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讀到了《公有制私有制與生產力》（今日頭條：原創2024-05-12 19:04·老王老師雜談）一文。文章先是談到有位網友講到的“短缺和過剩是公有剩存在的條件。生產力的發展消除了短缺，產生了私有。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集中過剩，這時，資源環境的過度消耗，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私有限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公有就在比原始公有更高一級的基礎上產生了”的觀點。

　　對此，作者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見：“他把原始共產主義歸結為短缺，共產主義歸結為過剩，私有制歸結為二者之間的狀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生產力太差，只能實行原始共產主義，生產力極大提高，也可以實行共產主義，只有中間狀態，才會造成分配不均的私有制。這說得通。不過這種說法容易給人造成一種誤解，好像生產力決定一切，大家只要等著生產力發展，共產主義自然就來了。事實并非如此，事實是生產力要形成生產關系的，生產關系就是人與人的關系，生產過程發展充滿了代表不同生產力的階級之間的斗爭，這種斗爭貫穿著人類歷史，反過來對生產力產生巨大的影響。事實上按照現在人類的生產力，讓全人類每個人都達到溫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你看，還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生產力的存在必然要形成相應的生產關系，這是十分正確的。但還應該看到的是，生產力，并不只是自然生產力，也是有它的社會屬性的。因為我們說的生產力，總是某個社會環境中的生產力，單純的孤島上的魯賓遜式的、脫離社會的生產力是不存在的，或者說只是偶爾存在的。

　　我們可以把社會生產力在思維上抽象出只是人與物的結合形態，因而是物質生產力，但是，當我們面對現實時，任何現實的生產力都是社會生產力。

　　同樣地，社會生產力也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還可以進一步具體到某個社會的生產力，如封建社會生產力、資本主義生產力、社會主義生產力等等，這都是與具體的社會環境結合在一起的生產力。因此，要發展生產力，需要我們研究具體的社會生產力的特點和發展要求。

　　有人會說，“勞動者在進行生產勞動中，是沒有階級性的。如那個富士康公司，招工生產手機，電腦。無論是在什么國家，是在中國，在美國，還是在印度等等，工人的安排，生產工序，流水線等等都是一樣的。沒有什么性質的變化。中國人可以到美國去打工，美國人也可以在中國找工作，沒有什么區別。可見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者是沒有什么階級性的。中國的工人，美國的工人。在工廠里是一樣的。而且經常的是干一樣的活。”“然后我們再說生產資料。即勞動工具與原材料。就更談不上階級性了。日本的機床，汽車，美國的電腦，手機。到中國來，其本身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如果我們說日本的機床，汽車是資本主義的機床，到了中國就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機床。美國的手機，在美國是資本主義手機，到中國就變成了社會主義手機能這樣說嗎？顯然是不能機床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其本身的結構變化發生任何變化的。可見生產工具本身也是沒有任何階級性的。”

　　我們知道，商品是兩重性，它具有自然屬性的使用價值，又有社會屬性的價值，同一種商品，包含有人和物結合的自然屬性和人與人結合的社會屬性。商品是兩重性的，自然，生產商品的生產過程也是兩重性的：它既是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又是價值的生產過程。由商品的兩重性和商品生產過程的兩重性，我們不難知道，生產力也是具有兩重性的：同一種生產力，它既是某種使用價值的生產力，同時又是價值的生產力。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考察價值生產力的不同區別。

　　我們知道，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力的水平是很低的。但是，生產隊社員夫婦兩個勞動力卻可以養活一個七、八口之家，可以負擔三、五個孩子從出生到成家立業的生活支出。而現如今已經四、五十年過去了，生產力水平早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現在的農民，哪怕是夫婦兩個既打工又種田，負擔一個孩子的成長生活消費都非常吃力，而當今社會因為養不起而不生孩子，甚至不結婚的都大有人在。

　　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

　　這就是兩個不同時期所發展的生產力性質不同。

　　在人民公社時期，由于實行按勞分配，每個社員都可以憑借勞動投入參加生產隊的年終分配。生產隊按照“補償消耗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的順序和模式進行分配，勞動者的公共需要和個體消費需要是在扣除了生產資料價值消耗之后才能滿足，而且社員的勞動收入是最后的、以余額形式出現的生產成果。因此，人民公社的生產模式，從價值運動的性質看，就是消費價值生產方式。與此相類似，凡是實行按勞分配的企業，其生產方式與產權模式的企業的生產方式具有了性質上的區別，那就是消費價值生產方式與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區別。從1956-1983年的25年人民公社時期，我國人口增加了四個億，以六、七億人口為基數，平均每年增加1600萬人。從整體上看，人民公社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成績是非常顯著的。正是有了這一時期的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實現的經濟基礎，才有了改革開放之后的所謂世界工廠和人口紅利，才有了世界第二經濟體。這種成就是建立在消費價值生產方式的基礎之上的，而消費價值生產方式形成的生產力是消費價值生產力。

