立的新制度，但是它們也不讓新制度能夠立刻大步前進，以證實社會主義者的預言，使他們能夠迅速地發展生產力和發揮所有能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的潛力，并向所有的人直觀地清楚地證明：社會主義蘊藏著巨大的力量，人類現在已經轉入一個新的、有著光輝燦爛前途的發展階段。”俄國被拋回到過去的經濟水平，“國民勞動生產率，整個說來，現在比戰前低得多”。

　　有鑒于此，“怎么辦？”這個問題的提出顯然是為了應對和防御。列寧首先敦促大家謹慎行事：“這樣的形勢下，我國應該采取怎樣的策略呢？顯然應該采取這樣的策略：為了保住我國的工人政權，為了保持工人政權在我國小農和極小農中間的威望和對他們的領導，我們必須極其謹慎小心。”

　　在這篇文章中，列寧像在以前的著作中一樣，對亞洲被剝削人民起義的世界歷史意義提出了非凡的見解：“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如下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列寧認為，在這個基礎上（而不再是在西方取得革命勝利成果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

　　但俄國共產黨必須提出的問題是戰術性的，而不是戰略性的：“我們關心的并不是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這種必然性。我們關心的是我們俄國共產黨，我們俄國蘇維埃政權為阻止西歐反革命國家扼殺我們所應采取的策略。”列寧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歸結為幾個要點：一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建成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里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他們的信任”；另一方面，“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國家機關厲行節約。我們應當把沙皇俄國及其資本主義官僚機關大量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一切浪費現象的痕跡鏟除干凈”。這些策略所表現出的謙恭使得列寧提出了一個問題——“這豈不是會成為農民局限性的天下嗎？”他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不會的。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我們就有可能在我國靠大力節約把任何一點積蓄都保存起來，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簡言之，列寧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給出的指導，是一條循序漸進、平穩發展的內部積累道路。這條道路將最大限度地削減官僚機器視為其基本前提之一。

　　三、結語

　　在此后的歲月里，蘇聯經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內部積累和經濟現代化進程關于西方學者研究蘇聯工業化進程較有代表性的著作，。然而，這一進程并非循序漸進的，且其中不乏社會創傷。這一進程的特點是官僚機器及其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的擴張。當然，本文的主題不允許在這里對其展開更具體的評析，但毫無疑問，官僚機器的擴張并不符合蘇維埃俄國創始人的最后指示。

　　盡管如此，列寧在領導蘇維埃政權的最后一年所作出的理論貢獻，注定會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后來的發展產生影響。其中包括以下主題：社會主義建設的復雜性；要能夠從革命后的社會背景出發，將反對教條主義重新定義為理解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現實而產生的理論范疇；國家轉型和工人文化解放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注定要從歷史的客體變為主體的亞洲被剝削人民的起義，對于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的勝利至關重要。這些主題在一個世紀后的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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