　　在改革之后，不僅農業恢復了農民的個體經營，而且大部分公有制企業，包括中小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了，私營企業或民營企業，在2006年時已經超越公有制企業居于主體地位。私有化的生產方式，甚至沒有私有化的國有企業生產方式，都在勞動力市場化條件下普遍采用了資本的生產方式。因此，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得到了廣泛的普及。而剩余價值生產方式所形成的生產力，則是剩余價值生產力。也就是說，改革之后，我們所發展的生產力已經不再是消費價值生產力，而變成了剩余價值生產力了。現在，我國雖然有14億人口的基數，但近兩年卻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這種變化正是與生產方式的改變，與發展的生產力性質的改變所相關的。

　　為什么改革開放之后會出現這種變化趨勢呢？

　　我們分析一下兩種生產方式條件下發展生產力的區別。

　　在按勞分配的條件下，勞動者的收入表現為消費價值量的波動。因此，我們把這種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以滿足勞動者消費需要為目的的生產方式，稱為消費價值生產方式。消費價值生產方式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每個勞動者都可以憑借勞動投入，參加企業生產成果的分配。譬如在生產隊，每個社員，只要是參加了集體勞動而取得了一定數量的工分，那在糧食和現金分配時都可以憑借工分分得自己的一份現金或產品。由于是每個人都參與分配，而且這種分配在主要靠體力勞動投入的情況下，所反映的差別相對而言比較小，因而讓許多人把生產隊的按勞分配誤解為平均分配，這顯然是一個天大的誤會。而且，在生產隊那個時期，社員之間那怕只是相著幾十元錢，也已經是較大的差別了，因為那時就是找個老婆結婚，化個上個一、二百元也足夠了。一是每個人都可以憑借勞動投入參加分配，第二是每個人的收入差別決定于勞動投入的差別。因此，消費價值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共同富裕生產方式；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建立這種消費價值生產方式，必須發展消費價值生產力。

　　在按資分配條件下，勞動者是沒有權利進入生產成果的分配圈的。只有企業的老板或股東才是資產者，才有權利進行企業生產成果的分配。按資分配的企業經營的目標是盈利最大化，而作為員工收入的工資和人工費用，作為成本是企業經營的最小化目標。因此，在按資分配條件下，在分配上的區別是大多數勞動者與資產者的區別是有權或無權參加生產成果的區別，即絕大多數勞動者無權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只有資產所有者或少數股東、高管或關鍵崗位員工才能進入盈利分配的圈子。因此，按資分配企業的生產力性質上是剩余價值生產力，是少數人發財，多數人貧困的兩極分化的生產力。

　　從生產力到社會生產力，再由社會生產力到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生產力，我們發現，當我們談到發展生產力時，必須更進一步具體到發展剩余價值生產力還是發展消費價值生產力的根本區別之上。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談到發展生產力，應該是指發展消費價值生產力，而不是剩余價值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根本區別。

　　在這里，我們得到的認識是，我們要把發展生產力具體為發展消費價值生產力。即滿足全體勞動者消費需要的生產力。

　　我國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指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那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在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關決定中提出了堅持“兩個主體”的要求一一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堅持按勞分配主體地位。按勞分配應該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分配方式。因此，“兩個主體”實質上也就是一個主體，即堅持按勞分配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按勞分配，顧名思義，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分配方式，屬于勞動者的勞動所有權。因此，要實現按勞分配，就必須建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基本制度，即勞權制度。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必須堅持“兩個主體”，而堅持“兩個主體”本質上就是堅持勞權制度與公有制相結合的勞權經濟為主體的基本要求。

　　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公有制企業中，由于勞動者人人都參與企業生產成果的分配，企業形成的價值增量要么是滿足勞動者不同范圍的公共需要，要么是滿足勞動者的個體消費需要，再也不存在什么剩余價值。在這里，以生產成果形式出現的、與企業經營狀況和市場變化相關聯的價值量，性質上已經是消費價值，而不是剩余價值了。因此，如果我們確實堅持“兩個主體”，建立了以公有制與勞權制度相結合的經濟體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我們也就實現了從發展社會生產力到發展消費價值生產力的根本轉變。

　　由此可見，實現從發展生產力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根本轉變，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堅持“兩個主體”的基本要求，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質上必須是勞權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

　　實現從發展生產力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認識，是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客觀要求。堅持“兩個主體”，需要我們重視建立與勞權制度相結合的公有制經濟，并力爭使勞權經濟上升到市場經濟的占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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